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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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議報》是保皇會在日本籌辦的第份一機關刊物,先後設有支那人論說、日本及泰西人論說、支那近事、萬國近事、支那哲學、政治小說等欄目。[1]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支那人
假名 しなじん
平文式羅馬字 shina jin

支那人一詞在中國近代思想中,為討論中國民族性、國民性的重要概念,包括如梁啟超嚴復等對中國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求改進討論[2][3]。支那人嚴謹的定義上是指居住在支那大陸(China Mainland),即現今的中國大陸的黃種人。晚清知識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國"一詞來稱呼國家及國民未有共識,然而「支那」一詞仍相當流行,直到中華民國建立後,中國人以「支那」一詞自稱的現象才減少[4]。在甲午戰爭至1945年二戰完結,中日關係最惡劣期間,支那人一詞在日本涵有日本的自我優越感及對中國人的輕蔑態度[5]。對於「支那人」在氣質上的描述,有「好面子的體面」[6][7]、「阿Q[8]等等;魯迅明恩溥所著的《支那人氣質》一書中相關評論重心也在於改進現代中國國民性[6][9][10][11]。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6年盟國最高司令部的調查認為「支那」稱謂含有貶意,要求日本政府不得在公文和公開場合使用該詞[12],現今除石原慎太郎日本右翼人士外,日本民間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兩詞[13][14][15]

歷史[編輯]

清朝[編輯]

清帝國時期,知識份子在討論超越傳統族群概念的漢人滿人等以尋求國家界定的國民性及民族性的討論中,支那人一詞為現代意義的中國人[16][9][17]

當時東亞知識份子的討論中的日本與支那人種關係及理論,在中國的「日本化」學習亞洲現代性時期,是極為複雜的中日之間互動歷史現象,包括支那革命論大亞細亞主義、等等:如梁啓超以黃種與白種人的異同來鼓吹亞洲黃種人合作的必要性[18];其於日本籌辦的第份一機關刊物《清議報》先後設有支那人論說、日本及泰西人論說、支那近事、萬國近事、支那哲學、政治小說等欄目[1]。梁啓超於該報第一冊中說明辦報宗旨:「一、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二、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三、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聊其情誼,四、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19][1];1899年《清議報》中梁啟超就以「在支那人未知有國家,安得有國家思想」一言開啟其對日本人尾崎行雄的文章〈論支那的命運〉做譯釋[3]

1899年出版,由明恩溥著的《支那人氣質》(澀江保日譯版書名)一書,因談及對中國國民性的探討,引發了如魯迅等對該議題的思辯及有關中國國民性的文化及制度改造。[6][9][20][11]

晚清知識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國一詞來稱呼國家及國名的討論中,並未取得共識,因此以「支那」一詞來指涉中國的現象,仍是相當流行的作法,直到民國建立後,中國人以「支那」一詞自稱的現象才減少。[4]

臺灣日治時期[編輯]

至遲於1896年9月臺灣總督桂太郎已於府報開使用「本島人」一詞稱呼臺灣人

根據《馬關條約》(日方稱《下關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第五款,日本同意臺灣住民於該約生效兩年內自擇國籍。1897年5月8日(「住民去就決定日」)前有6456位住民選擇離開臺灣,留下的臺灣人均成為大日本帝國國民。[21]

行政上,臺灣總督府從1895年(明治28年)起即於各種公文書(如飭令、律令、府令、1896年夏首次發行的《臺灣總督府報》等)開始以「本島住民」、「本島人」、或「臺灣人民」等詞稱呼原居臺灣的各族群,民間亦隨之普遍使用,尤以「本島人」一詞最為通行。在戶政上,以「中或支」為支那人或中華民國人,有別於「福」(福建人俗稱台灣人)或「廣」(廣東人俗稱客家人)及「漢」(其他漢人)。[22][23][24]行政上,為處理非大日本帝國國民的移民工人,臺灣總督府於1895年發布《支那人上陸條例》,對赴臺灣的清國人作出規範。1896年發布《清國勞働者取締規則》,1904年再制定《支那勞働者取締規則》。根據上述條例及規則,到臺灣的中國勞工須先從其勞動承包人之處領取渡航證明書,在臺灣上岸後從警察局換取上陸許可書,至返回中國時再行交還。[25][26]

