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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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雜誌》第一期,作為陳獨秀在文壇活躍的象徵同時,也昭示著中國自1840年以來即將再次降臨的思想風暴。

新文化運動五四文化運動),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當時稱為新式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1],涵蓋了民初在北京發生的一場深刻的文化政治示威運動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顛覆中國中心主義,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歐洲中心主義[2]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中國共產黨根據毛主席語錄堅稱五四運動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也就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新文化。[3]

近代馬列史學家把這一階段的文化運動稱為五四文化運動。[4]1924年4月1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秘書毛澤東聯名發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黨和團的組織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強調恢復國權運動、新文化運動,紀念五五(馬克思誕辰),目的在於傳播馬克思主義。 [5]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都肯定五四文化運動,但是各自的表述有所不同。「新文化運動」和與之相對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均產生了大影響。[6]

新文化運動的背景[編輯]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凱率領百官在孔廟祭孔。

十九世紀時,歐洲中心主義在西方學術界風靡一時,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思想。[7]歐洲中心主義是一種將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區分開來的觀念,其文化的核心是要使這一文化在歐洲內和歐洲外都獲得霸權地位——認為歐洲民族和文化優越於所有非歐洲的民族和文化。[8]歐洲中心主義者認為,現代化起源於歐洲,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的原因,歐洲人的領先證明歐洲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秀。[9]黑格爾赫爾德馬克斯·韋伯利奧波德·馮·蘭克為首的歐洲中心主義者把歐洲(主要是西歐)的歷史看作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主軸和主要動力,貶低和歪曲中國與其他非歐洲國家的歷史地位和成就,[10]主張19世紀的西歐民族是文明民族、理性民族,是人類理性思想的最高代表;而原始民族和非歐洲民族都是非文明民族和非理性民族,低於西歐民族的發展階段。[11]西方文明史教育致力於塑造一個本質主義的西方特性,通過建構國民的優越感區別於外部世界。[12]薛紐伯弗朗索瓦·基佐對歐洲歷史的論述中,封建主義與專制主義是分屬不同時代的相互對立的國家制度。西方資本主義優越於封建主義,而封建主義則優越於奴隸制和原始氏族社會。因而「落後民族」要趕上「文明民族」,其任務就是要通過整體社會變革,將本民族的落後的社會經濟形態轉變為較先進的社會經濟形態。

1898年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出版,物競天擇思想迅速流行,進化論的傳播為倫理革命以及唯物史觀的確立掃清了障礙。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的發刊詞中,就是用進化論的觀點來"敬告青年"的。[13]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啟蒙思想家對於現代民族國家文化及改造國民性理論對留日中國學生的影響也很大。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家永豐吉的《文明史》、基佐的《歐羅巴文明史》都涉及到「文明」、「國民性」(或精神、元氣等)、「地理與文明」等,而且極力推崇法國,稱其為「文明之母」,日本盛行起「法國革命熱」以及文明史熱潮。時在日本的梁啟超受此影響,對法國大革命極其推崇,譽其為人類邁向現代文明的主要動力,[14]贊其為「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15]

隨著西方國家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蓬勃發展。來華外國傳教士開啟了對中國國民性的研究,其中刻意誣衊中國國民性落後與醜陋,突顯西方國家在種族與文化上的優越。在中國北方農村傳教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史密斯(Arthur H. Smith,斯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於1889年在上海《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上刊發了一系列評論中國人的文章,1894年在紐約發行英文版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6年翻譯為日文版《支那人氣質》。這本書對日本人以及留日中國學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魯迅臨死前仍希望有人翻譯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讓中國人自省。[16]傳教士何天爵《真正的中國佬》以及麥高溫《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描繪的中國充滿了落後、失敗以及災難感。新文化運動中流行的中西文化比較理論,同樣貫穿了一條以西方公民精神批判中國國民性的主線。

當時外國人稱中國人是東亞病夫,說中國人在精神思想層面上的麻木、萎縮、愚昧,以及面對極權統治的無動於衷、逆來順受、苟且偷生和沒有信仰的國民特性。[17]1896年10月17日登載上海英國人辦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國人,按照梁啟超的翻譯是:「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受西方殖民影響下,當時整個社會思潮醉心歐化。《新民叢報》載文諷評道:「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一外國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身價可以倍周孔。官吏大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而八國聯軍佔領的北京「家家戶戶,都高掛著順民旗,口口聲聲,都高喊著洋大人。因驚生懼,因懼生媚,於是把從前扶清滅洋的排外主義,變成個託庇捧臀的媚外主義,因此人人媚外,舉國如狂。」[18][19]

美國傳教士明恩溥、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等人建議把尚余的庚子賠款用於發展教育事業,以抵禦日本勢力借大批留日學生對中國的滲透,「使用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20]1907年羅斯福總統宣布將庚子賠款中"超出實際損失的那一部分" 退還中國,作為中國向美派遣留學生的經費,所以在新文化運動前後,留學美國的學生也比較多。胡適就是第二批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曾為新文化運動激進派的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一方面批判儒教,另一方面則推崇基督教。1917年,他在致《新青年》讀者的信中說: "吾之社會,倘必需宗教,余雖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斷之,敢日推行耶教,勝於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會之量,視孔教為廣也。」

國粹主義與國體憲法爭議[編輯]

晚清時期,經過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後,民族危機空前緊迫,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和政治制度產生強烈懷疑,激進的要打倒之,保守的也要改良之。天朝自大,頑固不變,已經成為笑柄。當時,西方列強要麼是英式君主立憲制,要麼是美式民主共和制。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中,中國派出很多青少年赴歐美和日本留學,例如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等。這批青少年接受了各類西方現代思想,日後成為五四運動的思想骨幹。因此也可以說,五四文化運動也是西學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的運動。

