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麥克法蘭·伯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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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麥克法蘭·伯內特諾貝爾獎得主
1945年攝於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研究所
出生(1899-09-03)1899年9月3日
澳大利亞特拉拉爾貢
逝世1985年8月31日(1985歲—08—31)（85歲）
澳大利亞菲利港
國籍澳大利亞
知名於獲得性免疫耐受性
獎項196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科學生涯
研究領域病毒學

弗蘭克·麥克法蘭·伯內特爵士，OM，AK，KBE[1]（英語：Sir Frank Macfarlane Burnet，1899年9月3日—1985年8月31日），通常稱作麥克法倫或麥克·伯內特，是澳大利亞病毒學家，主要以免疫學方面的工作知名。他因為預言獲得性免疫耐受性而獲得諾貝爾獎，而其最知名的貢獻則是無性選擇學說。

生平[編輯]

早年生活[編輯]

伯內特生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特拉拉爾貢；他的父親弗蘭克·伯內特是蘇格蘭移民，當時是殖民地銀行特拉拉爾貢支行經理。母親哈達薩·伯內特（娘家姓麥凱）出身於一個蘇格蘭中產階級移民家庭，弗蘭克在科羅伊特鎮工作時與她相識。弗蘭克當時36歲，比哈達薩大14歲，二人於1893年成婚。[2][3]這個家庭信封保守的英國新教。[4]弗蘭克·麥克法蘭·伯內特在七個孩子中排行第二，小時候被喚作「麥克」。他有一個姐姐、兩個妹妹和三個弟弟。[5]長女多麗絲有精神殘疾，耗去了哈達薩大部分時間，全家都把這當成不可告人的恥辱，因此其他的孩子都不敢邀朋友來家裡玩，免得多麗絲發病被人撞見。[6]麥克在童年時代就喜歡探索周遭的自然環境，尤其是特拉拉爾貢灣。[7]他一開始在一個只有一名老師的私立小學學習了一段時間，7歲時進入公立小學就讀。麥克自小就與父親很疏遠，後者把業餘時間都花在了釣魚和高爾夫上。[8]他愛好書本，不喜歡體育，才8歲就能分析他父親的性格；對他來說父親是個偽君子，表面上十分正直、贊同傳統倫理，可同時又是一個爾虞我詐的商人。[9]哈達薩一心照顧多麗絲，所以麥克養成了孤僻的性格。[10]

1909年，伯內特一家遷往特朗，[2]弗蘭克前往那兒的一家銀行任經理，他剛拒絕了一份倫敦的職位。[11]伯內特對附近特朗湖的野生生物頗感興趣；1910年他參加了童軍，享受了各種戶外活動的樂趣。在特朗居住時，他開始搜集甲蟲並研習生物學。他閱讀了《錢伯斯百科全書》上的生物學文章，得知了查爾斯·達爾文的事跡。[12]剛十幾歲的時候，他們全家到費爾里港度假，在那兒小伯內特花了不少時間觀察和記錄野生生物的行為。[13]他在特朗州立學校念書，還參加了當地教會辦的禮拜日學校，那兒的牧師鼓勵他繼續學術研究，由於他頗有創見，獲得了一本介紹螞蟻的書作為獎勵。[14]牧師建議弗蘭克在麥克的教育上多花些精力，後來他獲得了全額獎學金，就讀於吉郎學院，[12]該學院當時是維多利亞州最好的私立學校之一。伯內特1913年入學時，是吉郎唯一拿全獎的寄宿生。[15]他在那裡與那些上層階級的子弟處得並不好，那些同學多半很傲慢且熱衷體育，而伯內特卻顯得有些書卷氣，認為那些同學自大而粗魯。這一時期他仍然經常搜集甲蟲，但沒有將這個習慣告訴同學，強迫自己與周圍的人打成一片。[16]不過，他的學術才能還是為他贏得了特權，1916年他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且在歷史、英語、化學和物理這幾門學科上均為最優。[16]像他這樣社會背景的人通常在大學裡都選擇神學、法學或醫學為就業方向。可是此時，他對於宗教和醫學都感到幻滅。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行，當兵是一種可選的門路，他覺得醫學的背景可以增加自己謀求後方職位的機會。[12][17]


步入學術界[編輯]

1917年，伯內特入墨爾本大學就讀，憑藉住宿補貼住在奧蒙德學院。[12]在那兒他閱讀了更多達爾文的著作，並受到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科學觀和社會觀的影響。[18]他享受大學時光，花了很多時間在圖書館閱讀生物學書記，以滿足自己對科學知識的渴求。[19]他還善於划船運動，有一小段時期在奧蒙德的前八賽艇隊占有一個位置。[19]他私下裡仍繼續研究甲蟲，這個習慣後來被同學們發現，他們給予他積極的評價。[20]雖然仍舊很內向，伯內特與大學的師生都處得不錯。他經常不去聽課，還是去圖書館以更高的效率自己學習新的知識，在頭一年就在物理和化學兩門課上並列第一的成績。[21]第二年的時候，他更加的沉浸於實驗室的工作，但也被同學們參軍的潮流所困擾，這時他已不再看重這條出路。不過，戰爭不久結束了，免除了他的憂慮。[22]1919年，他成為12個被選擇進行額外教育的優良學生之一，在第三年的生理學課程上獲並列第一的成績。同年他開始臨床工作，但並不喜歡，因為他雖然愛好診斷病人，卻不善於對他們表示同情。[23]

