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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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是一種社會制度。由共主中央王朝王室成員、王族和功分封領地,屬於政治制度範疇。狹義封建制指分封制,而廣義封建制度,請參見封建社會

「封建」即「封」,即天子把自己直接管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諸侯,並授予他們爵位,諸侯再分封卿大夫,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領地上有相當的自主權。分封是讓他們建立封國和軍隊,協助統治。

漢語對古代中國的中原王朝,所封之地稱為「諸侯」(「諸侯國」、「封國」或「王國」),統治諸侯(王國)的君主稱為「諸侯王」、「君」或「王」,也使用「諸侯王」的稱謂。同時,漢語對歐洲中世紀起的君主制國家也稱為「王國」,君主稱為「國王」,儘管兩者有所不同,但從純粹的土地分封來看兩者都是一致的。

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編輯]

「封建」一辭,最早見於春秋富辰之說:「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固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封建制度」中「封建」的原始含義,即「封」土而「建」國,「封」之本義起始於「丰」字,在殷墟甲骨文金文中,其字形狀如「植堆」,故「封」是「疆界」「界」之意[1]。「建」乃由「封」而來,「建」字可見於金文,指「建國立」;古文獻中之「封建」即「分封制」。

「封建」,簡單言之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諸侯,而使之建國於封建的區域。這是上古時代戰勝的部族對於戰敗的土地和人口施行的一種統治方式。由此可見,所謂封建,自應有部族戰爭以來已有雛形。但封建制正式起源於何時,近代學者說法不一,有人主張始於西周,有人主張始於商朝,有人主張始於夏禹

封建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起源時間已經難以考證。根據史記記載,黃帝時代,「諸侯咸來賓從」、「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這描述的便是早期的封建制度。時期則有「協和萬邦」,萬邦均以天子為共主。《尚書·禹貢》又記載夏禹舉行「分茅裂土」的儀式,分賜土地給諸侯。夏朝時還分封了斟灌斟鄩繒國褒國等同姓諸侯。商湯滅夏後,分封夏朝的後人於杞國,還分封了費國孤竹國等諸侯。商王武丁在位時,他的大臣侯雀侯告以及王后婦好婦井等人都擁有封地。到周朝時,封建制度的完善程度達到頂峰。柳翼謀謂:「自唐、至周皆封建時代,帝王與諸侯分而治之」[2],即從周朝,採用的都是封建制度。

周室鑑於當時諸侯之眾而又各據要津,後世必為共主之患,乃著興滅國,繼絕世之名義,封建諸侯,分封姬姓和功臣到各要地,利用各地原來的氏族部落建立國家,勢力始自上達下,周天子正式成為天下共主,周朝的封建規模正式完成。傳說中聖王的後裔和的遺民以及立功的將士,讓他們在地方作「諸侯」,分區管理,輔佐周王,被封的「諸侯」在「封國」內繼續分封,通過這種逐級分封,下級對上級承擔繳納貢物,軍事保衛,服從命令等義務。

周朝時期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劃分為諸侯的社會制度,國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別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他們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繳納一定的進貢即可盡義務。然而西周時各諸侯國的軍隊並不由國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傳》:「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氏和高氏就是掌握齊國兵權的守臣。東周諸侯國軍隊為國君所掌握,直接導致了周室的衰微。周王是共主性質的(共主是氏族社會遺留的領袖模式,為最後的氏族共主)。諸侯的土地理論上在其死後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襲春秋時期,隨著井田制的瓦解和爭霸戰爭的發展,周朝王室衰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實亡。從這時起,大國兼并小國後,多以其國土置縣,封建制度逐漸式微。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對國家政權實行中央集權制,取消「封建制度」,秦王朝在全國推行單一的「郡縣制」。

漢朝承襲了秦朝「郡縣制」這種行政區劃管理制度,與秦行政區劃不同的是,在推行「郡縣制」的同時又推行封國制,封國包括王國和侯國,這兩種並行制又稱「郡國制」,兩漢時期雖郡國並行,但仍以「郡縣制」為主。漢朝初期,劉邦面對拼湊起來的諸侯勢力和亡秦後的六國背景,首要任務是:勉力維持穩定局面,剷除異姓諸侯王,以分封子弟的方式,調和異姓諸侯王與郡國制的兩極偏差,劉邦與項羽相爭時,先後分封七個異姓王。稱帝後,又分封同姓九王,使後來中央政府及封國之間的對立,延續了很長的時間。漢初恢復封建制,同時又施行郡縣制,使郡國雜處,以相牽制,對維護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起到積極作用。

中國歷史上自三國開始直至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各個時期國家行政區劃管理上不同程度實行了「封建制度」,但分封不是主體;各個朝代政權穩定以後,封國與侯國實際成了行政區劃體系之一,或形式上分封;即使存在軍閥割據政權,大多數情況下,要領受中原王朝的冊封,如五代十國時期十國之一的楚國之國王馬殷,儘管於907年建國,仍舊於927年(天成二年)接受中原王朝後唐冊封為「楚王」。

