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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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的一部分
鴉片戰爭.png
First Opium War 1839-42 Conflict Overview EN.svg

鴉片戰爭形勢圖
日期: 1839年9月4日 - 1842年8月29日
地點: 中國沿海
結果: 英國勝利
領土變更: 割讓香港島英國
參戰方
大清 Flag of the United Kingdom.svg 英國
指揮官和領導者
林則徐
琦善
楊芳
奕山
伊里布
顏伯燾
奕經
牛鑒
耆英
Flag of the United Kingdom.svg 亨利·坦普爾‎
Flag of the United Kingdom.svg 查理·義律
Flag of the United Kingdom.svg 喬治·懿律
Flag of the United Kingdom.svg 伯麥
Flag of the United Kingdom.svg 砵甸乍
Flag of the United Kingdom.svg 威廉·巴加
Flag of the United Kingdom.svg 郭富
兵力
5-10萬人(清軍戰前脫逃及觀望的友軍均不能計入參戰人員) 最後南京城下有19000英軍(中英方記載一致)
傷亡與損失
陣亡2500人左右(誤差正負500人,清軍以捕漢奸等名義處死的中國人及自殺的清軍家屬均不能計入,英軍埋葬的中國人不只是參戰的清軍,英軍埋葬的中國人包括了八旗以漢奸等名義處死的的中國人及自殺的清軍家屬) 陣亡80-100人,病死240人。(英國人自己統計是69人,但是英方沒有算上被黑水黨暗殺的英軍,算上被黑水黨暗殺的英軍約陣亡80-100人,據英文維基卡美拉尼亞步兵團征戰史,英軍在定海不服水土病死240人(非陣亡,定海的英軍墓地應該是病死英軍墓地))

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又稱「第一次中英戰爭」或「通商戰爭」,是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29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期間,清朝英國港腳商人飛剪船在廣東沿海武裝公開販運鴉片爆發的戰爭。戰爭的直接導火線是清欽差大臣林則徐道光皇帝聖旨於1839年6月3日在廣東虎門銷煙,英國遠征艦隊炮擊廣東九龍。戰爭最後以中國失敗簽訂《南京條約》告終。

鴉片貿易[編輯]

清廷閉關政策[編輯]

1757年,清廷關閉江、浙、閩三海關,只留廣州一口通商。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廷進一步限制外人來華貿易,批准兩廣總督提出的《防範外夷規條》,嚴限制外人來華貿易外,規定武器、米糧、硝磺、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不准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175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輝率領英國船北上天津,通過直隸總督向乾隆皇帝遞交訴狀,告廣州海關刁難勒索外商,希望清朝開放多個通商口岸。乾隆皇帝閱後大怒,認為英國人越級上訪,有辱大清朝廷尊嚴。下令將洪任輝驅逐。

1760年,恢復公行,專辦對外貿易,對外商嚴加限制,不准外商與官員直接接觸,指定須由公行與外商聯繫,使公行成為外商與中國官府聯繫的中介[1]。這種保守的閉關鎖國政策埋下中英兩國衝突的遠因。

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兩國貿易逆差[編輯]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能成為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由於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造成出超(即是中國出口的貨品比進口的貨品多),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但英國出口的羊毛、呢絨等工業製品在中國由於不能建立有效的銷售渠道而根本無法進入中國市場,乾隆皇帝甚至認為中國甚麼都不缺乏,沒必要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貿易逆差入超)。而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白銀作為貨幣,由於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利潤受損。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的進口貨物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同時由於海關官僚的腐敗和貪婪及種種潛規則,使得除稅率之外還產生大量不可預估的費用,英商對此大為不滿。

外交挫敗[編輯]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使喬治·馬戛爾尼來華,清廷以為英使是為向乾隆帝賀壽而來,稱使團帶來的禮物是貢物。馬戛爾尼堅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經連番爭辨,最終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禮,而使團在覲見皇帝後被勒令離去。馬戛爾尼提出的增開商埠、減免課稅等要求都被清廷以不合天朝體制為由而拒絕。

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英使阿美士德來華,希望改善對華通商關係。阿美士德因拒行中國的三跪九叩禮而被驅逐,未能與嘉慶皇帝會面。

