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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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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
创始人 陳獨秀
李大釗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習近平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習近平主要負責人
李克強
張德江
俞正聲
劉雲山
王岐山
張高麗
成立 1921年7月1日(建黨紀念日[註 1]
1921年7月23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总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中南海
党报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2]
青年组织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党员
(2015年6月29日)
8779.3萬人[3]
意识形态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
政治立场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宗教信仰 無神論
国内组织 民主黨派
国际组织 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國際共產主義研討會亞洲政黨國際會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157 / 2,987
官方网站
cpc.people.com.cn
党旗
Fla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vg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
政党 · 选举
中国共产党
汉语名称
简化字 中国共产党
繁体字 中國共產黨
汉语拼音 Zhōngguó Gòngchǎndǎng
简称
汉语 中共
汉语拼音 Zhōng Gòng
藏语名称
藏语 ཀྲུང་གོ་གུང་ཁྲན་ཏང
维吾尔语名称
维吾尔语 جۇڭگو كوممۇنىستىك پارتىيە

中國共產黨簡稱為中共,在中國大陸又經常簡稱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執政黨[4]。其在陳獨秀李大釗響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下於1921年7月成立,並且作為主張共產革命的政黨而接受第三國際的指揮,而接受後者提供的金錢和鴉片援助。之後中國共產黨迅速發展並且和中國國民黨爆發長達10年的國共內戰。最後所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內戰中擊敗中華民國國軍獲得優勢,進而取得中國大陸和絕大多數沿海島嶼的統治權。在1949年10月時,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前稱北平)正式宣布建立實施社會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原先的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撤往臺澎金馬。截至2015年6月29日,中國共產黨共有8779.3萬名黨員,基层党组织436万个[3],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的政治團體[5]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架構主要基於民主集中制,而該構思則源於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列寧主張在經民主和公開討論後,應共同維護已獲得共識的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最高機構是每5年召開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而當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則由中央委員會作為核心權力機構。但因為中央委員會通常1年只會召開1次會議,使得多數職權和工作都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務委員會掌握。中央主要負責人常會同時擔任負責民間事務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負責軍事事務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具禮儀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其能有效掌握三個職位時常被稱作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自2012年時,習近平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成為現任中央主要負責人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6]

中國共產黨始終宣稱其理想與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將自身視為代表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統一戰線的政黨。其中《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思想,並將中國共產黨表述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7][8]」不過在毛澤東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被認為效率低下的情況下,中國官方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透過經濟改革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英语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t theory),並且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理論而轉型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940年代起,中國共產黨開始提出若要取得政權,唯一的方法是要將自己定位為不受外國勢力影響的中國政治勢力。而自198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排除意識型態問題和數個非共產主義的政黨維持交流,其中包含許多採取民主制度的一黨制國家執政黨,以及在其他國家佔有主導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團體。而在1989年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瓦解以及1990年蘇聯解體後,中國共產黨於1991年時開始強調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發展政黨交流,並且繼續維持和世界各地非執政黨的共產黨聯繫。

歷史

工作小組

1920年時,李大釗吳廷康會面進行討論。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國際帝國主義勢力陸陸續續侵入中國,使得社會結構從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暨半封建社會,在這過程中陸續發生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辛亥革命。與此同時現代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中國出現無產階級並且不斷成長,到了1919年時工人人數已經達到200萬人左右。中國共產黨的想法最早起源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及所引起的新文化運動,當時許多改進中國社會的主張引起許多討論,而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也被中國知識分子引入,並且和工人運動開始結合[9]。不過早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有關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成為熱門。其中許多主張共產主義可以改善中國社會的學者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於中國各地建立起共產主義研究小組[10]。與此同時,李大釗則成為首位公開支持列寧主義世界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11]。1919年3月俄國第三國際宣告成立,鼓勵全世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12]。到了隔年,蘇聯共產黨領導的第三國際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

1920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開始有關於建立共產黨討論。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遣吳廷康等人作為代表前往觀察中國狀況,計畫在上海市建立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並且在中國組建共產黨。吳廷康隨後在翻譯楊明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市與李大釗會面,之後則到訪上海市和陳獨秀共同商討建黨問題。同年5月開始,陳獨秀邀請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共產主義支持者共同商討建黨事宜。同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市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後來這在上海市組建的首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被稱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發起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由李大釗擔任負責人。而在早期組織建立後,包括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先後加入。

儘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否要在中華民國政壇從事政治改革之論點有所差異[13],然而兩人都把俄國十月革命作為開創性的行動,認為它預示著許多被壓迫的國家即將進入新的時代[13]。1920年秋季,施存統週佛海等人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施存統為負責人。同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市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則在濟南市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決裂後,1921年春季陳獨秀聯合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先後由陳獨秀和譚平山擔任書記。同一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人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以張申府為負責人。這些早期組建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並未統一名稱,其名稱包括有「共產黨」、「共產黨支部」或者是「共產黨小組」,後來則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最早參考了列寧所提出的先鋒主義英语Vanguardism運作[14],並且被蔡和森等學術界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雛形[15]

這些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成員有組織且有計劃地擴大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並且批判各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同時還在各個地方還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並且領導工人成立工會以發動工人運動,這些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新青年》雜誌改為自身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在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的《共產黨》月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發行多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也積極創辦了以工人為主要讀者的通俗刊物,藉此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這包括有上海市發行的《勞動界》,北京市發行的《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市發行的《濟南勞動月刊》、廣州市發行的《勞動者》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以此為基礎積極深入工人群眾,進而舉辦工人夜校和建立工會組織,同時還在各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成立與危機

但儘管中國境內數個共產主義小組的積極行動,成功促進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在社會流傳;不過從1920年開始,有關共同組建團體以改革中國社會的思想成為普遍的共識[16]。1921年3月,在蘇聯共產黨遠東局和第三國際的建議下,各地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決定召開代表會議。吳廷康返回蘇聯後不久,同年6月第三國際派遣馬林等人前往上海市協調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進而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其中李達所主持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作為發起團隊展開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且向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2名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來自中國北京市、漢口市、廣州市、長沙市、濟南市等地和日本的13名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與2名第三國際代表全部抵達上海法租界召開代表大會,計畫討論有關創建中國共產黨以及相關章程等事宜[17]。不過在7月30日時,原本在上海市進行會議的會場遭到警方搜查[17],會議地點轉往浙江省嘉興市的嘉興南湖一艘遊湖船上進行[17]。不過當時中國共產黨重要發起者李大釗本人因故而沒有前往現場[17],而陳獨秀也只派遣個人代表陳公博前往參加會議[17]

最後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及其宗旨和原則等決議,並且制定有關工作機構和工作計畫的臨時性綱領。在綱領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其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而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還有從事各類工人運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至此確立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工會、行會、文化教育團體和軍隊的態度。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為領導機構,分別由陳獨秀擔任書記一職,而張國燾和李達分別負責組織與宣傳工作[17]。到了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同時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還通過加入第三國際而成為其分支機構的決議,同意接受俄國共產黨的指導。其中中國共產黨將自身定位在實施列寧主義路線的共產主義革命政黨,同時作為左派政黨而與當時其他右翼政黨爭奪政治權力[18][19]