革命派以古文經學為武器,宣傳排滿興漢的思想及其革命主張。辛亥革命之前,一些身在海外的中國青年創辦宣傳新思想的刊物。在日本有鄭貫公、馮自由、馮斯奕創辦的《開智錄》,在法國有蔡元培、李煜瀛的《新世紀》週刊。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君主體制。辛亥革命之後,嶄新的中華民國在1912年初立即頒布了一系列禁止纏足,廢除跪拜禮,停止小學、中學、各級示範學校讀經等文化改革政令。1912年蔡元培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在九月通過《教育宗旨令》因「學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正式將尊孔從國家教育宗旨中刪除。然而這些激進措施,引起了保守份子的不滿。1912年10月7日,陳煥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會,尊康有為為會長。而以康有為嚴復陳煥章為首的一部分保守知識分子認為孔子是中國文化和道德的象徵,相信尊孔可以鞏固共和、培養民德和保存國粹,上書參議院和眾議院,提出要在憲法上「明定孔教為國教」。1913年康有為回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誌,宣揚尊孔復辟。不久孔教活動又得到了嚴復等知名學者的支持。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汪榮寶和陳銘鑒提出了定孔教為國教案,提案認為中國的國粹「即孔子之教」,要求在憲法「內定孔教為國教」。[21]張勳等十三省督軍致電黎元洪,也提出尊孔復古的要求,並在他們的支持下各省紛紛成立了尊孔會。

從清朝舊官僚變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意欲稱帝,在文化方面,袁世凱提出「尊孔復古」的口號,為自己製造洪憲帝制的輿論、文化基礎。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敗之後,激進勢力被袁世凱清除,保守勢力氣焰高漲。1913年10月31日袁世凱在《天壇憲法草案》第19條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1914年,袁世凱在其正式頒發的祭孔告令中聲稱:「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國紀民彝,賴以不墜。」[22]1913年10月,民國政府的日本顧問有賀長雄發表《共和憲法持久策》倡言復辟帝制。12月12日,中國政府憲法顧問弗蘭克·詹森·古德諾撰《中華民國的國會》的意見書遞呈袁世凱,認為中華民國憲法不能全然採用法國制或美國制。他從歷史、政治、法律、國際關係以及國民素質等方面論證比較了君主制與共和制的長短。[23]

1914年,章士釗在日本東京與谷鐘秀楊永泰陳獨秀等人創辦《甲寅雜誌》(歐事研究會的機構刊物),發表憲政民主思想政論時評。撰稿人有章士釗、陳獨秀、李劍農李大釗高一涵胡適易白沙吳稚暉楊昌濟等人。1914年,留美學生任鴻雋等人成立「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1918年遷回國內後設在南京高師,和批判《新青年》雜誌的學衡社有密切關係。

1915年1月22日,袁世凱總統頒布《教育綱要》,重新強調尊孔讀經,同時醞釀復辟帝制的活動。1915年8月,美國顧問古德諾在袁世凱授意下,發表《共和與君主》一文,指出東方人不適合於民主的政府形式,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過民主政府,君主制才適合中國社會國情,並在美國各地講演,為袁世凱復辟帝制製造輿論。同盟會元老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等遂據此發起鼓吹君主立憲制籌安會。隨後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指出「中國程度決不能行極端之民權」。劉師培則作《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認為中央集權是中國固有的政治制度,反對因德國、美國的富強借鑒其民主共和制。梁啟超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批駁以君主立憲之名,行帝制恢復之實的主張。

9月15日,《新青年》月刊雜誌在上海法租界出版創刊號,法語刊名「La Jeunesse」。陳獨秀主辦,群益書社發行。開始影響不大。12月,袁世凱宣佈恢復帝制,12月25日爆發護國戰爭,蔡鍔宣佈雲南獨立,並北上討伐袁世凱。1916日1月22日,《民國日報》在上海創刊,主編為葉楚傖邵力子、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廬等。最初該報以討袁為主旨,後成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報。2月15日《新青年》1卷6號,和1916年9月1日2卷1號,連載易白沙的《孔子評議》,開始非孔。同年9月11日,陳煥章等上書請定孔教為國教。9月20日,康有為發表《致總統總理書》,呼籲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將孔教「編入憲法」,祀孔行拜跪禮。陳獨秀在《新青年》2卷2號——3卷6號(1916年10月——1917年6月)連續發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袁世凱復活》、《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尊孔與復辟》等文,吳虞發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源論》,推動批孔運動。12月1日陳獨秀髮表《袁世凱復活》說:「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美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而皆為尊重國粹國情之袁世凱一世、二世所不許。」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宣佈取消帝制,6月6日病死。副總統黎元洪繼任中華民國大總統。8月15日,《晨鐘報》於北京創刊,梁啟超林長民主持,李大釗任第一任執行主編,不久辭去。9月,《大公報》股東之一王郅隆全面收購《大公報》,然後邀請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大公報》面貌為止一新。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職。

辛亥革命的失敗,引起人們從文化上尋找根源的興趣。擔任過京師大學堂校長的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原強》稱:「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中國者,固病夫也。」梁啟超在《新大陸遊記》中說:「而稱病態畢露之國民為東亞病夫,實在也不算誣衊。」蔡元培對於新文化運動寄予厚望,稱:「吾國以病夫聞於世也久矣,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於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24]魯迅、陳獨秀等也多次稱中國為「病國」、「病夫」。陳獨秀稱:「人字吾為東方病夫國,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幾無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將何以圖存?」[25]他在《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稱:「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豕』,曰『遊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豚尾客』,曰『黃金崇拜』,曰『工於詐偽』,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又無一而為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中國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嚴格而言應理解為利己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壞的更是貪賄賣國,盜公肥私,這種人早已實行了不愛國主義,似不必再進以高論了。」[26]胡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造就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27]陳公博認為「中國人懶怠成性,事事不肯細心研究,不怪外人以病夫睡獅目之。」

由於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與「建設西洋式的新國家」的目標不相適應。所以,新文化的倡導者們認定,為了提倡民主和科學,給發展資本主義掃清思想障礙,必須對孔學進行批評。為此,他們認為:「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已吁!」[28]陳獨秀更認定:「現在袁世凱雖然死了,袁世凱所利用的傾向君主專制的舊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發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穩,我看比登天還難!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淨不可。因為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和君主專制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全然相反。」[29]譚嗣同要求全面的文化變革,指出「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維新派注重批判中國傳統婚姻陋俗文化, 力圖變革婚姻習俗。革命派內部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等人極力批判傳統文化,全盤否定中國歷史

