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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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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是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的省级党部,于1925年至1949年间存在。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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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923联俄容共
1924成立湖南省党部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召开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6北伐军占领长沙
第二次代表大會
1927清党
1928整理党务
1929–1930
1931第三次代表大會
1932–1933
1934第四次代表大會
1935–1945
1946第五次代表大會
1947三青团合并
1948
1949解放军占领长沙

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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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国民党总部委谭延闿为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仇鳌为副支部长。1912年9月,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谭延闿任部长。该支部是议会选举政党,由清末民初先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湖南民社辛亥俱乐部等政治团体合并成立。9月8日,省境内各会党合并成立支部,统一指挥。不久,汤芗铭等人主政湖南,压制国民党湖南支部停止了活动。

孙文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湘籍同盟会元老黄兴因为“效忠领袖”的争议拒绝加入。中国国民党1919年在上海成立后,1921年,孙中山委任覃振为部长,到湖南整理支部,但是在赵恒惕的压制下,组织活动仍然很少。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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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派跨党中共黨員夏曦刘少奇回湖南,与覃振秘密重组中国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并经毛泽东写信给李维汉,要求中共湖南区委协助覃等开展国民党工作。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接受毛泽东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的覃振、邱维震成立筹备组,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重建工作。当年6月,中国国民党湖南第一、二分部在长沙正式成立,随后又在宁乡、江西萍乡成立第三第四分部。之后,四分部联合办事处在长沙设立。全省国民党员发展至900余人[1]

9月16日,毛泽东以中国国民党总部赴湖南筹备员身份到长沙,与夏曦商议筹组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并决定“长沙分支部由夏曦任支部长;安源分支部由刘少奇任支部长”。随后在长沙安源宁乡等地陆续成立四大分部。1923年9月,在长沙成立总支部,由夏曦何叔衡等人组成,内设总务科、党务科、财务科、宣传科、交际科共5个科。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又称联合党部)设于长沙,下辖长沙2个分部,(第一分部为学界、新闻界;第二分部为工界),宁乡1个分部(为第三分部),江西萍乡1个分部(为第四分部)[2]

1924年3月,国民党中央总部委派中共党员夏曦等筹组湖南临时省党部。4月中旬,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夏曦何叔衡李维汉李达郭亮李六如(以上均为中共成员)、罗宗翰、邱维震等为执行委员。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3次会议讨论,并经“孙中山核准,照委”。临时省党部的国民党员中老同盟会员仇鳌、董维键、凌炳、吴鸿骞亦参与活动。1925年3月,孙文在北京病死,由国共组织的长沙地区纪念活动也成为国共吸收成员的机会,以共产党员夏曦为首的国民党临时湖南省党部,在悼念孙文、推动国民会议的活动中,吸收新党员达1500多人,迅速壮大了国民党在湖南的势力。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全省有17个县、市建立国民党组织(其中:正式县市党部3个,临时县党部4个,县党部筹备处3个,直属区分部5个,区党部26个,区分部136个),有国民党员2754人[3][1]

1925年5月25日至6月1日,按照《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进行计划决议案》“一个省有5个以上的县市党部者,即可组织正式的省执行委员会”的规定,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长沙秘密召开,因赵恒惕當局军警暗探的阻撓活動,会场数换,多番周折,最后选在岳麓山蔡锷墓庐召开。會議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李荣植、夏曦、李维汉担任常委,选举11名执行委员、3名监察委员,其中除李荣植、罗宗翰、邱维震三人为国民党左派外,其余均为擁有國民黨籍的共产党员,占总数的77%[2]

附:西山会议派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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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在湖南活动的还有西山会议派(由于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不被国民党中央承认)的湖南省党部“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清厘党籍事务处”。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反共派别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不被国民党中央承认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派)。1926年,该党派黄英、杨伯隽到长沙建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清厘党籍事务所”和“湖南孙文主义学会”,后来另组织一个临时省党部,同当时国共合作的湖南省党部对抗,其主要有彭湃(湘乡人,非中共的彭湃)、杨伯隽易家钺等,在长沙受他们影响的有湖南省政府支持的省农会、商业协进会、湘西学联会、湖南大学法科、湘西公会等团体。此外,西山会议派在常德亦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主要是常德二师的学生[2]

