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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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技術(英語:appropriate technology)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運動,原來被稱為中間技術。適用技術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微妙定義,但是它們基本上都指一些小規模的、勞動密集型的、高能效的、環境友好的、本地控制的技術[1]。定語「中間的」表示,在不考慮社會政治因素的情況下,相對於最先進的技術來說,這類技術在技術方面是比較低級的,但是又比傳統的技術多了一些現代化的因素[2]

資本密集型技術從工業化國家開發中國家轉移的過程中,會帶來許多嚴重的困境。而適用技術作為後發工業化國家避免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替代方案之一,有時就被宣傳為「以人為本」的典型[2][3]。對於第三世界的這些國家來說,「適用的」技術能夠解決農村人口的脫貧問題,避免依賴西方發展模式的科學技術[4]

背景[編輯]

印度的精神領袖甘地往往被認為是適用技術運動之父,但是甘地本人並沒有為這一概念命名。甘地提倡小型的、本地的、主要基於鄉村的技術,以幫助印度的鄉村自力更生。他反對那些僅僅使極少數人得益的技術,因為其後果是縱容企業以大多數人失業為代價來獲取利潤。[2]甘地在1925年建立了「全印度紡織工人聯合會」(All-India Spinners Association),並在1935年組建「全印度鄉村工業聯合會」(All-India Village Industries Association)。這兩個組織都關注那些基於鄉村的技術,與日後的適用技術運動相當接近。最早提出「中間技術」一詞的經濟學家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馬赫,正是在對印度和緬甸等開發中國家的研究過程中,逐漸明晰了適用技術的基本原則。

雷迪(A. K. N. Reddy)指出,以印度為例,適用技術的開發必須基於下述事實:80%的人住在農村,60%的人平均每天支出低於1印度盧比,0.2億人失業,2億人半失業(不充分就業)。他為適用技術給出的目標是:在農村地區創造就業,使小生產單元在農村散布,生產各種各樣的廉價商品。為此,適用技術應當具有十個傾向[5]

  1. 少依賴資本,多增加就業;
  2. 小規模,例如村舍級別的;
  3. 生產大眾消費品,而不是私人奢侈品;
  4. 對技能要求低,或者修改自傳統技藝;
  5. 多使用本地原料(例如毛、竹子、甘蔗渣);
  6. 節能;
  7. 採用陽光風力沼氣等本地可獲得的能源,因為農村往往缺乏輸電線等基礎設施;
  8. 在分散的小型工廠裡面生產出大量產品,用到的設備不需要複雜的控制或精巧的維修;
  9. 與農村形成互相支持的共生關係,而不是破壞或依賴的寄生關係;
  10. 基於理性的持久利用,而不是任意蹂躪環境。

中國的毛澤東時代曾經在人民公社實施過類似於適用技術的發展政策,但是根本思路上與改良主義的鄉村建設派並不相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之後,於1958年提出了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包括工業和農業並舉、重工業和輕工業並舉等思想。[2]同時,紅軍游擊隊內部的勞動密集型的小型流動生產單位,也貢獻了相應的經驗。[4]

烏干達使用的通用花生剝殼機英語Universal Nut Sheller,就是適用技術的一個例子。

在世界範圍內,許多國際機構和政府部門充當過適用技術的主要支持者。例如,美洲開發銀行在1976年創辦了「中間技術應用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mediate Technology),世界衛生組織在1977年創立了「衛生適用技術項目」(Appropriate Technology for Health Program)。[6]

當前,適用技術運動逐步正在走向衰落。但是,適用技術的許多基本理念已經用「可持續發展」的名義重新流行起來了,新的宗旨是呼籲選擇使用那些滿足人類需要的技術,同時為下一代保護生態環境。[7]1983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適用技術組織進行了廣泛的調查,並以〈適用技術的世界〉(The World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y)為名發布了調查結果。它把適用技術定義為具有如下特徵的技術:「工作場所的單位投資成本低,單位產量的資金投資少,組織架構簡單,高度適應特定的社會或文化環境,節約利用自然資源,最終產品的價格低,或者具有很大的就業潛力」。[6]如今,它的網站把「統計學詞彙表」當中「適用技術」的詞條重定向到了「環境友好型技術」。[8]聯合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索引」(Index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也把「適用技術」的條目重定向到了「可持續發展」。 [9]