在大學期間，他成為了一個不可知論者，對宗教的信仰持懷疑態度，[12]他認為是「相信常識的努力不能告訴你什麼是正確的。」他還認為是宗教信徒的行為是虛偽的。[24]他在本科學習中，對宗教的厭惡越來越深。他曾短暫的試圖參與共產主義運動，但最終投身於科學研究。[25]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學醫所需的時間長度已經減到五年，以更快地訓練醫生，因此伯內特在1922年得以畢業，[18]獲內科學及外科學學士學位，在最終的考核中排名第二，儘管他的父親於幾個星期前去世。[26]他的同學伊恩·沃克、凱特·坎貝爾、讓·麥克納馬拉、魯珀特·威利斯和羅伊·卡梅隆後來也憑藉看各自的能力成為傑出的科學家。[18][26]

之後他在墨爾本醫院實習了10個月，然後成為正式的醫師。[18][27]他在外科病房實習了4個月，內科病房待了4個月，剩下的2個月待在臨時病室。[28]他曾在著名的外科醫生約翰·戈登和艾倫·牛頓手下工作。他非常喜歡這段實習期，在必須進入內科實習時有些失望，他做他的內科住院醫師。不過，他很快進入了工作狀態，神經學家理察·斯托爾給了他很好的開導，伯內特很崇拜他。[18][29]他成決心以臨床神經學為職業，他寫了一篇關於檢驗末梢神經損傷所造成的感覺退化的論文，但他提交給《墨爾本醫院臨床報告》時遭到拒絕。[30]伯內特申請成為體檢登記員，以開始臨床生涯，但墨爾本醫院負責該等委任的醫學監管員任為伯內特的性格更適合做實驗室研究，要求他撤回其申請，並任命其過一段時間後為駐院病理學家，因為那個職位幾個月後便有空缺。伯內特答應了。[18][30]

在過渡時期，他為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醫學研究所工作，同時準備1923年年末的醫學士考試。[18][30]1923年，他成為墨爾本醫院的常駐病理學家， [18]他的實驗室是霍爾研究所的一部分。之後他領導了對傷寒症凝集反應的研究，發表了首篇科研論文。[18][31][32]他決定全心研究傷寒的抗體反應，雖然醫院的要求本來是讓他研究病理學。[33]伯內特在博士考試中遙遙領先，他的分數在分級的過程中被排除在外，以免其他學生落得太遠。[34] 1924年，伯內特從墨爾本大學獲得了醫學士學位，1928年取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他成為墨爾本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醫學研究所微生物學和免疫學前沿研究的領導者，1944年至1965年任該研究所主任。1965年起在墨爾本大學任職，直到1978年退休。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伯內特在澳大利亞醫學科學國家政策的發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並且是澳大利亞科學院的創始人之一，並在1965至1969年擔任院長。

伯內特在微生物學上的主要貢獻包括發現Q熱和鸚鵡熱的病原體，發展流感病毒的分離、培養和發現的試驗方法，描述流感毒株的再結合，論證多發粘液瘤病病毒在人類中不致病。現在生產流感疫苗的方法仍然是基於伯內特對在雞蛋中繁育病毒的改進。

在所有曾於澳大利亞工作的科學家中，伯內特獲得的勳章和榮譽是最多的。[35]由於對澳大利亞科學的貢獻，他成為1960年澳大利亞年度人物第一名，[36]1978年被授予澳大利亞勳章。他獲得了國際的認可：除了諾貝爾獎，他還獲得了拉斯克獎、皇家學會頒發的皇家獎章和科普利獎章、榮譽博士學位、大英國協國家和日本頒發的各種榮譽。

那時霍爾研究所正經歷早期的快速擴張。研究所的新任主席查爾斯·凱拉韋希望增進該機構的活動，不僅支持醫院的運轉，還能夠在生理學、微生物學和生物化學領域有獨立的研究小組。他還希望提升研究所的級別，使其與歐美的世界級機構接軌。[37]凱拉韋頗為看重伯內特，將他視為所里最好的青年才俊，認為他能夠將研究所提升到世界領先水平。[34]不過，他認為伯內特需要到英國的實驗室吸取一些工作經驗，然後才能在澳大利亞領導自己的微生物學研究小組。[38][39]1925年伯內特離開澳大利亞前往英國，以為客船做外科醫生來抵償旅費。到達之後，他成為倫敦利斯特研究所國家模式培養手機中心管理者的副手並領取一定工資。伯內特每天早上為其他研究員準備細菌培養液，在下午便能做自己的實驗。[38]1926年下半年，他做了一個實驗以弄清鼠傷寒沙門氏菌是否會被噬菌體侵染。[40]