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中央的两个国民党省党部常在长沙的报纸上同时登出启事,相互指责。1926年2月25日,西山派在长沙《大公报》刊登“紧要启事”,宣布开除夏曦、郭亮、王基永、肖述凡、陈佑魁、易礼容等中共跨党成员或左派的国民党党籍,解散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重新改组。次日,中央派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也登出启事反击。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国民党省党部与中共湘区党、团区委合组一个行动委员会针对西山派。1926年3月的孙文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中,西山派的临时省党部出动数十人到中央派的纪念会场,双方发生斗殴。此后中央派的成员游行到西山派临时省党部所在地伍家井31号,将其党部捣毁[2]

北伐與第二次全省大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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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在经过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战争后,北伐军進入湖南省,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乃开始公开活动[3][4]。7月,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大会选举李荣植、李毓尧、唐生智、凌炳、谢觉哉、熊亨翰、周以粟易礼容夏曦、黄颐等17人为执行委员(含多名中共党员),刘岳峙、李荣植、凌炳为常务执行委员。

大會通過的宣言分爲《現在之時局》《現在時局下之湖南》《本黨今日之職責及在湘應有之方針》《本大會對於同志及民衆之希望》四部分。宣言認為,歐戰後世界進入革命新時代,帝國主義走向崩潰,蘇俄與殖民地無產階級成為反帝運動的先鋒。中國國民革命則必須以反帝、反軍閥買辦為原則,並通過聯俄與容共,聯合國內外革命力量,形成廣泛統一戰線。五卅運動與省港罷工等事件,被視為民眾力量高漲與革命路線正確的證明。宣言指責“吳佩孚肆其兇殘,入寇吾湘,其意不僅在恢復湘省地盤,尤在取得湘省以後進寇粤東,顛覆國家一綫生機所寄之國民政府”,又指責西山會議派及帝國主義以「反赤」為名,分化革命陣營、扶植軍閥反攻,隨北伐推進,革命形勢再度振作,但仍須警惕帝國主義挑撥、軍閥反撲與內部投機勢力滲透,強調必須團結民眾、鞏固統一戰線,方能完成革命目標。

在宣言中,進一步攻擊被唐生智新政府廢除的湖南省憲法,以及趙恆惕時期的政治,例如鎮壓共產黨人黃愛龐人銓領導的工人運動:

吾湘以地勢處南北之衝,爲兩粤之屏障,爲軍閥與革命黨所必爭之地;幸得國民革命軍及全體同志之奮鬥,已成為革命之中心。吾湘革命基礎鞏固,則可以爲進取中原之根據,吾湘革命基礎搖動,則川黔震撼而兩粵危;其地位之重要,盡人能知。返觀吾湘在昔趙恆惕專政時代,植其基礎於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上,而日惟殘殺工人學生農民。封閉工會,如水口山之惨殺;黃愛龐人銓黄静源汪先宗之被害;軍閥把持財政;官吏貪臟枉法;置民眾於土匪水旱之災害而不願,誠可爲痛心疾首!復利用羣衆苟安心理,借省憲以爲欺騙之工具

宣言要求在“僞憲已廢,趙賊已除”的湖南新局勢下,進一步推動對“反革命”(“趙賊所恃以爲基礎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清理,指其“仍分佈社會,雖其勢力已殺,而其根未除;而且或則在黨外結合以謀破壞本黨,或則混跡黨內依附政府以危害本黨,此其潛伏之危險,更有甚於吳佩孚之武力,可以危害革命勢力之根本,而又非武力所可盡為未掃除者”,并表示國民黨在湖南的政綱為“一反趙反吳;二反聯省自治,取消省憲;三肅清軍閥餘孽及一切反動勢力;四擁護民衆之自由與利益;五統一軍政民政財政;六組織民眾,以民衆力量鞏固革命權力……本黨之目的,不僅摧毀文字之省憲,而必須摧毀省憲根源之封建恩想,不僅反趙驅吳,而必須消滅吳趙之一切餘孽及產生軍閥政治之社會基礎,使吳趙以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也强調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只適用於“贊助國民革命之民眾”,“非包括買辦階級土豪劣紳諸反革命派”。

宣言認爲“吾湘路界之念,學校派別之分,已成醜史,必須掃滅此種觀念,以後應不問其籍貫,出身,職業,階級,及思想派,惟贊成國民革命者爲同志為同胞;惟反革命以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者,爲仇敵,爲逆賊”,最後提出八點“本黨在湘奮鬥之標準”:

