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跳轉到: 導覽搜尋
臺灣議會請願團抵達東京車站時,與前來歡迎的當地台灣留學生共同合影,攝於1924年。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生於二十世紀上半葉,是由新民會開始發起,向日本帝國議會要求台灣設置擁有自治議會的運動[1];這場運動是台灣對於日本之統治,從武力反抗轉變為近代式政治運動的第一個標誌,也是台灣在日治時期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政治運動[2]:導言頁9。這場運動源於1918年的六三法撤廢運動林呈祿認為如撤廢六三法,則無異於接受當局的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有損於台灣的特殊性和獨立性。受其主張影響,運動的方向遂由撤廢六三法,轉為請求設置臺灣議會。運動的訴求是:基於日本立憲政治的精神,應設置臺灣議會,將台灣總督府的立法權交還給人民。

從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由林獻堂領銜、旅日與在台民眾178人聯名簽署起,到1934年9月2日決議停止為止,運動共歷時14年,期間提出請願15次。最初的參與者以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為主。至第三次請願運動籌備時,成立了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從而被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以妨礙安寧社會秩序為由禁止,釀成治警事件。其後,運動得到了日本輿論的支持與台灣民眾的同情,參與人數邁向高峰。不過在1931年臺灣民眾黨被迫解散後,由於失去支持團體,加上法西斯主義的壓制,運動在1934年正式宣布中止。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對台灣造成重大影響。包括建立了台灣民眾的法治觀念,也確立了對憲政精神的追求。而台灣總督府為了因應運動,亦成立了總督府評議會,並在1935年讓州、市、街、庄議員半數改由民選,是為台灣地方自治的誕生。不過其以合法合憲的方式進行體制內抗爭的路線,並不能顛覆殖民統治的權力關係,故台灣始終難以脫離被殖民的境遇,而得到該有的平等對待。

發起背景[編輯]

六三問題[編輯]

明治29年法律第六三號、也就是所謂《六三法》的內容條文。帝國會議所通過的《六三法》使台灣於日治時期委任立法制度,並授權臺灣總督能夠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日本甲午戰爭取得對台的統治權後,一開始並未做好殖民準備,故請來兩國的顧問前來提出建議。但在遭逢武力反抗的情況下,原始構想被打亂。1896年3月底,日本政府遂依據台灣總督府的要求,由帝國議會通過《關於應在臺灣施行的法令之法律》,俗稱《六三法》[3]:10-11

六三法的實施,使得台灣雖然名義上是日本領地,但實際上卻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後雖經「三一法」和「法三號」的修正,使台灣的立法體系逐漸被編入日本的體系中,但依舊不能享有日本內地的民主成果[4]:37-38。而由於該法每到有效期限將至時,就被送進帝國議會要求順延,每每引發爭論[3]:108。最後日本政界雖將法三號定為無期限限制,使爭議告一段落,但對台灣的知識分子而言,「六三問題」與切身權利相關,需尋求解決方案[4]:38

自治主義思潮[編輯]

自1905年到1925年間,日本受到海外思想的影響,加上1918年原敬政友會內閣的成立,在思想政策上自由化,於是產生了政治乃至社會、精神層面的民主運動,是為「大正民主思潮[5]:16-20

而同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在1918年1月發表「十四點原則[5]:55,其中民族自決的思想風行,日本當局遂重新檢討治台政策,改派文官總督,採行同化主義,改善教育政策,使台灣人民智能及視野皆有所提升。當時,台灣青年因為本地缺乏高等教育,赴日留學蔚然成風,日本普選運動風潮正盛、朝鮮爆發三一運動爭取獨立、中國也有五四運動的興起,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身處其中,深深嚮往民主主義與民族自決思想的影響,也激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3]:103-104[5]:64-65

六三法撤廢運動[編輯]

台灣知識分子視《六三法》為總督府獨裁之依據,在爭取民族自決運動的過程中,遂將撤廢《六三法》視為主要任務[3]:108。從1914年開始,林獻堂蔡培火林呈祿蔡式穀鄭松筠等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一方面透過台灣同化會的參與,尋求日方同情者的支持,一方面更組織啟發會(後改為新民會)從事廢除運動。並在其機關刊物《台灣青年》、《台灣》中發表文章爭取台灣人的政治、法律權利[4]:48-52。1920年11月《六三法》期滿前,時任台灣總督的田健治郎說出「本島現況尚未至能達廢棄本法的程度。」後,當月28日,新民會200餘名會員即在麴町區富士見町展開示威[3]:108