1926年，他獲得了利斯特研究所貝特紀念獎，這筆獎金使他能夠放棄管理者職位，將全部時間都用來研究噬菌體。[39]他講噬菌體注射到老鼠體內，觀察它們的免疫反應，得出噬菌體是病毒的結論。[40]1928年他在J·D·萊丁漢教授的指導下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還被邀請編寫醫學研究委員會所編《細菌學體系》中的噬菌體一章。[39]1927年，他還被皇家醫學會邀請撰寫關於O-凝集素和噬菌體聯繫的文章。[41]伯內特開始與費邊社來往，和幾個共產主義者成為朋友，但迴避參與公開的左翼活動。閒暇的時候他欣賞戲劇，從事業餘的考古活動，並時常去歐洲大陸騎車旅行。[42]

在倫敦，伯內特與來自澳大利亞的伊迪絲·琳達·馬斯頓·德魯斯訂婚。她是中學老師，其父為大律師做辦事員，1923年兩人就認識了，見了幾次面但之後沒有保持聯繫。[34]德魯斯在倫敦度假時認出了伯內特，二人很快同意結婚，雖然她必須回澳大利亞。[43]1928年他拿到博士學位後回到澳大利亞後二人結婚， [39]育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44]那時倫敦大學細菌學教授職位有空缺，萊丁漢遊說同僚把這個職位給伯內特，但伯內特還是回到了澳大利亞，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德魯斯。[45]

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研究所[編輯]

病毒學和醫學[編輯]

伯內特回到澳大利亞後，重回霍爾研究所，成為凱拉韋的副手。[46]一開始派他調查「邦達堡災難」——12個孩子因為使用受污染的白喉疫苗而死去。[39]凱拉韋當時負責皇家委員會調查此事，他讓伯內特負責實驗室研究。[47]他從注射給孩子們的抗毒素混合液中識別出葡萄球菌，這些細菌是從其中一個孩子的皮膚上沾上的，後來傳給了其他的孩子。[47]不過，導致孩子們死亡的卻不是葡萄球菌，這個研究引發了他對免疫學的興趣。[46][48]這段時間他繼續研究噬菌體，從1924年到1937年他一共發表了32篇關於噬菌體的論文。1929年，伯內特和他的副手瑪戈特·麥基撰寫了一篇論文，認為噬菌體可以以一種穩定的無感染性的形式存在，隨細菌宿主的增殖而增殖。[44][49]他們對於溶原現象的開創性描述在很長時間裡不被接受，但對馬克斯·德爾布呂克、艾爾弗雷德·赫希與薩爾瓦多·盧里亞發現病毒的遺傳及複製機理起了重要作用，此三人因為這項工作分享了1969年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50]

伯氏考克斯氏體，Q熱的病原體，是根據伯內特命名的。

1932年至1933年，伯內特從研究所休假，擔任倫敦國家醫學研究會研究員。[51]大蕭條使伯內特的薪水由1000鎊降至750鎊，但醫學研究會從洛克菲勒中心得到補助，因此能以每年1000鎊僱傭伯內特。研究會的主席亨利·霍利特·達爾爵士得到了凱拉韋的允許，借用伯內特兩年，凱拉韋許諾伯內特回國後仍會保留他的職位，且認為這段經歷會讓伯內特得到更好的訓練。達爾還出錢讓伯內特的妹妹到英格蘭照顧她哥哥的孩子。[39][52]

伯內特在倫敦期間，病毒學取得了好些重大進展，例如流感病毒被成功分離，其傳播被第一次描述。他自己的研究是關於金絲雀痘病毒， [51]他將其用於繁育雞胚胎的試樣，以分離和量化動物病毒。達爾為伯內特提供了一份永久職位，但他拒絕了，回到了霍爾研究所。由於在倫敦的出色工作，洛克菲勒中心同意專門為他在墨爾本新建一座實驗室。他從國家研究所帶回了一套病毒樣本，在墨爾本開始了基礎研究。[53]

伯內特回到澳大利亞後，繼續了病毒學研究，包括單純疱疹的流行病學。他還參與了兩個無關病毒的項目——描述鸚鵡熱和Q熱的病原體。[51]在發現被感染的鸚鵡會傳播鸚鵡熱後，他試圖遊說政府下達是人類免於感染的禁令，但被拒絕了，後來他認同了政府的立場，也即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大的危險。[54]同時他還與澳大利亞科學家E·H·德里克一同合作研究Q熱，並成為得到該病病原體的第一人，這種病原體伯氏考克斯氏體就是以他命名的。[55]他對疱疹和Q熱的研究顯示了一種對於傳染病生態學的敏感，這成為他科學方法的標誌。[56]