應用案例[編輯]

農業[編輯]

本地生產肥料的傳統途徑是堆肥和沼氣廠,兩者都是適用技術。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印度已經發展出了基於牛糞的沼氣廠,利用率比直接把牛糞當燃料或肥料更大,還有其他方面的好處(見下表[5])。[10]

從煤當中年產23萬噸
合成氮肥的大型工廠
每天通過厭氧微生物發酵出
5千立方英尺有機肥的農村沼氣廠
工廠數量 1 26150
(每個廠年產8.8噸,分散在使用肥料的農村)
資金成本 12億印度盧比
(而且進口原油價格
有可能快速上漲)
10.7億印度盧比
(每個廠4.1萬印度盧比,
節省了運輸、市場和廣告開支)
所需的外匯 6億印度盧比
流動資產與銷售收入比
(每噸氮肥4350印度盧比)
1.20 1.07
雇員人數 1000 130750(每個廠5人)
能耗 每年費電1億度 每年發電635億度

可是,再小的沼氣廠也需要兩頭牛來提供牛糞,並要求大量資金,只有富裕的農場主才會去用。[10]並且,印度的牛羊和沼氣肥料技術都是私人所有的,牲畜的主人也是沼氣廠的主人。由於廠主和地主們把牛糞都收集起來,這種適用技術反而使窮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4]1966年,世界銀行向印度提供農業貸款的條件,是要求印度政府完全改變既定政策,允許外國控制沼氣廠並為它們提供壟斷市場,從美國支配的油田購買石油原料。當沼氣廠掌握在資本主義制度國家的大型企業手中時,這種早已困難重重的「適用技術」就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危機。班加羅爾印度科學理工學院可持續技術中心(縮寫ASTRA是梵語的「武器」之義)的創始人雷迪(A. K. N. Reddy)評價說,原本免費的牛糞獲得了交換價值,無地農民就很難在路上撿到隨處灑落的牛糞了。農民也無力購買沼氣,這使得他們徹底失去了所有的燃料。[10]

然而在中國,普及和推廣的沼氣技術卻使得集體中的每個人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受益,這與科學技術的社會背景有關。[4]

水和衛生[編輯]

在適用技術中,如果製造肥皂所用的油是本地生產的,價錢將比那些在全國打廣告的品牌肥皂便宜一半。可是這種肥皂卻沒有本地市場——因為買得起肥皂的人把肥皂當成奢侈品,情願去買那些昂貴的品牌香皂。[10]

交通運輸[編輯]

印度的1千3百萬輛牛車是農村地區主要的交通工具。1976年12月23日,凡士通印度分公司的工廠主管弗吉斯博士(George T. Verghese)為牛車發布了帶有兩個硬質橡膠輪胎的鋼製輪子,能夠使運載能力提高50%。凡士通還特別提到說,輪胎將有助於減少碎石路面的損壞。不過,這種鋼製輪子的價格高達1824印度盧比,而傳統的木製輪子只有1150印度盧比。如果牛車被現代化了,貧農的狀況就會嚴重惡化,農村裡面製作輪子的人也將失業。在此之前,許多人早就給牛車的車軸改裝上了橡膠輪胎,鄧祿普也已經在出售牛車的充氣輪胎。弗吉斯承認,跨國公司當時才引進這項「舊的」適用技術,是因為天然橡膠市場持續飽和,牛車的橡膠輪胎將為過剩的橡膠提供銷路。[10]

食物製作與儲藏[編輯]

