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是中国国民党在江西省的省级组织。

历史

历史背景

1923	联俄容共
1924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	召开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成立江西省党部
1926	第二次大會
	北伐军占领南昌
1927	第三次大會（兩次）
	清党
1928	整理党务
1929
1930	第四次大會
1931–1932
1933	第五次大會
1934–1938
1939	日军占领南昌
1940–1943
1944	第六次大會
1945	日本投降
1946	第七次大會
1947	与三青团合并

前身

江西省党部起源于清朝在江西省活动的中国同盟会与中华共进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1906年江西会员黄格鸥(清江人)、魏会英(赣州人)回江西发展组织。他们以1904年成立的易知社（集中发展军校生）、我群社（集中联络会党）为主，建立了同盟会江西支部。江西支部成立后，魏会英到赣州组建了赣州分部；蔡突灵、蔡锐霆兄弟则奔走于瑞州、袁州、临江、吉安各地，建立多个分部。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共进会奉中央党部命令合二为一，成立国民党江西支部。该国民党是议会选举政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在江西省赢得选举。国民党党员在江西为数不下2万人，江西的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也大多数是国民党人。

1913年，李烈钧在江西首先发动讨袁的癸丑之役（“二次革命”），癸丑之役之后，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北洋军进入江西，该支部被解散。1914年6月，孙文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人需履行加盟手续“效忠领袖”方得加入。孙文委任徐苏中为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长，江西支部设在东京。由于拒绝“效忠领袖”，李烈钧最初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而是加入黄兴、陈炯明等人另行成立的欧事研究会。随后李烈钧又于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移设上海，同年，江西恢复省议会（第二届议会）。党人 “仍占议席百分之八十”。1919年10月10日，孙文在上海建立中国国民党。江西组织遂相应改名。1922年，广东护法军政府发动北伐，江西国民党人积极响应。此后六一六事变后北伐告终。江西国民党人在江西和上海均受到直系政府通缉，江西党务再次陷入停顿。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组建

1923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委员长赵醒侬等人，依据中共党团中央的指示动员团员加入江西国民党，开始对江西国民党进行改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彭素民、徐苏中、赵醒侬、肖炳章、王恒、周道万、胡谦、刘拜农、洪宏义9人作为江西代表出席了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3月6日，赵醒侬、邓鹤鸣（均为中共跨党党员）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派遣，回赣重建江西党部组织。4月，两人来到南昌，经过短时间的筹备，秘密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临时执行委员会，赵醒侬、 邓鹤鸣、涂振农、曾天宇、邹努、王镇寰、姜伯彰七人为执行委员， 并推举赵醒侬为组织部主任、邓鹤鸣为宣传部主任，涂振农为秘书，组成常务委员会。其中七名执委中除王、姜外，有五名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团员。

江西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后，按照国民党中央规定的在工农和学生运动中心地区建立组织的方针，在赣江两岸和南浔铁路沿线等交通要道上加强组织发展工作，先后在九江、南昌、吉安、弋阳、 鄱阳、永修、万安等县建立了市县党部和许多区党部、区分部。由中共江西组织实际领导的国民党组织把愿意加入的少数旧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又发动大批支持容共政策的工人、农民、学生加入国民党。1924年11月，孙文离粤北上，筹划召开国民会议。12月底江西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中共党团的领导下，联合驻南昌的八十多个国共团体成立了 “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多次发表通电和宣言支持孙文。 除赵醒侬、王秋心为国民党中央驻江西的宣传员外，江西省党部还派出宣传员多人分赴各县宣传，并派邓鹤鸣等人前往北京参加国民会议总会工作。

1925年3月，孙文在北京病死。从3月到5月，国民党江西党部在南昌、吉安、九江、永修、靖安、鄱阳、赣州、万安、修水、都昌、星子、铜鼓、横峰、乐平、德安、奉新、 临川、清江等二十余县举行了追悼孙文的活动。江西省党部于3月20日成立了筹备处，在29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了一万多人的追悼大会。从4月28日至30日，又举行三天大规模的公祭，每天来公祭的达一万多人。中共通过追悼活动发出《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像》等宣传品，并组织中山主义讲演队分赴各地演说，以宣传国共的政治主张及联俄容共的政策。