封建制度是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社會政治制度。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論》文中認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柳翼謀認為,由封建制而入郡縣制,「以一政府而統制方數千里之中國,是固國家形式之進化,抑亦其時思想之進化也」[2]。封建社會發展成為一國政府體系統一治理的完全大一統社會,可說是社會進化(包括產業、商業、科技、交通、軍事、行政、思想等發展)的必然結果。封建社會變為大一統社會,世襲貴族和全民階級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官僚選拔和行政制度,確立了廣大人民之間的平等原則;而基層民間自治機制,仍得以延續發展;在中央則採用君主集權制,直至民國

商代封建[編輯]

民國時期的學者胡厚宣,通過收集殷墟甲骨文和商晚期金文,寫成《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

經胡厚宣總結,商王武丁分封了邶、庇、黎、鐵、奄、薄姑、權、梅、潛、索、蕭、宋、桐、京、鍾離、鍾吾、繁、戴、沫、髦、御、時、苑、艾、施、鄧、瓦、亙、長勺、尾勺等眾多同姓諸侯[3]

清華簡記載,楚國的始祖季連娶了商王盤庚的女兒妣隹,也是商朝分封的諸侯[4]

殷墟甲骨文中有「杞侯」、「竹侯」、「應侯」、「多伯」、「告子」等稱呼,可見商代已有各種爵位,但當時的「侯」、「伯」、「子」之間是平等的。

杞國夏朝後代的封國,崇國商朝在西面最大的屬國,孤竹國是位於河北盧龍和遼寧西部的重要諸侯國,沚國國君則幫助商王處理過不少政務。

商朝曾出現「比九世亂」的局面,諸侯割據混戰。後來的商王盤庚武丁修繕德行,同時又消滅一些不服從王室的諸侯,重新分封給別人,使得商王朝出現了中興的局面。

商代的分封制與周代的分封制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商朝時可以分封女性,而周朝時不可以[5]

西周封建[編輯]

周武王實行第一次封建,原因有三:首先是為了安撫殷民,同時加以監視;其次是進行武裝移民,藉此擴展勢力;還有就是籠絡人心,以鞏固周朝的統治。

第一次封建[編輯]

封建實際上是分封諸侯,即將土地分給諸侯去建立他們的管轄範圍。周初第一次封建的經過和內容,主要有以下數項:

  1. 武王克殷後,自動退出殷都,封紂王的兒子武庚到那裡,繼續管理商的遺民;
  2. 武王在殷的附近,分封自己的三個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目的是監視武庚,稱為「三監」;
  3. 武王定都於鎬京後,又分封親屬和功臣為諸侯,這些封國大多數集中於黃河南岸。

周公東征平亂[編輯]

西周建立四年,周武王就死了。他的兒子周成王年幼繼位,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代理政事,這種做法稱為「攝政」。三監不滿,便散佈謠言,說周公會對成王不利,又慫恿武庚共同起來叛亂,史稱「三監之亂」。

周公親自領兵東征對付三監,用了三年的時間,才把亂事平定下來。後來他在洛邑(今河南洛陽)營建東都,並將其作為統治東部地區的政治軍事中心。又把參加武庚叛亂的「殷頑民」遷到那裡,且派駐重兵加以監管。周公又制定禮樂制度,藉以維繫國家和社會的秩序。

第二次封建的原因[編輯]

周公平定了三監之亂,實行第二次封建。目的有三:

  1. 分化殷地遺民,防止殷民再次起來叛變;
  2. 鞏固周朝的統治,作為王室的屏藩;
  3. 擴大統治範圍,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第二次封建的情況[編輯]

周初第二次封建的內容主要包括:

  1. 把殷人舊地分封為二國,以方便統治;
  2. 大封親屬和功臣,作為王室的屏藩;
  3. 周公特意把第一次封建的一些封國向東移,部分更遠至東方海邊,藉此擴大統治範圍,並將殷人的封國包圍其中,以防其再生叛亂。

其中如將姜尚之子呂伋封在山東的齊,召公奭之子於燕,加強對東方的控制。

分封諸侯的作用[編輯]

周武王和周公總共分封71國[6],其中姓姬的諸侯佔了53個,可見周初兩次的大封建,所分封的諸侯多數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才是功臣。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稱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權威,分封諸侯的作用,就是要他們作為中央的屏藩。

此外,諸侯的爵位,分為等五等。諸侯必須服從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納貢品,定期朝見天子,並帶兵隨天子作戰。

徐智認為:「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國,分遣其人眾一控御四方,但封建制度的建立,並不與生產工具的改變相伴隨。……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為了軍事與政治的目的,頗不必用經濟發展的理論當作歷史演化過程中必經的一環」[7]

