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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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是對某些具有不為熟悉的信仰宗教行為,或被認為是奇怪的宗教教派的帶有負面價值的評斷稱呼。[1] 也有學者這樣定義邪教:邪教,就是利用宗教及其他文化形成反社會的學說,並以此作為對他人精神控制的手段,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極端團體。[2]根據不同人士所持不同價值觀,會對邪教有不同認定;因此這個詞的使用被認為具主觀性。例如,基於不同權力鬥爭的形式,世俗權力不時會點名稱呼一些教派為邪教。而被這個詞指稱的對象往往是一個特定社會裡的少數人。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國宗教學術界摒棄使用這個主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不含貶義色彩的中性的「新興宗教」概念。[3][4][5]

詞語釋義[編輯]

中文「邪教」一詞中的「邪」來源於佛教概念附佛外道的定義[6] [7] ,其中的「邪」是用來稱呼與所謂的正統佛教教義抵觸的教派。 唐玄宗議論摩尼教時也用「邪見」稱呼摩尼教教義[8]。宋朝時,已有「邪教」的稱謂[9]。與「邪教」相當的稱謂還有源自早期道教的「左道」、「妖邪」等。

英文中,被認為最貼切於「邪教」的詞彙是「cult」。英文中的「cult」一詞含有負面價值的評斷,但其貶義色彩遠沒有中文邪教一詞強烈。某些新興宗教的支持者認為這個詞的英文翻譯用 evil cult 更為妥當。[10]

將「邪教」(cult) 的概念引入到社會學分類的是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爾英語Howard P. Becker。貝克爾的邪教源於主流宗教文化以外的觀點,加劇了邪教組織與主流宗教之間的矛盾。[11] 邪教與「異見教派」(英語sect)不同;異見教派是宗教分歧的產物,在信仰和行為上保持著與傳統主流宗教的連續。[12]

邪教的相對性[編輯]

邪教簡而言之就是「邪惡的教派」,但教派有什麼教義,有什麼宗教傳統,才算是邪惡,就相當因人而異。

對於道德相對主義者來講,邪惡只不過是方便製造概念的詞語(例如邪惡博士),並不意味這個概念是客觀或有用。邪教一詞於原教旨主義者及世俗主義者之間又容易有衡突,雖然雙方都不反對邪惡觀念存在,但在理解上卻南轅北轍。各教派所司之事雖然是信仰事宜,但亦涉及很多人間之事,往往免不了與世俗權力妥協,不同教派不獲得世俗權力接納程度不同,因而出現互相指責對方為邪教、異端附佛外道等,有些世俗權力甚至點名指一些教派為邪教。

邪教的邪惡性通常表現在它對所在社會造成的衝擊。通常被稱為邪教的教派的教義會與當時的社會道德準則衝突。這種特性導致某些宗教在某個社會環境下被稱為邪教,而在另一些社會環境下不被稱為邪教。

另外,亦有部份人由於「邪」字本身所含明顯的貶義,主張以較為客觀的基礎去使用「邪教」此一稱呼。主張此說者通常會摒棄純信仰、純哲理等等方面的分歧,而以保障生命和財產為分野。即是說,當某宗教或宗派的主張與主流相異時,若不同處只是純粹在於信仰上、屬靈上、哲理上等形而上的範疇,則不應稱此為「邪教」。而當其主張直接危及別人生命(例如在東京發動沙林毒氣襲擊的奧姆真理教)、危及信徒生命(例如教導信徒集體自殺的大衛教)、謀財(例如唆使信徒賣淫並從中取利的青龍教)、滿足部份人的性慾(例如著名的上帝的兒女)等等,才應被稱為「邪教」。

對邪教的研究[編輯]

雖然現在大多數學者不再將任何新的宗教運動稱呼為邪教,一些社會學家仍然贊成保留這個稱呼。其他一些學者和非學術界的研究者在使用這個詞時將批判的重點放在邪教團體和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上。這些批評的前提是邪教團體以某種形式的強制勸說或精神控制來招募會員,壓抑他們的理性思維能力,並使他們喪失為自己作出最佳利益選擇的能力。現在大多數社會科學家認為在研究宗教運動中精神控制的理論並沒有獲得科學印證。

對邪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精神控制[編輯]

精神控制的研究發現,強制勸說常常通過若干關鍵步驟完成:[13][14]

  • 參入者的身體或情緒被處於一種不安的狀況;
  • 他們的所有問題被歸結為一個簡單的解釋,並且這個解釋被反覆強調;
  • 他們常常得到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或群體的無條件的愛和接納;
  • 他們在組織內得到了一個新的身份;
  • 他們被與朋友、親戚和主流文化隔離開,接觸外部資訊受到嚴格控制。[15]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這種觀點。[16][17][18][19]美國宗教科學研究協會英語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0]) 在1990年指出,沒有足夠的研究就此事達成共識,而且「不應該自動將人身強制和控制的技術等同於非物質性的強制和控制的技術」。

潛在的危害[編輯]