在赵醒侬、邓鹤鸣、方志敏等主持下，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黎明中学举行，组成江西省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正式成立。赵醒侬、朱大贞、邓鹤鸣、张朝燮、方志敏、许鸿、陈灼华等当选为执行委员，涂振农、刘承休，曾振五、傅惠忠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李松风、曾天宇、王镇寰等当选为监察委员，姜伯彰、 王立生等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省党部归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大会传达了国民党一大的精神，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原则。大会选举成立了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在16名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占了12名。赵醒侬任组织部长，邓鹤鸣任宣传部长，张朝燮任工人部长，刘承休、涂振农、方志敏先后任农民部长，朱大贞任青年部长，陈灼华任妇女部长，涂振农为秘书。

江西省党部正式建立后，先后创办了《民治日报》、九江《江声日报》、《南昌民国日报》(后改名为《江西民国日报》)等报刊，在全省恢复重建组织，由跨党中共党员张朝燮、王镇寰等在南昌市，许鸿等在九江，周利生、王湘等在吉安，姜伯彰等在上饶，萧赣、李人祝、颜承梁等在萍乡，以教书等为掩护，负责当地党务活动。1925年12月17日，赵醒侬、刘承休、陈灼华三人在准备前往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南昌牛行车站被江西北洋当局逮捕，江西国民党增选邓鹤鸣、涂振农连同原选代表许鸿赴广州出席。

1926年1月13日，许鸿代表三人在国民党二大上作了《江西省党部党务报告》的发言汇报了江西省党务发展情况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运动的发展概况。这时，全省已成立南昌、九江两市和吉安、弋阳、鄱阳、永修、万安、都昌、德安等县正式党部，萍乡、乐平、 星子、湖口、横峰、浮梁等临时县党部，党员发展到2698名。1926年3月19-22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昌黎明中学召开。参加大会的有省党部各委员及全省13县市党部代表共40余人，代表全省1700余名党员。上海、汉口两特别市党部及湖北省党部均派代表与会。中共跨党党员方志敏担任大会临时主席，主席团成员为刘一峰、张朝燮、舒味三。大会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国民党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大会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鹤鸣传达国民党二大的精神及决议案，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等，排除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派。大会中省党部常务委员会报告了全省党务情况。此时，全省已成立南昌、九江、吉安3市及德安、永修、万安、弋阳、萍乡、乐平、星子、湖口、横峰、浮梁等县党部。大会没有改选省党部，仍由第一届省党部成员担任。

到北伐战争期间，江西省党部又先后在南康、赣州、大庾、于都、兴国、 遂川、泰和、樟树、丰城、高安、上高、宜春、万载、奉新、修水、 铜鼓、武宁、彭泽、吴城、景德镇、上饶、河口、贵溪、临川、宜黄、 崇仁、南城等地成立了县市党部。

国共矛盾和北伐战争

广州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逼迫比其更亲共的汪精卫出洋。1926年7月，江西省党部联合浙江、湖北、江苏、汉口、上海等其他中共跨党分子有极大领导权的国民党省市党部联衔电请“汪主席销假视事”。同月，蒋介石指使其亲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蒋任部长)陈果夫，派遣段锡朋、郑异等人来江西考察党务。段锡朋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络组织一个专门从事反共的团体AB团，以便从跨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取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

國民黨上海民國日報報道江西省黨部趙醒儂“從容就義”消息

國民黨江西黨部抗議邓如琢封閉黨部宣言

在北伐战争初期，国民革命军主要针对湖南湖北方向的吴佩孚直军，对江西所属的孙传芳五省联军持中立。在党军进军江西前夕，国民党江西党部曾两次被赣军邓如琢当局查封。1926年7月13日，当局捕去国民党工人部干事胡传枢和弋阳来南昌开会的代表祝焱、彭汉和吴崇谦等四人。1926年8月10日，五省联军赣军邓如琢当局查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其活动据点，逮捕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赵醒侬（中共跨党党员、中共江西地委组织部主任），并于9月16日将其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处决。方志敏后来指这是江西“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在北伐战争期间，中共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国民党党部响应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事（例如炸毁孙传芳五省联军的“江永”轮事件）。此后全省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员继续被逮捕镇压。江西的国共两党组织遭受打击。