新文化運動能夠發生,一定程度上有賴於言論自由的大環境。從1912年民國建立,到中國國民黨1927年開始訓政,中國言論空前自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大陸言論自由受到極大限制,直到近年改革開放,才開始逐步放鬆;而台灣在解除戒嚴後,逐步恢復了言論自由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編輯]

近代以來,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中國的知識分子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統治的建立,更使人們陷入了深深的絕望、苦悶和彷徨之中。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更名為<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認為,以往少數先覺者的救國鬥爭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為中國國民對之「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中國國民的性質與行為的墮落,乃是「亡國滅種之病根」。因此,「欲圖根本之救亡」,必須改造國民性。他們決心發動一場新的啟蒙運動,以期廓清蒙昧、啟發理智,使中國大眾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即蒙昧狀態中解放出來。[30]

國民性改造[編輯]

胡適(右)和胡先驌

國民性改造發源於明治時期日本為了向西方學習,批判民族劣根性,進行國民性反省。福澤諭吉通過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對比,對日本國民性進行了嚴厲批判:「日本人自古以來,就不重視自己的地位,只知趨炎附勢,企圖依靠他人謀求權勢,否則,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後塵,即所謂『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極,這與西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確有天壤之別。」梁啟超受此啟發提出:「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特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梁啟超強調創造新的國民性是「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梁啟超更是在《呵旁觀者文》、《新民議》和《論中國國民之品格》等文章中,明確的把中國的悲劇歸結為國民性的問題。胡適宣稱:「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31]「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32]留日學生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浙江潮》、《國民日日報》等報章雜誌,深入揭露、批判了奴隸性、自私、虛偽等種種中國國民劣根性的表現,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幾千年來逐步形成的中國文化,有加以深刻反思、批判的必要。[33]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師友黎錦熙的信中指出:「自昔無知識,近頃略閱書報,將中外事態略為比較,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新文化運動與新青年雜誌[編輯]

《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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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自第二卷改成《新青年(La Jeunesse)》,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也普遍以《新青年》作為該雜誌的總稱,宣告辦刊方針為「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原是以安徽人為主體的地方性刊物。陳獨秀對法蘭西文明的熱情歌頌。他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說:「近世三大文明,皆法蘭西人之賜,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文中認為人權論、進化論社會主義三大現代文明基石都歸功於法國人。[34]還譯載了法國歷史學家薛紐伯的《現代文明史》,大力倡言洛克自由主義。法國在《新青年》的宣傳下成了文明和革命的典範。[35]

1917年1月,愛國民主主義者、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請陳獨秀其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將《新青年》總部遷往北京。1月1日的2卷5號,發表尚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胡適的來信,題為《文學改良謅議》。5月出版的3卷3號上,又發表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一文,引起青年讀者的反響。從此五四「文學革命」的號角吹響。8月份,3卷6號出版之後,因發行不足,《新青年》暫時停刊。《新青年》自4卷1號變為北京大學6位教授輪流編輯的著名刊物,加上胡適投稿幫忙,開啟了以普及推廣白話文為第一目標的新文化運動。[36]《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和科學,即所謂擁護「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指「科學」Science)。陳獨秀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為此,「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並在該刊物上大量發表抨擊尊孔復古思想的文章。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也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如胡適魯迅錢玄同李大釗周作人吳虞等。這些撰稿人普遍接受了西方民主和科學的思想,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前期的指導思想。當時,《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陳獨秀在《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提出以西方文化為楷模改鑄中國傳統文化的六項主張。[37]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復刊,出版第4卷1號,文字編排使用現代標點符號。雜誌編輯部由陳獨秀一人發展到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等六人,後來高一涵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李大釗也加入了。4卷5號上魯迅發表小說《狂人日記》,並從該期開始,雜誌完全使用白話文,拉開中國現代白話文學序幕。4卷6號是由胡適編輯的「易蔔生號」,從此娜拉形象被中國激進青年女性所崇拜。

1918年3月,張東蓀創辦研究系喉舌《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與北京《晨報》副刊「第七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以及晚些時候的《京報》副刊並稱新思潮四大副刊。

1918年5月,留日學生因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遭受日本員警毆辱,約三千人輟學返國,組織救國團,刊行《救國日報》。5月21日,北京學生二千餘人,起而回應,向政府請願,要求廢除此一協定,呼籲開國民大會,抵制日貨,這是學生運動的開始。

1918年12月23日,陳獨秀、李大釗共同創辦《每週評論》,分國內、國外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國內勞動狀況等欄,批評時事問題。對外嚴責強國控制巴黎和會,及威爾遜的背棄諾言,有「公理何在?」之憤語。對內反對軍閥肆虐人民、把持政權。一時影響力量之大,淩駕《新青年》之上,可說是"五四"學生示威的先聲。

在中國教科書中,以「四個反對」和「四個提倡」概括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1. 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
  2. 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
  3.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4.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國語運動[編輯]

1916年袁世凱死後,教育部有批人認為民國所以出了「皇帝」 ,在於民智不開。應推行白話,以廣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吳稚暉、黎錦熙等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簡稱「國語研究會」),主張"言文一致"、"國語統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國語。黎錦熙的國語研究會與北京大學國文門研究所國語部錢玄同劉半農、胡適等聯合討論國語統一之事,國語研究會會長蔡元培校長出席指導。隨後胡適在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辦的《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革命。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他贊成吳稚暉提出的辦法:限制漢字字數,夾用世界語,逐漸廢除漢字。陳獨秀的答復是:贊成廢除漢字,不贊成廢除漢語,認為"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則表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選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文字,然後再把白話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逐漸形成了國語羅馬字運動。1922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中就有黎錦暉提出《廢除漢字採用新拼音文字案》。1923年,錢玄同在《國語月刊》第一卷《漢字改革專號》上發表〈漢字革命〉長文:「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以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作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於國語故」。他幾乎把中國所有的落後、封閉、野蠻都怪罪於漢字。漢字成了「千古罪人」。