然而《六三法》的撤廢運動有其侷限,參與者往往主要訴求集中對經濟、政治和社經地位的平等,意味著若獲得公平對待,可能不會從事民族運動[4]:48-49明治大學畢業的林呈祿就指出,此一運動否定了台灣的特殊性,變相承認了「內地延長主義」。1920年12月15日,他在《台灣青年》第5號上發表的文章已有以「設置台灣議會」取代「撤廢《六三法》」的思考[3]:108

總督的委任立法權早晚應予撤廢,施行於台灣的法律,將來應歸著於由帝國議會制定的結論。…

但由實際上考察之,吾人亦同情於日本政府向來所引以為疑懼者,即有悠久之歷史,具特殊之民情、風俗、習慣、保持固有之思想與文化的現在340萬漢民族,能否使其與大和民族,站在純然同一制度下,而加於統治,的確不無疑問。…在理論上,無寧是更尊重實際的特別統治,殊有設置容許台灣居民參與的特別立法之制度。…

如此說來,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由實際上考慮,不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使台灣設立特別代議機構,而做特別立法之為愈也。

——林呈錄 , 〈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6]

林呈祿的主張影響了日本留學生的想法,但他的「完全自治」主張被蔡培火認為不太可能,於是提出「設置民選議會」的構想[7]:35-36。1920年(大正九年)年底,在林獻堂的裁決下,《六三法》的撤廢運動告終,轉向以台灣議會請願為共同目標[4]:53-54

請願內容[編輯]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於1923年2月22日印刷、2月25日所發行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整體來講分成〈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兩大部分。作為第三次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請願書,由蔡惠如等人帶頭總計有278人於這次請願活動中連署,在經日本貴族院議員山脇玄、參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清瀨一郎作為介紹人的幫助下,於1923年2月23日第四十六屆日本帝國議會中正式提出。而這本《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的文稿便是為配合第三次請願活動而印製,並分送給貴族院和參議院兩議院的議員以及當時各大新聞社的記者。

在第一次請願時提出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中,指出了請願四項重大的意義:

  • 台灣情況特殊,不同於日本國內,有特別立法之必要。
  • 日本是立憲國家,台灣在其統治之下,應享有立憲政治之待遇。
  • 台灣總督同時掌握立法權及行政權,違反憲法精神,應將立法權還給人民。
  • 設置台灣議會,台灣的特別立法與預算審核,改由台灣議會進行。[8]:182

不過,在台灣議會的定位上,地位是不斷下滑的。依林呈祿在治警事件法庭中的陳述,台灣議會是獨立於日本帝國議會之外,以台灣為範圍,掌有立法權與預算權的殖民地特別議會。不過在第二回請願的理由書中卻有所退縮,將施行於台灣的法律,又分為「日本台灣共通性質之立法事項」,以及「將實際上帝國議會所不能代辦之有關台灣特殊事情」,前者的制定樣仍歸給帝國議會,僅後者歸給台灣議會[9]:160-161

對於日本國會議員而言,台灣議會的權限、選舉方式、稅收分配等等細部規劃均付之闕如,具體輪廓不明確。統治當局更直指,若設置與帝國議會擁有同樣權力的議會,即為變更憲法條文中將議會明定為「貴族院與眾議院」之條文,只能由天皇發動,不可由人民請願權提出。面對這種指控,林呈祿與蔡炳耀在1924年的第五次請願中,提出一份「釋明書」,挑明:

請願人等,並非要求在台灣設立掌有立法全權之議會,其用意不外要求獲得對台灣行政費預算之審議權及根據台灣特別之民情風俗,參與地方性法規之審議權,要之其權限即等於日本國內之地方議會而已。

台灣議會原為擁有台灣立法全權的殖民地特別議會,後變為僅限於特別情事立法的議會,最後權限僅等同於日本內地的地方議會而已[9]:160-161

運動過程[編輯]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1921年起,到1934年止,十四年之間共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十五次,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將其分為三期:從運動開始到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1921年-1926年)為統一戰線時代,共計有七回請願;1927年至1930年是戰線分裂時代,發動了第八回至第十一回共計四次請願;1931年至1934年間的第十二回至第十五回請願則是沒落期[6]:21-23[7]:36-37

統一戰線時代(1921年-1926年)[編輯]

前二回行動與台灣內部反應[編輯]

