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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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美國反共文獻,特別指向了美國好萊塢娛樂業,當時他們被認為是同情共產主義人士。

麥卡錫主義英語McCarthyism)是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指控他人不忠、顛覆、叛國等罪,即莫須有。它也指「使用不公正斷言、調查方式,特別是對持異議者和批評者進行打擊。」[1]

該詞彙源於美國第二次紅色恐怖時期,是對蘇聯間諜滲透和共產黨人對國家體制的影響所產生的恐慌,時間在1950-1956年間。起初是由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對共產黨人的搜查開始,但很快被擴大化。該詞彙現被用於形容無端攻擊,沒有事實依據的指責,以及煽動者利用愛國主義來進行蠱惑人心的攻擊辭令。

在麥卡錫時代,不少美國人被指為共產黨人或同情共產主義者,被迫在政府或私營部門、委員會等地接受不恰當的調查和審問。被懷疑的主要對象是政府僱員、好萊塢娛樂界從業人士、教育界、工會成員。雖然沒有足夠證據能證明任何事實,但嫌疑人依然被定罪,而個人的真實或可疑的左派組織或信仰都被大肆誇張。許多人因此失去工作,事業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有人甚至被監禁。絕大多數被定罪者事後都得到了平反,[2]法案被判違憲,[3]解職令被判非法[4]或准許申訴。[5]

麥卡錫主義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參議員麥卡錫自己的演講、調查和聽證;好萊塢黑名單,以及眾議院非美調查委員會(HUAC);以及J·埃德加·胡佛領導的FBI所做的形形色色反共運動。麥卡錫主義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影響,觸及了社會各個層面,成為美國大摩擦和大爭論的來源之一。

許多保守主義者認為該詞彙是不合適的,是對麥卡錫神化的貶義詞。[6][7][8][9]

起源[編輯]

宣傳漫畫《這就是明天嗎?共產主義下的美國!》[10],1947年。

歷史認為麥卡錫時代在約瑟夫·麥卡錫自己參與之前就已經開始了。許多因素導致了麥卡錫主義,這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紅色恐怖(1917–20年),此時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勢力。由於工會的成功和反法西斯主義,美國共產黨(CPUSA)在二十世紀30年代擴充了黨員人數,在1940-41年達到了頂峰的75,000人。[11]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與蘇聯結盟,反共問題被擱置。冷戰在二戰之後立即爆發,蘇聯在中東歐建立傀儡政權,而美國則在希臘和中國支持反共勢力。

雖然在1945年,伊格爾·古琴科和伊莉莎白·賓利(Elizabeth Bentley)將蘇聯間諜問題鬧的沸沸揚揚,但1949-1950年共產主義的威脅陡然提升。蘇聯在1949年進行了核試驗,早於許多分析人士的預料。同年,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控制了中國大陸,而美國則在他的對手國民黨上投入了大量的財政支持。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聯合國和韓國聯合對付朝鮮和中國的共產黨勢力。隨後,蘇聯間諜活動頻繁。1950年1月,國務院高級官員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因作偽證而定罪。希斯被定為間諜;雖然訴訟時效已過,但他依然在參議員非美國調查委員會面前做偽證(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在大不列顛,克勞斯·福克斯(Klaus Fuchs)承認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曼哈頓計劃上為蘇聯做間諜。羅森堡夫婦在1950年被捕,被控為蘇聯偷竊核彈機密,並在1953年被處決。

其它微妙的勢力也促使麥卡錫主義的膨脹。保守政治家們常常將「童工法案」和「女性參政權」視為「共產主義」或「紅色陰謀」。[12]這種趨勢在二十世紀30年代時敵視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新政。許多保守勢力將新政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相等同,認為這個政策證明了政府被共產主義者所影響。[13] 總之,這種模糊的「共產主義影響」是反共政客的慣用詞,而不是對間諜或其它活動的特指。

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

約瑟夫·麥卡錫的介入源於1950年2月9日他在林肯紀念日對西維吉尼亞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的演講。他聲稱自己有一張紙,上面記錄著為國務院工作的共產黨人名單。麥卡錫常常自稱:「在我手中有份名單,上面有205人,被國務卿承認是共產黨員,他們為國務院工作、影響政策。」[14]這種演講導致麥卡錫獲得關注,並使得他成為美國最知名的政客。