當時中國共產黨發展初期絕大部分運作經費是由總部設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所提供,其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份而接受第三國際的指揮[20]。而後者提供的資金來源除了美元和盧布外,還包括有貴重的珠寶、鑽石、鴉片等[20]。1923年1月12日,第三國際作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21][22],其中系統性地闡述了對於國共合作問題的指導性意見,這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必須與中國國民黨展開合作關係[23]。1923年6月12日至6月20日在廣州市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全體共產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與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隔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樣也確定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之後10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入選成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者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至此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關係。但是當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孫中山於1925年3月逝世後,作為其繼任者、支持右派政策的蔣中正則開始排斥中國共黨黨成員參與,並且在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國共關係隨即陷入緊張[18][19]

1927年,於針對軍閥發起的國民革命軍北伐中獲得成功的蔣中正,將其目標轉向當時在中國已經有數萬多人參與的中國共產黨黨員[24]。蔣中正忽視原本來自武漢市的國民政府命令,而率領部隊進駐當時由共產主義武裝成員控制的上海市。儘管一開始中國共產黨黨員對於蔣中正的到來表示歡迎,然而後者於1927年4月12日發起大規模捕殺中國共產黨黨員和支持人士的四一二事件,並且在當時青幫的協助下殺害5,000多人[24][25][26]。蔣中正率領的軍隊隨後試圖進攻武漢市,但是在行經城市途中遭到當時由中國共產黨將領葉挺率領的軍隊阻攔[27]。與此同時,蔣中正許多盟友也陸陸續續發起行動打擊中國共產黨,其中張作霖便在北京市殺害19名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而何鍵也在長沙市殺害數百名武裝農工[28][29][30]。在這次清黨過程中有數萬名被懷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其同情者因而遭到殺害,而中國共產黨原先25,000多名黨員也有15,000人喪生[30]

武裝起義

1931年,中國共產黨於江西省瑞金縣舉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國典禮。

儘管一開始中國共產黨繼續支持位於武漢的國民政府,不過在7月12日時則遵照第三國際的指示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並且退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30][31][32]。為此在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停止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開始清除所有原本在中國國民黨內部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33]。對此中國共產黨轉而創建自身的武裝力量,進而準備和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部隊展開作戰。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將領朱德率領部隊奉命佔領南昌市南昌起義爆發。最初整個進攻行動獲得成功並按照計畫撤退,但是在5天後則不斷遭到國民政府部隊的追擊而被迫南撤至汕頭市,最後被趕至福建省郊區[33]。隨後中國共產黨於8月7日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力奪取政權的方針,但是隔天汪精衛便在武漢市下令開始處決中國共產黨黨員。

到了9月時,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的毛澤東以長沙市為據點,率領中國工農革命軍在湖南省、江西省發動秋收起義,並且希望能夠藉此引發湖南省等地區的農民起義[34]。其中毛澤東原本計畫在9月9日三方向地進攻中國國民黨所控制的城市,但是由於部隊訓練不足以及一部分兵力轉投靠中國國民黨勢力,這使得毛澤東的軍隊進軍長沙市後仍然無法佔領下來。在9月15日他認定進攻失敗後,則率領1,000多名倖存者往東前往位於江西省井岡山[34][35][36]。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廣州暴動並且宣布成立蘇維埃政府,但隨即被張發奎率兵鎮壓。1928年4月28日,朱德的南昌起義部隊與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在江西省井岡山會師,並於1928年5月合併組建為中國工農紅軍。後來中國共產黨便在其軍隊勢力範圍內展開土地改革,並與國民政府派遣的國民革命軍在1930年至1934年間發生5次反圍剿戰爭

另外在黨內自身政治結構上,1927年8月13日時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構發出第44號通告,進而發起反對托洛斯基主義鬥爭外。而中國共產黨原先在城市的組織系統遭到破壞也促使得黨內制度的變革[37],除了原本作為革命組織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確立採取民主集集中制,並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而由其成員擔任中央委員會常任委員[37]。這樣的改組結果增加中國共產黨內部的集權狀態[37],同時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含原先實際掌握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各個層面有所重疊[37]。1929年中國和蘇聯因為中東路事件而在中國東北地區爆發戰爭,陳獨秀等人因為反對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而被開除黨籍。自此中國共產黨內部早期知識派系因而失勢,爾後陳獨秀於1931年5月1日在上海市托洛斯基主義組織會議上成為總書記[38]

而在陳獨秀遭開除黨籍後,1929年至1930年則由​​李立三實際掌握政黨組織[37]。但是李立三的一連串錯誤決策反而讓中國共產黨一度接近瓦解狀態[37],之後第三國際開始積極介入並且在1930年取得主導權[37]。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支援下於11月7日在江西省瑞金縣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該區頒布憲法以及發行貨幣,並且在隔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上解除毛澤東的軍權。不過在1934年第五次圍剿戰爭爆發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迫從瑞金縣撤退展開長征,期間與國民政府部隊多次交火而損失慘重。此時一連串與中國國民黨為首的國民政府部隊的衝突,使得中國工農紅軍內部被迫重組,主要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部門負責領導和監督部隊[37];並且自1934年5月開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作為當時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圈[37][39]

內戰與抗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毛澤東蔣中正相互敬酒。

在長征初期,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經常在中央縱隊討論博古與李德的軍事路線。1935年1月,仍在長征途中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遵義市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原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遭到毛澤東等人批判。會議結束後毛澤東重新獲得軍事領導權,並且和周恩來與王稼祥確立為軍事最高領導。儘管當時政黨事務依然由第三國際所掌控,然而這時毛澤東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非正式領導者,而擔任正式主管的周恩來張聞天則成為他的非正式代表。同年8月時,在毛兒蓋召開的沙窩會議上確立由張聞天、毛澤東和周恩來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圈。到了同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抵達陝西省延安市,與部署在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會合。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省會寧縣會合,長征宣告結束。

而在1936年5月時,中國共產黨遵照蘇聯「聯蔣抗日」的明確裁示,由中國工農紅軍在陝北地區提出「逼蔣抗日」的方針,呼籲中國國民黨中央高層「集中國力,一致對外」。同年12月爆發西安事變,蔣中正因而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要求。1937年7月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中國抗日戰爭因而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隨後暫緩衝突,針對日軍入侵中國組成統一戰線[40],進而展開第二次國共合作[41]。同年8月22日,陝北地區的中國工農紅軍納入國民革命軍而改編為八路軍;到了10月,位於南方的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的新四軍。儘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名義上維持合作關係,但是在1940年時雙方便結束所有合作關係[40]。原因在於儘管正式結為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利用這次機會擴大和發展自身獨立的根據地,進而為之後可能與中國國民黨間爆發的戰爭做出準備[42]。為此中國國民黨自1939年開始限制中國共產黨的擴張[42],但這導致中國共產黨的部隊和中國國民黨的軍隊間經常發生衝突[42]。但是由於雙方不希望在面對日本入侵時爆發內戰,使得有關的衝突一度逐漸減少[42]