1920年底至1921年初,在決定展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在東京神保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館中,開始接受請願書的簽署,由於籌備時間倉促,簽署者多為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在1921年3月21日提交議會審查,兩院卻同時以「不採納」回應。請願雖然失敗,但此一消息引起台灣本島的熱烈反應,蔣渭水甚至帶頭召集人馬,在台北為返台的林獻堂等人舉行盛大歡迎會,表現最為熱切[10]:40-41。不過,在一片贊同聲中,也有少數的反對者。像辜顯榮本身是總督府評議會的評議員,視主張自由平等者為叛逆、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妨礙台灣的發達與進步;林熊徵李延禧許丙則認為一國內不能有兩個議會,請願運動是破壞日台融和的離譜行為,所以三人甚故意捐錢給《台灣》雜誌,試圖將其改變為學術刊物;鄭肇基吳子瑜則是基於個人好惡而反對,多針對林獻堂進行人身攻擊;林烈堂則是認為當時非從事政治活動的時機,因此屢屢私下勸止。惟這些聲音相當微弱,而且主要反對者辜顯榮又被視為「御用紳士」,一般人並不理睬,所以也未受重視[2]:76-77

台灣總督府對於請願運動相當側目,田健治郎總督向林獻堂、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等人要求放棄運動未果後,1922年8月起正式開始彈壓,讓活動大受打擊。像林獻堂即在親友勸阻、銀行藉故催討債務,以及總督府特工謠言分化造成東京同志不諒解的情況下,在第三回請願中不再領銜簽署。不過,由於此一運動依然屬合法進行,總督府這樣的壓迫,仍無法將運動的力量根除,於是在1923年,產生了針對請願運動更加全面的反擊行動-「治警事件」[2]:77-81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與治警事件[編輯]

1923年2月10日時,各家報紙報導蔡培火、陳逢源、蔣渭水等人在日本進行請願運動的相關剪報。在這次請願活動中,蔡培火、陳逢源、蔣渭水等人於2月9日抵達北九州市門司,2月10日自神戶東上前往東京,並在行程中發表聲明指出:「設置臺灣議會有助於日本全體的發達;人種、風俗等與內地有所差異的臺灣有其特殊情況,故產生議會設置論;期望臺灣議會設置的實現,並能夠審議在臺所施行的特別法律和特別會計;議會設置運動並非以獨立為前提,無須擔憂……」,並以美國的民主政治作為舉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請願運動中林獻堂並未一同前往日本,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其可能受到台灣當局的壓力而不得前往。

由於來自台灣總督府的壓力,運動參與者深感成立組織的必要,於是在籌備第三回請願時,蔡培火與蔣渭水等人決定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1923年1月16日,由石煥長向台北市北警察署提出政治結社報備。在台北州警務部佐藤部長勸其自動撤回申請未果後,2月2日第一次大會即遭政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之名禁止[10]:55-56

同盟被禁後,運動參與者依然發起了第三回請願,蔡培火、蔣渭水和陳逢源在赴日期間與東京台灣青年會成員商討後,將同盟會本部從台北改為東京,由林呈祿向東京的早稻田警察署申請建立成功。此舉造成台灣總督府的不滿,1923年12月16日,多名運動參與者遭大規模搜察、扣押與起訴,史稱治警事件。最後蔣渭水、蔡培火、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與陳逢源六人遭判刑三到四個月不等[10]:57-63

治警事件造成台灣民眾的恐懼,事件發生後的第四回請願和審判開始前的第五回的請願,簽署人數均大減。連同遭到初步壓制的第三回,是運動的挫折期[2]:90。不過,治警事件在日本被媒體報導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反而受到媒體、官員、學者和青年的支持。在法庭辯論中,擔任被告律師的法學博士清瀨一郎永山章次郎皆指出本運動無違憲的情事。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部教授末弘嚴太郎,也在《台灣民報》撰文支持,甚至1923年3月23日《大阪每日新聞》的社論,都直指總督府的行為是「無理態度,是不賢明的措施」。輿論的支持使運動洗去違憲的疑慮,加上總督府的壓迫行動引起民眾同情,也讓原本已淡出的林獻堂重新出面領導運動,激發了民眾參與的熱情,反而成為本運動發展的新里程碑。[7]:152-162

第六至八回的熱潮[編輯]

第五回請願雖然受到挫折,但介紹議員神田正雄田川大吉郎分別在1924年的9月和12月25日來台考察,給運動帶來鼓舞。第六回在文化協會的大事宣傳下,出發、抵日、歸台演講都受到盛情歡迎;第七回,因治警事件入獄的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假釋出獄,在各地投入宣傳;至第八回時簽署人數更到達2,470人的高峰。日方則一再以政府委員不出席的方式杯葛。在民眾已逐漸認識設置台灣議會的必要,以及運動合法性受到確認、總督府干涉力道減弱的情況下,請願運動遂蓬勃發展起來[2]:90-96

