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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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又稱“孫學”(Sunology)、“國父思想”、“總理遺教[1][2],是由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提出,為國民黨的基本黨綱,在中華民國憲法前言以「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稱呼,並被納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內容(“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孫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即民族民权(民選)民生[3]:52

孫中山表示:「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4]此綱領在歷年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多次對三民主義所作的表述,皆有所改變和發展。而國民黨領導人與黨員、學者,對三民主義也有不同的解讀。[5]

歷史[编辑]

理念提出[编辑]

最早出現於1905年《民報》的三大主義(三民主義的前身)
《孫中山像》 1921年 李鐵夫

三民主義,是隨著孫中山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推展而產生,並且因為中國時局變化而有所增補。三民主義的雛形,是由於孫中山在經歷倫敦蒙難一事之後,利用滯英期間[6],拜訪大英圖書館研讀相關書籍,並且參訪英國當地建築、知名人士學者、展覽、文化風俗,而有所啟發。[7]

据刘成禺回忆[8],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曾论及设会必先有主义”。当时,民族、民权主义之名已经确定,孙中山苦苦思索第三主义,刘成禺“进曰:‘中国俗语,事不过三,所谓智仁勇,所谓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变,正德利用厚生。’”言及于此,孙中山“先生推案而起曰:‘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义,本汝言厚生意也。意义包括宏大,俄之虚无共产,德之国家社会政策,英、美、法之社会主义,皆在民生主义涵盖之下,推广之,将成世界主义矣。’”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此确定。

1905年他在《〈民報〉發刊詞》中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主張同時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清朝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中華民國[3]:52。爾後,《民報》發刊,孫中山為其著發刊時,認為歐陸列強的發達,為民族、民權、民生循序實踐而成。而中國要跟進,則需吸收宣揚最進步理想的知識於人心並且實行,這就是民報的職責。[9],同年12月香港《民國日報》代售《民報》廣告,該報社社長、革命黨員馮自由,認為廣告上載「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一語為冗長不便,則以「三民主義」代稱[10]。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理念是於1906年12月2日在日本東京民報一週年紀念會發表「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為題的演講,內容提及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的雛形,但當時三民主義是以「三大主義」稱呼。

系列十六講[编辑]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稿在1922年陈炯明的部队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

联俄容共后,孫中山决定系统讲演三民主义,以确保党内思想的稳固。(《自序》:「極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1924年1月到8月间,孙中山在廣州高等師範學院,透過演講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統地介紹三民主義,作了16次講演(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未完成,原計畫講六講)),由黄昌谷全程速記翻譯。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11]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之後作為中華民國國歌直到現今

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1924年内,国民党“本党宣传部所编三民五权之宣传品,不下数十种,传布于海内外者,达一百万册以上。”[12]1925年1月1日,孫中山抵北京後即病發,住進協和醫院治療,經西醫診斷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歲,對三民主義之闡述從此劃上休止符。

要點[编辑]

民族主義[编辑]

兴中会时期,孙中山揭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兩項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追求中國人民政治自主獨立,建立“民族國家”[13]。却并非主张种族主义。孙中山说:“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14]

中华民国成立後,孫中山主張以提倡國內各族團結一致,在平等基礎上把漢、滿、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個中華民族,滿族不再是要被驅逐的對象,而是要團結的對象。所有的中華民族組成一個民族國家,並且恢復中國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復中國民族固有能力,然後结成家族,聯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國,才能恢復中國民族精神與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濟弱扶傾,成一个大同之治。[15][16]

人口理论[编辑]

孙中山发现,“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17]以当时的中国而言,“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18]认为人口多寡,牵系国家兴亡,并且驳斥了中国人满为患的说法。他说,法国有四千万人口,“因为能够改良农业”,所以人人都能温饱。中国人口有四万万,虽比法国多十倍,但土地面积比法国大二十倍,“如果能够仿效法国来经营农业、增加出产,所生产的粮食,至少要比法国多二十倍”,“法国现在可以养四千万人,我们中国至少也应该可以养八万万人”,甚至可以做到“全国人口不但是不怕饥荒,并且可以得粮食的剩余,可以供给他国。”[19]孙中山谈及中国发达的潜力,说:“中国不到十年,便可以变成日本。照中国人口多与领土大,中国至少可以变成十个日本。”[20]为此更制定“殖边移民”计划,谋求地区全面发展:“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21]