1833年,英王任命上議院議員、海軍將官律勞卑為駐華商務監督,至此,遂由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關係,轉變為英國政府的對華關係。1834年7月,律勞卑未經許可擅自從澳門進入廣州城,並遞交「平行款式」公函,違反大清規則。兩廣總督盧坤令其離境,並揚言中斷中英貿易。律勞卑僱人在廣州各處張貼告示,指責盧坤。9月2日盧坤下令全面終止與英國的貿易,並派兵包圍英商館,撤走所有中國傭工,嚴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給。律勞卑調來英國一艘巡邏艇兩艘護衛艦駛向黃埔進行威脅,與中國海岸警衛虎門炮台交火35分鐘,駛入珠江。盧坤隨即將12艘大船沉於珠江河底攔截,又從各地調動艦隻28艘圍堵。9月21日律勞卑在清廷水師的監視下被迫撤出廣州。9月27日重開中外貿易。

東印度公司壟斷鴉片貿易階段(1800年-1834年)[編輯]

鴉片吸食者
吸食鴉片者
販賣鴉片的躉船

此時英國人已佔領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罌粟種植地——印度,英國從其殖民地印度裝運鴉片來華。由於吸食鴉片會上癮,中國清朝亦開始嚴格控制其入口,但吸食者市場仍然存在。清廷於雍正年間明令禁煙;此時英國本土鴉片的使用仍然合法(英國本土的鴉片禁止要到1912年的鴉片公約後實行)。「嘉慶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販夫走卒,群而趨之,靡而不返。」[2]

另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在這些年中,卻是單單靠了他們對華貿易中的利潤來支付他們股票的利息。」[3]鴉片商人泰勒說:「鴉片像黃金一樣,我能在任何時候賣掉它。」[4]因此鴉片走私日益擴大,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四千餘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間已猛增到四萬零二百箱。令英國出超,並反使中國入超[5]。「貿易中最賺錢的部分還是鴉片,從1830到1832年停泊在伶仃洋的美國躉船所有主聲稱,他在那裡已經發足了財,因而使他照他當時的想法,能夠永遠離開中國了。鴉片貿易,就像奴隸和釀酒廠一樣,成為許多美國大資產的基礎。」[6]

港腳商人武裝公開販運鴉片階段(1835年-1839年)[編輯]

「海疆商賈碼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深數。」[7]「常吸之期,精神困頓,吸煙久,其人必畏葸庸瑣,激之亦不怒,由其精華竭也。」[8]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六百萬兩,令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出現通貨膨脹,「1837年,中國政府終於到了非立即採取堅決措施不可的地步,鴉片的輸入而引起的白銀不斷外流,開始破壞天朝的國庫收支和貨幣流通。」。[9] 鴻臚寺卿黃爵滋奏摺

吸食既久,則食必應時,謂之上癮,廢時失業,相依為命,甚者氣弱中干,麵灰齒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両。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至二千餘萬両。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両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両。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10]

禁煙運動[編輯]

1836年11月12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摺:

今日之弊,事事以辦不動三字借口,莫如鴉片弛禁之議。紋銀出洋,誠為可慮;鴉片開禁,是撤藩籬而飼虎狼也。粵東兵丁吸食鴉片,以致兵力脆弱,天下之患,莫大於一發而不可收拾[11]

兩廣總督林則徐進言道光帝,若不禁煙,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1838年底,清朝道光帝頒布《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並派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廣州負責執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虎門銷煙。1839年3月,林則徐抵達廣州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兩人合作,積極整頓海防,防禦外敵入侵;嚴拿煙販,懲辦不法官員;禁止商人販賣鴉片,以及國民吸食鴉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繳煙具,限期戒除;並於3月16日曉諭外國煙販,限期交出所有鴉片,並承諾不要再販賣,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12],林則徐又提出每箱呈繳的鴉片將獲五斤茶葉的獎勵,但他從未提及金錢賠償

事件至3月24日,因英國商人誤以為林則徐此舉是勒索錢財,對林則徐的要求敷衍過去,所以林則徐下令中斷貿易,撤走英國商館中的華人買辦和僕役,並派士兵包圍了商館,並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漢奸。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館裡六個星期,與外界交通隔絕,他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結果義律在5月18日向林則徐交出了21,306箱鴉片。林則徐請示過道光帝之後,在虎門挖了三個大坑(每個長150英尺、寬75英尺、深7英尺),並在6月3日開始銷毀鴉片,直到6月25日才全部銷毀殆盡。