胡適1918年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將文學革命的目標歸結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大字,又加以解釋曰:「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新文化運動批判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倡導"白話文學為文學正宗"、聲明"文言一致的方針",有力地促進了"國語運動"的發展。1919年,國語運動言文一致運動、文學革命運動在國語研究會合流,會員近萬人。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與會者包括吳敬恆、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錢玄同、胡適、劉復、周作人、蔡元培、許地山汪怡等人。經教育部指定張一聾為會長,吳稚暉、袁希濤為副會長,會員有劉半農及錢玄同。劉復周作人、胡適、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等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等議案。《國語統一進行方法》其第三項為「統一國語既然要從小學校入手,就應該把小學校所用的各種課本看作傳布國語的大本營,其中國文一項尤為重要」。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後發表了《國語改造的意見》以及《理想的國語》,強調國語的文化建設功能,以白話(即口語)為基本,加入古文(詞或成語,並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來語,融合古今中外的語言,倡議國民全體用國語。胡適發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認為文學革命已大勝。1926年教育部召集各省有志研究國語的人,在北京辦了一個國語講習所。胡適在這裡面講演十幾次。[38]胡適在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班、南開學校、南開大學、教育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學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學社以南開油印本講義作底本出版《國語文學史》。

文學革命[編輯]

胡適受到美國意象派詩歌「六項原則」的影響,[39][40]認為白話比文言優越,1917年10月,他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一文須廢駢,詩須廢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話俗字」。同年5月,胡適又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強調「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紀念改八不主義爲四條:一、要有話説,方才說話。一一、有什麼話,説什麼話。三、要說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五四以後,在胡適的影響下,中國通行白話文梁實秋指出整個白話文學運動與「外國的影響」之間的關係命題。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張: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講求文法
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1918年]]9月,《新青年》5卷3號刊登了陳獨秀的《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一文,圍繞著「東西文明能否調和」問題,與當時的主流刊物,杜亞泉主編的《東方雜誌》展開論戰。陳獨秀主張全盤西化,徹底改造中國。陳獨秀繼而為之聲援,在《新青年》推出《文學革命論》,將胡適的「八不主義」提升到「三大主義」,把「傳統文學」定性為「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攻擊「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弊」,提倡「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強調文學承擔社會革命的功能,文中高張「文學革命軍」的大旗,並將胡適奉為文學革命的「急先鋒」。陳獨秀毫無顧忌地對桐城派文選派、江西派指名道姓地作了大膽的抨擊。其中將桐城派領袖歸有光方苞劉大櫆姚鼐與明前後七子並稱為「十八妖魔」。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我們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作文」。《新青年》自1918年開始刊載白話文,陸續刊載來胡適、沈伊默、劉半農等人的白話詩以及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錢玄同為了造勢繼而化名王敬軒作《文學革命之反響》,與劉半農的《駁王敬軒書》上演雙簧戲,設陷阱讓守舊派代表人物林紓上套。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文言小說《荊生》和《妖夢》影射攻擊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新文化人士,將北大喻為地獄之下群鬼主持的白話學堂。又在北京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致蔡鶴卿太史書》)要求「制止反孔,廢除白話」。

1918年6月,北京若干青年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少年中國學會1921年在南京召開第二屆年會,發生激烈爭論,主要分裂為國家主義派共產主義派。1925年學會停止活動[41]

1919年1月,北京大學學生籌組"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出版《新潮》、《國民》月刊。《新潮》的風格與《新青年》同。第一期出版後,一個月內,三次重印,銷數達一萬冊,與《新青年》同為最風行的刊物。《國民》仍用文言,富有濃熾的反日精神,對新舊思想主張調和。後來「五四示威」的領導人,多為《新潮》[42]、《國民》[43]的主幹。

五四時期,主要的報刊還有北京出版的《晨報》、《公言報》;天津出版的《益世報》、《大公報》,上海出版的《民國日報》、《申報》、《時報》、《時事新報》等。

1920年1月12日(己未年冬月廿二),北京政府教育部廢止文言教科書,規定到1922年年底截止,文言教科書全部作廢,包括國語在內的各科教科書,改用語體文。這是廢止文言、採用國語的第一個法令。胡適評論這個訓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北京大學國文系以胡適、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支摩的詩歌為教材,極大的推動了新文學運動。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以《每周評論》、《新潮》等報刊為陣地,積極倡導白話文和新文學思想,使文學革命的影響日漸深廣。

1924年北京段祺瑞政府成立,章士釗任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反對國語運動和新文學,與以南京東南大學為中心的學衡派形成夾擊國語運動與新文學運動的聲勢。1925年章士釗復刊《甲寅》雜誌,提倡文言文。章士釗接連發表《評新文化運動》、《評新文學運動》,令小學以上學校必須尊孔讀經,不准學生使用白話文。1925年6月14日,錢玄同與黎錦熙主編的《京報》副刊之一《國語周刊》創刊發行。錢玄同的學生魏建功在《國語周刊》上發表《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一文。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中批評孫中山及其他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受極端的民族主義影響,對傳統文化採取了過分頌揚擁護的態度,對新文學運動都曾表示不贊成。胡適寫了白話文哲學史證明白話的價值。胡適《白話文學史‧引子》裡又說「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並且絕對否定文學史上文言文學的生命力。新文學運動所產生的文學刊物也大量出現。

漢字拉丁化[編輯]

當時西方人認為文字體系的發展必須經由表詞文字、到音節文字、再到字母文字的階段。[44]「文字發展三段論(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語言發展三段論(孤立語粘著語屈折語)」這套單一起源、單線發展的文字進化理論主宰了西方學術界。[45]中國的象形文字被認為停留於原始的進化的初階,不能適合現代人的需要,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障礙。黑格爾曾經說過: "中國文字很不完善"、中國的"文字對於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46]《新青年》前期的四大筆包括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錢玄同與魯迅、陳獨秀一樣認為中國文化已成僵死之物,想保種救國,非廢滅漢文及中國歷史。[47]1918年4月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指出:「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48]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指出:「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當初是在海參崴的華僑,製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驗結果很好……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49]毛澤東受此影響,也提出「漢字的出路在於拉丁化」。呂淑湘相信中國實行拼音文字就能實現民主。