北伐军第二次攻打南昌期间，江西省党部由先前的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由中共成员邓鹤鸣、方志敏、涂振农三位常委主持。南昌易手后，立即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作为全省党务工作和各种民众团体组织的领导机关。省党部公开活动以后的主要活动，以党部名义举行了“公祭赵醒侬追悼大会”，又组织 “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员会”审判赣军将领张凤歧等人，亦开展“镇反运动”打击“反对国民革命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成立了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江西省农民协会。

在领导班子中，左派力量占绝对优势。方志敏为执委兼农民部长；邹努为执委兼青年部长；邓鹤鸣为执委兼商民部长；李桂生为执委兼妇女部长（以上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刘一峰执委兼组织部长；李松风执委兼宣传部长；李莜青执委兼工人部长；王枕心执委；肖秉章执委，属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在秘密活动时期，南昌的国民党组织省市不分，性质属于全省，直接同中央党部联系，而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南昌地区。省党部一经建立，即成为全省公开的领导机构，对于各县的情况，需要开展工作指导。国民党为此需要，特别设立了特派员制。在江西的人选问题，国民党省党部几位负责人找中共江西省委商量，中共省委决定由邵式平、黄道、曾天宇去国民党省党部任特派员，名义上是由国民党省党部委派，分赴各县视察党务和各民众团体组织，并授以整顿或建立各种组织的大权。江西省政府民政厅长姜济寰亦委托特派员顺便视察县政，中共省委也交以他们视察当地中共党团工作的任务，于是这些特派员一身而兼三任（国民党、共产党、省政府）。

江西省党部成立后，如江西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妇女协会等国共民众团体相继成立。江西省学生联合会原有组织亦重新加以调整充实，都直接归江西省党部领导。中共则在各民众团体组织内设立党团起核心作用。各个中共党团均由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各党团书记由各个民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团体负责人一般都是共产党员，如非中共党员担任负责人，即指定其他工作的党员担任）。当时江西省总工会委员长肖弩锋（从第六军政治部调来），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方志敏（兼），省妇女协会主任李桂生（兼），江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邹努（兼）。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給江西黨組織致信，對中共在江西國民黨組織的活動下達指示。信中要求在國民黨江西黨部内的中共黨員爭取主導：

过去我们江西的同志拼命占据K.M.T.的位置(省党部九人我们竟占了八人),并不想占着这些位置能否做点工作, 能否就可抵制别人的进攻。最近工作的经验江西同志应该明白了,工作做不起走,且无力抵制别人的进攻。一方面 K. M. T.工作不能发展,是K. M. T.的损失;一方面尽倾我党的全力去从事K.M.T.工作,既不讨好又失了自己。

中共中央要求江西黨組織在國民黨内做到下列工作，以加强黨部内的共產黨影響：

1. 放出改选空气,迅速办完登记,预备改选。

2. 极力包围右派中好的分子如王恒、许苏中等,拉在我们方面来,勿使为右派拿去做工具。

3.下届的选举绝对不让一个右派加入(王许在江西不能算是右派,只要我们的包围工作做得好),尤其是不要让段锡朋加入(且须遇事打击他),尽量选左派分子进去。我们至多只占农民、青年、宣传三部。如果没有这许多左派分子,当找有社会地位的正派老先生加入,虽然他老成无用,但占住位置抵制右派加入也是很好的。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一次特別會議（漢口特別會議），討論了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内的工作問題與國共關係，并就湘鄂赣三省的問題做出了《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等，認爲“ 江西同志尤其是任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常表现猎取官职的倾向，江西党部应严厉的纠正之”，“江西方面应注意战区灾民救济工作，以引起南浔一带之农民运动。应即办一短期训练班，以养成急于应用的农运人才”。在宣傳問題上，中共中央要求：

应在三省中多翻印国民党第一、二次大会的宣言及最近联席会议议决案。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等讲演集亦宜多量发行之,尤其是汪精卫的讲演集。