本期運動時間表[編輯]

統一戰線時代請願運動表[註 1][註 2][4]:83-84
次數 請願書
提出日期
連署人數 議會會期 介紹議員 委員會
上呈日期
備註
1 1921年
1月30日
林獻堂等
187人
第44次 江原素六 2月18日 田總督說明/不採擇
田川大吉郎 3月21日 不採擇
2 1922年
2月16日
林獻堂等
512人
第45次 江原素六 2月13日 賀來總務長官說明/不採擇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3月27日 田川介紹議員說明/不採擇
3 1923年
2月22日
蔡惠如等
278人
第46次 山脇玄 2月12日 馬場法政局長說明/不採擇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3月12日
3月19日 
田川介紹議員說明/不採擇
4 1924年
1月30日
林呈祿等
71人
第48次 山脇玄 1月31日眾議院解散、貴族院停會,故未能提出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5 1924年
7月5日
蔡培火等
233人
第49次 山脇玄 未列入議程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7月14日
7月17日
兩介紹議員說明/審議未了
6 1925年
2月17日
林獻堂等
782人
第50次 山脇玄
渡邊暢
未列入議程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3月9日
3月16日
3月18日
3月20日
3月23日
兩介紹議員說明/審議未了
7 1926年
2月9日
林獻堂等
1990人
第51次 渡邊暢 未列入議程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中野寅吉
3月1日
3月10日
3月17日
3月19日
清瀨、神田兩介紹議員及黑金拓務局長說明/不採擇

戰線分裂時代(1927年-1930年)[編輯]

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編輯]

第二期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主要推動團體:臺灣民眾黨黨員的合影,攝於1931年2月18日。

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在1921年成立,由於其中成員多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導,日人甚為忌憚,故林獻堂簽訂備忘錄,約定文協不能介入政治。不過成員仍以個人名義從事政治運動的籌組工作。治警事件中,被提起上訴的18名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均是文協幹部;文協演講的內容,也與此運動的訴求有關,足見文協支持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事實。[11]:32-49

1927年1月3日,台灣文化協會由連溫卿等左派份子掌握,半數會員退會形成分裂。文協會員參與請願運動聯署的人數,從第九回的101人到第十五回的5人有明顯的減少。7月10日,退出者在迭經爭論後成立臺灣民眾黨,繼續領導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而新的台灣文化協會則在第九回請願時提出反對聲明,斥其為台灣解放的障礙[2]:109-123[11]:37-38

第九至第十一回請願[編輯]

第九回請願運動由臺灣民眾黨擔當,蔡培火、蔡式穀先後在二月、四月赴日。兩人會合後在4月23日到達東京,當天晚上台灣青年會為他們舉辦歡迎會,出席的左傾學生卻在會場上表示反對,對贊成運動的講話加以辱罵干擾,使雙蔡悄然退席。而就在前一天,分裂後的新文協也發表聲明斥責該運動為解放台灣的障礙。第十回,為因應左派反對,參與者在台灣大肆宣傳,但在日本的活動則一切從簡,以避免不必要的糾紛。這兩次請願仍被日方以拖延的方式,形成「審議未了」的結局。第十一回起,運動同志改變方略,方式力求簡化,並且決定在未受議會拒絕前,仍應繼續徵求簽名[2]:109-123

本期運動時間表[編輯]

戰線分裂時代請願運動表[註 1][註 2][4]:84
次數 請願書
提出日期
連署人數 議會會期 介紹議員 委員會
上呈日期
備註
8 1927年
1月20日
林獻堂等
2470人
第52次 渡邊暢 未列入議程
1927年
1月19日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1月31日
2月21日
2月28日
3月7日
3月14日
3月18日
3月23日
兩介紹議員說明/審議未了
9 1928年
4月25日
林獻堂等
929人
第55次 渡邊暢 未列入議程
林獻堂等
2050人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5月4日
5月6日
兩介紹議員說明/審議未了
10 1929年
2月16日
林獻堂等
1932人
第56次 渡邊暢 3月22日 不採擇
神田正雄
土井椎太
3月4日
3月11日
3月20日
兩介紹議員說明/審議未了
11 1930年
5月2日
林獻堂等
1314人
第58次 渡邊暢
1930年
4月28日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4月28日
5月6日
5月12日
5月12日由武富參與官說明/不採擇