伯內特在實驗室，攝於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伯內特轉而研究流行性感冒[51]和恙蟲病。[57]戰爭爆發後他的責任變重了，成為研究所的代理主任，必須要監督該所遷往新的大樓，此時的凱拉韋已於1939年被軍隊徵調。 [58]由於凱拉韋的緣故，許多困擾軍隊的傳染病問題都被交到研究所處理。由於害怕一戰中的全球流感大流行重演，伯內特領導研究所全力進行疫苗研製。[58]1942年二月感染率突然增高后，他首先將疫苗在醫學院學生身上測試，得到許可後又在107名軍人志願者身上測試，兩個月後甲型流感爆發之後，所有新兵都被要求注射這種疫苗。這次試驗中20000人注射了疫苗，沒有取得成功，該項計劃也被廢棄。[59]1942年日本徵服馬來亞後，一批研究員流亡至澳大利亞，促進了恙蟲病研究的迅猛發展。[57]然而此事最後悲劇收場，他的合作者朵拉·拉什死於一次偶然的感染。[60]不管怎麼說，他在免疫學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國際的認可。[60]

1940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專著《傳染病的生物學特點》。[51]該書獲得了廣泛的影響，被翻譯成數種語言。[61]1942年他成為皇家學會會員， [1]1944年他曾到哈佛大學發表哈姆敦講演。哈佛願意給他一個席位，但他拒絕了並回到了澳大利亞。[62]這部分是由於他的民族主義傾向，部分是由於對霍爾研究所的忠誠。[63]這次旅行中他還參觀了美國在布拉格堡的軍事設施，在那兒他與美國的科學家探討了自己對流感的研究。[64]

1944年，他被任命為研究所主任，而凱拉韋被任命為歡迎基金會主席。[62]雖然凱拉韋本來就準備將伯內特訓練為頂梁柱式的人物，他還是有些猶豫，拿不準伯內特到底能不能最大效力的發揮戰略領導作用。凱拉韋覺得伯內特可能不適合那個職位，暫且還是做純科研更好。伯內特也有疑慮，尤其是考慮到自己沉默寡言的天性，但還是申請擔任了這個職位。[65][66]雖然他的社會技巧不怎麼樣，但他的科研水平以及將理念建議傳達給下屬的能力讓他能夠勝任這個位置。[67]凱拉韋重視各領域的研究活動，而伯內特覺得研究所照這樣是無法造成國際影響的，他的政策是在一段時間將所有精力集中於專一領域的研究。[68]他總是意志堅強而特立獨行，越來越固執，不能忍受對自己工作的批評，喜歡尊卑分明和無條件服從。[69]根據傳記作家塞克斯頓的描述，他「對與自己工作有關的事物顯示出一種劃界式的保護」。[70]

1944年，墨爾本大學決定任命伯內特做教授，作為合作項目的一部分，這樣該大學的學生就能在研究所接受實驗訓練，而所里的研究員則可以參與教學。這個計劃並不成功，還造成了緊張，因為伯內特公開說大學教學和研究應該分開，結果導致一些大學教授發表公開信對他的態度進行譴責。伯內特對大學撥款的政策也沒興趣，而他對行政事務的迴避也造成了不滿。[71]另一方面，伯內特長於從政府機關為霍爾研究所爭取資金，常常宣稱要依據國外以贏得雄厚的資金支持。[72]不過他也被批評為過度節儉，吝於投資切削刃設備，這與霍爾研究所在科研界的崇高地位不符。同僚們認為他懷疑現代技術，觀點常常受到局限。[73]

1946年，他創立了臨床研究單位，使得與墨爾本醫院臨床實踐的合作合作更加緊密。[74]雖然他經常嘲笑臨床科學是劣等的，但他還是熱心支持這些實踐。[75]

在伯內特的指導下，所里的研究員在傳染病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一時期被稱為「病毒學的黃金時代」。[76]包括艾利克·愛薩克斯（Alick Isaacs）、高登·愛達（Gordon Ada）、約翰·卡恩斯（John Cairns）、Stephen Fazekas de St. Groth和弗蘭克·芬納（Frank Fenner）在內的病毒學家對墨累谷腦炎、多發性粘液瘤、脊髓灰質炎、痘病毒、疱疹和流感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績。[77]

伯內特對流感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發明了培養和研究流感病毒的技術，包括紅血球凝聚化驗。他參與了一種流感活疫苗的研發，但二戰中實驗這種疫苗時未獲成功。[78]他對流感受體的興趣使他發現了神經氨酸酶，這種酶由霍亂弧菌分泌，這個發現為Alfred Gottschalk 關於糖蛋白和神經氨酸酶的底物、唾液酸的重要工作打下了基礎。[79]1951至1956年，伯內特繼續了流感病毒的遺傳學研究。他考察了毒力的遺傳控制，證明了病毒會以很高的頻率重組；這個發現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62]幾年以後隔離的流感病毒基因組才得以揭示。[35][62][80]

免疫學[編輯]

細胞株選擇（Clonal selection）

1957年，伯內特決定所里的研究將以免疫學為方向。[81]他一個人做了決定，很多同僚覺得失望，認為這個舉動是傲慢的，而伯內特卻覺得這個決定很合適、很有效率。[82]許多病毒學家離開了研究所，加入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約翰·柯廷醫學研究院。[83]1957年以後所里的全體職員和學生投入了免疫問題的研究， [81]伯內特則從事自體免疫病和移植物抗宿主反應的研究，對免疫學、免疫檢測和癌症的理論研究日益深入。[35][84]

