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失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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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致死罪(英語negligent homicide)是一項成文罪行,是在沒有殺人故意下,因疏忽、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或規則、或粗心大意而引致他人死亡。雖然此罪行在法律上的名稱為「過失致死」,但「過失殺人」一詞亦常被使用。

定義[編輯]

過失致死罪[編輯]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過失致死罪: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業務過失致死罪[編輯]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業務過失致死罪:「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依據業務過失字面意義上可知,結果之產生需要與業務上過失有關。 但在中華民國對於業務定義卻有分歧! 社會一般民眾認為此項過失必須與執行業務有關係,如廚師烹煮食物給客人、司機承載客人等,隱有「以此維生、獲取報酬」的工作內行為。 然而過往實務界卻擴張解釋,常見有「山上養豬、魚、種菜」之農民需要「駕駛貨車往來」,若非有駕駛貨車往來,也無法從事農務,故若有交通事故時,可論以業務過失。 此一論法流於刑法上因果關係的條件說,亦即「若非有前者行為,即非有後者結果,因此後者與前者有因果關係」之論。 條件說的論點因邏輯並不周密,亦可擴張為若非農民母親產下農民,則並不會發生此一交通事故等相同論調而無限擴張。 故而現今逐漸修正業務過失需要限制於「業務及其附屬輔助事務」,由上例可推知,農民若不駕駛貨車往來,亦可步行往來而從事農務。因此駕駛貨車即非附屬事務。可以汽車修理為例,修理汽車即是業務本身,而修理過後常將汽車駕駛上街測試,測試本身並非修理行為,但卻可驗證修理狀況,故可認為是「附屬事務」之一。

過失的涵意[編輯]

「過失」的涵意為「非故意,但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因此此罪在主觀上須非故意,若是故意則是「普通殺人罪」,另須有過失之存在始能成罪,若非故意又無過失存在,縱使發生人死亡之結果仍不構成過失致死罪。

此罪之要點是過失「致人於死」而不是故意殺人的行為,其他的故意殺人罪行,法院應以「加工自殺罪」,「母殺嬰兒罪」,「義憤殺人罪」,「普通殺人罪」或「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定罪。

未遂犯[編輯]

  • 過失致死罪無未遂犯。因為難以想像會有過失殺人又沒有把人殺死的這種行為能夠存在。
  • 過失致人於死未遂在學說上存在這樣的概念(如客觀歸責理論),但實務上未遂的概念僅存在於故意犯,故在一般的刑法中過失致死罪沒有犯罪未遂之規定;且一般實務上殺人未遂犯通常具有『故意』殺人之意圖,不應視作『過失』致人於死未遂,應以「普通殺人未遂」處理。

類似罪名[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第四章第二百三十三條「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1]

普通法誤殺罪[編輯]

過失致死罪與普通法中的誤殺名稱雖然相似,但定罪要件並不相同,不宜混淆。

日本過失致死罪[編輯]

著名案件[編輯]

邱小妹醫療人球案[編輯]

2005年1月台北市發生嚴重的家庭暴力案,四歲的邱小妹重傷被送到台北仁愛醫院,值班醫生林致男與劉奇樺判斷加護病房滿床,指示需要轉院而不能接收,其他台北市境內醫院也指示需要轉院而不能接收,而後邱小妹被送到兩百公里外的台中治療,最後因救援延錯重傷死亡。

連偵查之事實為,林致男與劉奇樺判斷加護病非緊急手術,手術後病人需要移送加護病房,林致男與劉奇樺應先聯絡有關手術醫生,將手術延期,令因為手術而預留的床位可以照顧命危的邱小妹。兩人被控過失致死罪,但法庭認為「當時滿床且設備不足」,不應「把醫德和刑責混為一談」[2]。兩人因為其他罪名而被判刑,而家庭暴力元兇(邱小妹的父親)亦被判刑。

玻璃娃娃案[編輯]

台北市景文高中二年級生顏旭男患有成骨不全症,骨骼遇到輕微的撞擊會骨折,俗稱「玻璃娃娃」。顏旭男不需參與體育課,在2000年9月13日,因為天雨,體育課進行地方更變,顏旭男表示亦欲前往,於是同級陳氏學生揹顏旭男前住。可是,陳氏在天雨下摔倒,顏旭男骨折不治死亡。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定陳氏過失致死事實,但犯罪時因未成年,裁定交付家長嚴加管教[3]。在最高法院將本案發回後,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95年7月19日對本案再次做出判決(95年上更(一)字433號判決[4]),認定陳易靖已盡心盡力,不負賠償責任。

台灣社會沒有對少年法庭的裁定有所爭議,但對後來有關賠償的訴訟有一定爭議。

參考文獻[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