沒落期(1931年-1934年)[編輯]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與日本友人的合影,至少於1937年前拍攝。

1930年8月,台灣民眾黨復因左傾的蔣渭水與蔡培火「殖民地自治」兩派路線的爭執,分裂為民眾黨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不過兩派仍支持此一運動,因此第十二回請願時,出現北、中、南各出現兩個請願書索取處的情況。在本回請願後,台灣民眾黨於1931年2月18日被迫解散、同年8月蔣渭水病逝,請願運動在喪失支持團體,也使得第十三次請願大受打擊[2]:123-142

第十四回請願開始,台灣內外情勢丕變,自由主義民族自決主義兩大運動基本理念,被新崛起的法西斯主義壓制,運動參與人員對前景益發悲觀。1934年9月2日,林獻堂等29人在討論後,依陳逢源的提議發布了請願運動中止聲明書,本欲再向台灣總督府提出的「台灣統治意見書」則在當局警告下停止。次年4月1日,總督府公布台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案,開放一半議員為民選,地方自治聯盟內部出現主張解散的聲音。1936年8月15日,在林獻堂多次主張改組為政治結社未果後,由楊肇嘉宣布解散[2]:143-156

本期運動時間表[編輯]

沒落期請願運動表[註 1][註 2][4]:84-85
次數 請願書
提出日期
連署人數 議會會期 介紹議員 委員會
上呈日期
備註
12 1931年
2月12日
蔡培火等
1381人
第59次 渡邊暢 3月9日
3月13日
3月9日武富政府委員說明/不採擇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2月18日
2月25日
3月4日
3月24日
審議未了
13 1932年
6月3日
林獻堂等
2684人
第62次 渡邊暢 6月7日 堤政府委員說明/不採擇
清瀨一郎
清水留三郎
6月6日
6月10日
6月6日堤政府委員說明/審議未了
14 1933年
1月31日
林獻堂等
1491人
第64次 渡邊暢 2月20日
3月6日
不採擇
1933年
2月6日
林獻堂等
1859人
清瀨一郎
清水留三郎
3月6日
3月7日
3月10日
清瀨介紹議員說明/不採擇
15 1934年
2月6日
林獻堂等
1170人
渡邊暢 2月15日 生駒管理局長說明/不採擇
清瀨一郎
清水留三郎
3月23日 不採擇

日本各界反應[編輯]

基督徒[編輯]

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提供政界人脈的植村正久牧師

日本基督教會對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提供了許多支援。1917年,請願運動中的要角蔡培火認識了植村正久牧師,並在1920年4月,於植村主持的富士見町教會受洗。之後,蔡培火透過植村的關係認識諸多日本政界的人脈,而這些人脈也成為了請願運動中的介紹議員。除了介紹議員之外,植村正久尚對台灣人的政治運動提供了諸多的支援,包括出借富士見町教會作為政治演講會場、為台灣言論機關奔走,以及派教會代表慰問治警事件中被捕人士,並協助延請辯護律師[12]:94-99

江原素六、田川大吉郎兩位議員則是富士見町教會的教友,在第一次請願中分別擔任貴族院和眾議院的介紹議員,其中只要有議席就擔任介紹議員的田川大吉郎,更是對此運動最熱心者[12]:94-102。田川與台灣頗有淵源,1883年14歲的田川曾進入長崎外國語學校學習中文,在甲午戰爭中擔任中文口譯;1895年撰寫的〈台灣統治策〉曾獲《大阪朝日新聞》徵文比賽第三名;1896年接受台灣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之邀赴台,擔任過《台灣新報》主筆。他認同英式殖民政策,主張應使島民自治,同化於19世紀之文明。因此,他根據台灣也應實施立憲主義精神的理由,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呈祿在起草請願書時,很可能就接受過他的指點[13]:113-116

無教會主義的虔誠基督徒、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則是來自日本學術界的聲援者。他基於〈路加福音〉第四章中,耶穌初次傳道所讀的以賽亞書之精神,對殖民問題希望能實現「被虐待者得解放、沒落者的上升、自由獨立者和平的結合」之理想。在1926年4月親自抵台考察政經社會實況後,1928年起陸續發表論文,1929年出版《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分析日本帝國主義對台人的壓迫,甚至為蔡培火的《與日本本國民書》作序。以他的專業,表達對此一運動的認同[12]:104-105