民權主義[编辑]

孫中山主張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三國演義中的阿斗諸葛亮来形容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國家主權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活動制度之流弊。孫中山並在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所提倡八德中強調「忠民」之美德,为民國強盛之基礎。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張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权(政權)以支配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權(治權)以管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五权憲法之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服務人民,人民則擁有政權支配政府。[22]

孫中山認為西方代議民主中的國會權力太大,是一種國會獨裁或議會專制[23][24],所以提出將監察權從國會中分立出來、成為五權政府的一個獨立分支,並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當於西方國家行使立法權的國會[25])對代表人民行使民權的國民大會負責。進而提出權能區分,以形成有能政府,為人民謀福利,同時人民可以通過選舉、罷免、创制、複決四大民權管理政府[26]

权能区分[编辑]

孙中山注意到,过去由于“政府的力量过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来压迫。从前被政府压迫太过,所受的痛苦太多,现在要免去那种压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27]以至于学者多数主张“有限政府”,使政府长期与人民陷于冲突。孙中山推究其原因,在于代议制属于间接民主,“各国所行的民权,只有一个选举权。这就是人民只有一个发动力,没有两个发动力。只能够把民权推出去,不能够把民权拉回来”,因为这个原因,对于选举出来的人“究竟是贤与不肖,便没有别的权去管他”,于是人们“总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28]孙中山认为,在民主制度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的力量是否过大,而在于人民能否控制政府。因此提出具有选举、罷免、創制和複決權力的直接民权。孙中山宣称:这“是世界上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从前欧美的学者都没有发明过。”[29]事实上,直到21世纪,才有学者福山将国家能力区分为“活动范围”与“权力强度”两个维度。

民生主義[编辑]

孫文给民生主義下的定義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民眾的生命。孙中山把民生主義政策確定為一是「平均地權」[30],二是「節制资本」。接着,孫中山談到吃飯問题,並強調這是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他認為中國人不夠飯吃最大的原因是農業不進步,其次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在目前来說,應該趕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農民,否則民生問題就没法解決。民生主義的目的在於以養民為目標,中國的糧食才能很充足。關於穿衣問題,孫中山認為人類生活的程度可分為需要、安適和奢侈三級。目前解決民生問題,是要解決需要問題,使四萬萬人都豐衣足食。 [31]孫提出,由於當年中國的社會實業經濟程度尚不發達,中國祇可「師馬克思之意」,而絕不可「用馬克思之法」[32]。而中國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和外國的目標相同。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32]

平均地權是民生主義中最早具體成形的思想,孫文並堅持將之列入中國同盟會誓詞當中。孫文平均地權的主張主要受到兩個人的啟發:其中漲價歸公主張是承襲約翰·密爾。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節[33]中就提到對土地價格的增值加以課稅,因為地價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會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後,應該歸還給社會。[34]而孫文照價徵稅的主張則是源自於亨利·喬治。後者主張應以地價稅地租)作為政府單一收入,而停止徵收其他雜稅。[35]孫文曾指出「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 。」[36]並曾在多次演講與民生主義第二講中提倡以地價稅作為政府主要稅收。[37]亨利喬治的主張發展迄今,一直受到當代主流經濟學家推崇與支持。[38]而英國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其房地產持有稅佔政府整體稅收的比例,亦高居OECD國家之冠。[39]

1953年11月14日國民黨七屆三中全會,總裁蔣中正發表歷史重要文獻「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完成三民主義體系。此外、在民生主義中提到的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現已成為中文圈中泛指生活所需一切的代名詞。

生产分配社会化[编辑]

