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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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戊戌維新維新變法,是清朝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變法由光緒皇帝領導,深入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希祈清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然而期後遭到慈禧太后與守舊派的反撲,發動了戊戌政變,戊戌變法僅經歷了103日就告終。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梁啟超逃出中國,許多維新人士被追捕殺害,光緒帝則被軟禁中南海瀛臺,太后重新當政。變法失敗亦引發了民間支持更為激烈的改革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傳統史觀多按照梁啟超編寫的《戊戌政變記》作為基礎,把變法失敗歸咎於保守派與慈禧太后的阻力,近代史學界對這次變法雖然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是顯然地未有全面性改變一般人對戊戌變法之歷史評價。

背景[編輯]

洋務運動[編輯]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朝與世界的關係日益緊密。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迫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分子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同治年間(1861年)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產技術。全國各地先後引入了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及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海軍──北洋水師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朝因此割讓了臺灣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三仟萬兩銀即二億兩白銀。証明了洋務運動未能根本地改變清朝落後的境況。於是湧現出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編輯]

翁同龢曾經支持康有為和梁啟超兩人發起的強學會,但是戊戌變法進入第5日,慈禧要求光緒下令免去他的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清國割去臺灣遼東,並且向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梁啟超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漢代舉孝廉乘公家馬車赴京接受考核之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俗稱為公車,故此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效果,但是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變法醞釀[編輯]

1897年底,發生山東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佔旅順大連法國進佔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且要求拓展九龍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為多番上書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為非四品官,無權力上書皇上。1月29日,康有為的奏摺首次轉呈光緒,光緒命令允許康有為隨時上書。於同日,康有為第6次上書。2月,康第7次上書,再次建議皇帝效仿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的改革,並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籍。皇帝之後每日閱讀,加強了改革的決心。[1]

5月29日,恭親王奕訢去世,死前對光緒說:「聞廣東舉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請皇上慎思,不可輕信小人。」他逝世兩日後,康有為以御史楊深秀名義呈上奏摺,請求明定國是。6月6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

明定國是[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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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於公元1898年起用康、梁兩人等推行新政,並以譚嗣同等四軍卿架空原有的軍機大臣,受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當權保守派的反對。

1898年6月10日光緒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送呈慈禧審查,得到批准,於6月11日(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頒布《明定國是詔[2],表明變革決心,百日維新由此開始。

然而,變法後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緒才首次召見康有為。據傳康有為入殿前,碰到剛剛接到直隸總督任命的榮祿,榮祿問:「以子之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康有為答:「非變法不能救中國也。」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3][4]康有為覲見光緒帝時,開宗明義說:「大清快要滅亡了。」光緒答這是保守官員所累,康有為指靠那些官員推動改革,等如緣木求魚,康有為用了大量的時間,力陳變革之必要。這是光緒與康有為首次會面、亦是唯一一次,數日後,光緖調任他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但是官位僅至六品,而康有為早於3年前已經是六品官。

隨後,光緒又召見梁啟超,並且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啟超獲得任命後,離開北京,沒有再次參與新政。在整場百日維新中,作為骨幹成員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各自僅見過光緒一次。

變法內容[編輯]

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及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

教育改革[編輯]

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地方,細節包括:

經濟建設[編輯]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日本伊藤博文等人,被指涉嫌利用維新派官員對國際政治認識有限,假借「清英美日合邦」之名,行奪取清國實權之實。慈禧太后知道這個計劃後,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

康有為強調清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外因為官辦企業多有弊病,故此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

  • 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且在各省設分局
  • 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採用清西各法切實開墾
  • 頒發製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 在各地設立工廠
  • 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 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 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軍事[編輯]

  •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
  • 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
  • 頒發興造槍砲特賞章程
  • 籌設武備大學堂
  • 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政治[編輯]

  • 裁減冗官
  • 設置京卿學士,以集思廣益
  • 准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
  • 更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設京師報館
  • 解除報禁(允許民間創立報館)
  • 按月分類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髮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慈禧干政[編輯]

後世史家評價戊戌變法時,常形容光緒正式掌權親政,但是此種說法歷來受到爭議。6月15日,也就是戊戌變法進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緒連下三道上諭:一、下令免去帝師翁同龢的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三,任命慈禧親信榮祿出任直隸總督,掌握大權[5]。從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緒任命崇禮為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剛毅掌管健銳營,光緒並無軍事大權。[6]

從戊戌年農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內,光緒皇帝與太后同住69天、請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戲15次。百日維新期間,光緒12次前往頤和園請安。其時光緒下詔書時,亦多寫有「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及書等共計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6]

當時幾位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剛毅錢應溥廖壽恆王文韶,除了廖壽恆暗中支持改革外,或者頑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剛毅甚至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哭訴,請求太后重新訓政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豐帝老臣刑部尚書崇禮代理步軍統領。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官兵,剛毅管理健銳營

帝后兩黨爭權經過[編輯]

有評論指慈禧太后並非反對變法,但變法目的應以利於清室統治,延長清朝國祚為大前題,但康梁兩人「改元易服,南巡遷都」的主張,被慈禧認定是「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舉措,故而斷然發動政變,扼殺維新。

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並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騤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挾制。」

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老婆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係,逐向太后哭訴。

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劉、楊、林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緒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葫。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7]

榮祿曾表示反對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他在公元1896年9月20日回京,參與扼殺戊戌變法,為慈禧太后提供武力支持。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 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后。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為攜僕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回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太后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后[8]。康有為離開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衛隊軟禁光緒帝於中南海涵元殿,然後下詔太后訓政。當天步軍統領率兵圍南海會館宅,搜捕康有為未獲,但在此拿獲康廣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錢維驥。之後又查抄了粵籍官僚張蔭桓寓所,沒有發現康有為,將張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剛毅奉太后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9月19日,慈禧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佈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有溥,六人於9月28日被斬首菜市口。剛毅親自監斬。徐致靖處以終身監禁庚子之亂後得赦免);張蔭桓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