(一)目前應極力領導民衆,集中政治上軍事上一切勢力,援助北伐軍。努力以求北伐之成功;尤須發展湖南之革命勢力,以鞏固北伐軍之後方。

(二)肅清吳趙餘孽及一切反革命派,假革命派,剷除貪官污吏政蠹土豪紳閥。

(三)召集省民會議,發表人民要求,制定吾湘具體政綱,以爲共同奮鬥之標準;結成農工商學民衆革命之大聯盟。

(四)政府及黨部當擁護民眾之利益與自由,所有施政方針,悉以民眾利益為前提,尤其須着眼於農民利益,如建設清廉政治,剷除貪官污吏,肅清盜匪,制裁團防,剔除釐金積弊,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發達實業,便利交通,治水備荒,解除農民痛苦,保障農工羣衆適當之經濟要求等。

(五)統一軍政民政財政:用人行政,概主公開。

(六)發展民衆組織,尤其須扶助農民協會之進行,使其充分發展;使能以民衆力量,貫澈民衆要求,及本黨政策。消極方面則須打破政黨之包攬,紳閥之武斷,而代以革命的民權。

(七)團結革命勢力,鞏固革命各階級的聯合戰線。

(八)黨內須防止投機派反動派之駕入,黨員必須實際工作,忠擁護民眾利益。

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在中共湖南區委的主導下,湖南省党部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大力吸收农民和乡村教员、知识分子入党。至马日事变前,湖南全省有国民党员16万余人。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一次特別會議(漢口特別會議),討論了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内的工作問題與國共關係,并就湘鄂赣三省的問題做出了《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等,要求“切实调查“左社”之内容而监视其行动”(左社為一國民黨内反共派團體,以刘岳峙李毓尧为首的湖南左社影响较大。该社在长沙等地反对共产党的工农运动,破坏国共合作)。在農運上,要求“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在宣傳問題上,中共中央要求[5]

应在三省中多翻印国民党第一、二次大会的宣言及最近联席会议议决案。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等讲演集亦宜多量发行之,尤其是汪精卫的讲演集。

中共中央也要求三省的中共組織在國民黨内部注意工作[5]

A. 我们上次扩大会议,决定以社会团体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此时应该稍加修正。因为以团体的名义加人,国民党必不许可;在我们的观点,也有民众组织和国民党组织混淆之弊。 在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未废以前,暂时且不用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各社会团体中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团体员以个人名义尽量的加入,而不和团体外的分子混合。如此仍是事实上的团体加入,而不致和党的组织混淆。同时我们须向国民党宣传,因为党要做到群众化,党的组织不宜太严格,如按期到会等。
B. 在三省范国内C.P.于必要时可与国民党党部开联席会议,或取各派代表协商的形式,以处理一切有相互关系及共同行动之问题。

又規定中共操辦的農民協會與國民黨組織的關係[5]

民众团体整个的加入国民党,好的结果可使国民党的组织宽松些,群众化些;坏的结果,是使政党与民众组织分不清。 此次中央会议主张将上次扩大会议的办法稍加修正,在国民党未废除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以前,且不用整个的团体名义加人,只在农协所辖区域内,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农协会员尽量加人,而不和协会外的分子混合。此等区分部,仍须隶属于当地区党部。如此国民党可在农协中发展,而不至和党的组织混淆。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刘岳峙等组织反共右派组织“左社”,制定其湖南农运计划,攻击中共和其领导的左派所主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指中共农民协会会员为“流氓地痞”,要求改组湖南省党部。亲共《湖南民报》《战士》周刊随后发表文章对左社展开批判。2月22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将刘岳峙等八人开除出党。由跨党分子和左派主持的湖南省政府还追查了全省各地的“左社”组织。

到1927年3月,湖南全省有县党部74个,市党部8个、特别区党部6个。另有省党部的派出机构湘西党务办公厅,设常德,由中共成员王基永任主任。同年4月,改设辰沅党务指导处,中共成员刘春仁任指导员[2]

1927年3月,湖南省党部在长沙筹办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培训党务、农运和军事干部。在校男女学生800人,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共产党湘区委员会合办的党校。校长由唐生智兼任,副校长为中共党员凌炳、夏曦,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务主任。授课教师多为中共跨党成员,夏曦、易礼容主讲农民运动,郭亮主讲工人运动,谢觉哉讲国民党党史,李达讲哲学,以及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军事教学[2]

国民党党部公开活动后,国共的群众组织開始在湖南實行土地改革,进行阶级斗争和屠殺政策,消灭有产者,諸如長沙工商界鉅子金裕華、軍界聞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與章太炎齊名的葉德輝,都被開會公審加以罪名,予以就地槍決。