印度過去的金屬製品工藝很發達,但是在印度獨立以後的20世紀60年代早期,傳統的黃銅不鏽鋼器具越來越昂貴,許多人改用。鋁片很容易通過手工或簡易機械來切割和塑形,是理想的小型工業。鋁盤子主要賣給農村當地的工人。每投資8000印度盧比(£530),就能產生5份工作,這使政府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可是,印度第二大實業家族貝拉家族英語Birla family是鋁的供應廠商,它在其中看到了潛在的市場。它使用的陽極電鍍鋁比小型鋁業出產的鋁多了一層光澤,在六個月以內用鋥亮的鋁盤摧毀了鋁器皿的小型工業。[10]

印度的大多數食用油來自本地生長的花生芥菜籽等種子,傳統上由當地的榨油種姓(英語:Teli)負責。使用的是大的杵臼裝置(ghani)[11],兩隻小公牛像拉磨一樣使杵旋轉,來碾碎種子。殘渣(油餅)還含有12%的油,被用來餵牲口。擁有政治權力的中介商總是控制了油料和食用油,他們囤積油並操縱市場,導致價格劇烈波動。20世紀50年代,油的出口政策推高了價格,能夠榨得更多油的工藝隨之產生。大型壓碾機使油餅中只剩下6%的油,再由溶劑萃取技術把這6%的油都提取出來。本地的榨油人競爭不過他們,在60年代普遍失業,而窮人也失去了一種便宜的牲畜飼料。土布和鄉村工業委員會英語Khadi and Village Industries Commission開發了一種電動ghani設備,可以調節壓榨的壓力,使油餅中只剩下9%的油。印度管理研究所班加羅爾分校的一項研究考慮到創造就業和食物生產方面的好處,而強烈支持電ghani。可是,資本增殖的需求是每天用90萬印度盧比生產出2.5噸油,所以資本將從三種系統中選擇出利潤最大的去處。榨油廠只需要14人,電ghani需要210人,牛ghani需要264人;榨油廠為每個僱工支付35700印度盧比,電ghani是1572印度盧比,牛ghani是1435印度盧比。最終,榨油廠給資本帶來13%的回報,電ghani是7%,牛ghani是2%。於是,錢只會提供給一個榨油廠,通常並不會流向88個牛ghani和42個電ghani。只有油料種植者才會組成合作社去用電ghani來榨自己的油料,把利潤從油料加工者手中拿過來。[10]

印度的國家研究開發公司英語National Researc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NRDC)是把國有技術賣給私人公司的英國政府部門,它在自己的期刊《發明情報》(Invention Intelligence)中專門談到,「群眾技術」要減少不平等,升級而不是取代傳統技術和技藝,使用可再生的本地原材料,實現廢物和副產品的利用和循環。它宣稱:適用技術就是讓讓生產技術和生產過程服從社會需求,在組織和管理上把上下游聯合成生產系統。[12]NRDC的一項技術是從娑羅樹種子裡面提取油,由於其含油量較低,不能僅僅通過碾壓來獲取。於是,現代的溶劑萃取廠與娑羅樹種植者之間的中介商獲得了大部分利潤:他們用1印度盧比買入種子,就能把加工出的油以12印度盧比賣出。[13]NRDC的另一項技術是從花生中分離出蛋白質,由邁索爾中央食品技術研究所英語Central Foo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開發。NRDC為印度第一大實業家族塔塔家族建於孟買的試驗廠籌措資金。可是,塔塔把這種工藝用於昂貴的蛋白質飲品Milpro,只在城市銷售,貧農根本買不起。[10]

爭議[編輯]