中共中央也要求三省的中共組織在國民黨内部注意工作：

A. 我们上次扩大会议，决定以社会团体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此时应该稍加修正。因为以团体的名义加人，国民党必不许可;在我们的观点，也有民众组织和国民党组织混淆之弊。 在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未废以前，暂时且不用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各社会团体中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团体员以个人名义尽量的加入，而不和团体外的分子混合。如此仍是事实上的团体加入，而不致和党的组织混淆。同时我们须向国民党宣传，因为党要做到群众化，党的组织不宜太严格，如按期到会等。
B. 在三省范国内C.P.于必要时可与国民党党部开联席会议，或取各派代表协商的形式，以处理一切有相互关系及共同行动之问题。

又規定中共操辦的農民協會與國民黨組織的關係：

民众团体整个的加入国民党,好的结果可使国民党的组织宽松些,群众化些;坏的结果,是使政党与民众组织分不清。 此次中央会议主张将上次扩大会议的办法稍加修正,在国民党未废除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以前,且不用整个的团体名义加人,只在农协所辖区域内,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农协会员尽量加人,而不和协会外的分子混合。此等区分部,仍须隶属于当地区党部。如此国民党可在农协中发展,而不至和党的组织混淆。

1927年1月，继汉口英租界之后，九江英租界被国共两党组织的示威群众冲击并收回。1月10日，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打倒这个一息仅存的英帝国主义， 湔雪我百数十年的奇耻大辱”的号召。江西省党部、南昌市党部联同中共领导的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学生总会、省商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反英大同盟等组织成立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汉浔惨案委员会”，并于1月14日召开了数万人的大会，发表了通电，出版了《反英日刊》。

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的争议与国共冲突

1926年11月上旬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进入南昌，同时由广东转移北上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也滞留南昌。由于蒋介石不满“江西省党部实权操于共党之手”，遂调派国民党反共右派分子段锡朋、洪轨等回赣办理党务，并限令“克期”改选省党部。段锡朋等此后组织拥蒋反共的国民党政治团体AB团。

1927年1月1-15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旧江西省议会召开。出席会议者有全省60个县、市党部的代表共146人，列席会议者有中央党部主席张群、妇女部部长何香凝、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总司令蒋介石、本省各机关各团体代表等。大会推定方志敏为临时主席。谭延闿、蒋介石相继演说，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会代表、各团体代表等均相继致词。由于这次大会期间适逢中央党部莅赣。对于江西省党部的此次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制定了临时办法，限制选举手续，使省党部人选之决定权完全归诸中央党部。最后由蒋介石和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等圈选，组成了以AB团成员为主的新一届省党部。以段锡朋为首的AB团成員，获得的选票占少数。许多跨黨黨員支持、得票很多的跨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則被圈掉。共產黨也指部分被圈選的AB團成員在黨部秘密活動時期“逃之夭夭、胜利后即来窃取斗争果实”。

選舉結果中，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王镇寰、程天放、王礼锡、邓鹤鸣、刘一峰、刘伯伦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姜伯彰、熊育锡、杨赓笙等为监察委员，孔绍尧、黄介民为候补监察委员。并推段锡朋、洪轨、王镇寰三人为常委;段锡朋为组织部长，邓鹤鸣为商民部长，程天放为宣传部长，洪轨为青年部长，王礼锡为农民部长，刘蘅静为妇女部长，李人祝为工人部长。 其中，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王镇寰、程天放、王礼锡、刘伯伦、 贺其燊、姜伯彰等是AB团成員。熊育领、杨赓笙、孔绍尧、黄介民为“中间派”。经过中央党部圈定的17名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中，有14名是中共认定的国民党右派。事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要求改选省党部，指其為“非法”，蔣介石則說：“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这届省党部也受到了武汉国民党中央、中共跨党成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事后刘一峰、邓鹤鸣、王枕心3人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省党部。