不過在中國國民黨反對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仍於1943年開始重新積極擴大自身的根據地[42]。而自194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內部意識到若要取得政權,唯一的機會是要將自身定位為真正不受外國勢力影響的中國的政治勢力[43]。因此自1941年開始以延安市為據點的中國共產黨展開整風運動,排除以王明為首的第三國際代表在黨內的影響,並且將毛澤東的理論與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視為指導思想;之後隨著《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到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領導地位獲得確立。而隨著中國抗日戰爭在1945年逐漸接近結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間的政治問題開始被提及[44]。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代表於重慶市展開談判,並於10月10日簽署《雙十協定》。隔年雙方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通過和平建國綱領等5個決議案,表示同意共同實現民主憲政。之後雙方分別在1946年2月底達成整軍方案,以及在同年3月底達成《東北停戰協定》。

不過直到1946年6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間的和平談判結束為止,雙方並沒有達成實質效力的共識[44]。而當時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比起中國共產黨部隊的兵力還要多出3倍,因此在整體軍事實力上來說似乎更佔優勢[44]。這使得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在美國和日本合作下,很快便重新接收中國絕大部分地區[44]。然而由於中國國民黨黨內過於腐敗,使的重新接受中國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後來並不歡迎中國國民黨部隊進駐[44]。也因此儘管當時中國國民黨轄下的國民革命軍擁有200萬兵力,但是仍然無法擊敗較為弱勢的中國共產黨部隊,也遲遲無法重新取得中國共產黨作為據點的農村地區[44]。大約在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部隊則接受蘇聯所提供的援助,並且向滿洲地區發動入侵行動[44]

毛澤東時代

1949年10月1日,中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於開國大典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期間,中國國民黨成功增加其所控制的主要城市數量,甚至包括中國共產黨作為總部的延安市[44]。然而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因而獲得更多優勢,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已經戰術性地撤離城市,並且轉而煽動居住在城市的學生和知識份子等人發動抗議行動,進而抨擊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政府發動內戰,而對此中國國民黨則往往大力鎮壓民眾作為回應[45]。在此期間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各個派系開始與蔣中正為首的執政派系爆發權力內訌,反對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實施專制統治,這削弱了中國國民黨應對中國共產黨攻擊的能力[45]。其中在國民大會召開期間,當時由中國國民黨所主導的國民政府下令停戰,但是後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雙方仍然因為《中華民國憲法》通過事宜而決裂。

儘管國民政府也應美國政府代表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的要求呼籲中國共產黨與之和談,但是中國共產黨南京市代表陸定一拒絕這建議,自此國共談判完全破裂而使得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期間中國共產黨開始發起有限的反攻行動[45],並將目標明確訂為從中國華中地去發展至華北地區,以及重新收復中國東北地區[45]。與中國共產黨確立明確的作戰方針相比,當時中國國民黨率領的國民革命軍本身則出現大量軍人逃兵,其中在1948年時由其改組、同樣受中國國民黨掌握的中華民國國軍從原先有的200萬人兵力減少至100萬人左右。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並未獲得社會支持的情況下[45],最終中國共產黨成功切斷中國國民黨在滿洲地區的駐軍交通,並且奪回一些失去的領土[45]。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憑藉著三大戰役渡江戰役而基本上消滅中華民國國軍主力部隊,進而讓中國國民黨掌管的地區面積快速減少。自此中國共產黨轉而獲得優勢,相對地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權則逐漸喪失[45]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在北京市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自稱為新中國[45]。隨著中國共產黨陸陸續續占領中國大陸和絕大多數沿海島嶼,迫使得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同年12月撤遷至臺灣地區。而此時中國大陸由毛澤東以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統轄,主要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所建立[46]。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前往朝鮮半島參與韓戰,直至1953年雙方簽署停火協議。中國共產黨在1951年時發起三反五反運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並且在隔年提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後宣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不過到了1957年發起了整頓思想的反右運動,並因為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被嚴重擴大,大批知識分子因而被劃成右派成員。

1958年至1960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主張「超英趕美」的大躍進,但反而造成國民經濟的倒退和大饑荒的發生。其中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因為彭德懷等人的異議而下令發動反右傾運動,進而造成社會經濟陷入困頓,並且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召開後才得以制止。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因為意識形態差異而宣告分裂[47]。此時期毛澤東主張儘管社會主義革命似乎獲得成功,但是社會內部的階級敵人仍然持續存在,進而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之觀點。1966年2月3日,中國共產黨透過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二月提綱》,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48]。在這之後引起長達10年激烈的一系列政治鬥爭,並且對中國社會、文化和古蹟造成嚴重破壞。這時期也因為文化革命造成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陷入困苦,最終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遭到瓦解而結束。

後強人時代

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和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在北京市展開非正式會談。

1976年毛澤東逝世並且公審四人幫成員後,華國鋒鄧小平為了取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而爆發權力鬥爭[49],最後由鄧小平贏得鬥爭而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49]。其中鄧小平聯合陳雲李先念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並且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觀念[50]。為了扭轉毛澤東極左派政策所帶來的影響,鄧小平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排除資本主義思想而採納其市場經濟政策[51],並且在中國共產黨仍維持其自身政治權力的情況下,透過政策的轉變帶來顯著的經濟增長[9]。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後,中國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方式而轉向改革開放,並且逐步建立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黨內之領導地位[52]。1979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邊境問題而與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爆發中越戰爭[53]

1981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華國鋒被迫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鄧小平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確立[54]。不過為了解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資深黨員安排問題,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設立了2屆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註 2][55]。然而鄧小平所提出的新思想很快遭到毛澤東思想支持者與政治自由化支持者質疑,同時改革開放政策也引發許多社會問題[56]。其中在1986年時中國社會便因為許多社會因素而爆發許多學生運動,並且於隔年年初使得胡耀邦因為被批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引發學生和群眾的悼念活動,進而促使大規模學生示威活動。但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布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責此次事件為「動亂」並且表示應該採取堅硬措施以制止動亂,但反而造成局勢升級[57]。5月19日晚間,中國共產黨高層決定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不過戒嚴部隊被許多北京市市民阻攔而未能入城[58][59]。最終中國共產黨高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採取強硬措施,決定於6月4日凌晨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天安門廣場實行武力清場。期間軍方與群眾和學生爆發流血衝突,並且引來國際社會強烈譴責[60]

近代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和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展開對談。

在天安門廣場抗議事件結束後,中國共產黨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會議中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職務,進而確立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領導地位,並且建立包括李鵬朱鎔基等人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61]。而儘管六四事件一度讓改革開放政策暫緩,1990年代初期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政策重新獲得施行,這讓鄧小平的經濟學觀點重新獲得重視[62]。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所提出的觀點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章程》,與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樣列為指導思想[6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繼承鄧小平在1990年代「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並延續後者絕大部分政策[64]。隨後江澤民則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主張中國共產黨應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要眾多人民的基本利益;在200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三個代表思想獲得批准並修訂至《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並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65]。在三個代表思想中,透過制定理論的方式讓民營企業家和入境資產階級分子得以合法加入中國共產黨[65]。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胡錦濤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而接替江澤民最高領導人位置,並且和吳邦國溫家寶等人組建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66][67]

不同於先前的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等人的統治,胡錦濤把重點放在集體領導上,而反對單一個人在政治體系中佔有主導地位[67]。由於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要注重經濟增長,反而促成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發生。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胡錦濤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這兩個主要思想[68]。其中科學發展觀在2007年10月2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列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版中[69],但一直到2012年11月14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才視為指導方針[70]。胡錦濤在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卸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並且由新選出的習近平接替這兩個職位[71],之後與李克強等人組建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72]。習近平上任後不久便展開數十年來最為積極的反腐敗工作,但與此同時開始整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辦公室的權力,這使得外國評論家認為其破壞集體領導制度、而朝向毛澤東的統治方式[73]