雷迪(A. K. N. Reddy)認為,「適用技術」一詞有歧義:在一個貧富分化的社會中,究竟什麼技術是「適用」的,要看對於什麼人群而言。適用技術即使具有中等的規模和資本密集程度,也仍然可能為富人的利益服務。技術在政治和經濟的意義上並不是價值中性的、超階級的工具元素,而是為了滿足某些社會集團和統治階級的利益需求,並對技術的使用者發生主動的引導作用。例如,印度的貧困就有其技術根源,採用這些技術而不是那些技術,都是為了維持精英的存在,並鞏固和增進其利益。印度社會的二元分化嚴重:10%的上層精英(包括工廠主、商人、封建地主、政客、官僚、公務員、富農、科學家和工程師等專家、高級白領)消費了24%的財富,而60%的下層人民只消費了37%,5%的富人的總消費量(364億印度盧比)比30%的窮人還多(350億印度盧比)。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印度有豐富的人力且缺乏資本,那麼少量資本就傾向於集中到城市的少數大工廠和相關行業部門,遠離農村經濟。結果是,西方已開發國家通過4500多個國外合作協議引入了資本密集型技術和能源密集型技術,印度獨立後的工業化過程也強烈依賴它們。其特徵表現為減少勞動力、供應市場、鼓勵個人消費、提高自動化程度、奢侈品的精巧程度和範圍擴大。只要社會結構不變,那麼這些模式特徵也不會因為技術革新而消失。即使是技術的獨立自主和本土化發展的呼聲,也僅僅反映了國外的賣方公司和國內的買辦受益人之間在利潤瓜分上的衝突。[5]

漢隆(Joseph Hanlon)考察了適用技術的產生背景。英國殖民者把印度當成原料輸出地和工業產品輸入地。這引發了獨立運動甘地要求去中心化的紡織品生產,因為機器僅僅是在幫助少數人騎在多數饑民的背上。印度獨立以後的三十年間,曾經是外國援助機構所鍾愛的經濟癱瘓國家。然而,70年代的印度卻變成了工業上的淨出口國,食物和外匯都是過剩的。繁榮背後,卻有40%的人缺乏食物。食物的相對過剩僅僅是因為國內市場的農民窮得買不起,於是被工廠主用於出口。究其原因,一方面,針對社會危機,印度政府轉向了60%的人所居住的農村,去扶持低價建材、新型纖維、另類動物飼料等適用技術。政府專門為小型生產部門保留了177個項目,讓設備投資不到£67000的農村小工業在貸款和原料配給上獲得一定的優先權,解決了兩千萬人的就業,並設立土布和鄉村工業委員會英語Khadi and Village Industries Commission來保障失業人群的生活。同時,印度仍然歡迎外國的技術和投資。雖然殖民者喪失了統治權,可是跨國公司依然通過技術壟斷或企業所有權控制了印度的工業,並使之高度集中於城市、使用儘可能少的勞動力。例如,顏色鮮艷的塑料桶代替了本地陶工做的罐子,PVC塑料鞋代替了製革匠的印度便鞋,機器製成的合成纖維服裝代替了手工製成的印度土布。塑料鞋的價格儘管是皮革鞋的一半,卻不適合炎熱的天氣,也不便於修補。兩者的總花費其實差不多,農村沒有真正受益,也沒有提供工作崗位或減少不平等。塑料鞋只是靠廣告才變得流行,卻嚴重地打擊了製革匠。可見,印度並不缺乏適用技術,問題在於技術並沒有服從社會需求。技術的更替取決於大型企業的偏好,同一批剝削階級依然能夠使用新技術來繼續剝削,這歸根到底是關於生產與分配方式的控制權的社會政治問題。[10]

哈里森(Paul Harrison)認為,適用技術運動實質上反而加重了第三世界國家對已開發國家的依附從屬程度。[14]布里奇斯托克(Martin Bridgstock)也評價說,如果資本主義的政府始終代表著極少數富人的根本利益,那麼收入的再分配在政治上必定難以推行,失業問題的產生和適用技術的邊緣化就不可避免。[4]

參考文獻[編輯]

  1. ^ Hazeltine, B.; Bull, C. Appropriate Technology: Tools, Choice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9: 3. ISBN 0-12-335190-1. 
  2. ^ 2.0 2.1 2.2 2.3 Akubue, Anthony. Appropriate Technology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Studies. 2000, 26 (1): 33–43 [March 2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4).  已忽略未知參數|month=(建議使用|date=) (幫助)
  3. ^ Todaro, M.; Smith, S. Economic Development. Boston: Addison Wesley. 2003: 252–254. ISBN 0-273-65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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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United Nations. Appropriate Technology. Index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1-04-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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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Harrison, Paul. The Third World Tomorrow.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154–155.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