詞彙麥卡錫主義第一次出現在《華盛頓郵報》的政治卡通上,由赫布洛克·布洛克(Herbert Block)於1950年3月29日繪製。卡通描述四位共和黨人強推一頭大象(象徵共和黨)站在顫顫巍巍的油氈桶上,最上方寫著「麥卡錫主義」。布洛克後來寫道這詞「根本沒有獨創性,不過是代表了一種全國性的折騰,無法用另一種形式表達而已。如果有人想率先取得它的稱號的話,那這位年輕的威斯康辛參議員當歸莫屬啦。我也會拋出一大堆碟子和一籃子肥皂的。」[15]

體制[編輯]

一系列反共委員會、理事會、「忠誠審查會」在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林立,許多私立委員會也致力於為大小企業進行監察,試圖找出可能存在的共產黨員。

在國會,對共產黨活動主要監察機關是眾議院非美國調查委員會,美國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16],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永久調查委員會[17]。在1949年到1954年間,總計有109項調查由這些或其它國會委員會執行。[18]

1954年12月2日,美國參議院以65票對22票決定了對約瑟夫·麥卡錫的譴責,稱其「有將參議院陷入恥辱和惡名的趨勢。」

行政部門[編輯]

忠誠—安全審查[編輯]

在聯邦政府層面,總統杜魯門在1947年頒布「9835號法令」[19],要求審查政府僱員的忠誠。如果有「理由 ... 相信當事人參與到對美國政府不忠的行為中」,就將其解僱。[20]作為民主黨人,杜魯門之所以這麼做,可能是由於在1946年國會選舉中共和黨大勝,他感到需要對保守主義者和反共主義者的批評做出回應。[21]

1953年,當艾森豪上任時,他加強了杜魯門的忠誠審查制度,並減少了被解職人員的申訴渠道。行政部門忠誠審查委員會主席[22]海勒姆·賓厄姆三世推薦了新的規則,即「不符合美國人做事的風格。」[23]次年,時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顧問的曼哈頓計劃的科學主任羅伯特·奧本海默在為期四周的聽證會之後被剝奪了其安全許可資格英語security clearance。1947年,奧本海默獲得了絕密資格,但在1954年時被否決。

類似的忠誠審查在全美許多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一些私營部門陸續展開。據估算,到1958年,美國每5名員工中就有1名需要接受某種形式的忠誠審查。[24]一旦某人因審查沒有通過而失業,將很難找到另一份工作。用杜魯門忠誠審查委員會主席的話說:「一個漢子就這樣永世地、永遠地被毀掉了」,「沒有一個負責任的老闆會冒險給他工作。」[25]

1948年,美國司法部開始編訂名單,列出被認為是顛覆性的一系列組織。1948年,該名單被首次公之於眾,並涵蓋了78個項。當名單最長時,它包括了154個組織,其中有110個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在審查過程中,組織的會員身份成為疑點,而不是作為不忠的證據。其中,最為可疑的是華盛頓圖書會[26]的會員,後者是一個左翼組織,提供文學講座、古典音樂演出和圖書折扣。[27]

約翰·埃德加·胡佛與FBI[編輯]

歷史學家艾倫·施雷克(Schrecker)在她的著作《許多都是犯罪:麥卡錫主義在美國》[28]中,稱FBI是「反共十字架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寫道:「如果二十世紀50年代的觀察家能知曉70年代的事情,當陽光法案將文件公布,'麥卡錫主義'可能就得叫'胡佛主義'了。」[29]FBI主任約翰·埃德加·胡佛是全美最狂熱的反共份子,也是其中最有權勢的。

胡佛設計了杜魯門總統的忠誠—安全計劃,而對僱員的背景調查則由FBI人員來執行。這使得FBI人員數量由1946年的3,559人增至1952年的7,029人。胡佛對共產主義威脅極為敏感,使用的標準極其保守,導致數以千計的政府僱員失去工作。由於胡佛堅持將審問對象嚴格保密,絕大多數人無法獲准對質,也無法得知是誰在控告他們。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指控了。[30]

胡佛的影響力超過了聯邦政府僱員和忠誠—安全計劃。對聽證的記錄和調查應該是保密的,但胡佛持續地將證據遞交給國會委員會,例如HUAC。[31]從1951到1955年,FBI開展了一個秘密的「責任計劃」[32],從FBI共產關聯證據那裡發布匿名文件,包括教師、律師和其它人群。許多被指控者因這種「盲目的備忘錄」,未經合法程序而被解僱。[33]