日本實行皇民化政策的目標在於改造台灣民族的固有特性,而台灣民族的特性則同時包括支那民族及台灣。1902年2月25日,第4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席眾議院委員會時說:「統治臺灣的目標是使新領土的人民『浴於皇化,成為真的忠義之民』,但是這裡是有近三百萬支那民族之地,可以說台灣就是台灣,有獨自的特色」,並作出「台灣民族要花至少五十年至百年以後才能將其固有特性化為能負徵兵義務的忠良之民」的結論。[27]

台灣經歷過受壓迫的殖民地經驗和地緣政治,使得廖文毅等學者主張台灣民族已發展成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28]

中華民國成立後[編輯]

1912年宣統帝退位中華民國成立,在北洋政府和日本外務省的文件往來中,北洋政府要求使用「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共和國」的名稱,但日本只承諾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華民國,而在日文文本中保留「支那共和國」字樣。[29][30][31]

1914年,孫文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曾共計34次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32]

1919年五四運動之際,一些中國愛國志士上書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國」的說法,中國政府與日方交涉未果。然而著名詩人聞一多亦曾在其1925年詩歌《我是中國人》中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33] 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爲「支那」。[31][34]

1941年,「東亞問題調查會」編輯、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最新支那要人傳[35][36]、北平支那研究會編的《支那官紳錄》、東京泰山房出版的《現代支那人名辭典》及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的《支那現代人名鑑》[37],介紹當時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汪精衛政權蒙疆自治政府等方面領導人、民主人士和社會知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編輯]

1946年,在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遣代表團進駐東京。應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並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日本政府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並於1946年6月責令日本外務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12] 根據這一指示,日本外務省迅速於昭和21年(1946年)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日語支那ノ呼称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的通告[38],通令全國官民,媒體、教科書、公文、公務員禁止使用「支那」,明定對中華民國統治之下的國民稱呼全面改以中華民國人、中國人、民國人、華人[39]。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

2008年1025反黑心顧台灣大遊行,其抗議道具出現支那人字樣。

1940及5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者如廖文毅王育德等主張台灣民族已發展成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28][40],反映1920年代台灣人民族運動的轉化過程中台灣人民因諸多歷史結構因素(包括日本以「台灣人」稱台灣島民以區隔開中國大陸的「支那人」),使得「支那人」一詞成為部分台灣民族主義者用作分析臺灣與中國不同的語彙。[41]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後,部分臺灣民族主義者蔣中正蔣經國等稱為「從中國大陸敗逃來臺灣的支那人」,認為支那人外來政權是「能搶就搶,集中台灣人的財富到支那人的手上,徹底破壞台灣人的奉公精神。」[42]學者王育德於1963年發表在《台灣青年》的文章〈台灣民族論〉即引述《產經新聞》大宅壯一在1960年到臺灣旅行後所撰文章道:「來台灣最感驚奇的是,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本島人所說的『外省人』或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43]

當代[編輯]

現今除石原慎太郎等小部份右翼人士外[44],日本民間除了一些既有名詞(如食物名稱),一般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兩詞[13][45][15]

然而在臺灣,隨著網路興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外交、運動比賽上對臺灣身份上的打壓,有些臺灣民族主義者或對中國及中國漢文化反感的臺灣人也開始用「支那人」來稱呼中國大陸人,或稱在1949年隨國民黨來台的中國人及其後代或支持台灣與中國統一的人為「滯台支」(簡稱「台支」),並成為網路上普遍使用的用語。[46]例如2009年就曾發生筆名「范蘭欽」的郭冠英辱台事件,當時主張臺灣獨立的學者李筱峰即在報紙上批評范蘭欽為「支那狂犬」。[47]2011年一名嘉義市政府公務員在一次中國遊客阿里山的車禍後也在其Plurk上稱中國大陸人為支那人。[48][32]

香港,隨著中港矛盾升級,部份香港人亦開始以「支那人」稱呼中國大陸人。在2012年9月15日,一批北區居民因不滿大陸水貨客活動對該地區生活帶來嚴重的困擾,發起「光復上水站」行動,並指罵水貨客為「支那人」以表達不滿。[49]

現時在台港兩地對中國或中國漢文化反感的人士中,用「支那」作為地理名詞的概念已經非常普遍,以釐清被中國國族主義混淆的觀念。

在國際以及學術(地理學、地質學界)領域,中南半島的法文為「Indochine」,表示位於印度與中國之間並受兩國文化影響的區域。法文「Indochine」音譯中字為印度支那半島。但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支那」演變成侮辱中國的歧視性詞語。在於右任的倡議下,中文世界改用「中南半島」,意思為「在中國以南的半島」。現為台灣官方與中共官方所使用。

相關條目[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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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