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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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參與公民或團體試圖影響政府決策和人事結構的行為,是現代社會公民制約政府的重要手段。政治參與的有效性以及規模和程度也是判斷一個政體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標[1]:279

概述[編輯]

古希臘雅典城邦內的所有政事都要全體成年男子的批准,這種直接民主制是最早的政治參與。

現代政治學者對政治參與的認識存在很多分歧。從過程的角度,政治參與被認為是「全國或地方、個人或集體支持或反對國家結構、權威和有關公意分配決策的行動「[1]:280。從功能的角度,政治參與被簡單認為就是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行動[2]:3。狹義上,認為政治參與只包括合法的參與方式;廣義上,政治參與則還包括了諸如消極抵制、集體不服從、抗議、遊行、暴動、恐怖活動、暗殺以及革命等所有能夠影響政府的行為[2]:6[1]:281

研究表明,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往往要比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在政治上更為積極[3] 。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能夠掌握更多的政治資源和影響力,同時也有更多的利益需要維護,也有更多的可能參與各種政治組織[1]:285

政治參與的主體[編輯]

在現代民主體制中,公民是政治的積極參與者,相信通過政治參與能夠對政府施加影響[1]:287。參加選舉投票是公民最基本、最普遍的政治參與活動。通過選舉,公民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公共政策得到民意的支持,政府從而獲得合法性。此外通過選舉,公民以選票對政府的工作做出評判。通過參加政黨和社團等方式進行政治結社的活動,可以提高公民自身的的政治表達的有效性。公民有時也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對公職人員的罷免活動[1]:287-288。公民還通過公民不服從的方式以良心自由的原則進行非暴力的公共行為。此外公民的政治參與還包括隨機的參加遊行示威、政治集會,以及為個人或小團體利益與政府官員的個人接觸[1]:288-289

政黨是政治參與擴大化的產物,反過來它又促進了政治參與。在大多數民主國家實行的是競爭性的政黨制度,選民通過對政黨候選人的選擇,可以對政府行為實現一定程度的控制[1]:289-290

利益集團與政黨不同,其目的是通過影響政府決策來達到自己的政治訴求。一般通過政治捐款,參加選舉,院外遊說等方式來達到目的[1]:292-293

非政府組織又與利益集團不同,非政府組織從事社會公共利益,政治參與的手段主要是通過影響社會輿論向政府施壓[1]:294-295

政治參與的途徑[編輯]

制度化的參與[編輯]

政治參與程度與政治制度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其現代化進程會保持一個良性的發展;反之則容易引起社會動蕩[1]:297

政治參與程度與政治制度化程度較高的社會,民眾的政治參與有一套比較穩定的制度在社會各階層間起著緩衝的作用。在現代,選舉是政治參與中制度化程度高,公民控制政府最為有效的工具[1]:298

非制度化的參與[編輯]

與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不同,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帶有相當程度的隨機性和不可預見性。在現代政治中,公民與公職人員的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網是一種重要的非制度化參與。但是這種利益表達方式受到經濟地位的影響很大。此外,遊行示威、抗議、騷亂等群體性事件也是一種非制度化的參與方式[1]:302-303

參與危機[編輯]

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研究表明,隨著政治參與的擴大,當現有體制無法提供足夠的參政渠道時,將會導致制度超載從而引發參與危機。人的權利意識和主體意識覺醒改變了以往人們與政治權威之間的關係,人們能夠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改變對自己不利的政策制度。而政治系統缺乏表達利益的渠道時,就會造成整個政治系統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那些被排斥在體制之外的利益集團則成為了反對或推翻現有體制的潛在力量。當雙方相互對峙,彼此強化,最終將導致參與內爆(participation implosion)。[1]:308-310

經濟的快速增長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使得新興利益集團在政治系統中產生過度的影響力,從而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這很容易造成政治腐敗。現代大眾傳媒又對這種現象產生「放大」作用,不斷激活各種社會集團和勢力對政治資源的爭奪,從而引發許多現代化國家發生周期性參與危機。[1]:310-311

政治參與與政治秩序[編輯]

政治秩序的穩定是一國政府所要面對的問題,如何將政治參與納入秩序是各國領導人的一項重要挑戰。

關於政治參與與政治秩序的關係有不同的理論模型。一種是以倡導現代化理論的學者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模式。這種模式主要根據美國的經驗,認為公民政治參與程度越高,體制對公民的要求就越靈敏,從而使公民對體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升;反之如果公民缺乏政治參與,則會導致對體制的不信任感,進而引發體制外的暴力。另外一種是亨廷頓提出的差距模式。亨廷頓根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發展進程,認為現代化的政治參與在這些國家常常超過體制的承載能力,雙方的差距導致社會動蕩。[1]:313-314面對政治參與與政治秩序的差距,統治者一般而言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技術統治模式,即抑制政治參與,鼓勵投資和經濟快速增長,容忍分配不均。但是這種模式容易由於分配不均造成進一步抑制參與,從而導致參與內爆。另一種是大眾模式,其方式正好與技術統治模式相反,政治參與廣泛,社會經濟更為平等,但是經濟發展緩慢。有限的經濟增長加劇各種團體之間的衝突和兩極分化,最終也將導致參與內爆。這種模式往往會變成軍政府統治。如果一直是軍政府統治,很可能變成技術統治模式。如果軍政府很快放棄權力,則又會陷入大眾模式的惡性循環。[1]:315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孫關宏. 政治學概論.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 ISBN 7309036611. 
  2. ^ 2.0 2.1 塞繆爾·P·亨廷頓 ,瓊·納爾遜. 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 北京: 華夏出版社. 1988. ISBN 9787800533471. 
  3. ^ 格林斯坦. 政治學手冊精選(下). : 338–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