孙中山主张發达國家資本、振興實業(交通、礦業、工業),举国之力实现工业化。如何在大机器生产的时代下,既能够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又保证不会出现贫富分化?孙中山批评“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话了。”[40]说:“我们革命之后要实行民生主义,就是用国家的大力量,买很多的机器,去开采重要矿产……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国家办理那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的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41]并由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实现普遍的社会福利:“我们实行民生主义,国家发了大财,将来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够读书,并且要那一般平民有养活。壮年没有工做的,国家便多办工厂,要人人都有事业。老年不能做工的,又没有子女亲戚养活的,所谓鳏寡孤独四种无告的人民,国家便有养老费。国家的大作用,就是设官分治,替人民谋幸福。”[42]

后世演变[编辑]

雖然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但國民黨內對於三民主義的闡揚與實踐,仍有國民黨員實行。戴傳賢以「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開出三民主義理論研究第一響。

戴季陶主义[编辑]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为与党内的共产主义思潮相抗衡,开始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性诠释,相继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民生哲学系统表》等书册,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阶级合作,认为“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43]并同时提出,国民党不是资本主义政党,而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倡“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44]

三民主义的连环性[编辑]

胡汉民总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45]发现“(一)民族主义,必须要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才不会变为帝国主义。(二)民权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权主义,才不会变为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民生主义,才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认为三民主义不是三个主义分立,乃是一个主义的三方面,“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个的连环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并据此批评共产国际参预殖民地解放运动,“列宁在阶级斗争之外,加用一点民族主义,本来已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一派人却辩护说,这不过是利用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义,正足证明他们非承认民族主义的事实不可。由马克思和列宁两派的经验,便得两个教训:笫一,欧洲阶级革命便不行;第二,东方民族革命才行。”证明了三民主义理论的完备。

民生史观[编辑]

国民党后世构建三民主义的过程中,民生主义被作为三民主义哲学的本体,因为孙中山说过:“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46]因此,戴季陶提出:“三民主义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义之内,其全部著作可名之曰‘民生哲学’。”[47]欲以民生史观对抗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蒋介石甚至补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提出“仁爱为民生哲学的基础,亦即革命的根本条件。简单一点说:革命的中心目的,即在民生。”[48]并且推动三民主义儒学化,认为民生主义与儒家民本思想同源。于经济层面,则“民生主义,要把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具体的说,我们的民生主义,要以人性为基础,以民生为目的,一方面发达国营实业,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阶级斗争的病态,没有发生的客观条件。”[49]

力行哲学[编辑]

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力行哲学”,[50]提倡革命务须力行,宣称“使全国国民都能知‘知’之难而能笃信主义;知‘行’之易而力行主义,从而除‘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苟且偷惰空疏颓放的积习,养成严谨勤劳求真崇实振奋进取的心性。”并进一步与新生活运动结合,说明“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就其内容而言,则为国民生活革命的运动;就其方式而言,则为普通社会教育的运动;就其最后目的而言,则为民族复兴运动中最重要根本的中心工作,即国民精神建设运动。其意义与作用,与总理关于心理建设的一切遗教,完全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补充实施办法。我们要完成心理建设,来奠定国家精神的基础,就要力行新生活。”继而与孙中山讲演所及的“中国人的固有道德”思想相对应,“来实践并发‘礼、义、廉、耻’的固有德性和立国精神。”

哲学体系[编辑]

经过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任卓宣、陈立夫、蒋中正等人的相继补充,三民主义逐渐成为一套具有哲学观和方法论的完善理论。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容外,仍有以下几点内容。

阶级互助論[编辑]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者,不认为“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应当用于人类社会,更不认为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而采纳“阶级互助论”,认为不同社会阶层需要互相提携。孙中山说:“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學者多以爲仁義道德皆屬虚無,而爭競生存乃爲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爲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也。”[51]

调和折中论[编辑]