根據拉特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社會學教授 Benjamin Zablocki 的觀點,被定性為邪教的團體存在虐待會員的高風險。部分原因是成員對富有魅力的領袖的阿諛奉承造成了領袖泛用權力。Zablocki 教授對邪教的定義是由要求絕對效忠的崇拜關係構成的一種具意識形態的組織。[21] 其他一些研究指出,對被認為是邪教組織最常見的指控是性虐待和建議他們的成員不要使用常規的醫療服務。[22]

加入組織[編輯]

邁克爾·朗格尼給出了三個轉變信仰參加邪教的不同的模式。根據朗格尼的審議模式 (deliberative model),人們說,加入邪教組織主要是因為他們怎樣看待一個特殊的群體。朗格尼指出,這種觀點是在社會學家和宗教學者中間最受到支持。根據「心理動力學模型」(psychodynamic model),個人選擇參加是為了潛意識的心理需求。這種觀點在心理健康專業人員中間比較流行。最後,「思想改造模式」(thought reform model),人們加入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心理需求,同時也受到邪教的心理操縱的影響。朗格尼聲稱,這些擁有豐富的與邪教信徒直接接觸經驗的心理健康專家們傾向於贊成最後一種看法。[23]

一些學者青睞於某一個或幾種混合的觀點。也有學者指出,參加邪教是為了尋求社區團體和精神探索。[24] 有人甚至質疑「轉變信仰」的概念是否正確,有人可能只是希望從屬於某個社團。[25]

退出組織[編輯]

對「邪教」成員退出後必須承擔後果的說法,布羅姆利和哈登社會學家注意到缺乏實驗證據支持,但卻有大量實驗證據反對這個說法。這些實驗證據包括絕大部分的退出離開發生在他們參加的兩年之內,也包括絕大部分的退出是他們自己的意願,其中三分之二(67%)認為「這種體驗使他們更開智」。[26]

研究顯示,退出邪教組織後的創傷並沒有統一模式。雖然出現心理和社會問題在脫離後並不少見,這些問題的特點和強度大大依賴於個人的特點和作為邪教成員時的經歷、為什麼要退出以及退出的方式。[27]

「瑞典政府新興宗教運動(調查)委員會」1998年的報告指出,絕大多數新興宗教成員從中獲得正面的經驗,他們的退出也沒有經歷創傷。雖然該報告描述了極少數退出的人需要幫助(100每50,000人),該報告沒有建議任何額外政府資源以幫助他們的康復,因為這些案件是非常罕見的。[28]

邪教的定義和特徵[編輯]

在仍然贊成保留邪教這個詞的研究者中,史蒂夫·哈桑 (Steve Hassan) 的精神控制研究對邪教的定義和特徵研究比較具代表性。[29] 在2000年出版的《釋放束縛:使人們能夠為自己著想》(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一書中,他分別從行為、資訊、思維和情緒四個方面對邪教作出描繪:

  • 行為控制
    • 居住環境,家庭,同居者,往來者受到規範
    • 衣著打扮等受到規範
    • 食物受到規範
    • 睡眠受到規範
    • 無自由消閒的空間
    • 教義的授課及組織活動(如念經文等)佔去人最大部份的時間
    • 主要決定不能自作,必先取得批准
    • 須要彙報思想,將自己感受與行動報告給上層成員
    • 有責罰制度
    • 集體思維高於個人
    • 強硬的規條
    • 須要依賴和服從
  • 資訊控制
    • 使用謊言,包括控制消息,歪曲資訊
    • 減低教外信息的散布或不鼓勵接觸這些,包括對教批評的說話,和使成員過度忙碌以至無暇接觸外界
    • 形成成教內和教外對壘的局面,由教主決定誰人可知甚麼
    • 鼓勵教徒互相舉報,成立相互監督制度
    • 大量並廣泛使用教義和由教派傳播的信息,並大肆宣傳
  • 思維控制
    • 將教義定為真理,宣揚非黑即白的兩元思維論
    • 使用特殊語言代替常規的思想表達
    • 壓制思考,只容許「好」及「正確」的想法,否定批判、理性想法以及建設性的批評
    • 使用冥想,詠唱咒語和禱告
    • 不能批評教主或教義
    • 不容納別的信仰
  • 情緒控制
    • 使人的感受受到控制
    • 相信所有問題都是自己的錯而高層成員是不會錯的
    • 過度誇大罪惡感
    • 過度誇大恐懼,包括怕自我拿主意,怕外界,怕敵人,怕失去救贖,怕離開教派,怕遭否定
    • 使用過大的情緒波動來控制人
    • 公開悔罪
    • 出現非理性的恐懼,比如害怕領導人,害怕離開,不會反駁領導,如離開即對前途無信心
    • 教外沒有快樂可言,故不能離去
    • 離開即有禍
    • 對離去者杯葛
    • 離去即屬墮落

政治因素對邪教定義的影響[編輯]