基督教本身由於教義與日本國體論有所矛盾,其普世性博愛主義也使信徒對殖民地人民較少歧視心態。再加上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在日本代表了一些「現代性」,與台灣知識分子反抗運動中的「文化啟蒙」目的相同,早期的日本基督徒也較傾向自由主義國民主義。種種因素結合下,使得台灣人的政治反抗運動,在日本基督教中得以找到盟友[12]:105-109

共產黨[編輯]

日本共產黨領袖佐野學曾在1923年3月,由東京青年會出版的《台灣》4卷3期上,發表〈台灣議會の設置を助けよ〉一文[14]:50.61,指出這是台灣人民走向自決的第一步,呼籲支持本運動。但1927年,日共認為這個運動傾向獨立,故加以反對[15]。佐野學本人的立場也在1933年被捕時大轉變,譴責共產主義運動,並認為殖民地獨立和民族自決布爾喬亞觀點已過時,台灣應受日本統治,以享有相等的經濟利益和相等的權利。[14]:61

殖民政策學者[編輯]

日俄戰爭後,日本的殖民政策學在學術圈中成立,至山本美越乃集大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山本為首,包括泉哲及稍後的矢內原忠雄、細川嘉六等學者,出現批判日本殖民政策的潮流,且益發強烈。這些學者的論述,是被統治民族在殖民地統治的框架內,以合法的辯證內藏含有民族意識的政治要求。包括田川大吉郎等自由主義議員擔任請願介紹的行動,都可以由這些學者提供理論上的根據[13]:92-93

山本美越乃在1914年起在京都大學擔任殖民政策的講座,在朝鮮發生三一運動後,山本在1920年出版的教科書《殖民政策研究》裡,主張統治方針由同化主義轉向自治主義。基於此一觀點,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起第一回請願後,他即表態支持。不過,山本亦反對「極端的自治主義」,認為給予殖民地自治的權能就「如同為將來獨立做準備」,「與殖民地領有的目的不相容」,所以需要適當地限制[13]:93-96

在第二回請願運動中,宣傳用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中即引用了山本的主張,除援用法國殖民失敗的例子做為印證外,亦說明何以不透過《眾議院選舉法》的施行要求中央參政;1921年5月,在第44回議會終了時,朝鮮閔元植提出「在朝鮮施行眾議院選舉法」、台灣則有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山本在評論兩項運動時,便認為台灣議會的設置時期尚早,但理論上較佳。1922年,山本首次赴台觀察後,對台灣人知識階層的評價提高,因此到了1925年的論文中,更拿掉了「時期尚早」的保留,直接表態支持台灣議會[13]:99-101

泉哲任教於明治大學京城帝國大學,作為一名殖民政策學者,他同時也對國際法有所研究,是以對殖民政策的分析,相對於其他殖民政策學者頗有獨到之處。而他長期在私立的明治大學講學,使其相較於官學研究體制的學者,更具有廣泛的視野與民主主義內涵[5]:69。他對殖民地統治方針的主張,是基於人道主義、民主主義以及人種民族平等主義構成,不止主張殖民地自治,更提倡聯邦制理論作為殖民地未來的願景,甚至在最終理論上主張殖民地放棄論[5]:117-119

林呈祿、鄭松筠、蔡式穀、葉清耀彭華英等等活躍於台灣政治運動的核心分子,皆是於泉哲任教的明治大學法科畢業,因此他跟台灣留學生有密切的交流。泉哲是《臺灣青年》、《臺灣》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最頻繁的日本人;在請願運動開始後,泉哲公開地表示支持,亦經常受邀出席記者招待會,並鼓勵運動者以穩健的方式進行活動。他也長期發表文章,為運動提供學術理論支援,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中主張「於統治上便利之場合則模仿本國制度,不利之場合則採用特別制度,為臨機應變的本國本位主義」,其中即可見到泉哲理論的影響[5]:119-120

內地延長主義者[編輯]

1919年朝鮮的三一運動使得日本的殖民政策遭受空前的質疑,當時田健治郎正好出任台灣總督,改採漸進式的「內地延長主義」,以「日台融合」、一視同仁為方針[16]:171。在大正民主志士的知識份子中,對殖民地政策的問題思考,大多數均和日本政府的改革方向一致,並主張政治待遇的改革要激進,其中代表者包括中野正剛植原悅二郎[13]:79