孙中山、蒋中正等国民党人深谙中庸之道,三民主义本身是中西政治哲学的融会贯通。如蔡元培评价说:“主张自由竞争的,维持私有财产制;主张阶级斗争的,要没收一切资本家所有。这都是两极端的意见。孙先生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法来解决这个纠纷,不是突然把私有财产没收,而是渐渐的化私为公;不是共现在的产,而是共将来的产,这岂不是经济革命的中和性么?”“用欧洲三权分立的制度,而加以中国特有的考试、监察二权,名为五权宪法。这岂不是国粹与欧化的中和性么?”“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无一非中和性的表现。”[52]

实践认知论[编辑]

三民主义者认为经验主义才是正确的方法论,而非自启蒙时代以降占据科学界的唯理主义。孙中山评论说:“科學之試驗也,卽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卽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卽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53]“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旣多,智識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54]因此,孙中山认为知识和理论是从实践和事实中来,而不是相反。任卓宣总结道:“國父底認識論是行的認識論。行是實踐,由之而獲得經驗。加以分析和組織,便成知識、學問等。所以行的認識論是實踐認識論。”[55]

地位[编辑]

在中華民國地位[编辑]

中华民国宪法原文第一页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門,分别書寫著“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也是中國國民黨自1919年改組成立以來,所一直奉行的中心思想。

後歷經多次戰爭,三民主義在1946年被「制憲國民大會」列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規範了中華民國憲政基礎。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據此彰顯三民主義主權在民的中華民國憲法實施至今。

三民主義被列入《中華民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且《中華民國憲法》外,在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其早期國內各高級中學及大學課程中曾列有三民主義,極力推展反共教育,部分大學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曾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家考試的必考科目。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境內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經常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中華民國憲法》第1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1994年4月19日,考試院全院審查會決議,高普考試將不再考《國父遺教》、《三民主義》,於翌年實施[56]。同年9月24日,教育部招開大學校院長會議,由台大陳維昭校長擔任召集,商討廢除大學聯考廢考《三民主義》[57]

2000年(民國89年)起大學聯考不再考三民主義,至今中華民國大學之中已無「三民主義研究所」(例如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現今,三民主義是泛藍陣營當中中國國民黨新黨親民黨無黨團結聯盟政治主張之一。

文化成果[编辑]

三民主义永不过时论[编辑]

戴季陶认为“中山先生說:‘要解決民生問題,是要用事實做基礎。’這是很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因為空洞的學理基礎,去求解決實際問題,就很容易落演繹理論的毛病,不能夠得到學理的證明。如果用事實做基礎,我們時時刻刻,都能夠充分的得到證明的保障,可以少了許多錯誤。”[58]因此,三民主义是基于事实存在的理论。其他学者认为:“在時代的演化中,民族、民權、民生都將被賦予新的內容,都將面對新的問題。譬如,在今天,生民面對的巨大環境災難,就不是孫先生那個時代所具有的。新內容的湧現,新問題的提出,將是永無止境的——問題的解決,就是問題的提出。這要求三民主義審時度勢,及時地、適應性地變化自己。”[59]因为三民主义“它的实践方法是由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到知而后行的科学方法论。”所以“它能适应时空的变动而跟着发展,它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落伍。”[60]

民国宪政派[编辑]

2000年,王炳章发表《重建中华民国》一文,强调“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宪法》,是民主共和宪法。”提出重建中华民国、恢复民国宪法。[61]2012年,高氏兄弟倡议中国大陆的民國派人士改名为民国宪政派,简称民宪派。[62]海內外中國大陸民主人士中,以辛灝年封從德丁毅為代表的民國派認同三民主義,主張中國大陸重歸中華民國、重新施行《中華民國憲法》。2016年,丁毅著成《民宪论》一书,指孫中山晚年著述所定格的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但不是羈絆,中華民國憲法在這一基礎上具有創新和發展。[63]中国大陆“恢复施行民国宪法,可以规避制宪失败的风险。”并且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具有多年实践所积累的庞大的释宪体系”,“是唯一的一个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判例参照的选项,任何其他宪政道路选项都无法在这一关键点上与之比肩。”[64]