在支持AB團獲得江西省党部的權力后，蒋介石又支持江西的國民黨反共派取消了江西政务委员会，于2月20日成立江西省政府，以李烈钧为主席，杨赓笙为民政厅长，徐元浩为司法厅长，周雍能为财政厅长，姜济寰为建设厅长，程天放为教育厅长，朱培德、王镇寰、周利生、熊式辉、张国燾等为委员。江西省政府的權力於是被控制在中共所說的国民党右派手中。

江西省党政权力转移后，共产党与反共派的冲突在全省各地国民党县市党部和团体继续爆发。被AB团成员王礼锡控制的省党部农民部，对方志敏领导的江西省农民协会想加以控制，先是派两个委员到省农协开会时“总与他们先争后闹，最后就拍桌子大骂而散”，后来又试图趁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之机圈定省农协委员，“圈定不成…就用金钱收买选票”。AB团成员曾华英领导省党部妇女部领导权后企图另外组织一个南昌妇女解放协会干事会，与对共产党员周治中、肖国华领导的南昌市妇女解放协会相对抗。新的省党部又派出许多特派员分赴全省各地，反对中共的活动。3月6日，AB团成员贺其燊在赣州，在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的协助下，打死了共产党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此后，新江西省党部先后在丰城、抚州、永丰、南昌、九江、乐平、遂川、鄱阳等地爆发了国共冲突，中共指“国民党右派”“勾结土豪劣绅，捣毁、解散、查封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逮捕、捆绑、殴打、枪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从1月到3月，从南昌到全省各地，AB团成员与反共派和共产党的冲突不断。

中共将陈赞贤被杀一案称为“赣州惨案”和“反革命事件”，并发动群众运动，又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介入。赣州总工会在肖韶、钟友阡的领导下发动工人实行总罢工三天，以示抗议和哀悼，并组织数百人的请愿代表团，分赴南昌和武汉请愿，提出“惩办凶手、改编新编第一师、恢复工会组织、严禁干涉工人运动、公祭烈士、抚恤烈士亲属”等要求。接着，中共又在南昌举行追悼大会和游行，向省党部抗议。示威群众前往北伐军总司令部，殴打了留守南昌的总参议张群。由跨党分子领导的国民党湖南、湖北省党部等团体也一致通电声讨该案。在此压力下，蒋介石签署“免职查办”倪弼的命令，但采取先登报后发电报的办法，使倪弼乘机逃走。总司令部也被迫登报答应了赣州请愿工人提出的条件。

三月中旬，由退出新江西省党部的中共跨党成员邓鹤鸣、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方志敏、省总工会代表陈毅、省学生总会代表张佩兰、省妇女协会代表周治中、省商民协会代表曾振五、南昌市党部代表胡庭玖和九江市代表，一道到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于17日到达武汉。此间，1927年3月10-17日，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国民党左派、中共跨党成员通过了谴责蒋介石等各项决议。

从3月19日到2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先后召开了四次扩大会议，听取了邓鹤鸣、方志敏和南昌、九江两市代表的汇报。国民党中央常委吴玉章、林祖涵、詹大悲、彭泽民、于树德等人积极发力，作出了处理江西问题的一系列决定。第一次扩大会议由中共跨党分子吴玉章主持，做出了处理江西问题的八项办法，决定：

停止江西省党部职权;

恢复南昌市党部，由国民政府电令江西省政府即行取消对南昌市党部执监委员的通缉令;

训令九江、南昌驻军司令及蒋介石保护党部及人民团体并严拿凶手与反革命叛徒;

开除段锡朋、周利生二人党籍并由政府通缉拿办;

根据江西发生的事实，训令各省政府及军事长官保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

将江西事实通告各省区各级党部

3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责令江西省党部“停止职权”、“听候查办”。接着中央党部任命方志敏、李尚庸、邓鹤鸣、王枕心、李松风、刘一峰、傅惠忠、黄实等8人为中央特派员，代理省党部职权，改组省党部。26日，第三次扩大会议时，通过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的改组江西省党部筹备员名单，任命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傅惠忠、黄实、方志敏、王枕心、李尚庸等八人为筹备员。29日，第四次扩大会上，又明确规定筹备员的职权为：筹备省党部的改选、在正式省党部未成立之前代替省党部职权、查办以前反动派捣乱之经过呈报中央等。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决定将江西省政府改组，省政府主席李烈钧等11名政府委员均被免职，同时任命朱培德、姜济寰、肖炳章、张国焘、李松风、刘一峰、李尚庸、王均、黄实、刘芬、杨赓笙等11人为政府委员，并以朱培德为主席，杨赓笙兼民政厅长，黄实兼财政厅长，姜济寰兼建设厅长，肖炳章兼教育厅长，刘芬兼司法厅长。