中野正剛是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東方持論社主筆,1920年5月起連任8之眾議員。他站在「激進的內地延長主義」與「民本主義式的帝國主義者」的立場,對民族歧視的情況嚴厲批評,並主張應廢除「法三號」,對台灣採同情的態度[16]:172。他在1919年8月組織改造同盟,包括植原悅二郎、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情示同情的永井柳太郎、介紹議員神田正雄都是其中成員。植原悅二郎認為應撤廢殖民地的特別統治制度,由帝國議會直接管這些「新領土」。所以他在治警事件發生時,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遭鎮壓一事表示抗議,但在第49次會議,運動要求他支持時,卻遭到了拒絕[13]:82-86

另外,主持「大日本平和協會」的阪谷芳郎也是內地延長主義的支持者。他擔心台灣會和朝鮮一樣要求獨立,因此表示在承認日本統治主權的前提下,任何改革方案他都會鼎力相助。他不同意另設台灣議會,而是主張使台灣人獲參政權,選出代表參加帝國議會[9]:152-154

影響[編輯]

法治觀念的建立[編輯]

1920年代初期,日本的法典已是繼受西方法治觀念而制定的。台灣在日本統治下,法律經1920年代初期的改革,亦伴隨著日本內地法的施行而引進了更多的西方民主式法律[17]

這種法律雖然被日本化、殖民地化,基本上仍是建基於西方民主精神的法治架構中,台灣人民的法治觀念的養成過程中,亦已漸形浸染於民主素質。台灣的殖民當局在統治過程中,亦充分體認與遵守「依法行政」的治理模式[18]:59,像1923年的治警事件中,地方法院法官即宣判台灣政治異議分子無罪,已見司法獨立[3]:127。1927年的台灣民眾黨,也是在法治保障下成立。在西方法治觀念的形塑下,不但知識份子對台灣施行法治政治意念的高漲,一般人民的法治觀念亦在知識階層的助播散種下,形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性[18]:59-60

憲政精神的追求[編輯]

1912年的日本在大正天皇即位後,開始護憲運動,天皇不再擁有絕對專制的地位,開始了以憲法成為最高規範位階的「大正民主時代」。日本雖成為立憲國家,但殖民總督在台灣的權力違反憲政常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便根據日本欽定憲法所賦與臣民的請願權而來發動[18]:60

在歷年推動議會設置的請願書中,明白指出治台的第一要務,是必須參考世界民主的潮流以及知曉台灣的民心趨向,所以依據殖民母國的「立憲政治」來對台灣施行憲政的推展與改造,是最重要也最必須急速進行的。這種訴求,反映出台灣人民對總督專制的不滿,對憲法有漸次認知、對憲政體制的民主有所欲求。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以及各類自由權的保障等等西方憲政體制的架構,還有了議會政治、普選等民主之相關模式,皆由台灣知識份子吸取和轉移到島內。這種對憲政體制的期盼就算歷經1930年代後的戰時體制、皇民化運動的改造,依舊無法磨滅。當戰後陳儀治台時發布「訓政」宣告,使台灣人民對「祖國」想像的寄望落空時,便埋下了日後全台流血衝突的因子[18]:60-62

地方自治的誕生[編輯]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由於獲得不少日本議員、學者的支持發聲,撥弄了殖民者內部的矛盾。為了牽制請願運動,加上來自日本帝國議會的壓力,台灣總督府在1921年6月開始將總督府評議會的重要施政部分,形式上諮詢台人的意見。1926年,時任日本首相的若槻禮次郎在眾議院表示表示「台灣不久應該漸漸要達到自治的狀態」,在統治權力構圖上一度軟化[9]:157

1935年,在後起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持續努力下,3月3日日本眾議院通過實施「台灣地方自治」的經費預算案;日本政府亦隨即公佈州、市和街庄制改正案,並於11月22日實施「台灣地方自治改正案」,半數的州、市、街、庄議員改由民選產生,每四年改選一次,並在1935年舉行第一次市街庄協議會選舉,亦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選舉[19]:4。雖然這樣的地方自治僅有半套,仍是運動推動之功[9]:158

批評[編輯]

日本帝國議會中,無論是當時的執政黨立憲政友會還是最大反對黨憲政黨,實際上都是採取內地延長主義。在請願運動的初期,毫不掩飾殖民地自治的要求。然而介紹議員為緩和請願委員會的氣氛,往往讓請願宗旨朝內地延長主義進行妥協,暴露出「台灣議會」要求有其內在弱點[13]:135-141