英國出兵[編輯]

英國的戰爭準備[編輯]

1832年2月26日,英軍間諜林賽改名胡夏米,冒充羅爾阿美士德號船主對中國沿海進行戰爭偵查,節錄胡夏米報告:

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僅次於廣州,它的商業十分活躍,如果歐洲商人准許來上海貿易,它的地位更能大為增進,外國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這樣大的商業活動區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視,實在太令人奇怪了。

中國全體海軍船隻,不能阻止一隻商船進口,真是怪事,南澳是廣東第二個海軍基地,一半位在廣東,一半位於福建,它是總兵或提督的駐地,在他的指揮下,共有軍人5237人,其中4078名屬廣東,1159名屬福建,但是這些軍隊的存在,除了在花名冊中以外,是很值得懷疑的。[13]

1839年7月,香港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凶手,義律卻以領事裁判權為由拒絕交凶。

8月15日,林則徐下令禁止一切貿易,派兵開進澳門,進一步驅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10月1日,英國內閣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作出「派遣艦隊去中國海」的決定,雖然依據中國法律英國人無權在中國領土上存放鴉片。

11月3日,廣東虎門發生穿鼻之戰,令珠江口一帶氣氛緊張。

1840年1月5日,林則徐根據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

1月8日英國「窩拉疑」號(英語HMS Volage)艦長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鎖廣州口岸與珠江口

1月16日,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演說,謂正密切注意英人在華利益及國家尊嚴:

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系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響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嚴的事件。

2月,英國政府任命懿律和義律為正/副全權代表,懿律為英軍總司令。

4月7日,英國下議院對此進行激烈辯論,當時反對對華戰爭的托利黨人格蘭斯頓作了如下演說:

我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想使我國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站在對面的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來。那面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假如這面國旗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而現在升起來了,那麼,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從那裏撤回來。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英國反戰派的著眼點並不是鴉片一物的毒害,而是鴉片貿易是沒有經過滿清政府允許的走私行為,不義的只是走私行為,而非鴉片對中國人身體造成的傷害。實際上,當時西方醫學界一直視鴉片為治療百病的萬靈藥,鴉片在英國國內一樣泛濫成災[14]

另一方面,48年前隨喬治·馬戛爾尼勳爵覲見乾隆皇帝,當年只有十二歲的小斯當東發言:

我們進行鴉片貿易,是否違反了國際法呢?沒有:當兩廣總督用他自己的船運送毒品時,沒有人會對外國人也做同樣的事感到驚訝。北京朝廷有權強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鴉片貿易。但迄今為止對外國人最重的處罰是禁止經商或驅逐出境,現在它能粗暴地判處他們死刑嗎?這種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對人權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國人要像對待他們的叛亂分子一樣用劍刃來對待英國人,我們要小心!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並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當時英國下議院全場肅靜傾聽他的這番講話:所有人都知道,不僅沒有一位議員,而且沒有一個英國人比他更瞭解中國[15],最終以271票對262票通過軍事行動[16],英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17]

6月,懿律率領的英國艦船40餘艘及士兵4000人的機動艦隊從印度出發到達中國廣東海面,標誌著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

英國出兵的深層原因據羅茲·墨菲的分析[5],則是為了擁有與巨大的中國市場自由貿易的機會,從而能夠直接進入中國市場。並希望清朝政府能夠承認英國是平等國家。而中國因傳統的天下秩序、畿服朝貢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態度,使英國無法容忍遭受輕視和排擠,中國的態度在當時已經進入近代世界的國際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英國將中國的拒絕看作是落後的表現,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種在必要時訴諸武力把中國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認為這對雙方都會帶來利益。正是清朝的自大、蒙昧與無知,加速正面衝突的爆發。

清軍戰備情況[編輯]

戰爭前中國名義上或花名冊上有22萬八旗以及66萬綠營軍隊。浙江清軍「於炮位應裝藥彈數目,尚未能知,則其平日所稱演放炮位,系屬虛文塞責,已可概見。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營鎮將備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黃岩鎮標中營游擊林亮光尚稱諳練,余則絕少其人,各處海口,所安炮位,幾同虛設。」[18]

中國最高政治決策機構[編輯]