FBI參與了一系列對共產黨人的非法調查,包括盜竊、私拆信件、非法竊聽。[34]左翼全美律師行會[35]的成員是少數願意接手與共產主義關聯案件的人,導致行會成了胡佛的攻擊重點。該組織的辦公室在1947-1951年曾被FBI盜竊了至少14次。[36]出於其它目的,FBI使用非法獲得的信息來提醒檢控律師被告行會律師的合法策略等等。

FBI也利用非法的秘密行動來干擾共產黨和其它政治異議組織。在1956年,美國最高法院決定限制司法部檢控共產黨人的權力,胡佛對此深表煩惱。這時,他設立了一個秘密計劃「骯髒的伎倆」代號為COINTELPRO。[34] COINTELPRO行動包括投放偽造文件來製造疑點,即該人是FBI的線人,用匿名信來傳遞謠言,向媒體泄密,將稅務局拉進來審計,等等。COINTELPRO計劃直到1971年才停止運作。

眾議院委員會與非美行動[編輯]

眾議院非美調查委員會——即HUAC,是政府最為主要的、積極的反共調查部門。部門成立於1938年,常被稱作戴斯委員會(主席馬丁·戴斯(Dies)任職到1944年),HUAC調查了一系列「活動」,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德美納粹的活動。1938年,根據聯邦劇院計劃[37],委員會將目光集中到了共產黨。1948年,阿爾傑·希斯的間諜案將HUAC活動推動了一大步。調查最終導致希斯的審判和偽證定罪,並將許多國會委員會定為包庇共產黨顛覆活動。

HUAC在對好萊塢調查時名聲大躁,並惹來臭名。在好萊塢黑名單中,委員會開始傳喚編劇、導演和其它影視從業人士,審訊他們是否與共產黨有關聯。這些證詞被稱為「64美元問詢」[38]:「你是否是或曾經是美國共產黨的成員?」在被委員會問詢的第一輪證人時,有10人拒絕合作。他們被稱作「好萊塢十君子」("Hollywood Ten"),並引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保護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利,認為他們可以獲得法律保護,沒有必要回答委員會的質詢。這個策略失敗了,十君子被控蔑視國會,投入了監獄。其中兩人被判6個月,其它人則為一年。

之後,證人(在娛樂業和其它行業)決定不與委員會合作,稱他們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不能自定己罪。雖然這可以免於蔑視國會的懲罰,但是政府和私營單位依然可以以此將他們開除。法律解釋是修正案保護當事人不能自己承認自己與共產黨有來往,並拒絕「指認」與共產黨有來往的同僚。[39]正如演員拉里·帕克(Larry Parks)說的,他們面臨的選擇「要麼從泥潭裡爬過去,要麼成為告密人」,或是如參議員麥卡錫所說的,成為「第一修正案共產黨員」。[40]

參議院委員會[編輯]

在參議院中,負責調查共產黨人的委員會是內部安全委員會[41](SISS),自1950年建立,負責「對間諜、破壞和對美國內部安保」的執法。SISS的領導是民主黨人帕特·麥卡倫(Pat McCarran),他在一系列調查活動中獲得了聲望。委員會用了一年時間來調查歐文·拉蒂摩爾(Owen Lattimore)和其它太平洋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員。和以前一樣,與拉蒂摩爾有關的眾多學者、外交人員(即所謂的中國通)被指責為「丟掉了中國」,有證據證明他們對共產主義支持的態度,但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麥卡倫的指控,即拉蒂摩爾是一個「故意、狡辯的蘇聯陰謀工具。」1952年,拉蒂摩爾被SISS指控做偽證。許多指控被聯邦法官駁回,一名證人承認自己做偽證;1955年,案件被取消。[42]

約瑟夫·麥卡錫自己在1953-1954年間負責眾議院永久調查委員會[43],在此期間被用作狩獵共產黨人的調查機構。麥卡錫先對美國之音進行了審訊,然後轉向了國務院海外圖書館計劃。任何被麥卡錫認為是不恰當的圖書都被調查。隨後,麥卡錫在委員會和媒體面前宣讀了可能是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作家名單。迫於壓力,國務院命令海外圖書館員將「有爭議人士、共產黨人、同路人等」的作品下架。有的圖書館乾脆將新禁的書一燒了之。[44]