統治

集體領導

當前中國共產黨理想上認為應當透過集體領導以盡可能削減個人權力,經由一致協商的方式而做出決定[74]。這概念最早緣起則可以回到列寧布爾什維克派系,主張共產黨的領導高層是由多人共同決策而成[75]。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全體成員都處於平等地位,每位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往往作為一個部門的非正式權力代表,然而他們所擁有的決策權力皆相同[74]。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便是由他控制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另外分別還有掌握情報調查機關的康生以及掌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周恩來[74]

不過儘管每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理論上的權力關係相同,但實際上仍然會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排列其名次[74]。同時雖然中國共產黨主張並沒有選出正式的領導人領導,但是每個領導集體中仍然會有重要的領導人物帶領其他核心成員;其中同時掌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者,往往便是該領導集體最為重要的領導人物[76]。在過去江澤民擔任最高領導人之前,中國共產黨內部核心成員和領導集體並沒有什麼區別[77],而在實際情況下核心人物往往不參與集體領導制度[77]。然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到江澤民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大力推廣責任制度,並且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聲明中改稱作「集體領導核心」[77]

民主集中制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採取民主集中制,並且基於民主集中英语Centralized government兩個原則而成,其中官方所指稱的民主主要是「社會主義民主」或者是「黨內民主」[78]。而有關民主集中制的討論,自從192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便一直視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78]。其中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提到:「黨是根據自己的綱領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78]」而毛澤東曾經表示民主集中制是「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衝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認為藉此結合能夠處理民主和集中之間的內部矛盾,同時民主集中制在自由紀律英语Discipline協調上更具優越性[78]

其中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提到:「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黨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8]」而當前中國共產黨表示民主同時是中國共產黨自身與社會主義重要的生命線[78],但是認為要實現且正常運作民主,可行的方法唯有實施集中制度[78]。中國共產黨主張民主得以使用包括集中制度等任何形式展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集中制度就將會失去秩序[78]。對此中國共產黨依據毛澤東對於民主集中制的觀點成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認為這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託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78]

政治體制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看板。

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便以蘇聯共產黨為榜樣,採取了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模式,後來也接納了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和史達林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理論和實踐經驗[79]。在政治體制建設方面基本上則是採納了史達林主義[80],也就是在每個非共產黨機關內部都設有嚴格服從共產黨的組織,並且建立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上國家中央機關的一元化領導制度[81]。其中在1949年11月時,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內部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1958年時,更成立直屬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和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的財經、政法、外事、科學與文教小組,小組組長基本上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擔任[82]。今日中國共產黨在中央政府、地方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中國共產黨黨組織領導機關中設立有中國共產黨黨組[83],而中央政府一級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中的黨組領導直屬單位的中國共產黨黨組織,則負責管理幹部和審批所屬單位幹部的任免資格[84]

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8個民主黨派合作和協商,進而組成統一戰線[85]。這些政治協商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主要參與成員還包括有群眾組織、民主黨派以及各個行業的代表[85]。而在其政治制度理論上,透過正式協商制度能夠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飾物等各個層面的基本政策成形[85]。對此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互動關係,則主要建立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基礎上[85]。中國共產黨還將這一協商過程制度化而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85],並且要求所有統一戰線成員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並持續支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85]。這使得儘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實際上並沒有任何權限[86],而有關的討論內容也都是受到中國共產黨所監督著[86]

組織

非常設機關

National Embl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
系列条目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由中國共產黨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體制,其中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機構[87]。在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全國代表大會經常不定期召開,之後確認每5年舉行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制度,而每次大會將會持續數天[88]。而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內容,除非在特別情況下全國代表大會不得延期[89]。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賦予了全國代表大會6項責任[90]

  1. 選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90]
  2. 選舉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90]
  3. 審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交的報告[90]
  4. 審查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交的報告[90]
  5. 討論和制定中國共產黨政策[90]
  6. 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90]

不過在實際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時,絕大部分時間與會代表很少討論重大問題;而比較具影響力的討論則是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的準備期,實際推派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構以組成中央委員會組織系統[90]。而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後,則是由全國代表大會所產生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擔任最高決策機構;在這期間由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並領導中國共產黨全部工作,對外則是代表中國共產黨[91][92]。另外中國共產黨還設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監督中國共產黨內部架構,藉此來避免中國共產黨黨員參與腐敗事件和維持黨紀[註 3][93];而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權限則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下[93]

新當選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除了之後會在不同政府部門工作外,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會分別從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選出作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並且由其擔任中國共產黨名義上的領導人[94]。另外還會選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以及同意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員人選,而自2013年時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是由第一次全體會議中產生[9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一般每年舉行一次,為期2天至3天。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則是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務委員會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95][96]

在當前政治體系中,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作為中國共產黨決策機關以及最高領導機關,其中重大的政治、思想、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都必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註 4][97]。同時基於在組織上採取民主集中制作為基本原則,中國共產黨要求下級機關必須服從上級機關,而所有中國共產黨組織都必須服從中央領導集團指示;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都是由中央領導集團集中領導,各級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無條件的執行任務[98]

常設機關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閉會期間,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即為實質上的最高決策機構[註 5][99]。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制度是在1958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建立,用以取代原本擔任政策決定角色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註 6][103]。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每周至少召開1次會議,實際上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和實際最高權力機構,負責決定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項決策[104]。而藉由閉會制度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集中至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上,儘管理論上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有權駁回中央委員會或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不過實際上在非動亂時期從未發生過這一情況。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負責召集會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會議,同時還主持作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工作以及擔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105][106]

而自江澤民以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同樣也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107]。同時基於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機關中所主張的集體領導理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除了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外,還得以依照其意願全權聘任或者解聘高級軍事將領[107]。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同時也是中央委員會的最高實行機構。中央書記處除了可以在中央政治局確定的政策框架下自行做出決定外,同時也負責監督有關提供給中央委員會的部門、金費、出版物等報告製作[註 7][108]。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事務的的最高決策機構,實際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為同樣機構,主要負責掌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相關領導工作[註 8][107][109]。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則是負責協調情報、軍事、外交和警察等不同部門,以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110]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還會選舉幾個工作部門、局處、中央領導小組和其他機構成員,並且全國代表大會閉會的5年期間從事各項工作[89]中共中央辦公廳是中國共產黨的的核心聯繫部門,負責包括日常通訊、協議、安排會議議程等行政工作[111]。中國共產黨目前轄下還擁有4個主要核心部門,這包括有負責監督省籍職位安排和審查幹部工作發展的中共中央組織部[112]、負責監督新聞媒體並且制定提供給媒體的中國共產黨方針的中共中央宣傳部[113][114]、負責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海外組織和國際機構聯繫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115]、以及負責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黨派等群眾運動的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113]。中國共產黨還擁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直接控制權,由後者負責研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種種重要問題[116]