1840年至1842年軍機大臣: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賽尚阿(1841年入)、祁寯藻(1841年入)。

戰爭經過[編輯]

第一階段[編輯]

穿鼻海戰
第二次穿鼻海戰

1840年6月,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懿律領兵到達廣州海面,並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在封鎖珠江口之後,北上進攻浙江舟山。7月5日,英軍開始進攻戰略要地定海縣城,鴉片戰爭正式爆發[來源請求]。7月6日,定海淪陷。是役,英軍旗艦「馬利拿」號在岱衢洋百畝田礁觸礁,船底洞穿,「威里士里」號成為旗艦。8月,英艦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張戰爭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開始動搖。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國書,令琦善轉告英人,允許通商和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並派琦善南下廣州談判。10月,琦善署理兩廣總督。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12月,琦善通過私人翻譯鮑鵬與義律談判,拖延時間。義律失去耐心,決定戰後再商。1841年1月7日,英軍攻佔虎門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軍死傷700餘人,師船、拖船沉毀11艘。琦善被迫與義律在穿鼻洋商議草約。不過《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第二階段[編輯]

道光帝認為英國提出的條件過於苛刻以及琦善與英人擅自簽訂條約有損天朝威嚴,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楊芳赴廣東指揮作戰。但義律先下手為強,於1841年2月23日進攻虎門砲台,雖然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靖遠砲台將士奮力抵抗[19],但仍不敵英軍,虎門砲台最終失陷。5月21日,奕山令水陸軍1700餘人,於黑夜分乘快船出動,挈火箭、噴筒,夜襲英船,擲火焚燒。次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潰退。四天之內,廣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軍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奕山豎起白旗求和[17],簽訂《廣州和約》,不但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資80萬銀圓。[20]英軍收錢後也撤出廣州。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發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21]

英國擴大戰爭(決戰階段)[編輯]

英軍統帥Sir Henry Pottinger

1841年5月,英國政府否定《穿鼻草約》,改派全權公使砵甸乍來華。1841年8月21日英國艦隊有10艘軍艦、4艘輪船、22艘運輸船搭載英國陸軍第18皇家愛爾蘭團第26卡梅拉尼亞步兵團第49威爾斯步兵團第55威斯特摩蘭郡步兵團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師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師北上。

廈門之戰[編輯]

英國人作畫 皇家愛爾蘭團在廈門戰鬥 可以看見身著「虎滅羊(洋)」軍服的清軍

1841年8月25日至1841年8月27日期間,閩浙總督顏伯燾、金門鎮總兵江繼芸及清軍與英軍發生戰鬥,清軍炮台共有火炮200餘門[22]。江繼芸戰陣亡,清軍陣亡40多人[23]。英軍傷亡不詳。

定海之戰[編輯]

葛雲飛
定海之戰

1841年9月26日至1841年10月1日期間,鎮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率5600清軍[24]與英軍發生戰鬥,10月1日英國第55威斯特摩蘭郡步兵團第18皇家愛爾蘭團先後冒死登陸前進,清軍「所用抬炮至於紅透,不能裝打。」[25]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先後陣亡。英軍俘獲清軍龍旗。[[1]]英軍陣亡軍官一名[26]。英國賓漢在《英軍在華作戰記中》記載:

高地上的旗手選了一個最顯著的位置,站著搖旗,絲毫不怕落在他四旁從輪船打來的炮彈。最後弗萊吉森號的一顆炮彈把他打倒,另一個人趕緊取其委而代之。

鎮海之戰[編輯]

1841年10月10日,兩江總督裕謙、福建提督餘步雲、狼山鎮總兵謝朝恩率4千清軍與2400英軍發生戰鬥,清軍全軍覆沒,謝朝恩陣亡,裕謙吞鴉片自殺[27],餘步雲未經戰鬥逃跑。英軍傷亡不詳。

浙東之役[編輯]

1842年3月,清揚威將軍、乾隆帝曾孫奕經率大軍,定於虎年虎月虎日虎時以生肖屬虎的寧夏鎮總兵段永福為指揮官,以五虎滅羊(洋)之計[28],分寧波、鎮海、定海三路反攻英軍。