麥卡錫的委員會開始調查美國陸軍。這是從蒙茅斯堡(Fort Monmouth)的通信兵團(United States Army Signal Corps)開始。麥卡錫搜集了許多有關陸軍研究員的可以信息,但是最終一無所獲。[45]隨後,麥卡錫轉向了一位升任少校的陸軍牙醫,後者拒絕回答忠誠調查問卷。麥卡錫接手了這項調查,包括一系列對軍隊准將的騷擾(Brigadier general),引發了陸軍—麥卡錫聽證案(Army-McCarthy hearings)。在聽證案上,陸軍和麥卡錫當著全國的電視觀眾互相指責了36天。雖然聽證會沒有得出任何結論,但麥卡錫在公眾中的形象大打折扣。[46]在隨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麥卡錫被參議院譴責,而他作為反共勢力的主力位置也在實質上被終結了。[47]

黑名單[編輯]

《赤色頻道:共產黨在廣播電視中的影響的報告》,1950年

1947年11月25日(在眾議院認定好萊塢十君子蔑視國會罪的第二天),美國電影協會主席埃里克·約翰斯頓(Eric Johnston)代表各大片場進行對外宣布,後被稱之為華道夫聲明(Waldorf Statement)。這個聲明宣布開除好萊塢十君子,並稱:「我們不會故意僱傭共產黨員或任何倡導顛覆美國政府的組織[...]」這標誌著好萊塢黑名單的開始。雖然數以百計的人被工作崗位拒絕,但片場、製片人以及其它僱主並沒有公開承認這種黑名單的存在。

與此同時,私營的忠誠—審查理事會和反共調查人開始出現,以滿足工業為自己員工做開脫的需求。各大公司為此敏感,像娛樂業一樣感到人言可畏。這些小隊會收取費用來對僱員進行調查,問詢他們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在這種聽證下,被問詢對象無權得到律師的幫助,面對HUAC,被問詢對象則無法與檢控人對質。這些機構會為左翼組織、出版物、機會、慈善機構記錄一份交叉引述,如同對待那些被確認或被懷疑是共產黨人的一樣。《赤色頻道》(Red Channels)、簡訊《反擊》(Counterattack),機密信息(Confidential Information)是用來追蹤共產黨人和左翼組織與個人。[48]而各種麥卡錫主義的黑名單其實是這些私營組織自己創立、編訂的。

法律與逮捕[編輯]

一系列聯邦法案被用來防範共產黨人的顛覆企圖。《僑民註冊法案》或《1940年史密斯法案》(Smith Act)使得任何「故意、自願倡導、煽動、教唆、宣傳[...]傾向於或有利於使用暴力手段顛覆美國或州政府的,或任何組織這些教唆、宣傳、倡導顛覆、或任何成為或與此有關聯的人」都是犯罪活動。數以百計的共產黨人以及其它人士都在1941-1957年間被定罪。根據史密斯法案,在1949年間有11名共產黨領袖被定罪。10名被告被判處5年監禁,第11人被判3年。辯護律師被指藐視法庭,並被判處監禁。[49] 在1951年,共產黨的另外23名領袖被指控,包括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創始人伊莉莎白·居萊·弗林[50]。被定罪者在之後被平反。[51]到1957年,有140名共產黨人被該法案提起訴訟,其中的93人被判有罪。[52]

1950年,《麥卡倫內部安全法案》[53]成為法律,被學者艾倫·施雷克稱為「麥卡錫時代唯一的重要立法」[54](史密斯法案的存在實際上早於麥卡錫主義)。然而,麥卡倫法案並沒有越過法律許可權。它要求共產主義組織在司法部長那裡註冊,並成立顛覆活動管控理事會[55]來調查可能的共產主義活動。然而,在眾多的聽證、拖延、申訴過程中,該法案從未得到實施,而至於美國共產黨自己來說,法案的絕大部分在1965-1967年被判違憲。[56]1952年,《1952年移民法案》[57]被通過。法案允許政府遣送從事顛覆活動的新移民,禁止有顛覆嫌疑者入境。