在教育層面方面,中國共產黨還設立有提供高級幹部和準幹部政治訓練和共產主義思想教導的中共中央黨校[117]、設置在國立大學和中共中央黨校從事學術研究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18],以及負責研究和翻譯馬克思主義重要著作的中共中央編譯局[119]。而在新聞媒體對外傳播方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直接掌握中國共產黨發行的報紙《人民日報[120],而中共中央黨校則發行有作為理論雜誌的《求是》和《學習時報[117]。另外中央委員會轄下還有不同的中央領導工作小組,這包括有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等等,並且在全體會議期間將向中央委員會提交報告[121]

地方組織

中國共産黨深圳市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在各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治州(包括)、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成立地方代表大會[122],並且由這些代表大會自行選出該級單位的委員會[122]。中國共產黨地方各級代表大會應該每5年舉行一次,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會決定提前或者延後進行,不過這項決議必須由當地更上一層的地方代表大會委員會批准[122]。委員會的人數和選舉程序由各地地方代表大會決定,同樣必須經由上級地方代表大會批准才得以施行[122]。地方各級代表大會許多職責與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類似,主要負責審查同級地方委員會所提交的報告、考察同級地方紀律委員會所提交的報告、針對該地區重大問題的決議予以討論並通過、以及選舉同級的當地委員會和紀律委員會成員[122]

其中各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的代表大會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代表大會正式和候補委員經由選舉產生,任期長達5年[122];而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的代表大會成員當選後也有5年任期,但是還規定全體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必須擁有3年以上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資歷[122]。而如果一個地方代表大會提前或者延後召開會議,代表大會委員的任期相應地縮短或加長[122]。不過除了各級地方代表大會委員會負責人必須向上一級的地方代表大會負責外[122],上級地方代表大會委員會得以決定下級地方代表大會委員會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人數[122]。而各級地方委員會委員出缺時,則由候補委員按照得票數依次遞補英语Order of precedence。各級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年至少要召開2次全體會議,在其主導地方事務期間應該執行上級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指示、以及和同級代表大會的決議[122]

不過在地方委員會部分也採取類似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架構,實際上在地方代表大會和地方委員會閉會時便是由地方常務委員會主持政務和負責相關事項[122]。其中地方常務委員會的人選是在地方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審議產生,之後由其負責人提報給上一級的地方委員會批准[122]。種種規定使得地方各級委員會成為地區的領導核心,並且還在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成立黨組[123]。而由於在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上級組織乃至於中央委員會得以在認為有必要的情況下調動或者指派下級組織的負責人,這一人事任免權直接保證中國共產黨由上而下的控制權力[124]

共產黨黨員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准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中國共產黨入黨誓詞[125][126]

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者年齡必須滿18周歲,並且必須成為預備黨員為期1年[126]。相較於過去中國共產黨將重點放在申請人的思想準則上,目前中國共產黨則主要強調技術和學歷[126]。申請人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黨旗前舉行入黨宣誓才能夠成為預備黨員[126],之後則由中國共產黨相關組織負責觀察和教育預備黨員[126]。預備黨員的職責實際上和正式黨員相差不大,不同的是可能無法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參與選舉投票,同時也沒有被選舉權[126]。許多中國共產黨黨員是透過加入中國共產黨旗下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6],而江澤民以後民營企業家也被允許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26]。而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全體黨員必須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堅持團結、服務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並且促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122]

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將會獲得許多權限,這包括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有關會議、閱讀中國共產黨有關文件、接受中國共產黨提供的教育培訓、在黨報黨刊上對中國共產黨政策提出討論、針對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提出建議和方案、在會議上有根據地批評中國共產黨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行使投票權和被選舉權。而在堅決執行該項決議或政策作為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黨員得以對對於決議和政策予以反對或者有不同意見的情況下,並且可向中國共產黨上級關關乃至於中央委員會提交任何意見,並且要求該組織提供答覆[122]。同時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等組織,都沒有權限得以剝奪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些權力[122]

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於2015年6月29日的統計數據指出,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8779.3萬名,基層組織總數則有436萬個。就中國共產黨黨員職業予以分類,農民、牧民和漁民有2593.7萬人;工廠員工有734.2萬人;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1253.2万人;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人员901.6万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39.7万人;学生224.7万人;离退休人员1621.6万人;其他职业人员710.5万人。而就其他成員結構來看,女性中國共產黨黨員有2167.2萬人,占黨員總數的24.7%;少數民族黨員有595.4萬人,占黨員總數的6.9%;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黨員3775.5萬人,占黨員總數的43%;35歲及以下的黨員2237.6萬人。而自201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在保證發展黨員質量的前提下逐漸控制黨員人士增長速度,在發展受調控下使得總人數增加速度放緩[3][127]。而當前中國共產黨內部總共有8779.3萬名黨員[3],是印度主要政黨印度人民黨之後全世界上第二大的政黨[128]

青年團體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青年群眾組織[129]。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提到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青年組成,並且指出其功能為「廣大青年在實踐中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校,是黨的助手和後備軍」[122]。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申請人的加入年另必須介於14歲至28歲間[129],並且由其主導和監督以14歲以下兒童組成的少年組織中國少年先鋒隊[129]。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結構整體上都參考了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其中最高機構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其下分別還有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30]。然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和所有中央機關都是接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由其負責指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相關活動[122]。因此實際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獨特的組織,其所負責領導的上級機關包括有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自身以及中國共產黨[122]。根據在2013年所舉辦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供的資料,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總共有8,900萬名成員加入[131]

象徵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上的中國共產黨黨徽。

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對於時局之我見》中曾稱呼「吾黨」為「社會黨」,後來改稱為「共產黨」[132]。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留學法國的蔡和森在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中詳細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並且首先提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對此他在考察俄國共產黨等歐洲各國共產黨後提出具體的建黨步驟,其中包括宣告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132]。而當時人在上海市的陳獨秀與人在北京市的李大釗、張申府也通過信函討論名稱問題,最後決定採用「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132]

中國共產黨早期發展時並沒有設計統一官方標準的標誌,而是允許個別中國共產黨組織參考蘇聯共產黨製作標誌[133]。1942年4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下令制定統一的官方標誌,在決定中提到「中共黨旗樣式寬闊為三與二之比,左角上有斧頭鐮刀,無五角星,委託中央辦公廳制一批標準黨旗,分發各主要機關」[133]。隨後中國共產黨規定標準黨旗橫120公分、豎80公分,在左上角的中心(距離邊界4分之一的長度和寬度處)設計有直徑30公分的黃色錘子和鐮刀。旗杆左套為白色並且寬6.5公分,這寬度也就是旗幟橫長18分之一。

中國共產黨黨旗採用紅色背景視為象徵革命、錘子和鐮刀象徵工人和農民的工具,黃色標誌則象徵光明,這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和其利益[133]。發展至今日中國共產黨黨旗具有5種尺寸,其尺寸分別為橫388公分,豎192厘米(1號);橫240公分,豎160公分(2號);橫192公分,豎128公分(3號);橫144公分,豎96公分(4號);橫96公分,豎64公分(5號)[133]。196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製《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製作和使用的若干規定》,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黨徽黨旗是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符號和象徵[133]。之後則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在新增加的第53條中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黨徽黨旗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徵和標誌。黨的各級組織和每一個黨員都要維護黨徽黨旗的尊嚴。[134]