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编辑]

罗玉认为:“孙文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全民民主革命。三民主义倡导全民普选权,也反对资本主义,即‘节制资本’,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一个分支来源。所以读教科书长大的中国人,动不动就将孙文领导的民主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马列意识形态,与事实完全不符。”[65]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认为,三民主義即“中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孙中山倡导全民政治、直接民权,其民生主义“既發展經濟增加國力,又改善民生,消除社會弊端,緩和階級矛盾。”[66]著名民运人士杨天水总结说:“中山主義,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避免了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的缺點;也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但是拒絕了社會主義思潮中的真正的空想派的馬列主義的一黨專政和公有制的危害無窮的思路。可以說,中山主義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67]

评价[编辑]

中國大陸學者陳鐵健黃道炫認為,三民主義理論是產生於近現代中國之偉大思想文化成果。[68]在長期實踐之革命活動中,孫中山和同志們代表著當時之進步潮流,創立此影響深遠之理論思想。[68]三民主義之核心是要順應時代潮流,建立一套能滿足多數人意願之民主主義理論。[68]在政治上,要求民族獨立,實現人民民主權利,在社會經濟和文化上,主張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68]

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孫文的民生主義決不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已有明白的交代。孫文說西方的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又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社會生理學家」。歸結孫文何以會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余英時說這有其歷史背景:第一是當時孫文正採取「聯俄容共」以改組國民黨的新政策,他說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顯然是政治策略的一種運用;第二更重要的是,孫文這種說法正是要使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失去存在的理論根據。孫文深信他的民生主義足以消融共產主義於無形,故孫文關於民生主義的新詮釋是針對著中國共產黨而發的。[69]

1927年,陳炯明在其著作《中國統一芻議》中,對孫之《三民主義》提出異議,他說:“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提及:“《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70]

新三民主義[编辑]

蘇聯中國共產黨則認為:自1924年後,孫中山將三民主義重新解釋,進入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才是真三民主義,如果沒有聯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如不聯共,就是反共[71][72]。近代西方學界以及中華民國政府認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並非出自孫中山之手,這些都只是蘇聯跟中共片面的自我詮釋,不符史實[73][74][75][76][77][78]

参考文献[编辑]

  1. ^ 「國立國父紀念館網站」雙語詞彙對照表. [2015-08-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2-16). 
  2. ^ 中華百科全書:「孫學」條目. [2015-08-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2-16). 
  3. ^ 3.0 3.1 辭海編輯委員會 (编).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4. ^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2015-08-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1-19). 
  5. ^ 余杰. 林肯的三民主義不是孫文的三民主義. 民报. [2021-05-03]. 
  6. ^ 歷史學家黃宇和考證認為孫中山僅有待九個月,並且只有在英國,並未跨上歐陸。黃宇和:孫逸仙在倫敦:三民主義的思想探源,第一章 緒論:三民主義完成於倫敦,pp.28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7. ^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孫中山:孫文學說,第八章 有志竟成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8. ^ 刘成禺. 《先总理旧德录》. 
  9. ^ …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沈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為風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已,則半事倍功,良非誇嫚。惟夫一羣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羣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 覘之。孫中山:民報發刊詞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0. ^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pp.208
  11. ^ ……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於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穀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校之。孫中山:三民主義自序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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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孫文《國父全書》〈五權憲法〉:「乃二百年前有法國學者孟德斯鳩,他著了一部書叫做《法意》,有人亦叫做《萬法精義》,發明了三權獨立底學說,主張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但英國後來因政黨發達,已漸漸變化。現在英國並不是行三權政治,實在是一權政治。英國政治制度是國會獨裁,行議會政治;就是政黨政治,以黨治國。」
  24. ^ 孫文《國父全書》〈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國會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頫首聽命,因此常常成為議院專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總統,如林肯、麥堅尼、羅斯福等才能達到行政獨立之目的。」
  25. ^ 孫文《國父全書》〈五權憲法〉:「行政設一執行政務的大總統,立法就是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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