新青年派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包括廢除孔學、廢除漢字等偏激的主張。這和人文理性學術派學衡、文化與科學派國風等的主張或結論形成對比。[50]

倫理解放[編輯]

陳獨秀

1903年前後,西方社會主義廢財產、廢婚姻之說流入中國。[51]陳獨秀號召青年從舊家庭舊習俗舊制度中解放出來,批判遵循儒家倫理和傳統禮教的中國人沒有獨立人格,與民主共和制度不相容。胡適受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提倡易卜生主義,主張個性解放,全面向美國學習實現現代化。魯迅用文學作品對儒家倫理進行批判。

新史學[編輯]

自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以來的西方的世界史都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即認為日耳曼、拉丁民族是世界歷史的主人和人類文化的創造者,西方歷史是人類歷史的主流,而亞、非、拉各民族,被認為是支流,是"沒有歷史的民族"。蘭克直言︰「印度和中國根本就沒有歷史,只有自然史」,世界歷史就是西方的歷史。[52]1895年,法國最著名的「中國學者」沙畹所譯的《史記》第一卷出版,其序論中曾指出堯舜禹等模範人王的傳說,大都屬於後人所偽造的。其後,夏德(F.Hirth)在所著《中國古代史》(1908年出版)中,對於堯舜等的傳說亦致懷疑。當時深受西方近代史學家Ludwig Riess等人影響的東洋史學強調史料的嚴格考辨,在此背景下1909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提出「堯舜禹抹殺論」宣稱堯、舜、禹是春秋戰國以後創造出來的,震驚日本漢學界。

在此背景下,胡適1918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則開啟國內疑古派先聲。胡適在這本書里對沒有可靠材料證實的遠古時代採取了質疑的態度,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第一次把孔子作為一個哲學家、思想家,而不是作為一個聖人來研究。胡適大力倡導用歐洲、日本漢學方法整理國故,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截斷眾流」,直接以諸子百家開篇,開啟一代疑古之風。他的古史觀是:「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的軌道以後,然後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53]

顧頡剛創立古史辨則深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者的影響,他說:「要是不遇見孟真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著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書是決不會有的」。[54]顧頡剛向錢玄同談到,舊古史系統記載的並不是真實的中國遠古時代的歷史,是後人根據自己的需要偽造的。舊的古史系統是「層累地造成的」,「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55]顧頡剛的《古史辨》一問世,胡適稱讚到:「這是中國史學界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還鼓勵顧頡剛大膽疑古。錢玄同則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發揚了疑古派的「廢孔教滅道教」宗旨:「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 」「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堯舜這兩個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大約起初是民間底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這兩個假人來「托古改制」」。後來李大釗、胡漢民等人又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入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對以孔子為中心的舊史學的批判為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在中國的壯大打下了基礎。[56]在與胡適進行「問題與主義」論戰時李大釗認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57]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又提出:「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58]

宣傳革命[編輯]

提倡法國俄國式的革命。李大釗是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5卷5號上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庶民的勝利》兩篇文章,讚揚十月革命。[59]第7卷第6號編成《勞動節紀念號》刊載陳獨秀的《勞動者的覺悟》、李大釗的《May Day運動史》和大量全國各地工人勞動、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及材料(包括數十幅照片),代表《新青年》同人中的激進民主主義者逐漸轉向了無產階級的立場。[60]1923年到1924年《新青年》更新成為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瞿秋白成為主編,從介紹唯物史觀發展到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

後期變化[編輯]

1916年3月,「護國運動」粉碎了袁世凱的皇帝夢,新文化運動的直接產生因素,就這樣被消除了。從此新文化運動開始逐漸淡去強烈的政治色彩,成為一般性的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懷疑,推動著他們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徑,為他們以後接受馬克思主義準備了合宜的土壤。

此時,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如李大釗、陳獨秀等)繼承了它的科學和民主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陳獨秀離開文化走上了組黨干政治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如胡適等)則沿著「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道路繼續走下去了。魯迅成為了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

以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為界限,五四運動以前的被中國共產黨認為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舊民主主義文化)與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五四以後,無產階級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成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封建文化的主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是以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亦即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為指導的。[61]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62]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編輯]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使中國部分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他們接受了馬列主義,轉變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才是能夠令中國獨立富強的方式,開始極力宣傳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開始在中國形成為一股有相當影響力的思想潮流。而列寧則鼓吹「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63]1924年2月,張太雷莫斯科《工人日報》上發表了用中文書寫的悼念列寧的文章《列寧與中國青年》: 「就是中國的青年學生,當他們拋棄了他們的先師孔子的時刻,他們正找著了列寧做他們思想上的指導者。無怪乎在北京大學——學生革命運動的中心——投票誰是世界上的最大人物,結果是列寧當選。」[64]

李大釗從愛國的立場出發,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他於1918年7月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認定資本主義文明「當入盛極而衰之運」,「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在同年11月、12月發表的《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兩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確信「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11月,他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明確地把馬克思主義稱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並且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和階級鬥爭理論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所以1949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吳玉章的《紀念「五四」 30周年應有的認識》和何干之的《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指出中國共產黨與胡適之間革命與改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馬列主義與實驗主義的分野,認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不是胡適,而是李大釗。於是,中國共產黨標榜自己才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65][66]

1955年文化部還舉行各省市區文化局長會議,確定1955年全國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是:積極地開展文化戰線上的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有步驟地整頓文化工作者隊伍。要求各地和各個文化部門必須大力繼續開展對胡適派、胡風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逐步深入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文化大革命[編輯]