宗法制度[編輯]

西周還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配合和維繫封建制度的發展。宗法制度規定天子只有「嫡長子」才有資格繼承,其他兒子則被分封為次一級的職位,即諸侯、卿大夫或士。這兩種制度緊密結合起來,進一步鞏固周朝的統治。

周朝封建制度的瓦解[編輯]

周天子在地位上的變化,是其封建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封建制是以天子為首,由上而下的系統。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後,因其弒父之嫌及諸候不再擁護,地位日降,終至「王命不行」,乃諸侯崛起之時,霸政時代開始。為迎合需要,郡縣萌芽,世卿世祿式微,上下階級被打破,平民地位上升,經濟教育權力下放。宗法隨時間淡化,封建面臨崩潰。及至三家分晉,戰國開始,上述情況發展更盛,改變趨勢銳不可擋。「周初千八百國,至春秋之初,僅存百二十四國。春秋諸國,吞並小弱,大抵以其國地為縣。因滅國而特置縣,因置縣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漸變為郡縣之制。」[2]秦滅六國之戰後,秦朝廢封建,置郡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統治制度。

西漢封建[編輯]

封國與郡並行[編輯]

西漢建立之初,漢高祖把七個協助他對抗項羽的功臣封為異姓王(與皇室不同姓氏的諸侯王),「藩國大者,誇州兼郡,連城數十」[8];後來用謀反的罪名或其他辦法削平了這些封國,改封皇室子弟於七王舊地,作為藩王諸侯王。至於其他地方,則仍採用秦代的郡縣制

這種「郡國並行」的情形,使諸侯王國對中央構成威脅,埋下了西漢政治危機的伏線。

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編輯]

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期間,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民生有所改善,國家一片興旺。但諸侯王勢力日盛,漸漸變得驕橫跋扈,漢景帝為了加強中央權力,實行削藩政策,引起了諸侯王的不滿,於是導致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漢景帝派將軍周亞夫平息了叛亂,並且削減了諸侯王的權力,使他們成為只食俸祿的閒員,不再治理人民。從而,中央集權統治的根基更加穩固了。

削減諸侯王國的勢力[編輯]

吳、楚七國之亂平息後,諸侯的權力已被削弱,不過他們仍擁有遼闊的領地,經濟力量也很大。漢景帝死後,漢武帝承襲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頒布「推恩令」,容許諸侯把王國的土地分封給他們的子弟,使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

評價[編輯]

唐朝文學家及政治家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力陳封建之害:周代因封建制,使得諸侯強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最後造成「周之敗端」。「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且「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李富孫指出,封建制使得「諸侯可驕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秦代廢封建改郡縣,是「矯一時之弊而適貽後世之害」。李富孫說,「柳子之論,直一偏之見,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後世之為害更深。」

陸世儀認為:「古之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為師,始有所為吏治,漢複以蕭何繼之,於是吏治二字,至今習以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變封建為郡縣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複也。」

袁枚說:「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

朱熹對封建制度曾作評論:「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對比而言,評論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

封建制度相對於君主專制制度有一定的進步性,諸侯與貴族有限的自主權可以制衡君主的權力。封建制下有「國中之國」的稱號,一旦被封國之王勢強,而中央勢弱,則可能造成地方割據。郡縣制下,如果皇帝昏庸勢弱,則可能被權臣外戚獲得權力,造成政治風險,比如兩漢末年。封國諸侯和郡縣官員,前者是治理自己所屬的土地,後者是代皇帝治理國家的土地,兩者的壓力來源不同。

封建制利於文化、政治、經濟和技術等方面的多樣性,各封國間的競爭也利於各方面內部因素的優勝劣汰,有利於社會的良性發展。此外,由於政治的多樣性,使得戰火和政治風險相對不易蔓延,有利於文化的保護。郡縣制利於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和整體性,但各方面缺乏外部競爭機制來進行客觀的優勝劣汰,而內部競爭依賴上級裁決,結果由上級的利益和素質決定,無法客觀公正和切合實際。郡縣制君主缺乏外部競爭壓力,官員唯上是從,士民無從選擇,國家高度依賴中央和君主個人,使得政治風險加大。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1. ^ 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86年版
  2. ^ 2.0 2.1 2.2 柳翼謀:《中國文化史
  3. ^ 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
  4. ^ 《清華簡·楚居》
  5. ^ 楊寶成《殷墟文化研究》
  6. ^ 巫寶三主編:《先秦經濟思想史》,P.3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7. ^ 許倬云:《西周史》,P.159,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
  8. ^ 《漢書·諸侯王表序》

書籍[編輯]

  •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傅築夫 著,香港: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出版社,1996。ISBN 9627707112
  • 《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馬克垚 主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ISBN 7806162976
  • 《「封建」考論》,馮天瑜 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ISBN 9787307049109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