《1954年共產黨控制法案》[58]獲得參眾兩院的壓倒性支持。共和黨人約翰·馬歇爾·布特勒[59]和民主黨人休伯特·漢弗萊共同起草了該法案,這是1950年內部安全法案的延伸版,試圖將共產黨列為非法組織,認為它「不能獲得任何法律形式的權利、特權、豁免」。《共產黨控制法案》從來沒有任何實質成效,支持者們所持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混合最為引人矚目。它只被成功地應用了兩次:在1954年組織共產黨參加新澤西州投票,在1960年的紐約失業補償體系中拒絕承認共產黨的僱主身份。《紐約郵報》稱法案是個「怪物」,「卑鄙地棄絕了民主原則」,而《民族報》(The Nation)攻擊民主自由主義者「神經過敏,用選舉來躲避對'共產主義態度軟弱'的指責,甚至不惜犧牲憲法權益。」[60]

大眾支持[編輯]

反戰委員會[61]敦促讀者「與共產主義政府做鬥爭」,方式是抵制公共醫保計劃,1955年5月。

麥卡錫主義得到了許多團體的支持,包括美國退伍軍人協會[62]等各種反共組織。其中的一個核心支持者是強硬的女性反共組織,如美國公共關係論壇[63]和美國女性論壇[64]。他們組織了數以千記的家庭主婦來進行學習、書寫、愛國動員會,以協調、教育、揭發那些有可疑的顛覆行為。[65]

雖然極右翼勢力是麥卡錫主義的溫床,但「受到委屈的聯盟」對麥卡錫主義抱有好感,至少認為它在政治上有利用價值。這些聯盟的共同主題是反對國際主義,特別是反對聯合國;反對社會福利政策,特別是對羅斯福新政抱有敵意;反對調節社會結構以削減不平等問題。[66]

對麥卡錫主義來說,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醫保服務,特別是疫苗接種、心理衛生、飲水加氟都被當做了共產主義洗腦的密謀。與此同時,反國際主義的麥卡錫文學唱起了反猶主義的腔調。這導致了極端麥卡錫主義者和公共衛生支持者之間產生了衝突,特別是1956年的《阿拉斯加心理衛生法案》[67]上爭議尤甚。[68]

保守雜誌《國家評論》[69]的創始人小威廉·F·巴克利為麥卡錫進行了辯護,撰文《麥卡錫和他的敵人》[70],斷言「麥卡錫主義... 是好心和正直的人團結一致的運動。」[71]

另外,理察·羅威爾(Richard Rovere)指出,許多美國的普通民眾認為「無風不起浪」,導致他們支持麥卡錫主義。在1954年1月,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有50%的美國人支持麥卡錫,而只有29%的人對此不抱好感。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論道如果在此時權利法案被公選,可能就通不過啦。[66]

對共產黨人的描述[編輯]

受害人[編輯]

以下是被認為受到影響和迫害的知名人士:

批評[編輯]

衰敗[編輯]

後來在美軍中搞忠誠調查,引致總統艾森豪的強烈不滿(艾森豪是美國陸軍五星上將出身,二戰期間曾任盟軍歐洲戰區最高統帥)。

1954年,參議院通過法案譴責麥卡錫行為。

反響[編輯]

詞彙的後續應用[編輯]

「麥卡錫主義」成了家喻戶曉的詞彙,並被廣泛使用:有侵略性地質詢他人的愛國情操,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進行指控,使用對他人不忠的攻擊來脅迫對方,排斥異己,使用國家安全為理由褻瀆人權,以及各種煽動性、蠱惑人心的行為都稱之為「麥卡錫主義」[74][75][76]麥卡錫主義也是獵巫集體發瘋道德恐慌的同義詞。

麥卡錫主義和中國歷史上的「莫須有」,以及冷戰時代的冤假錯案十分相似。

流行時尚[編輯]

1952年阿瑟·米勒的戲劇《薩勒姆的女巫》利用薩勒姆女巫審判案件來暗指麥卡錫主義,指出莫須有風格的迫害可以出現在任意時間或地點。戲劇集中在當某人被指控時無法獲得清白,在法庭和公眾面前給出無理的循環論證。米勒之後寫道:「越是讀薩勒姆的恐慌,越是感到它與50年代的大眾經歷極為相似。」[77]

由此改編之電影[編輯]

參見[編輯]

注釋[編輯]

  1. ^ See this online dictionary for full definition.
  2. ^ For example, Yates v. United States (1957) and Watkins v. United States (1957): Fried (1997), pp. 205, 207.
  3. ^ For example, California's "Levering Oath" law,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in 1967: Fried (1997), p. 124.
  4. ^ For example, Slochower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6): Fried (1997), p. 203.
  5. ^ For example, Faulk vs. AWARE Inc., et al. (1956): Fried (1997),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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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