有評論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繼承、發展和延續,兩者是一脈相承、一脈相通的關係。[67][68]「文化革命」是極權主義統治徹底控制文化教育領域的必然過程。[69]毛澤東曾著文稱譽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1936年他回憶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上學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當時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期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70]毛澤東認為「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71]1964年底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務是徹底反對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目標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社會主義的文化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必須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一切不適合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進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打著批、反的旗號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72]焚毀祖先神主牌位古書;拆毀寺廟宗祠、徹底破壞中華文化,試圖代以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劉少奇因《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被斥為「大肆宣揚孔孟之道,毒害廣大黨員和青年,為孔家店招魂」。[73]於是196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五十周年上重新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1971年林彪出逃,1973年展開了「批林批孔」運動,指責林彪「借孔孟之道腐蝕群眾」,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74][75]後來四人幫還打著「批周批孔」「批華批孔」的幌子攻擊周恩來華國鋒

但文化大革命,本質上還是政治鬥爭,而且破壞了既有道德、信仰,卻用更糟糕的道德與信仰取代,造成了中國人整整一代人的道德淪喪、思想鉗制。

社會主義新文化[編輯]

中國共產黨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南陳北李」(陳獨秀和李大釗)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引領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繼承了新文化的道統,要領導新世紀的新文化運動熱潮。[76]毛澤東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在全世界戰無不勝。毛澤東認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77]依據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和《論無產階級文化》中提出的「發展真正無產階級的文化」的思想,[78][79]毛澤東指出:對待文化藝術遺產,必須以「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加以審查,並且必須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80]中國新文化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81]中共開始打著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旗號,推進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82]主張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新文化是歷史必然。[83]

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編輯]

學衡派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文化保守主義群體,多為留美學者教授,熟悉西方人文科學,主要代表包括梅光迪吳宓劉伯明胡先驌柳詒徵繆鳳林林紓等人。1922年1月,梅光迪留美歸國,創辦《學衡》雜誌,公開抨擊新文化運動。梅光迪是胡適的同鄉和朋友。他反對胡適所謂「活文學」「死文學」的提法,認為文字文學無死活。梅光迪發表《評提倡新文化者》,抨擊新文化提倡者「非思想家乃詭辯家」,「非創造家乃模擬家」,「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高舉改革旗幟,以實行敗壞社會之謀」。梅光迪指出「吾國近年以來,崇拜歐化,智識精神上,已唯歐西馬首是瞻,甘處於被征服地位。歐化之威權魔力,深印入國人腦中。故凡為「西洋貨」,不問其良否,即可「暢銷」。然歐化之真髓,以有文字與國情民性之隔膜,實無能知者,於是作偽者乃易售其術矣。國人又經喪辱地之餘,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對於本國一切,頓生輕忽厭惡之心,故詆毀吾國固有一切,乃時髦舉動,為戈名邀利之捷徑。」梅光迪批評新文化運動家對西方文化一知半解,既無師承,又乏專長,「其所稱道,以創造矜於國人之前者,不過歐美一部分流行之學說,或倡於數十年前,今之視為謬陋,無人過問者。」「言政治經濟,則獨取俄國與馬克思,言哲學則獨取實驗主義,言西洋文學則獨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說獨幕劇及墮落派之著作。」[84]

吳宓認為:「今新文化運動,於中西文化所必當推為精華者,皆排斥而輕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說,一時一類之文,以風靡一世,教導全國,不能自解,但以新稱,此外則皆加以陳舊二字,一筆抹殺。吾不敢謂主持此運動者,立意為是。」柳詒徵《論中國近世之病源》則認為:「今人論中國近世腐敗之病源,多歸咎於孔子」,「誤以為反對孔子為革新中國之要途,一若焚經籍,毀孔廟,則中國即可勃然興起,與列強並驅爭先者」,「中國近世之病根,在滿清之旗人,在鴉片之病夫,在污穢之官吏,在無賴之軍人,在託名革命之盜賊,在附會民治之名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諸人故皆不奉孔子之教。」「中國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實在不行孔子之教」。[85]

孫中山認為新文化運動源自外來民族的壓迫,不贊同新文化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主張對其繼承、改造。他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86]孫中山也反對新體白話詩,1918年他向胡漢民表明其對古今詩的看法:「今倡為至粗率淺俚之詩,不復求二千餘年吾國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詩,而中國已無詩矣。」[87]

馮驥才指出魯迅「他的國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來西方傳教士那裡。」「魯迅在他那個時代,並沒有看到西方人的國民性分析里所埋伏著的西方霸權的話語。」[88]

新文化運動的本質就是崇洋媚外,推崇進化論。摩羅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主動將自己的國家納入西方意識形態的賣國運動。[89]新文化運動是替歐洲建立種族和文化優勢,為西方征服東方提供了進化論的理論依據,[90]也是中國精英群體在西方槍炮前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潰之後,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權及其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從精神文化、民族性格、人種層面為中國的失敗與絕望尋找原因。[91][92][93]胡適、魯迅、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者不過是「身在中國、心繫西方」的洋奴。[94][95]

1920年4月2日高一涵在給胡適的信中寫到:「我從前東塗西抹,今天做一篇無治主義,明天做一篇社會主義,到現在才知道全是摸風捉影之談。我以為現在新思潮也多犯了這個大毛病。」蔣介石則認為「近百年來,中國的文化,竟發生了絕大的弊竇,就是因為在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之下,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恐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極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的遺產」。

歷史評價[編輯]

中國共產黨認為新文化運動全方位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使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解除了思想禁錮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動,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索;知識分子在此運動中所宣揚的社會主義思想,確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根基。自由主義者胡適主張照搬美國模式則受到中共的批判。六四事件以後,中共認為「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宣揚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所主張的「全盤西化論」的一部分。」[96]

另有人認為「新文化運動」是部分青年自由主義者和左翼激進文人之間的不穩定組合,主要成員都相信必需用現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國傳統文化,但彼此對西方文化和中國現實的理解大相逕庭,所以這個運動迅速分解並依照各種政治意識形態重新組合。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思潮都可以在這個運動中找到源頭。

還有一些人[誰?][來源請求]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左右兩派文人聯合起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運動。主要戰場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內,主要對象是一批老古董國學教授,結果大獲全勝,1946年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在全國明文取消國文,代之以語文。到今日,全國已沒人會真正的古文朗誦了(中華民國恢復古文教學於國民應盡12年教育之中學部分)。1949年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推出了簡體字