4月2日，国民党右派AB团和中共江西区委及国民党左派在南昌爆发冲突。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袁玉冰任总指挥，朱德领导的市公安局和军官教育团组织部分人员暗中护卫下，中共支持的群众队伍在百花洲包围了江西省党部。他们挥舞木棍、梭标等武器封锁出入要口，呼叫“打倒反动的省党部!”、“打倒蒋介石”、“严拿一切反革命分子!”等口号。周佐尧当场被杀。AB团领袖段锡朋、周利生闻讯在间隙中从后门乘小船过东湖逃往李烈钧公馆，后逃亡南京。其余AB团领导者先后被抓获的有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黄北穉、巫启圣、王冠英等三十余人，省党部被占领后，省党部纠察队的武装被解除，准备迎接中央特派员方志敏等人从武汉来接管省党部。后来，在袁玉冰的指挥下，该团分路前往搜查AB团成员，程天放、巫启圣等反共成员被关押在省总工会。中共将这场冲突称为“四二暴动”。暴动由中共江西区委领导，参与者包括共青团江西区委、省学生总会、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商会、南昌市党部、市总工会、市商会、南昌县和新建县农会。

4月3日，中共支持的200多个团体3万多群众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朱培德改组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大会”。在会上，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将程天放等AB团成员捆押上台示众。大会决议组成“人民裁判委员会，处理反革命案件”，“在改组省党部筹备员来江西前暂由南昌市党部维持局面，追捕一切反革命分子”，启封《贯彻日报》和接收南昌《民国日报》。袁孟冰在《南昌市民暴动》一文中评价四二暴动“是革命民众用革命手段来答复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壮举”，“是江西民众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4月5日，中央特派员方志敏等8人抵达南昌开始正式办公，行使省党部职权，同时筹备重新召集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新的江西省政府也开始改组，由国民政府所委派的省政府新的组成人员开始办公，原省政府主席李烈钧避往上饶，继续领导赣东北的反共活动。江西省党部、省政府改组后，对共产党定义为“右派操纵”的一些县党部也进行了改组，被反共派破坏的中共工会、农会和其他团体重新得到恢复，原省党部派往各县的特派员被撤职查办。继南昌四二暴动之后，4月4日，九江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为主力，包围了反共派掌握的九江县党部，逮捕了“三一七事件”的负责人王若渊等多人，成立了“九江人民裁判委员会”，以“反革命分子”审判之。

1927年4月12日，上海爆发四一二清党事变，江浙闽粤桂等地相继响应清党。容共的武汉党中央指责蒋介石“叛变”，蒋介石则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与武汉中央形成对峙。此时江西省当局则仍效忠武汉国民政府。

4月15日，永修县民团彭立生和土豪吴廷桂，纠集八十余人围攻艾城，将国民党永修县党部常务委员、中共永修县特支干事张朝燮杀死。4月17日，驻九江的第六军学兵营队长王学林率领纠察队杀死共产党工人，并禁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四月底，横峰县莲河地主滕兰支持河口警卫排和民团进攻横峰县城，将国民党横峰县党部中的共产党跨党党员钱壁、李佐韩等人逮捕关押。5月8日，李烈钧的部下带领二三百人进攻贵溪县城，杀死该县的中共领导人江宗海。5月中旬，当驻吉安的新编第二师中的反共派试图攻击中共时，吉安的共产党将其中徐式鼎、张伯林抓获，并将“附逆分子”李正韬、黄天恨、李维贞等开除出国民党。在万年，反共派也杀死了共产党员胡完生、黄士彪等人。在赣南，反共派成立“赣南清党委员会”，查封中共领导的工农团体，逮捕共产党员和其支持者。在李烈钧所控制的赣东北，国共冲突更为激烈。共产党两次攻打县城，营救被李烈钧和当地豪绅合作逮捕的共产党并获得成功。此外，新淦、武宁、铜鼓、宜丰、鄱阳、星子、临川、余江、弋阳等地，均发生反共派攻击共产党活动的事件。