清党、桂唐战争与蒋桂战争中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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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前夕,湖南全省国民党员达16万以上,但含大量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团员。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響應四一二事變,发动清共的马日事变,屠杀中共人员,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被打散。由中共跨党成员参与组建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亦随即停办。

5月22日晚,余湘三、许克祥、王东原、周荣光等人密商于23日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临时办公处”。由许克祥、周荣光、王东原、李殿臣、张敬兮等5人为临时主席团主席,并发表“五团长清党反共通电”,要求“群策群力,救党救国”。5月24日,湖南的反共国民党右派人士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由许克祥出面召开会议,有张翼鹏(时任代省长)、彭国钧、仇鳖、许克祥等10多人参加,策划进一步反共计划。“湖南省救党委员会”推定彭国钧、仇鳌、张翼鹏、肖翼鲲、周荣光、许克祥、李殿臣、李仲任、王东原、张敬兮、陈其祥、左益斋、张开琏为委员;仇鳌、肖翼鲲、陈其祥为常务委员;仇鳖为主任委员[2]

1927年6月24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中央派遣唐生智回湖南,处理马日事变的善后问题,解散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3]。1927年7月4日,唐生智雷铸寰、周澜、曹伯闻、尹松乔、黄贞元、李荣植、李毓尧、冯天柱等9人奉命另行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推尹松乔、黄贞元、李毓尧、雷铸寰、李荣植为常务委员,重新登记湖南省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并且改组各级党部。改组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以及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共7个部。1927年12月31日,改组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布告》(署名为“常务委员李荣植尹松乔李毓尧黄贞元,组织部长李毓尧”),布告内还有《附开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员登记条例》[3][6]

1927年10月20日,在桂唐战争中,新桂系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军委会宣布讨伐唐生智,派程潜、白崇禧率“西征军”入湘,国民党中央指令“改组委员会”停止活动。1928年1月6日,程潜率“西征军”入后根据国民党中央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整理党务案》中,关于“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登记期间停止征收党员”的规定,在2月将唐生智组织的“国民党湖南省改组委员会”停止活动,委派陈容、李隆建、刘岳峙、赵缭、张炯、陈嘉任、罗介夫、刘召圃、张定等9人组成国民党湖南省临时党务指导委员会。4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及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共3个部。1928年5月,增设民众训练委员会。1928年底清理党籍总登记时,全省参加正式登记者为国民党员2.1万名。

1929年7月奉令将民众训练委员会撤销并入训练部[3]。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历时近4年,因蒋桂战争等因素,在派系角力,意见分歧中先后经中央任免更迭的委员达20多人。

第三、四次全省大会与何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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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经过“救党”、“改组”与“指导”三个阶段,于1931年9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举行,恢复选举制,选举产生了第三届执行、监察委员候选人,包括何键、张炯、王祺、朱浩怀、谢祖尧、黄家声、谭常恺等7人为执行委员;肖隽、李毓尧、陈大榕、宋华国、黄锡恭为后补执行委员。何键、张炯、黄家声被选为常务执行委员,朱浩怀兼书记长。后来报经中国国民党中央圈定,何键彭国钧等人出任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并于1932年2月和3月先后宣誓就任。执行委员会以何键等3人任常务委员,下设组织科、宣传科、训练科共3个科[2]

1932年,在第一次国共内战红军主力进入湘境,部分地区的国民党组织被破坏,党员人数下降,据登记仅有党员1.67万名。

1934年4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产生了第四届执行、监察委员会,其内部组织没有改变。包括何键、毛飞、黄家声、刘岳厚、彭国钧、朱浩怀、陈大榕等7人为执行委员;肖隽、曾省斋、蒋固、肖逢蔚、张绵周等5人为候补执委。何键、彭国钧、黄家声3人为常务执行委员,朱浩怀兼书记长[2]

1935年,湖南国民党内部南京中央与何键地方的派系斗争激化,湖南省党部内“甲派”(中央CC派)与“乙派”(地方势力)争斗不休。国民党中央为使对各省地方党务不至失控,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出:“总章不加修改,中央为推进各地党务计,凡各级党部得派员主持党务,并调整其一切组织”。此后湖南省党部,由执行委员负责制改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制”。