袁世凱與戊戌變法的成敗[編輯]

北洋首領袁世凱

袁世凱1896年4月受到監察御史胡景桂彈劾,指他在小站練兵時犯下「嗜殺擅權」、「剋扣軍餉」,「誅戮無辜」等多條罪狀,榮祿當時視察新軍,為新軍軍容所動,力保袁世凱,袁世凱才得以留任[9],榮祿有恩於袁世凱,所以有觀點認為袁世凱把譚嗣同的想法告訴給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失去朝廷政權並遭軟禁

但據近年根據歷史資料考證,慈禧及榮祿等早有廢除新政的計劃,已經有所部署和防備。袁世凱告密一事的真實情況亦有諸多疑點,戊戌變法時袁世凱傾向「維新」 並未主動告密。[10]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頒布訓政詔書,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權。如果袁世凱告密,譚嗣同作為勸言袁世凱劫持或殺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諭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並未下令逮捕譚嗣同。[10] 同時,時間和技術也是問題,袁世凱9月20日(八月初五)抵達天津已是日落,趕到榮祿處已是夜間,即便當時告密,以當時的技術條件,榮祿根本無法及時趕回北京。可見慈禧太后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10]根據袁世凱親信張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所記《夢蕉亭雜記》,真實情況應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而非主動告密。[10]即便按照維新派原計劃進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的成敗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仍有爭議,因為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新軍戰力,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於北京附近的眾多部隊。

近代新探[編輯]

此外,根據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11]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12],蓋因自甲午戰敗後,以李鴻章為首的北洋派,在外交上採取聯俄制日政策,更訂立中俄密約,影響英日兩國在華利益。李提摩太的建議有可能得到英日兩國暗中授意,以改變清政府在外交上「親俄」的舉動。

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13]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4]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15] 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慈禧太后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為的建議,是要將中美英日四國建立為一個類似後來蘇聯或獨聯體的政體,藉以對抗俄國,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份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可能是以合邦為名,誘使中國先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康有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畫,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知識所知有限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中國各種重要權力交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訓政當天頒布的捉拿康有為的上諭中並未提到康有為賣國,只說:「諭軍機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16]」此外,楊深秀和宋伯魯都曾上奏倡議四國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變之後定他們的罪中都未提到他們這條罪名;宋伯魯的罪名是「濫保匪人」、「聲名惡劣」,楊深秀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雷家聖指出這是因為慈禧當時還不知道英、美、日等國的參與程度,如果貿然指責英、美、日等國,外交糾紛更難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

變法失敗後,維新派人士人人自危,李鴻章甚至不顧危險在慈禧面前稱自己是「康黨」[17];意在將推行「合邦」計畫者,與一般維新派人士做出區隔,希望保持部分維新的成果,但隨著保守派掌權,新政紛紛廢除,使得中國走向更保守排外的道路。

對日後政局的影響[編輯]

戊戌變法雖告失敗,但卻深刻影響了後來的中國歷史。

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康有為逃至香港,後轉至加拿大,在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頌揚光緒皇帝,鼓吹君主立憲,而梁啟超則逃至日本,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

在康梁兩人出逃的時候,宮內傳來康有為毒殺光緒皇帝的消息,後來又傳光緒久病,由太后訓政。民間議論紛紛,中外盛傳光緒皇帝已不在人世。兩江總督劉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亦稱假若光緒皇帝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結果大內允許法國使館醫生入宮中診治光緒,云無大礙。

守舊派大臣恐光緒怨於將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后廢掉光緒,但議論未決。各國公使聽聞消息後,於元旦入覲詰問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強干涉,為測試列強態度,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儁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后對列強怨恨甚深,在守舊派大臣慫恿下,對義和團採放任態度,終釀成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與革命黨人在日本相會,當時宮崎滔天、犬養毅、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18] [19] 戊戌政變直接導致1900年夏維新派與革命黨嘗試合作,趁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時發動自立軍起義。此維新起義失敗後,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推翻滿清,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清國亦畫上句號。

註釋與參考文獻[編輯]

  1. ^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374頁
  2. ^ 明定國是詔》:「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愛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是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譽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太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傅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員司員,大內待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第,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
  3. ^ 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4. ^ 《晚清有個李鴻章》,趙焰著,2009年7月20日版
  5. ^ 學者楊天石認為光緒帝罷免翁同龢不是被迫的,參見楊天石《翁同龢罷官問題新探》,北京日報,2005年10月31日。
  6. ^ 6.0 6.1 《戊戌變法史事考》,茅海建著
  7. ^ 姜鳴:關於袁世凱告密的新史料
  8. ^ 張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記袁世凱初五日返天津,隔一天後,御史楊崇伊來到天津,向榮祿報告消息,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
  9. ^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10. ^ 10.0 10.1 10.2 10.3 戊戌變法時袁世凱傾向「維新」 並未主動告密. 鳳凰網. 2009年06月21日. 
  11. ^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台北:萬卷樓,2004.
  12. ^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Chapter 12.
  13. ^ 楊崇伊〈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461.
  14. ^ 楊深秀〈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15.
  15. ^ 宋伯魯〈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170.
  16. ^ 《清實錄》
  17. ^ 戊戌變法中的李鴻章 在光緒與慈禧中間老謀深算
  18. ^ 有關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可參閱: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冊,第六章〈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19. ^ 有關日本人實際接觸中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與下兩。還可參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書局重印,上下兩冊,二○一一),冊一,〈革命黨與日本志士之關係〉

參考書目[編輯]

相關條目[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