寧波方向。英軍間諜陸心蘭[29]將進攻計劃泄露給英軍:「慈溪人陸心蘭為夷諜,奕經信任之,給五品頂戴,師期大泄。陸心蘭紿言寧(波)、鎮(江)二城守備虛弱,潛師襲之可得也,毋帶火器,以警敵人,奕經從之。[30]」結果清軍中計:「及屯兵攻城,城門洞開,佯若無備,總翼段永福誤謂夷人已竄,遂令我兵按隊而入。甫及月城,機動炮發,我兵蒼黃四走,適街巷湫隘,不能退避,遂多傷亡。」[31]

鎮海方向。各親歷者記載如下:

進攻鎮海,甫及城下,群夷按隊而出,槍炮齊發,我兵以鳥槍亂擊夷人,亦兼有傷亡,然終不敵其炮火之猛烈。游擊劉天保右臂中一槍子,暈墜馬下,旗鼓既失,隊伍遂亂,夷人復以火箭來射,而我兵益不支矣。[32]

守備哈克里攻奪招寶山,(清)兵登山最趫疾,猱升而上,搶入威遠城,群夷將遁,適一夷船自金雞山剪江而至,用炮仰擊,哈克里遂不支。[33]

最終爆發了大寶山決戰,英軍參戰1000人,清軍參戰為朱貴部固原兵500人,參贊大臣文蔚率清軍主力駐紮10公里外卻拒絕參加戰鬥。

迨火藥既竭,(朱)貴右臂為夷炮擊斷,猶以左臂掣紅旗,及咽喉為火箭所中,始墜馬而亡。其子昭南、暐南,復取其旗,指揮眾軍,旋亦中夷炮死。計貴部下陣亡者四百三十六人。參贊吏部侍郎文蔚惴惴自危,盤旋一室中口喚奈何者兩時許,而慈溪炮聲遂絕。時已黃昏,忽寺後失火,參贊疑英夷已掩至,不告於眾,徙跣下山而逸。眾既失主將,合營大哄,互相驚躥,黑暗中呼救之聲滿山谷,及天明始知自為擾亂,英夷實未來犯也。[34]

道光換帥[編輯]

浙東決戰失敗後,道光皇帝決計求和,於1842年3月27日任命主和派耆英為欽差大臣、杭州將軍,將主和派伊里布派往浙江,結果「人人以為指日可罷兵,遂不複議進戰。」[35]薛福成《庸庵筆記》卷1記載了清軍機處戰和的爭執:

王鼎力薦林公(林則徐)之賢,上不聽,是時蒲城(王鼎)與穆彰阿同為軍機大臣,每相見,輒厲聲詬罵,穆相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召見,復於上前盛氣詰責之,斥為秦檜嚴嵩,穆相默然不與辯。上笑視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廷諍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牽裾,終不獲伸其說。其夕自縊薨。

最終1842年6月20日道光皇帝密旨奕經「與七叔(伊里布)相機辦理,不必強攻。」[36]

乍浦之戰[編輯]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戰打響。第18皇家愛爾蘭團高級軍官中校湯林森[[2]]「頸部被清軍擊穿陣亡,在這天的損失超乎尋常的大,九名陣亡。(英軍)親自埋葬了1200到1500人(清朝軍民)。」[37]清軍由佐領隆福率200名滿洲八旗參加戰鬥,隆福「掣佩刀奮刺夷兵數名,乃自刎。」[38]

吳淞戰役[編輯]

1842年6月16日英軍以5艘軍艦進攻吳淞炮台兩江總督牛鑒逃跑,「所督諸軍皆尾而潰走,夷遂乘勢大進。」[39]江南提督陳化成「拔佩刀接仗,槍亦洞腹,一慟而絕。」[40]英國海軍中尉Hewitt R.M.陣亡,英軍評論「自與中國軍隊作戰以來,中國人的炮火以這次最厲害」。英軍在上海獲得清軍遺棄火炮171門,火藥9噸[41]

鎮江之戰[編輯]

耆英
英海軍統帥威廉·巴加
英陸軍統帥郭富
鎮江之戰英軍第一軍司令Alexander Fraser,參加過滑鐵盧戰役並立功
英軍主力與青州八旗在鎮江戰鬥

一方面,耆英伊里布「饋送英夷牛羊」[42],1842年7月13日兩江總督牛鑒以「黃金十二萬犒勞英師。[43]」1842年7月18日,揚州富商顏崇禮因為與當地鹽梟長期不和,向英軍進貢35萬兩白銀及新鮮食物,與英軍達成和約:英軍炮擊老河影一帶鹽民,英軍不進入揚州城。[44]結果「夜將半,忽炮聲四起,見火焰蔽空,數千私梟,幾無噍類矣。」[45]這就是老河影慘案。