特派员负责制与二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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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四届执行委员会任期本应到1937年6月届满,但因改行中央特派员制,国民党中央于1936年1月派彭国钧为湖南省党务特派员。彭拒任辞职;改派赖琏主持湖南党务。同时,在省党部内设立设计委员9人,由刘岳厚、黄家声等出任其职。并指定朱浩怀兼任书记长(后由袁野秋接任)。第四届执行、监察委员会奉命停止活动[2]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何键进一步失势,被基本夺取军政权力。12月,国民党中央将湖南省设计委员改为党务督导员,将全省划为9个党务督导区(大致以专员公署所辖县市划区),派陈大榕、肖惠贞、毛飞、陈白、彭国钧、仇硕夫、伍家宥、沈苑明、李仁焕等为督导专员,分区指导各县党务。1938年7月,特派委员制取消,改成主任委员制,并且恢复省执行委员会,但是主任委员和委员仍然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直接遴派。下设组织科、宣传科、民训科、总务科共4个科。国民党中央委派李毓尧为湖南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廖维藩、陈大榕、谢祖尧等10人为执行委员;肖逢蔚专任书记长。

1938年11月12日,第一次长沙战役和“文夕大火”后,湖南省党部西迁沅陵。1939年5月又因遥处西陲,对东南各县党务指挥不便而东迁耒阳。但为便于党务指挥,继续在长沙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长沙办事处”,执行委员与办事处主任为伍钟衡。在长沙四次会战期间一直活动。1939年冬,国民党中央令湖南省执行委员会改组,指定薛岳兼任主任委员,以利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改组后,省执行委员有廖维藩、谢祖尧、伍仲衡等11人,由廖维藩兼任书记长。

1940年11月,肖训、仇硕夫调任行政督察专员,执行委员职,中央派李树森、彭绍香接任。同年,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未实施选举制的省份,省党部应指定执行委员1人兼任监察专责委员。湖南省执委会按照规定在1941年5月1日成立“省监察专责委员办公处”,派执行委员熊梦飞兼专责委员,熊不就,改派肖训兼任,又因肖调任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无暇兼顾,旋派黄仁浩兼任监察专责委员。1942年5月,湖南省执行委员会又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再次改组,由薛岳任主任委员。

到1944年5月长沙第四次会战长沙湘潭衡阳耒阳相继被日军攻下,长沙办事处随之停止活动。同年,日军大举进攻下湘东、湘北、湘中、湘南大部分县城均被占领。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也四处流离,驻地经常变易。由于湘西各县党务得不到省党部领导。国民党中央下令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湘西办事处。办事处于1944年12月1日在沅陵成立。采二级党部编制,直接受中央指挥,主任委员为张炯。

二战结束前夕,湖南省执行委员会又奉令进行第三次改组,主任委员为张炯。由于战争,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辗转迁徙多地,全省代表大会一直没能举行。

二战结束到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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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军投降后,湖南省执委会湘西办事处于8月撤销。党务机关先后迁回省会长沙。为结束战时体制,“选拔优秀干部同志,以健全今后党务”,国民党中央指令恢复选举制。

1946年9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国民党中央特派赖琏为监选委员,监选出国民党湖南省第五届执行委员,选举产生了第五届执行、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炯,书记长莫萱元,执行委员17人。

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正式决定中国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通过“党团统一组织案”,国民党中央特派何浩若为湖南党团统一指导委员,经与省党部协商,于11月1日实现湖南省的“党团合并”,在执委会内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团统一委员会

在国共战争和国民党败退的背景下,1948年10月12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后,于12月12日成立党政军联合办公室,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1949年8月,随着国共内战中程潜、陈明仁的倒戈,湖南“和平解放”,宣布湖南正式脱离广州的中央政府,加入中共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的活动随之结束[3]。长沙政变后,广州的国民党当局策动黄杰、成刚发动邵阳事变,于8月8日宣布重新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炯,书记长蒋肇周,执行委员杨粹兼组织处长。此前被程潜排挤的省党部主委张炯也在芷江成立一套省党部。当时两处办公,一处在芷江,一处在邵阳。但随着国民党军在湖南的进一步败退,两处党部并未进行太多活动。

历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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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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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湖南的实现:掀起湖南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党史频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dangshi.people.com.cn. [2026-01-29].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湖南省志: 党派群团志. 民主党派及工商联, 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 第三卷. 湖南出版社. 1997. ISBN 978-7-5438-1385-4 (中文). 
  3. ^ 3.0 3.1 3.2 3.3 3.4 3.5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湖南档案信息网. 2015-12-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14). 
  4. ^ 湖湘潮 百年颂⑳|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湖南的实现:掀起湖南民族民主革命高潮. m.voc.com.cn. [2025-09-05]. 
  5. ^ 5.0 5.1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三册 (PDF).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 ^ “马日事变”后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布告. 湖南省博物馆. [2017-01-29]. [永久失效連結]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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