国民党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宁汉分裂后第二次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的開幕情形

在这个背景下，1927年5月20-29日，第二次的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重新召开，此次大会受到当时继续执行容共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极大影响，省市县党部基本被中共定义的“革命左派”掌握。大会主席团人员为刘一峰、王枕心、朱由铿、傅惠忠、曾广证、蒋睦修、黄道。省政府代表萧炳章、朱克靖，各团体代表、中共江西区执委刘九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丁健亚、省农民协会代表方志敏、省工会代表萧努峰。大会的主旨为:“依据党纲，重新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集中革命势力，铲除反革命势力”。大会通过了决议案213件，其中两个提案谴责当时开始与中共发生冲突的李烈钧和蒋介石，以代表大会之名义“电请中央党部开除李烈钧党籍”和“通电声讨蒋介石案”，提案指“李烈钧率其余孽盘踞赣东一带，捣毁党部、民众团体，惨杀革命同志，无恶不作”“蒋逆介石，自克复沪宁以后，反动更甚，如屠杀民众，封闭政治部，捣毁民众团体，勒缴纠察队之武装等等，不甚枚举，沪宁一带已完全成一反动局面”。新的江西省党部选举了方志敏、刘一峰、邓鹤鸣、李小青、王枕心、朱克靖、李松风、李桂生、罗石冰、黄道、姜济寰、黄实、王均等13人为执行委员，傅惠忠、饶思诚、朱由铿、张汉杰、严延生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肖炳章、涂振农、李尚庸、蒋睦修、邵式平等五人为监察委员，俞漠、曾振五、周继晖等三人为候补监察委员。

清党之后

1927年5月30日，时属武汉政府阵营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下令在江西“礼送”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出境，又要求中共成员停止在江西活动，由政府发给遣散费离开江西。江西旅宁国民党员亦组织成立了“江西清党急进会”，后改称为“江西清党促进会”。当时武汉的国共尚未完全正式分裂。中共领袖陈独秀认同武汉国民政府，认为江西“安静如常”、朱培德还是“国民党的柱石”，希望将朱培德“中立”化，决定不撤消朱培德的职务（后来被中共批判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此后，江西的国共冲突进一步爆发。6月7日，修水县国民党反共派陈宗藩纠集数百人，杀死将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王子钰和国民党修水县党部领导人樊庆隆、卢学谦以及修水县农协职员杨向荣、工人陈志铁，逮捕县公署民政股长曹升、县教育局长邹道然，将国民党县党部和各中共团体捣毁，并下令通缉各中共团体负责人三十余人。6月8日，清江县的反共派逮捕国民党清江县党部和工会、农会的执委，组织新的清江县党部临时维持会。都昌县的反共“五人团”又重新抬头，攻打都昌县党部和中共的农民自卫军，通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党组织的负责人。遂川县的土豪乡绅组织“军界偕行社”，捣毁国民党遂川县党部，逮捕万安、遂川共产党一百余人。弋阳县的反共派，捣毁国民党弋阳县党部，逮捕共产党多人，并活埋多人。其他一些县的反共势力也开始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

7月4日，江西清党委员会在南京江西会馆举行就职典礼，出席的清党委员有李烈钧、董福开、蔡公时、杨耀唐、范振亚、陆杰等。李烈钧宣读就职誓言“本委员等誓以至诚，拥护三民主义，服从中央命令，于最短期间，采非常手段，肃清共产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投机、腐化、恶化份子，以固党国基础”。江西清党委员会成立后，积极认真办理“清党”事宜。

宁汉开始合流后，1927年8月起，国民党江西当局在全省厉行反共清党，多数地方的国民党组织因共产党员的被捕杀或逃去而人数活动大大减少。8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任命黄实、萧淑宇、刘侃元等7人组成江西省党部改组委员会负责整顿党务。11月，宁汉合流后组成的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派人来赣欲另组江西省临时省党部，但因受到改组委员会的抵制而未成功。