在那時，免疫學隨著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的發展變得越來越精密了。伯內特對免疫學前進的方向以及對高技術和複雜實驗的日益依賴抱懷疑態度，同事們認為他這種保守的態度是讓他決定讓全所集中精力研究免疫學的一個重要因素。[73]

1940年代伯內特就已經將注意力轉向免疫學。[85]1941年他寫了一本專著《抗體的產生》，[86]1949年出版了修訂版，弗蘭克·芬納列為合著者。[87]這本書是免疫學領域的關鍵著作，標誌著免疫學研究從化學方向的嘗試向生物學方向轉變。書中他引入了自體免疫和異體免疫的概念。自己和非己免疫的區別是伯內特生物學觀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將活組織視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它們的活性和相互作用。[88]

使用「自己」的概念，伯內特通過擴展免疫耐受的概念引入一個假說，闡述了身體不能成功產生對抗自身組織的抗體的情況。他提出：如果在胚胎生命中來自遺傳獨立的物種的可消耗的細胞被移植並成功融入，不會發生對抗外來細胞抗原的抗體反應，當該動物獨立存在的時候。[89]

然而伯內特無法以實驗證明這個假設。[90]是彼得·梅達沃、魯珀特·E·比林厄姆和萊斯利·布倫特找到了該理論的實驗支持，1953年，他們發現，小鼠尚在子宮內或剛剛出生時通過靜脈滴注可以讓脾細胞成功融合，這些小鼠成熟後，他們可以接受供體的皮膚和其他組織，但卻無法接受任何其他小鼠品系的組織。[91]伯內特和梅達沃因為這項工作獲得了196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因為它提供了誘導免疫耐受的實驗基礎，[92]從而讓實體器官的移植成為可能。伯內特和梅達沃儘管性格相當不同，相距也很遙遠，卻能有效地協調雙方的工作；伯內特是沉默寡言的，而梅達沃是一個年輕而彬彬有禮的英國人，但他們非常尊重彼此。[93] 然而，後來的研究表明，在接受者免疫系統發育之前就移植的細胞或組織，可能被視為外來物並引發排斥反應，胚胎移植就屬於這種情況。[94][95]這不符合伯內特對自我耐受的解釋。與伯內特假說中特殊耐受誘導期由動物年齡決定不同，喬舒亞·萊德伯格在1959年提出，是淋巴細胞的年齡決定了遇到的抗原是否會誘導耐受，未成熟的淋巴細胞對耐受性敏感。萊德伯格的概念現在被稱為中樞耐受，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承認。這就是為何一些在生命早期進行的移植可以成功，但在另一些條件下卻無法誘導耐受的原因。伯內特指出，他對免疫耐受的貢獻完全是理論上的：

我在發現獲得性免疫耐受中的作用很小——僅僅是構思了一個假說，以待實驗的檢驗。[96]

伯內特對身體如何產生抗體以響應抗原感興趣。 1940年代文獻中的主流思想是抗體以抗原為模板產生，這被稱為「指導」假說。[97]伯內特對這個解釋並不滿意，在《抗體的產生》第二版中，他和芬納提出了一種非直接模板理論，提出每個抗原都可以影響基因組，從而影響抗體的產生。[98]1956 年，他對尼爾斯·傑尼的自然選擇假說產生了興趣，[99]該假說描述了一種基於保羅·埃爾利希早期理論的免疫反應機制。傑尼認為抗原偶然與抗體結合，之後會產生更多針對該抗原的抗體。伯內特提出了一個模型，他將其命名為克隆選擇，該模型發展改進了 傑尼的假設。[100]伯內特提出，每個淋巴細胞的表面都有特異性免疫球蛋白，反映了抗體的特異性，一旦細胞被抗原激活，就會合成抗體。抗原作為選擇性刺激物，導致具有該抗原受體的克隆優先增殖和分化。[101]

1958 年古斯塔夫·諾薩爾和萊德伯格發現一個B細胞總是只產生一個抗體，這是克隆選擇理論的第一個證據。[102]伯內特在他1959年的著作《獲得性免疫的克隆選擇理論》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理論。他的理論預測了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免疫系統的幾乎所有關鍵特徵，包括自身免疫疾病、免疫耐受和作為抗體產生機制的體細胞超突變。[103]克隆選擇理論成為免疫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伯內特將他對免疫系統理論理解的貢獻視為他對科學的最大貢獻，[104]他認為正是為這項工作為他和傑尼贏得諾貝爾獎。[105]