中国共产党的党歌为《国际歌》,但未正式写入党章[135]

思想

意識形態

黨的建設必須堅決實現以下四項基本要求:
第一,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全黨要用鄧小平理論……
第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第三,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第四,堅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

——《中國共產黨章程

中國共產黨訂定數個指導自身全部活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且將其視為中國共產黨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理論基礎。其中在《中國共產黨章程》提到中國共產黨會堅持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遵循馬克斯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四項基本原則[8],並且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136]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官方意識形態,內容結合了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著作中提到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由列寧所提出的列寧主義思想[137]。對此中國共產黨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137],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社會的一個未來願景,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必然性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137]。而第二個加入的毛澤東思想則被視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應用[137],其中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除了由毛澤東主導外,還包括其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物共同發想而成[138]

鄧小平理論則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加入到《中國共產黨章程》[63],其概念包括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論點[63]。鄧小平理論大體上可以視為一種理論總結,認為共產主義的定義中並不包括國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制度安排,同時市場機制實際上是中立的運作方式[139]。此外他還提到中國共產黨需要應對不斷變化的形勢動態,並且要透過「實事求是」的方式來確認某一政策過時與否,進而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與相應的口號[140]。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重申鄧小平的口號而認為沒有必要質問事情是屬於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因為重要的判別標準是它的工作模式[141]。之後他更提出適應中國條件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三個代表」,並且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而加入《中國共產黨章程》[142]

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部分人士批評「三個代表」並非屬於馬克思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價值觀的背叛,然而支持者認為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143]。江澤民則主張早期共產黨成員認為共產主義應當實現的生產模式,發展到了今日已經更為複雜而難以體現,同時試圖強制生產方式的改變作為並沒有效果,因為其背後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規律而有自然的發展[144]。該理論最為顯著的影響是允許資本家以「心社會階層」身分加入中國共產黨,除了鼓勵其從事「誠實勞動和工作」外,並透過自己的勞動貢獻為中國共產黨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45]。之後在胡錦濤所主導下,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制定了同樣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科學發展觀思想[146][147],同時為了因應中國國情而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發展與應用,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148]

經濟方針

原因是在政治上『資本主義終極理論』動搖了,社會主義發展出現奇蹟,西方資本主義遭到挫敗,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信任危機,自信心動搖了。西方國家開始反省,公開或暗自比較中國的政治、經濟和道路。

——習近平[149]

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都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在內容中也提到將會持續進行改革開放政策,以求根本上改革限制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8]。其中鄧小平不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英语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t theory)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區別是自由市場計劃經濟。對此他表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51]」江澤民支持鄧小平的思想並在中國共產黨會議上多次重申此觀點,認為並沒有一定的機制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因為唯一重要的是其工作的方式[62]。與此同時江澤民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術語,藉此取代陳雲原先所提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語[62]。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於報告中向其他代表們表示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150];而在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共產黨則將思想主軸改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150]。之後這一路線則持續到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而被重新修正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150],但是在會議中也提到「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150]

而從中國共產黨的觀點來看,世界分成彼此對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基礎陣營[151]。中國共產黨認為堅持社會主義的基礎,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最終會取代資本主義[151]。不過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則重新回到卡爾·馬克思的著作,重新嘗試解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發生現象[151]。儘管承認全球化是透過資本主義制度發展而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理論家認為全球化本質上並非資本主義[152]。原因在於如果全球化純粹屬於資本主義,這將排除另一種具現代性的社會主義形式[152]。因此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不將全球化或者市場經濟視為特定階級的性質[152]。而如同鄧小平認為中國可以憑藉資本主義的元素來追求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全球化本身性質亦不固定[152]。因此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對於全球化仍屬於樂觀態度,認為儘管當前的全球化是受到資本主義佔有統治地位,但也認為全球化可以推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進展[153]

思想改變

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就是變化……巴拉克·歐巴馬擊敗希拉蕊·柯林頓便是強調變革。中國今天的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固執、教條、過時的19世紀老人,而是一個動態、親近變化、年輕的思想。我們有一個靈活的方法:如果馬克思的話仍然適用的話,我們將繼續使用他們;如果有些事情他沒有講述清楚,我們會說出來;如果有些事情他沒有說到,我們會大膽地拿出新的東西。

——葉小文[154]

雖然非中國分析家普遍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拒絕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或者至少在正統思想的基本思路並沒有繼續沿用,然而中國共產黨本身並不同意[155]。儘管一些評論認為江澤民引進「三個代表」思想理論後,結束中國共產黨長期所承諾的馬克思主義做法[156];然而中國共產黨黨理論家冷溶則不同意此類看法,認為江澤民透過各種不同的所有制擺脫原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障礙,這作法本身並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相對地反而藉由現代化理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強化中國共產黨自身,進而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部分[156]。其中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將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作為其「終極目標」[157],其中中國共產黨聲稱現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一部分中國共產黨理論家認為在目前的發展階段「看起來很像資本主義」[157],另外某一部分理論家則認為「資本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早期或第一階段」[157]。不過有些人則反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認為這實際上是受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影響[157]。其中中國分析師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英语Robert Lawrence Kuhn便表示:「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時,我認為它滑稽多於精明,是來自於不滿現實知識份子的黑客宣傳諷刺漫畫。但是初級階段100年的說法來自嚴肅的政治理論家。[157]

近年來,以外國評論家為首的論點認為中國共產黨沒有主軸思想,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採取實用主義,並且僅有在工作層面上感興趣[158]。不過這個從許多層面所得到的簡單觀點也遭到批評其錯誤處很多,因為中國共產黨官方聲明試圖讓其呈現出具有明顯連貫的世界觀[158]。例如在2012年胡錦濤指出西方世界的威脅要分裂中國共產黨,並且指出「西方世界的國際文化強盛,而我們是弱者……思想文化領域是我們的主要目標」[158],中國共產黨提供大量的資源投入到黨校和發展各具特色的思想論點[158]。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獲得提出前,思想和決策之間是處於演繹的關係,這意味著決策本身是基於對於思想的認識而做出判斷[159]。然而鄧小平認為這一關係必須被顛倒過來,應當透過決策來產生其意識形態,而不是透過周圍的其他方法成形[159]。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認為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在於其停滯不前的國家意識形態英语Ide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認為蘇聯共產黨的思維過於僵化而缺乏想像力;對此中國共產黨則認為必須透過實踐行動破除僵化的思想,同時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思想必須是動態的,才能夠繼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159]

互動

共產主義

今日中國共產黨繼續與非執政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保持聯繫,並且參與如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等國際共產主義會議[160]。同時許多國外的共產黨還會派遣代表前往中國訪問,例如在2008年葡萄牙共產黨總書記熱羅尼莫·德索薩英语Jerónimo de Sousa便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奇葆會面[161],而法國共產黨全國總書記皮埃爾·洛朗英语Pierre Laurent (politician)也曾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劉雲山會面[162]。2014年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則與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第一主記根納季·安德烈耶維奇·久加諾夫會面,討論兩個政黨間的互動關係[163]。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歐洲社會民主運動的一連串改革,使得中國共產黨認為西歐的共產黨地位日益邊陲化[16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方面和葡萄牙共產黨[161]法國共產黨[162]俄羅斯聯邦共產黨[165]捷克共產黨[166]巴西共產黨[167]尼泊爾共產黨[168]西班牙共產黨等已經作為主要政黨的共產黨接觸外[169],同時也和澳大利亞共產黨[170]孟加拉國工人黨孟加拉國共產黨英语Communist Party of Bangladesh (Marxist–Leninist) (Barua)斯里蘭卡共產黨比利時工人黨匈牙利工人黨多米尼加工人黨宏都拉斯改革黨等仍然在發展中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保持交流[171][172]