1928年2月，南京中央党部下令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4月，派出周利生、洪轨等9人组成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赴赣整理党务。因其中多数成员为AB团分子，又遭到失权的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的反对。江西国民党各派系的斗争走向激烈。

1930年1月1-18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出席会议者有中央特派员黄宇人、省党部及各县、市党部代表等150余人。大会共召开会议9次，预备会1次。选举姜伯彰等7人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刘伯伦等5 人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田克明等5人组成决议案整理委员会。

大会通过的提案包括“接受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并通令全省党员努力奉行案”“电慰讨逆防俄将士案”，拥护中央肃清一切“叛逆”、改组西山会议派及“桂系、冯系军阀”、张发奎、唐生智等“余孽”，“限期肃清江西匪共”等。最後產生江西省第四届执监委员会。

1933年5月5-11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昌中山纪念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62人，列席代表9人。中央监选员牟震东到会训话。大会组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及“清剿”问题提案审查委员会。由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委王冠英作党务报告，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龚学遂作政治报告。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的原则包括“整理各县、市党部，使之健全”“鉴于过去各县市党员在质量方面非常复杂，其中有不少贪污土劣及恶化分子，整理工作便是要把这些腐恶分子淘汰、清除出党”等。最後產生江西省第五届执监委员会。

中日戰爭爆發後，1944年5月23-30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南昌省党部大礼堂召开。出席会议者有中央执行委员方觉慧、省党部及各县市代表154人。大会的主旨为:(1)坚持抗战救国;(2)恢复选举制度，选举新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最後產生江西省第六届执监委员会。

二戰結束後，1946年12月5-10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南昌青年会大礼堂及豫章公园省党部召开。出席会议者有中央监察委员刘文岛、省党部及各县、市代表187人。大会主席团主席陈肇英致开幕词。大会的主旨:(1)结束训政，实施宪政;(2)巩固统一，解除一切非法武装;(3)加强民生主义的建设;(4)革新党务。最後產生江西省第七届执监委员会。

党团合并与“动员戡乱”時期

1947年9月，江西省宣告进入“动员戡乱”时期和筹办“党政改革”。“动员戡乱”即指全社会进入战时体制，集中人力、 物力进行与中共的战争。党部的工作重心，由此全部转向“动员戡乱”， 持续进行反共宣传;收集在赣中共各地游击队活动情况、中正大学等学生和学潮情况、各党派动向、各县政情、帮会活动等情报并编印社会动态;先后在中共各游击队和民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各社会团体内，建立内线近200人，监视并破坏其组织;策动召集有各县市书记长参加的全省“戡乱”会议，成立“江西省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和由县市党部主持的各县市“戡乱”工作队，以及赣北、赣西绥靖工作团，参与组训“民众自卫队”，编组保甲户口，修建城垣碉堡，管制交通工具，镇压中共背後支持的南昌学生运动。

1947年9月，省党部接到中央党团合并指令以及组成江西省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的决定。10月18日，先由三青团江西支团部举行仪式，宣告结束;继在省党部举行党团合并仪式，正式完成合并。11月，各县党团合并工作全部完成。省党部增设副主委和副书记长各一人，由原省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书记担任，县一级依照办理，增设副书记长一人。党团合并后，全省党员有18万余人。随后，进行了党籍总登记和总清查，压缩党部机构和人员，并继续极力在农工、妇女中发展党员，在基层和社团中扩展组织，在党员和社会上募捐募款以补充党费。

1949年1月，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兼任省党部主委，是继数年前熊式辉之后集中党政大权的第二人。方天意图整理和改进江西党务，但成果不多。方同時開始布置“应变工作”，建立潜伏的地下组织，以應對中共佔領後的地下反共工作。5月5日，在共產黨解放军渡江占领了赣东并将进入赣北的态势下，方天率党政机构由南昌退至吉安，8月13日再由赣州退入广东，同时奉命结束党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黨部的历史至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