由於法律、制度皆掌握在殖民者手中,運動者謀求以合法合憲的方式進行體制內抗爭,並不能顛覆殖民統治權力關係,無法掌握改革的主導權。所以情勢和緩時,還可以要求台灣議會、殖民地自治,但在法西斯主義抬頭時,就只能擁有打對折的地方自治選舉。同時,運動參與者挪用殖民者論述的策略,畫地自限地將台灣人的自我圖像畫為落後的、有待教化的民族;冀求喚起殖民者良知、主動釋放權力,對台灣人平等以待的做法,等於一味仰人解放,自然難以脫離被殖民的境遇,得到平等對待[9]:163-165

參見[編輯]


注釋[編輯]

  1. ^ 1.0 1.1 1.2 表中同一次請願中有部分欄位分為二列者,上列表貴族院,下列表眾議院。
  2. ^ 2.0 2.1 2.2 根據帝國議會的規定,請願要先交付請願委員會審查,議會則會定期接受該委員會委員的報告(說明)並進行表決。當請願委員有特別報告之要求,或30位以上的議員要求時,該請願才會成為議題;其他的請願案,若決定「予以採擇」,可將請願書以及議會的意見書提交給政府,經判斷後要求報告,若「不採擇」則不會提交。另外,若委員會沒有做出「採擇/不採擇」的決議,則是所謂「審議未了」。十五次請願均在請願委員會的階段就停止,從未呈入議會中表決,故備註欄中的處理,皆是針對該委員會的處理方式。(以上說明來自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頁137-140)

參考文獻[編輯]

  1. ^ 認識台灣-新民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世新大學. [2011-05-05查閱] (中文(台灣)‎).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周婉窈. 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台北: 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 1989. ISBN 9789575960131 (中文(台灣)‎). 
  3. ^ 3.0 3.1 3.2 3.3 3.4 3.5 3.6 余重信. 日治時期六三法制對台灣法治政治的影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中文(台灣)‎). 
  4. ^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林惠琇. 「六三問題」與日治時期台灣知識菁英自治主張之研究.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班歷史組碩士論文. 2008.6 (中文(台灣)‎). 
  5. ^ 5.0 5.1 5.2 5.3 5.4 5.5 潘柏均. 大正民主思潮與日治時期的臺灣政治運動-以泉哲及田川大吉郎為中心.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1 (中文(台灣)‎). 
  6. ^ 6.0 6.1 總督府警務局編 (編). 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 王乃信等譯. 台北: 創造出版社. 1989. ISBN 9867359100. 
  7. ^ 7.0 7.1 7.2 蘇恆欽. 治警事件探討. 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 (中文(台灣)‎). 
  8. ^ 蘇景亮、解從琳、蔡濬宇. 日本時代(1895~1945)台灣的地方政治制度變遷之研究. 《政治學學報》創刊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 2003.8 (中文(台灣)‎). 
  9. ^ 9.0 9.1 9.2 9.3 9.4 9.5 陳翠蓮. 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 政治科學論叢 第十八期 (台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2003.6 (中文(台灣)‎). 
  10. ^ 10.0 10.1 10.2 狂飆的年代:1920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 台北: 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6.10. ISBN 9868125170 (中文(台灣)‎). 
  11. ^ 11.0 11.1 黃頌顯. 台灣文化協會的思想與運動(1921-1931). 台北: 海峽學術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9866480003 (中文(台灣)‎). 
  12. ^ 12.0 12.1 12.2 12.3 王昭文. 日治時期台灣基督徒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1920-1930年代).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2009.7 (中文(台灣)‎).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若林正丈. 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 台北: 播種者出版社. 2007.3. ISBN 9789576966248 (中文(台灣)‎). 
  14. ^ 14.0 14.1 林淑芬. 日治時期台共對台灣社會運動之影響.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系所碩士論文. 2003.6 (中文(台灣)‎). 
  15. ^ 盧修一.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 台北: 前衛出版社. 2006. 152. ISBN 9578014961 (中文(台灣)‎). 
  16. ^ 16.0 16.1 沈德汶. 日治時期台灣浮浪者取締制度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8 (中文(台灣)‎). 
  17. ^ 黃靜嘉. 日據時期之臺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 台北: 黃靜嘉. 1960. 111 (中文(台灣)‎). 
  18. ^ 18.0 18.1 18.2 18.3 葉永文. 民主意識形成之分析-以台灣日據時期為例.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第十六期 (台北: 淡江大學). 2003.9 (中文(台灣)‎). 
  19. ^ 周明. 台灣地方自治的第一聲獅吼-「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實現投票選舉的意義. 台灣民主的興起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灣省諮議會). 2006.12 (中文(台灣)‎).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