政治上,宗教可以成為有力的輔助,也可能成為影響安定的主要因素。全球各政府對新興宗教組織的態度各異,但有些政府認為應該將「邪教」組織與「合法」的宗教組織區別對待。[30] 比如,法國和比利時接受邪教組織「洗腦」的觀點,但歐洲其他國家像瑞典和義大利則小心對待「洗腦」理論,而對新興宗教組織採用更中性的態度。 [31] 政治因素對邪教定義的影響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基督教的地位在羅馬帝國時期的戲劇性變化。

基督教的例子[編輯]

基督教創立初期,由於早期信徒的積極活動,教徒數目快速增長。羅馬帝國政府對這個新興的宗教團體從忽視漸漸轉變為重視。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政府出動大量軍隊對其進行血腥鎮壓[來源請求]。直到4世紀羅馬元首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間基督教的地位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於這位皇帝宣佈歸信基督教,因此基督教由原本被稱為邪教,搖身一變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基督教取得統治地位後,又以其他宗教為異端邪教,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二世曾經在435年頒布命令,禁止猶太人以外的異教徒儀式,將異教徒神廟改成基督教堂,反抗者處以死刑。[32][33]

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基督教發生分裂,而各個國家因為統治階層的信仰不同也分裂為不同的基督教國。在這些國家,敵對教派就成為異端和「邪教」(注意,這裡是2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歐洲天主教徒控制的國家曾經把伊斯蘭教和新教定為邪教[來源請求],並號召基督徒參加十字軍東征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中十字軍屠殺了安提阿耶路撒冷二城。屠城之舉影響深遠,令穆斯林日後對基督徒留下永不磨滅的傷痛。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掠奪並屠殺達一星期之久。之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更是進行了三十年戰爭,造成成千上萬的基督徒互相殘殺。

人民聖殿教[編輯]

人民聖殿教為「社會主義的光輝」而集體自殺。 人民聖殿教,全稱是「人民聖殿基督徒(使徒)教會」,原是由美國基督教牧師吉姆-瓊斯於1955年在印第安納州創立的一個基督教教會,後逐漸演變為邪教。1978年11月,在教主瓊斯的帶領下,900多名信徒一起在南美洲的蓋亞那熱帶叢林集體自殺,該教從此被世人視為邪教之尤。

另外,據洛杉磯時報(1978.12.10)報導,記者提問「在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之間瓊斯認為哪個更優先」時,自殺慘案的倖存者之一斯里巫(Silver)說,「瓊斯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然後是一個無神論者」(Jim was a socialist first and an atheist second)。

因此瓊斯曾設立了一個「人民論壇」,宣稱對古巴欣喜若狂,常常流露嚮往蘇聯古巴。1977年,瓊斯帶領近千名成員移至南美蓋亞那,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在蓋亞那叢林建起社會主義農業公社(agriculture commune),取名瓊斯鎮。瓊斯鎮施行共產主義暴政,公社成員的護照和財產被沒收,幾十警衛白天晚在周圍巡邏,禁止人們與外界聯繫。瓊斯採用毛式共產主義常用的高音喇叭洗腦技術,說來自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和各敵對勢力正熱衷破壞其社會主義試驗。

《洛杉磯時報》提到,「聖殿教採用批評和自我批評,一種被毛澤東提倡的技術來加強紀律」。公社成員一天工作12小時,完了後要進行「自我批評」,誰沒有完成任務,或對公社的成功表示出了懷疑,就受懲罰,或被剃頭被戴黃帽子,毆打、虐待和處死時有發生。這些行為類同於文革中剃陰陽頭、戴高帽子遊街。為了考驗公社成員的忠誠,瓊斯蓋亞那多次組織 「集體自殺演習」。《華盛頓郵報》報導,瓊斯讓人們喝了(假)毒藥以後,讓他們一個一個的站起來,回答「為什麼為社會主義而死是自豪而榮幸的」。這與延安整風中的「假槍斃」類似。

瓊斯槍殺前來調查的國會議員里奧·瑞恩後召集全體公社社員「集體自殺」,《洛杉磯時報》 (1978.11.26) 提到,死亡前的人們嘴裡喃喃自語,「讓我們為革命而死。用我們的死去曝光這個種族主義和法西斯的社會。在這種偉大的革命自殺中而死是多麼美好啊!」。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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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楞嚴經》:「彼等群邪,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盛世間,潛匿奸欺,稱善知識,各自謂己,得上人法,玄惑無識,恐令失心,所過之處,其家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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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reat majority of members of the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derive positive experience from their membership. They have subscribed to an idea or doctrine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ir personal needs. Membership is of limited duration in most cases. After two years, the majority have left the movement. This withdrawal is usually quite undramatic, and the people withdrawing feel enriched by a predominantly positive experience. The Commission does not recommend that special resources be established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withdraws. The cases are too few in number and the problem picture too manifold for this: each individual can be expected to need help from several different care providers or facilitators.
  29. ^ Praise For 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Freedom of Mind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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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編輯]

期刊文章[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