伯內特在1960年至1962年間隆內·西蒙森合作進行了移植物抗宿主研究。西蒙森在1957 年表明，當向雞胚胎注射成年家禽血液時，會發生移植物抗宿主反應；這被稱為西蒙森現象。[106]他們的這項工作後來有助於解釋移植中的過客白血球。[106]他在研究所的最後一個項目是與助理瑪格麗特·霍姆斯在紐西蘭黑鼠模型中進行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在這種黑鼠中自發性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的發生率很高。[107]他們研究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遺傳，他們使用免疫抑制藥物環磷醯胺治療該病，這種方法對使用免疫抑制藥物治療人類自身免疫性疾病頗有啟發。[108]

伯內特1960年在斯德哥爾摩

1960年，伯內特減少了實驗室工作，每周休息一天，以專注寫作。[109]1963年，他與伊恩·麥凱合著的《自身免疫疾病：發病機制、化學和治療》出版。[110]他還監督了霍爾研究所的擴建，從納菲爾德基金會和州政府那裡尋得資金，在大樓內加蓋兩層樓，並接管皇家墨爾本醫院病理科所占用的部分區域。[109]儘管如此，伯內特認為世界級的研究機構還是小點兒好，以便讓一個人來有效領導，在此期間實現嚴格的控制。他自己制定政策，並親自挑選了所有的研究人員和學生，只依靠一小部分人員來執行自己的計劃。[111]

1965年退休以前，他繼續活躍在實驗室。他的實驗時間越來越少，並日益專注於免疫學。但伯內特的免疫學貢獻主要是理論性的。[110]古斯塔夫·諾薩爾成為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研究所的下一任主任。[84]在伯內特的領導下，該研究所發展成「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免疫學研究中心。」[112]然而，隨著醫學科學的日益複雜及其對更複雜技術的依賴，伯內特的單幹作風日益落後於時代，新的研究環境需要更多寫作。在他掌舵的最後幾年，伯內特允許進行更多的技術現代化，以向諾薩爾交班。[113]

公共衛生和政策[編輯]

1937年開始，伯內特參與了各種科學和公共政策機構，最初他是在政府小兒麻痹症諮詢委員會中任職。[114]1944年成為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研究所所長後，他成為了公眾人物，並克服羞澀成為一名優秀的公眾演說家。[115]他認識到與媒體合作的重要性，以讓公眾了解科學和科學家。[115]他的寫作和演講對澳大利亞關於各種生物學主題的公眾態度和政策制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35]然而，儘管他多次出現在廣播和電視上，他卻從不接受採訪，而且由於邀請眾多，他不得不有選擇性的對外接觸，並且傾向於接見那些有潛力推廣研究所的人。[115]他的行動主義與日俱增，因為隨著聲望日增，他對能夠左右公眾態度變得日益自信，尤其是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從研究所所長退休後，這一點變得更加明顯。 [116]儘管伯內特生性內向，但他認為公開發言並向更廣泛的社區傳授智慧和遠見是科學領袖和學者的社會責任。[117]

伯內特曾是澳大利亞和海外多個科學委員會的成員或主席。1947年至1953年，他是國家健康和醫學研究委員會醫學研究諮詢委員會的成員。[118]該委員會專門提供如何自助澳大利亞醫學研究的建議。[119]在同一時期（1947-52 年），他還是大英國協政府國防研究與發展政策委員會的成員。[118]該委員會的解密文件顯示，伯內特建議澳大利亞發展化學和生物武器，以瞄準鄰國的糧食儲備和傳播傳染病。[120][121][122][a]他的報告標題為《生物學視角下的戰爭》。1955年至1959年，他擔任澳大利亞輻射諮詢委員會主席；[118]他對澳大利亞人所受的不必要的醫療和工業輻射表示關切。[119]

在海外，伯內特於1962年至1969年擔任巴布亞紐幾內亞醫學研究諮詢委員會主席。當時，巴布亞紐幾內亞是澳大利亞領土，伯內特第一次去那是因為他的兒子被派往那裡。[124]他在委員會中的角色使他能夠探索人類生物學。他對庫魯病特別感興趣，[125]並遊說澳大利亞政府建立巴布亞紐幾內亞人類生物學研究所。[125]伯內特後來幫助指導該研究所參與英裔澳洲人參與國際生物學計劃，並對人類適應性領域貢獻。[117]

伯內特還曾擔任大英國協基金會的第一任主席（1966-69 年），該組織旨在促進各成員國精英之間的互動。[125]他還活躍於世界衛生組織，1952年至1969年在病毒疾病問題和免疫學的專家諮詢小組任職，1969年至1973年在世衛組織醫學研究諮詢委員會任職。[126]

1964年，他被任命為維多利亞州第三所大學拉籌伯大學理事會的臨時委員，直到該機構於1966年成立。他主張減少教授和學生之間的等級關係，有人認為這意味著從澳大利亞盛行的英國傳統轉向美國模式。他還呼籲降低對文科的重視。他的想法對他的同僚來說太激進了，這些建議都沒有產生影響，結果他於1970年辭去了這個職位。[127]