中國共產黨與其他仍然信奉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繼續保持密切的關係,這包括有古巴、寮國、北韓、越南和它們各自的執政黨[173]。中國共產黨花費許多時間分析1989年東歐民主化和1991年蘇聯解體後的國際形勢,試圖解釋為何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陸陸續續瓦解的同時,僅有部分社會主義國家仍然繼續維持其意識形態[174]。中國共產黨積極分析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主要是作為自身後續發展的參考案例,不過中國共產黨亦認為社會主義運動將在未來某個時候獲得振興[174]。中國共產黨在所有執政黨中最感興趣的政黨是越南共產黨[175],其中越南共產黨一般視為在後蘇聯時代的社會主義發展典範[175]。中國分析師認為越南在越南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採納革新開放的改革政策,成為越南後來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175]

而中國共產黨過去與北韓的緊密關係,這使得中國共產黨是經常派遣代表訪問北韓的組織之一[174]。儘管中國的朝鮮分析家往往向社會大眾表態支持北韓,並且發表多份有關北韓經濟改革的報告[174]。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官方討論中則很大程度上蔑視北韓的經濟體制,認為在整個社會中瀰漫著個人崇拜思想,而金日成家族更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嘗試採納世襲繼承的做法。同時即便是在安全局勢時,由於朝鮮人民軍使用絕大多是資源而讓北韓民眾生活普遍貧困[176],一些分析師還將北韓的現狀與中國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對比[177]。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嘗試透過中國重要經濟基礎設施經驗,說服北韓的執政黨朝鮮勞動黨展開經濟改革政策[177]。例如在2006年時,中國共產黨邀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金正日前往廣東省以展示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177]。不過在一般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仍認為朝鮮勞動黨和北韓是共產主義執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負面例子[177]

中國共產黨在相當程度上也十分重視古巴的發展[175],這包括有對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菲德爾·卡斯楚的大大欽佩,以及出版許多書籍探討古巴革命的成功案例[175]。中國共產黨和古巴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從過去並無密切關係,而自1990年代開始彼此的交流大大增加[178]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學習其他執政政黨的可能性時,對於古巴共產黨的作為便予以許多好評[178]。2007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吳官正在和菲德爾·卡斯楚會面時,便將胡錦濤的親筆書信遞交給卡斯楚,內容提到:「事實證明,中古是值得信賴、真誠相待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兩國友誼經受住了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與日俱增,歷久彌堅。[179]

非共產黨

習近平與墨西哥總統恩里克·佩尼亞·涅托和其他革命制度黨幹部會面。

自從共產黨在東歐衰亡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建立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非共產黨間的關係[115],其中這些關係又以能夠讓中國共產黨學習者為主[180]。例如中國共產黨一直渴望了解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如何繼續維持完全控制,並且在新加坡政治環境中得以採行低調的完全掌握社會[181]。根據中國共產黨自己對於新加坡的分析,其認為人民行動黨的統治地位是因為藉由發達的社交網絡來有效地控制選區,其中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行動黨控制的分支機構深入且廣泛地掌握社會[181]。儘管中國共產黨接受新加坡是自由民主制國家,他們認為這是以人民行動黨為首的指導式民主英语Guided democracy[181]。不過中國共產黨認為其與人民行動黨的差異,則包括有後者並非工人階級的政黨、而是屬於政治菁英組成的政黨;同時人民行動黨是採行議會制的政黨,本身並非作為革命黨英语Vanguardism存在[182]。中國共產黨還有與對其他政黨展開研究並且發展密切交流,這包括有自1957年以來長期統治馬來西亞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以及日本政壇具主導地位的自由民主黨[183]。另外中國共產黨也對於一黨制國家或者有某方政黨主導的國家特別關注,並且透過發展政黨間的關係使得中國共產黨得以加以研究[184]

例如中國共產黨認為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之所以能夠長期統治敘利亞地區,源自於阿薩德家族塑造個人權力並透過嚴密統治,這使得哈菲茲·阿薩德得以將政權傳承給他的兒子巴沙爾·阿薩德,同時敘利亞武裝力量勢力也在其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185]。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則對於拉丁美洲地區特別感到興趣[185],無論是派遣代表前往訪問或者招待這些國家的代表次數都不斷增加[185]。中國共產黨特別關注曾經統治墨西哥長達71年之久的革命制度黨[185],雖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革命制度黨的長期統治權力源自於強硬的總統制,而其民族主義的態度使得革命制度黨獲得許多農村人口支持,並且得以進一步在經濟市場化的同時實行國有化政策[185]。中國共產黨認為革命制度黨失敗處在於缺乏黨內民主,儘管其追求社會民主主義但是無法改革已經僵化的黨派結構,同時還受到政治腐敗全球化壓力、以及美國政治干擾等影響[185]。雖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逐漸承認拉丁美洲的粉紅色浪潮英语Pink tide,數年來開始加強中國共產黨與數個社會主義和反美左派政黨之間的關係[186]。中國共產黨偶爾會對烏戈·查維茲反資本主義反美言論表達不同意見[186],不過在2013年時中國共產黨則與查維茲所成立的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達成協議,由中國共產黨教育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幹部有關政治和社會領域[187]。截至2008年為止,中國共產黨聲稱已經在29個拉丁美洲國家與99個政黨建立關係[186]

早在1970年代期間,中國共產黨為了遏制「蘇維埃帝國」擴張而曾經有一陣子與極右派政黨締結短期關係。不過在198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開始對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有着極大的興趣[186],並且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大力發展政黨之間的互動,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首次與非共產黨的政黨展開交流[186]。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共產黨基於第二國際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觀點,曾一度對於社會民主主義感到負面和輕視[186]。不過在1980年代這一觀點發生了變化,中國共產黨開始認為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試圖創建「有人性的資本主義」[186],而實際上自身也可以從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學到部分經驗[186]。中國共產黨在1980年代陸續派遣代表前往歐洲各地考察[188],同時期大多數歐洲社會民主黨派別都面臨選舉支持率的下滑,以及開始對於自身展開改革[188]。中國共產黨對此感到極大興趣,這之中又以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部改革為首[188]。中國共產黨對於雙方再次取得執政權的原因歸咎於採行現代化措施,藉由轉而支持私有化而取代傳統的國家社會主義原則,並且將原先的大政府思維轉型成為新的福利國家觀點。至此改變對於市場的負面看法,而支持群眾也從傳統工會轉型成企業家、年輕成員和學生[189]