在近代以來從西方思想崇拜出發試圖打倒中國文化的動流中,太平天國起事、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三個高潮。雖然歷史已經過去,但還是對人們有反思的意義(文革主要目的非此)。

摩羅等認為新文化運動是近代文化自虐思想以及「逆向種族主義」的高潮。[97][98]

影響[編輯]

新文化運動本身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其推動民主和科學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從後來的中國歷史來看,新文化運動是失敗的,中國的專制極權仍然根深蒂固,從未根除。[99]

一些學者[誰?]認為,由於新文化運動提倡打倒孔家店,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導致了後來對國學的忽視,國學開始衰落。其實,西方在歷史上也發生過不少中國熱,相應地,中國發生了新文化運動等「西方熱」在人類歷史上看來實屬正常。比起明清時期中國學僅僅局限於中國而言,中國學目前不僅在中國被廣泛研究,也傳入了世界各國,不少大學都開設有「中國學」的課程。另一方面,中國本土傳統中的倫理綱常、忠孝觀念、崇尚禮儀等觀念消失殆盡。而新文化運動造成了外嫁女大增,自8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跨國婚姻的登記數幾乎是逐年上升。1982年,中國跨國婚姻登記數為14,193對,1997年已達50,773對。中國的跨國婚姻90%都是中國女性外嫁到他國。大多數跨國婚姻者都是年輕的二、三十歲的中國女子嫁給年紀頗大,五、六十歲甚至七、八十歲的外國男子。[100]在中國和韓國的跨國婚姻中,中國輸出是輸入的數倍,每年為韓國多輸送近萬個婦女,為中國增加萬個光棍。[101]

一些人[誰?]認為,文言文是一種極不精確的語言,嚴重脫離日常使用,是不可能用來記錄科學技術等高度邏輯、高度精確的事物的,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使科學技術更容易進入中國並被中國人所理解。另一方面,文言文凝聚著中國發展數千年的文學藝術,也浸透了傳統文化,文言文的湮滅,對傳統文化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並沒有因為批判孔學就否定中國的全部傳統文化。首先,他們指出,孔學並不等於全部國學。「非孔學之小,實國學範圍之大也」。其次,他們並沒有否定孔學的歷史作用。李大釗說「孔子於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聖哲,其說亦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再次,他們也沒有把孔子說得一無是處。陳獨秀就說過「孔學優點,仆未嘗不服膺」這樣的話。他們批判孔學,是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經不適於現代生活,是為了反對孔學對人們的思想禁錮,是為了動搖孔學的絕對權威的地位,從而使人們敢於衝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去進行獨立思考,以求得「真實合理的信仰」。

此外,由於五四時期對新的西方事物和觀念的大量引入,活剝生吞,因此出現了很多今日看來頗有趣的音譯外詞語:

這類過渡期詞彙,今日大都被「奧伏赫變」了,不過也有些沿用至今:

參考文獻[編輯]

