四維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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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民國時期的「四維八德」被認為需「破四舊」而加以毀壞。圖為廣州原國立中山大學西門牌坊背面的八德「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在文革時被人用水泥破壞。牌坊由國立中大首任校長鄒魯題字。
在台灣各地國小可見的「禮義廉恥」匾牌

四維八德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春秋時代齊國管仲把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中特別倡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八德」,當時稱為固有之道德。[1]

四維[編輯]

在《管子》牧民篇中有如下文字,應為「四維」的源起: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二曰、三曰、四曰。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民國廿三年(1934年),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發動新生活運動,確立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地位,並重新解釋為「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抗日戰爭時期再增修戰時的意義為「禮是嚴嚴整整的紀律,義是慷慷慨慨的犧牲,廉是實實在在的節約,恥是轟轟烈烈的奮鬥」。

八德[編輯]

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其中再次恢復了管仲提出的「四維」,去掉了「仁」,增加了「孝」與「悌」,將家族道德置於首位。隨著中國農業社會的發展,以家庭為本位的農業經濟日益穩定與發展,「家」對於農業經濟的發展,對於社會的祥和與穩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家」乃國之基,「家和萬事興」,因此「齊家」,家庭家族的凝聚也就日益重要。

面對西方強勢文化對於中國弱勢文化的衝擊,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都認為,道德是中國之長項,只要推陳出新,就能夠建構中國的新道德。梁啟超等維新派,試圖以「孝、悌、忠、信」這「四德」為基礎,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華,建構中國新道德。孫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新「八德」,這是「中體西用」、中西道德精華相融合的傑作。

新八德指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特別重視倡導,因共計有八字,故一般慣例簡稱為「八德」。孫中山說: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所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

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才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了。……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義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事實上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之一,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好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2]

民國廿三年,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發動新生活運動,八德與四維並為兩大主題。

參考[編輯]

  1. ^ 四維八德,中華百科全書
  2. ^ 孫文《三民主義》,台北正中書局,1978年重排初版,第65-69頁。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