評論

政治經濟

上海市外滩夜景,2012年

中國國民黨在1928年至1949年期間統治中國大陸地區,但是最終被迫撤往臺灣地區。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施行的重要基本國策和政治宣傳中均以中國共產黨作為主要假想敵。其中當時中國國民黨指稱中國共產黨憑藉著蘇聯幫助而奪取中國大陸政權,除了批評中國共產黨為「漢奸」外,並且以國家民族生存為訴求對臺灣民眾大力宣傳,而將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形容為民生困苦的獨裁政權[190][191]。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有關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逐漸減少。與此同時,由江澤民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則開始向過去的敵人中國國民黨表達友好姿態,期望藉由加強與中國國民黨間的關係,以促進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統一的可能性[184]。然而在2000年後,中國國民黨喪失從1949年以來統治臺灣地區的政權[184]。而過去的宣傳仍很大程度影響臺灣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大陸的觀感,其中負責海峽兩岸事務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在2007年11月28日的調查中,指出近70%的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有不好印象[192]

有些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其領導人應該對中國人數眾多的非正常死亡承擔責任,這些非正常死亡案例主要集中於19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和隨後的文化大革命[193][194]。不過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時期,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經過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經濟高速發展[195],很快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世界第一大農業國和世界第二大服務業國[196]。儘管一些評論認為中國共產黨採取的政策對環境、文化、人口結構造成了破壞[197][198],然而調查顯示目前中國公眾對於中央政府的滿意度很高[199]。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強力推進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得到西方商業界和金融界的歡迎,在此各國企業得以公平競爭、市場獲准簡便、資本交易便利,並且自由貿易試驗區運行1年來的發展而有一定成效[200]

而南非《商業日報英语Business Day (South Africa)》對於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201],則認為將在之後決定中國未來的走向,而使得國家經濟更為穩健、人民更加富有,而相關的政治改革也將更為順利地推進[202]。不過中國市場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自從2004年江澤民轉交軍權以後,中國共產黨黨內保守的毛澤東主義派系勢力逐漸增強。該派系勢力主張計劃經濟,並且把市場改革與政治改革不平衡帶來的社會問題全歸咎於市場改革派。另外裙帶資本家和腐敗政府官員也希望加大國家權力,從而得以在政府干預的市場過程中獲利。對此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正朝向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因而對於未來中國共產黨保守派領導下的中國經濟發展表示擔憂[203]

腐敗問題

曾任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來因為嚴重違紀問題而遭到撤除黨籍,图为正审理该案的法院外景。

中國共產黨黨員幹部腐敗而違法與違紀事件時有發生,對此中國共產黨對不合格黨員會予以開除黨籍處理,其中在2004年被開除黨籍人數約49,000名。到了2006年時人數則略有下降,當年度一共開除了20,000多名違紀黨員,這佔中國共產黨黨員1.7‰[204]。不過許多人士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制度問題,只靠黨內紀律處分並不足夠。2007年9月13日,擁有更多職能和權力的國家預防腐敗局正式成立,主要的工作有反腐敗宣傳和教育、進行制度的建設、機制與體制的創新,以及在反腐敗案件上取得源頭性解決的工作,試圖能夠解決中國共產黨近年來黨員幹部腐敗案件之問題[205]

2008年1月15日,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表示今後會把反腐敗工作的成效看作是獲得民眾信任的重要指標,這是中國轉型發展近30年來首次明確提出的關於反腐敗目標的看法[206]。中國共產黨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很多政治觀察人士對於習近平的改革舉措表示出乎意料。其中2014年9月11日,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陳定定在雜誌《外交學者英语The Diplomat》網站發表分析文章表示在不到2年時間裡,中國政府在計劃生育、勞動改造、戶口制度、反腐工作等領域都進行了改革[207]。而在國際透明組織所發布的清廉印象指數中,中國的清廉印象指數自從2011年開始已經連續3年分數有所上升[208];不過2013年中國在清廉印象指數的得分爲40分,在176個國家中位列80名而屬於「嚴重腐敗」之列[209]。但到了2014年,中国的清廉印象指數比上一年低了4分,得分为36分,排名更是从80名下滑到100名。[210],外交部发言人更是声称“2014年中国“清廉印象指数”评分和排名与中国反腐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现实情况完全相背、严重不符。”,并表示不承认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指数标准。[211]

社會自由

2010年時,廣東省爆發支持新聞媒體使用廣州話抗議活動

2008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新聞自由和訊息公開上作出比較大的改善,例如相比2008年西藏騷亂的封閉作法,對於汶川大地震則給予外國記者較高的自由度報導新聞,這一做法也獲得許多國際新聞媒體的支持[212][213]。之後發生的甕安騷亂事件也基本上得到及時的公開報導,而2008年喀什襲擊事件後也有相關的新聞採訪詢問,在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華國鋒逝世當天新華社也立即發布死訊[214]。2008年6月20日,胡錦濤在考察《人民日報》時發表講話強調:「要完善新聞發布制度,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新聞報導機制,第一時間發布權威信息,提高時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聞宣傳工作的主動權。……哪個國家都有負面,中國這麼大,負面的難以避免。我們會保持開放的心態,相信大家會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主流進行充分估計、綜合評價。[215]

對於這次重要談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認為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鮮少如此強調尊重新聞規律[215]。不過無國界記者發布的2011年至2012年年度新聞自由指數中認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79個國家中排名174位[216]。而在《經濟學人》發布的2012年民主指數排名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排在167個國家中的142位,被歸於「獨裁政權」之列[217][218]。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建立了防火長城,對於網際網路進行審查而阻止民眾瀏覽部分網站,同時在中國國內還有出版物審查制度。而中國每年都會投入相當龐大的經費用於維穩,其中從2011年開始中國連續3年的維穩支出均高於軍費[219],2013年的預算中便高達7,690億元人民幣[220]

參見

註釋

  1. ^ 由於在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僅能夠從部分文獻中確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7月召開,遲遲無法確認具體的會議召開日期。在1941年6月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文規定7月1日為「建黨紀念日」[1]
  2. ^ 其中分別在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由鄧小平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以及在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期間由陳雲擔任主任。
  3. ^ 現任領導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擔任。
  4. ^ 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有習近平馬凱王岐山王滬寧劉雲山劉延東劉奇葆許其亮孫春蘭孫政才李克強李建國李源潮汪洋張春賢張高麗張德江范長龍孟建柱趙樂際胡春華俞正聲栗戰書郭金龍韓正
  5. ^ 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有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
  6. ^ 中國共產黨有兩段時間曾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設立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職務,其中1956年9月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鄧小平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並且持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100];而1980年2月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由胡耀邦當選中央書記處總書記,1981年6月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更接替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職位,因此胡耀邦兼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兩職[101]。1982年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通過新的章程規定,不再設立主席與副主席而只設總書記,至此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頭銜改為總書記,而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職位亦不再設立[102]
  7. ^ 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有劉雲山劉奇葆趙樂際栗戰書杜青林趙洪祝楊晶
  8. ^ 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架構中,由習近平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另外分別由范長龍許其亮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以及由常萬全房峰輝張陽趙克石張又俠吳勝利馬曉天魏鳳和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參考資料

  1. ^ 杨立杰.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新華網. [2015年6月1日] (簡體中文). 
  2. ^ 报刊导航.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5年6月1日] (簡體中文). 
  3. ^ 3.0 3.1 3.2 3.3 中国共产党有党员8779.3万名 基层党组织436.0万个. 新华网. 2015年6月29日 [2015年6月29日]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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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