另一方面,戰鬥於1842年7月21日打響,事前,「都統海齡令旗兵滿城捉漢奸,至是捕城內居民百七十餘人,於小校場行刑,並及婦人孺子,呼冤之聲不絕,郡守惟流淚而已[46]」,而海齡本人自殺[47]。只有青州八旗400人參加了戰鬥[48]。英國海軍中將威廉·巴加郭富、參加過滑鐵盧戰役並立功的少將Alexander Fraser、少將Sir James Holmes Schoedde[[3]]率陸軍9000人、戰艦15艘登陸進攻[49]。英國軍人回憶:「滿軍衝到我軍警衛哨來,將我方士兵捉住,然後抱起來一起跳下城牆去,在第三旅沿著城牆腳下集合的時候,一隊滿兵突然向其打來激烈的炮火,因此,我方兩名軍官陣亡。[50]」英國自己統計英軍死37人傷129人,事後英軍「毀城垣,焚衙署,縱黑鬼姦淫婦女,道路死傷枕藉[51]」。英國參戰軍人回憶「只要是真實的回憶,就可覺得這顆心很難說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腸最硬、資格最老,以殺人越貨為生的人,看到這種悲慘景象也不能無動於衷的。[52]

1842年8月4日,英艦隊封鎖南京長江江面,清江寧將軍德珠布「商禦敵之策,默無一語,但云人死只污一片土,何懼哉?」[53]清道光皇帝授權耆英、牛鑒、伊里布求和。

和約簽訂[編輯]

簽訂南京條約(油畫)

清軍節節敗退,道光帝派耆英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與英軍交涉議和。1842年8月4日,英國軍艦駛抵南京下關江面,璞鼎查威脅限日定議,否則發砲攻城,這使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條款。1842年8月29日,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戰爭結束。

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雙方共在寺內議約四次。8月29日,中國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在英軍旗艦「汗華」(亦譯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滿足了英國大多數的要求。香港島因此被割讓給英國,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大口岸被迫開放給英國人貿易和居住。

列強自然不願英國獨享權益,紛紛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10月24日,法國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享有領事裁判權和傳教權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簽署了《虎門條約》,重新規定了英國所享有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

影響[編輯]

政治及外交[編輯]

英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後,各國紛紛要求此一條款,清廷失去某一特權於一國,等於失去該特權於列強,這使清廷外交上處於不利的弱勢位置。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使英國可在五個通商口岸各駐兵艦一艘,以後商港越開越多,深入內地,使國防受到威脅。香港島被割讓給於英國,開外國人要求割地之先例,在後來的戰爭中更多土地被外國所奪去,使中國領土失去完整。領事裁判權使中國失去司法主權,外國人犯法不受中國法律制裁,清廷無法管制外國人在華的違法行為。

鴉片戰爭是中國簽下不平等條約的開端,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法國後來通過《黃埔條約》取得傳教權,滲入中國傳統文化;美國更通過《望廈條約》取得治外法權使中國國際地位下降,而割地和賠款對清帝國來說也是第一次的。這些不平等條約要到一個世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廢除。

經濟民生[編輯]

在經濟方面,中國的封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開始解體,中國被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此時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經濟屬於商品輸出階段。

鴉片戰爭將中國緊閉的國門打開,也開啟了中國近代史進程。中國開始從封建君主制國家逐步轉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並且所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形成也與經濟有著密切的關係。

文化資產[編輯]

廣東[編輯]