  1. ^ 中國的國民性真的很醜陋嗎?
  2. ^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1)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遠流出版, 1998年
  3. ^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卷689—691頁「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4. ^ 《紅旗》1979年第5期,侯外廬《五四時期民主和科學思潮》:「五四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特點,就是揭櫫民主與科學,批判與它不相容的舊思想、舊道德和舊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
  5. ^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龔育之,1999,《紀念「五四」的歷史回顧和當代意義》
  6. ^ 陶希聖:「新文化運動以北京大學為樞軸,有大影響及於中國文化與教育。殊不知同一時期,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以東南大學為中心,亦有大影響及於中國文化與教育。」民國早年以北京大學為樞軸的新文化運動(以新青年為代表),政府史書宣傳較多,知道的人較多;以南京大學國立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中心的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以學衡國風為代表),以往宣傳較少,知道的人較少,兩者在現代史上均對中國產生很大影響,而後者的影響隨著中華文明復興日益彰顯、愈為人知。
  7. ^ 歐洲中心主義與世界史分期
  8. ^ 從貶抑到追捧:非洲藝術華麗轉身的背後
  9. ^ 歐洲「社會達爾文主義觀」挽救不了亞洲
  10. ^ 從「歐洲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論——對西方學者中國經濟史研究新趨向的思考
  11. ^ 簡析西方文化人類學的認識論
  12. ^ 從西方歷史本身破除西方中心主義
  13. ^ 陳獨秀,《答淮山逸民》,《獨秀文存》,668頁
  14. ^ 梁啟超:政治學案第九——盧梭學案,《清議報》第98冊
  15. ^ 梁啟超:中國之新民. 《新民叢報》第18號
  16. ^ 魯迅,《魯迅全集》第620頁《且介亭雜文末編》
  17. ^ 周英傑. 《大歷史的小切面》.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8. ^ 趙立彬. 《民族立場與現代追求: 20世紀20-40年代的全盤西化思潮》. 三聯書店. 2005. 
  19. ^ 趙立彬. 《辛亥革命前後的歐化思潮》 (PDF). 
  20. ^ 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致美國總統羅斯福信件
  21. ^ 《憲法中規定孔教之提議者》,《申報》1913年9月16日
  22. ^ 鄒魯. 《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冊. : 第157頁. 
  23. ^ 《有賀長雄、古德諾與民國初年的憲政體制問題》LinkPDF
  24. ^ 蔡元培. 《對於「送舊」「迎新」二圖之感想》. 《旅歐雜誌》. 1916年9月15日出版, (第3期). 
  25. ^ 陳獨秀. 《今日之教育方針》. 
  26. ^ 陳獨秀. 《卑之無甚高論》. 
  27. ^ 胡適文存三集. 合肥: 黃山書社. 1996. 
  28. ^ 吳虞. 《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 
  29. ^ 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
  30. ^ 魯迅之疑:國民性的檢討再檢討
  31. ^ 《胡適文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71頁
  32. ^ 張宏傑:《中國人的性格歷程》看如何改變國民性
  33. ^ 袁洪亮,2005,《人的現代化: 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
  34. ^ 《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81頁
  35. ^ 鮑紹霖,《文明的憧憬: 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36. ^ 周作人,1945,《紅樓內外》
  37. ^ 陳獨秀《敬告青年》
  38. ^ 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 "民國 10 年,教育部辦第三屆講習所,要我去講國語文學史,我在八個星期之內編了十五篇講義,約八萬字,有石印的本子。
  39. ^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嶽麓出版社
  40. ^ 方誌彤(Achilles Fang),《從意象主義到惠特曼主義的中國新詩:新詩試驗的失敗》(From Imagism to 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etry:A Search For Poetics that Failed)
  41.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有自日本歸來的曾琦與在北京的王光祈、李大釗等,陸續加入的有李璜、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左舜生等,約八十餘人。以北京、南京、上海的大專學校學生為多。日後有的信仰國家主義,有的信仰共產主義。」
  42.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新潮社社員,初為二十五人,幾全為北京大學學生,以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為知名,日後多成為史學家。」
  43.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國民雜誌社社員一百八十餘人,以北京大學學生段錫朋、周炳琳、許德珩、鄧中夏、張國燾為知名,日後分別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
  44. ^ David L. Share, Alphabetism in reading science, Frontier Psychology. 2014; 5: 752
  45. ^ A Study of Writing
  46. ^ 《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
  47. ^ 錢玄同,《錢玄同日記》,福建教育出版社
  48. ^ 新中國文字改革:漢字"拉丁化"還是"拼音化"?
  49. ^ 倪海曙編《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始末和編年紀事》,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頁
  50. ^ 新青年派廢除漢字的主張
    • 陳獨秀:「強烈地主張廢除漢字,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 蔡元培:「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盡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 魯迅:「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 胡適:「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 中國人「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是「又蠢又懶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象形文字的殘根餘孽能爬出中世紀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漢字。」 
    • 錢玄同:「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學衡、國風派等認同漢字的觀點
    • 張其昀:「中國文字優美而合理,比較容易學習。」「文字之構想,需要簡易明晰,中國文字實能兼顧此二方面。每一文字,有如一座莊嚴巍峨之建築物;而予以連綴,則可運用無窮,盈天地間之事物, 均可包舉而無遺。」
    • 秉志:「中國文字最適用於科學,以其既簡且明,而又富於伸縮之性也。」
  51. ^ 黃世暉,《蔡元培口述傳略》
  52. ^ 俄學者丹尼列夫斯基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
  53. ^ 胡適:《自述古史觀書》,《古史辨》,1版,第1冊,上編
  54. ^ 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1冊,上編,第80頁。
  55. ^ 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古史辨》,1版,第1冊,中編,65頁,北京,朴社,1926。
  56. ^ 王玉華,《論新文化運動對封建舊史學的批判》,《濟寧學院學報》2007年 第4期
  57. ^ 《李大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頁。
  58. ^ 《李大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頁。
  59. ^ 新文化運動的號角——《新青年》
  60. ^ 中國新聞史
  61. ^ 沙健孫,《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文化》,《北京大學學報》2002第5期
  62. ^ 毛澤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3. ^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64. ^ 張太雷發表的《列寧與中國青年》手跡
  65. ^ 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黃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66. ^ 李大釗的早期思想
  67. ^ 民族劣根性、五四運動和文化大革命
  68. ^ 兩個文化革命之間的關係
  69. ^ 程曉農:毛澤東向史達林學到了什麼?──中蘇「文化革命」的比較及其啟示
  70. ^ 《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頁。
  71. ^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72.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73. ^ 人民日報(1969.05.04) 《五四運動五十年》
  74. ^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 《林彪與孔孟之道》,《人民日報》1974.02.07
  75. ^ 人民日報1974.01.31,《狠批孔孟之道 深挖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老根》
  76. ^ 十七屆六中全會研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深意
  77. ^ 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78. ^ 王士吉:向黨代會提交的議案和決議案(草案)列寧在《論無產階級文化》一文中指出:「蘇維埃共和國的整個教育事業,無論一般的政治教育或專門的藝術教育,都必須貫徹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精神,為順利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即為推翻資產階級,消滅階級,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而鬥爭的精神。」「現代歷史的全部經驗,特別是《共產黨宣言》發表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都無可爭辯地證明,只有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才正確地反映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觀點和文化。」「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的文化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按照這個方向,在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最後的鬥爭)的實際經驗的鼓舞下繼續進行工作,才能認為是發展真正無產階級的文化。」
  79. ^ 讓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磅礴於全世界——學習列寧的《青年團的任務》、《論無產階級文化》,批判劉少奇、周揚一夥的「全盤繼承」論,《人民日報》1971-08-05 解勝文
  80. ^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81. ^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卷689—691頁
  82. ^ 于幼軍: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
  83. ^ 中央十七屆六次全會為何要研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84. ^ 梅光迪,《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
  85. ^ 五四時期的激進思潮及其反思——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
  86. ^ 《國父全集》第一冊第55頁,民族主義第六講
  87. ^ 《國父全集》第二冊,842頁
  88. ^ 馮驥才,《魯迅的功與「過」》,《收穫》2000年第二期
  89. ^ 馬立誠:當代中國社會思潮
  90. ^ 劉禾,《一個現代性神話的由來:國民性話語質疑》
  91. ^ 摩羅:梁啟超對國民性問題的經典論述
  92. ^ 周寧,《「被別人表述」:國民性批判的西方話語譜系》
  93. ^ 賀仲明《國民性批判:一個文化的謊言》
  94. ^ 「國民性批判」是否可以終結?
  95. ^ 黃敏蘭:近年來學界關於民主、專制及傳統文化的討論-兼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的探討
  96. ^ 李瑞環1990年1月10日《關於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若干問題》
  97. ^ 摩羅:但願柏楊的「自虐時代」就此結束
  98. ^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失控與無名的文化現實》
  99. ^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等書籍中可以看出來。
  100. ^ 中國女人「出口率」 「外貿」是順差,「外嫁」是逆差
  101. ^ 中國已成為全球「出口」女人最多的國家

研究書目[編輯]

  • Vera Schwarzc著,李國英等譯:《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

相關條目[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