出於對核擴散的擔憂，伯內特反對在澳大利亞建設核電。他後來收回了對在澳大利亞開採鈾礦的反對，認為在開發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同時，核電是必要的。[119][128]在1960年代末和1970 年代，他還在反菸草運動中發聲；[129]他是澳大利亞最早向公眾宣傳菸草危害的知名人物之一，並現身電視廣告批評菸草廣告不道德，反對廣播公司播出此類內容。他和其他活動人士感到驚訝的是，菸草廣告在他們的節目之前被允許短暫播放，這進一步引起了反菸運動對此的關注。[130]伯內特以前也吸菸，但在1950年代幾個朋友去世後戒掉了這個習慣。[131]伯內特也是越南戰爭的批評者，他呼籲建立國際警察部隊。[132]

1971年，他在莫納什大學發表了首屆奧斯卡·孟德爾頌演講，在人口控制、預防戰爭、環境和自然資源管理的長期計劃、土著土地權利、社會主義、回收利用、禁止對社會有害的產品的廣告，以及更多的環境監管等方面對澳大利亞提出了建議。[133]他憤怒地譴責法國在太平洋進行核試驗，儘管過去幾十年一直投票支持執政的自由黨聯盟，現在他卻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支持1972年上台的工黨領袖高夫·惠特拉姆。[134]然而，他很快就因惠特拉姆對菸草廣告和法國核試驗缺乏行動而表示反對。[135]伯內特經常發現自己對政治家拒絕將政策建立在長期目標（例如人類生活的可持續性）的基礎上感到沮喪。[136]

1971-72年，他寫了四本書，其中最著名的是《基因、夢想和現實》，由於對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提出尖銳批評。這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他還聲稱癌症和其他各種疾病無法治癒，嘗試治癒它們毫無意義。他還預言科學進步很快就會結束。[137]

晚年[編輯]

在從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研究所辭職後，墨爾本大學微生物學院為他提供了一個辦公室。[84]伯內特在墨爾本大學撰寫了13本書，內容涉及免疫學、衰老和癌症以及人類生物學等各種主題。[84]他還寫了一本自傳，題為《改變模式：非典型自傳》，1968年出版。[138]從霍爾研究所退休後，他總共又寫了16本書。[139]他以快速寫作的能力而聞名，通常不打最終草稿，並且能夠向各類讀者傳達信息。但他懷疑自己的意見是否能有很大影響。[139]1969年，他發表了《細胞免疫學》，概書被認為是他關於免疫的代表作，闡述了克隆選擇理論如何預測各種現象。[140]第二年，他寫了《免疫監測》，闡述了他的既定觀點，即哺乳動物可以通過檢測體內外來模式的能力進行免疫。他繼續保持緊張而專注的工作時間表，經常避開其他人以保持高強度寫作。[141]

他於1965年成為澳大利亞科學院院長[84]，在該學院於1954年成立時一直是一名基礎研究員。他曾在1958 年被任命為院長，以接替首任院長馬克·奧利芬特爵士，但他拒絕了，儘管他1961-63年在理事會任職並擔任副主席。[142]作為院長，他被政府和公眾視作澳大利亞的科學家領袖。[35]他作為科學家的地位使他有能力終結政策爭端，並使學院及其倡導在政府和行業眼中更具可信度。[143]因此，他的任期非常成功。[143]奧利芬特說，伯內特的個人聲望對AAS贏得尊重越來越重要，並且他「使生物科學在澳大利亞更容易被接受」。[144]

他幫助建立了學院的科學與工業論壇[118]，該論壇是在他出任院長的第二年成立，目的是改善研究人員和企業家間的對話。[143]它討論了是否應該制定國家科學政策的問題，並最終導致澳大利亞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成立。[145]他還為澳大利亞生物資源研究奠定了基礎。[146]1969年他的院長任期結束時，學院設立了麥克法蘭伯內特獎章和講座，這是學院的生物科學最高獎項。[118]

正如他之前的許多追求一樣，伯內特為自己設定了雄心勃勃的議程，但遇到了困難。他認為學院是科學界的最高遊說團體，也是他們與政府和工業界的主要聯絡人。他試圖提升它的形象，並利用它說服政治和工業領導層對科學進行更多投資。他還想利用學院來增加澳大利亞傑出科學家對培訓和激勵下一代的參與[142]，但由於缺乏具體方法，這些舉措沒有成功。[147]最具爭議的是，他試圖改變學院的會員標準。他想阻止皇家學會在澳大利亞開展業務並接受新的澳大利亞會員。他覺得，如果皇家學會能夠與它競爭，澳大利亞科學院就不會強大，他認為如果允許澳大利亞科學家同時擁有這兩個機構的會員資格，更成熟的皇家學會將使澳大利亞科學院看起來比較差。可是現有的雙重會員——例如伯內特——卻有可能藉此維持高位，因此一些人把這個提案視為虛偽，所以它沒能成功。[148]

1966 年，伯內特接受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席斯爵士的提名，成為大英國協基金會的首任主席，該機構旨在增加大英國協各國之間的專業交流。伯內特在這個位置上呆了三年，助其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儘管他無法將其用作個人用來支持人類生物學。[125][149]