  • 虎門炮台:廣東省全國重點文物,位於東莞市(部份位於廣州市番禺區、南沙區)境內的珠江入海口虎門,為鴉片戰爭遺址。建於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後來陸續增建,包括城垛、炮洞、兵房、火藥局等設施,均用磚、石、灰沙構築。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為防備英軍侵略,將虎門11座炮台分為三重門戶設置。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虎門炮台後被英軍毀壞。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清政府重修虎門炮台。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又被英法軍隊搗毀。
  • 林則徐銷煙池:廣東省全國重點文物,位於東莞太平鎮口的兩個水池,為燒毀鴉片而建,後於1957年重建。
  • 鴉片戰爭博物館: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口村南面的林則徐銷煙池舊址內,東依牛背脊山,西傍珠江口,1985年建立,總面積為20多萬平方米。管理虎門炮臺舊址──沙角炮臺、威遠炮臺、靖遠炮臺、鎮遠炮臺、南山炮臺、蛇頭灣炮臺、九宰炮臺、廣東水師提督署寨墻等戰爭遺跡,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胡里山砲臺:福建省全國重點文物,位於廈門島東南端,清道光21年(1841年),閩浙總督顏伯濤在白石頭至沙坡尾一帶,建了一條全長1667米,高3.3米,厚2.6米的花崗岩石壁,並安裝100門火炮,稱為「石壁砲台」,英國人稱為「長列炮台」,鴉片戰爭期間被英軍攻陷炮台被毀。現存砲台是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建造,光緒20-22年(1894-1896年)興建完成。炮台結構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歐洲和明清的建築風格,總面積7萬多平方米。胡里山炮台三面環海,向東可支援距離約4500米的白石炮台,南面與漳州龍海嶼「仔尾砲台」隔海相對,向西協助距離5000米的「磐石砲台」。
  • 鎮海口海防遺址: 浙江省全國重點文物,位於寧波市鎮海區和北侖區,分為甬江口南、北兩處。甬江北岸(鎮海區)包括:威遠城、招寶山明清碑刻、月城、安遠炮台、吳公紀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記、泮池(裕謙殉難處)、吳傑故居;甬江南岸(北侖區)包括:戚家山營壘、金雞山了台、靖遠、平遠、宏遠、鎮遠砲臺。
  • 焦山炮台遺址: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鎮江市潤州區,焦山係「京口三山」名勝之一,位於於揚子江心,與對岸象山夾江對峙,山高71米,周長2000餘米,因東漢焦光隱居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軍侵入長江遭到副都統海齡率領鎮守焦山的青州兵抵抗。
  • 鴉片戰爭戰爭遺址公園:位於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西,佔地12公頃,1997年6月建成,鴉片戰爭遺址,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840年7月5日英軍炮轟定海城,園內建有舟山鴉片戰爭紀念館、「三總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紀念廣場、百將題碑、傲骨亭、三忠祠、英陣亡將士墓群。
  • 吳淞古砲台:位於於上海市寶山區友誼路1號,1842年6月,英軍進犯吳淞口,江南提督陳化成在吳淞砲台抵抗,現址存有當年使用的「平夷半國」大砲。

臺灣[編輯]

  • 四草砲台:國定古蹟,位於台南市四草地區,建於清道光20年(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清廷指派當時擔任台灣兵備道的姚瑩所闢建。其建成時的規模為砲墩十座,俗稱「鎮海城」,目前僅剩下鎮海國小操揚旁的城壘。
  • 安平小砲台:臺南市定古蹟,位於臺南市安平路與湖內二街交叉口,建於清道光20年(1840年),由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為加強臺灣防務便命時任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的姚瑩於17處海口設置砲臺,其一便是安平小砲臺。
  • 二沙灣砲台:國定古蹟,位於基隆市二沙灣山上,約在清道光年間創建(西元1840年),又名海門天險,鴉片戰爭爆發基隆守軍擊退英軍,基隆之海防受到重視,採用傳統的中國城門築法。現址為劉銘傳部隊於中法戰爭後(1885年)所建,現存如城門、營舍牆基、大階梯、礮座、子牆及儲彈藥庫等建物。
  • 大武崙砲台:國定古蹟,位於基隆市外木山漁港附近,扼守基隆港西側。在中英鴉片戰爭及清法戰爭時,清政府均派兵駐防,今所見砲台應為日治時代改建結果。遺址包括營區大門步道、洞窟營舍、東稜堡、北稜堡、南稜堡、避彈壕、蓄水池等。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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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編輯]

  • 《世界歷史百科》. 三聯書店. 2004. ISBN 962-04-2279-1 (中文). 
  • 《新理念中國歷史》.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6. ISBN 962-948-193-6 (中文). 
  •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

研究書目[編輯]

  • Frederic E. Wakeman, Jr.(魏斐德)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 張馨保著,徐梅芬譯:《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