伯內特晚年發表的論文和書籍引起了科學界的爭論，令他的同齡人懊惱的是伯內特經常對科學的未來發表悲觀的宣言。[76][150]1966 年，伯內特為《柳葉刀》撰寫了一篇題為「人還是分子？」的評論文章。他在其中質疑分子生物學的效用，認為它沒有也不會為醫學做出任何貢獻，並且在細菌中證明基因組操作對人類弊大於利。[151]古斯塔夫·諾薩爾隨後將伯內特描述為「一位對生物化學愛恨交加的生物學家，這導致了對分子生物學價值的簡單但具有破壞性的否定。」[101]

伯內特退休後就人類生物學的話題發表了廣泛的講話和寫作，旨在影響社會的各個階層。[152]他頻繁接觸媒體和科學界人士，經常導致對他直言不諱的觀點的聳人聽聞或科學上不嚴謹的報導。這常常激怒同事，他們認為他濫用自己的地位故意引起轟動。[153]1966 年，伯內特發表了博耶講座，重點是人類生物學。他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框架；21年後，布倫特蘭委員會提供的定義幾乎相同。[154]1970 年，他修訂了較早的一本書，該書出版為《占主導地位的哺乳動物：人類命運的生物學》；[155]隨後是《生命的持久》，於1978年出版。這些書討論了人類生物學的各個方面。在《支配哺乳動物》中，他認為所有人類行為的根源都可以在動物的行為中找到；在《耐力》一書中，他談到了衰老、生命、死亡和人類未來的問題。這些書在科學界引起了兩極分化的反響[155]，一位評論家將他的社會生物學思想描述為「極端」，其對人性的理解「令人沮喪、沒有吸引力」。[156]在《生命的持久》中，他還呼籲社會接受對患病老年人及重複犯案的罪犯實行安樂死，最有爭議是他支持殘疾兒童的墮胎，以及對殘疾新生兒的殺嬰。他知道這樣的政策會遭到強烈反對，因此在新書發行時出國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系列講座。在他缺席的情況下，他受到報紙信件的強烈攻擊，一些記者將他對殺嬰的立場與阿道夫·希特勒的立場進行了比較。[157]同時，他也改變了對核電的立場，提倡使用核電，並將收入再投資於太陽能研究。他的改弦易轍激怒了環保運動人士。[158]

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迪絲·琳達·德魯斯1969年患上淋巴白血病，四年後因該病逝世。[84]在她最後幾生命中，伯內特拒絕了所有海外講座的邀請，以花更多時間照顧妻子。[159]在此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他變得非常慵懶和遁世，因妻子的死而麻木。然後他搬進奧蒙德學院，並繼續收集甲蟲，但在她去世後的一年裡，伯內特試圖通過每周給她寫一封信來減輕悲痛。[160]漸漸地，他恢復了熱情，重新開始寫作。[161]1975年，他前往加利福尼亞進行一系列講座。[162]1976年，他與哈澤爾·詹金斯結婚，她是一位70多歲的寡婦、前歌手，出身於一個商人家庭，曾在微生物系擔任圖書管理員。隨後伯內特搬出奧蒙德學院。[162]

1978年伯內特決定正式退休；退休後，他寫了兩本書。在此期間，他不再從事實驗室，僅僅進行社交活動和理論研究中。[163]1982年，伯內特是《澳大利亞的挑戰》的三位撰稿人之一，撰寫有關遺傳問題及其對國家影響的影響的文章。由於這本書的成功，[163]1983年初，伯內特被任命為由70人組成的澳大利亞資深顧問委員會成員，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議，但在幾名成員變得病弱或死亡後，該組織解體了。[164]

伯內特繼續旅行和演講，但在1980年代初期，他和妻子越來越受到疾病的困擾。[165]在1984年11月，他接受了結直腸癌手術。他計劃恢復科學會議，但隨後再次患病，胸部和腿部劇烈疼痛。繼發性病變於1985年6月被發現，醫生宣布已是晚期，無法手術。作為安樂死的支持者，伯內特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並不擔心，[166]他在兩個月的重病後於8月31日在他兒子位於菲利港的家中去世。[44][167]澳大利亞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他在霍爾研究所的許多傑出同事，如諾薩爾和芬納，為他扶靈。[168]在仙女港附近的科洛伊特塔山公墓進行私人喪葬服務後，他被埋葬在他的祖父母附近。[44][169]在他去世後，他受到了眾議院的表彰。鮑勃·霍克總理前往弔唁，這是一項通常留給議員的榮譽。[169]哈澤爾·伯內特夫人於1990年去世。

註釋[編輯]

  1. ^ Burnet wrote: "The most effective counter-offensive to threatened invasion by overpopulated Asiatic countries w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the destruction by biological or chemical means of tropical food crop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capable of spreading in tropical, but not under Australian conditions".[123]

腳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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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編輯]

現在是不是好多國家在做讓病毒突變以易於感染人類？==外部連結==

1951年至2000年科普利獎章獲得者
1950年代
1960年代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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