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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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简称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希望占领甘肃和宁夏,但是因为中共中央战略意图在随后屡屡变更,使西路军进退失据。加之指挥失误,装备落后,没有群众基础等原因,5个月后西路军大部分被马家军歼灭。

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链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但因西路军孤军作战,没有后援而最终以失败告终。[1]

起因[编辑]

1935年8月4日,中共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2],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认为应该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11月,由莫斯科回到陕北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向中共转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

1936年1月下旬,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洛川秘密会谈,毛泽东电告李克农:“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4月9日晚,周恩来秘密潜入延安(当时由东北军控制),与张学良会谈。4月下旬,张学良对中共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5月-6月,中共对未来西北战略作了计划:打通苏联,从而获得援助,联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大本营设于兰州,张学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

按照计划,彭德怀红一方面军宁夏;红四方面军进青海,西拒马步芳,配合西北军占河西走廊;红二方面军居中策应东北军控制甘肃。7月24日,张学良与潘汉年谈判,要求红军开始实施打通苏联。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爆发两广事变,蒋介石调镇守西北的胡宗南主力往湖南。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希望迅速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以实施西渡黄河计划。共产国际电报回复,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3],但不同意其进入新疆[4],援助先经由宁夏提供。

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抵达甘南。8月底,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胡宗南部队再次北上,组织通渭会战。10月上旬末,张学良将会战计划密告中共,并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从而打通苏联。于是毛泽东提前实施宁夏作战计划,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3]后来的三大主力会宁会师目的即是实现此计划。

渡河[编辑]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开始准备渡江西征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5]。三个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依照中共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统一指挥。李先念领导的红30军接受了造船渡河的任务。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以国军第1军、37军、3军分兵进攻。10月19日,中共军委电令:“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离会宁打拉池,行前交代,前线作战事宜由徐向前陈昌浩负责。10月22日,蒋介石坐镇西安督战[6]:508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离会宁抵甘沟驿指挥作战。同日,国军占领会宁[6]:509。10月23日晚,30军在从红咀子渡口初渡黄河失败。10月24日晚,30军于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成功渡河,并突破马家军的河防阵地[6]:510。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在打拉池得知渡河成功后,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徐向前、陈昌浩:“钳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之(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前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期间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地区和尽力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和扩大西兰大道以北广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目的。”

10月26日凌晨,中共中央军委同意9军渡河,电文称:“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27日晨,9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渡河完成。10月29日,中央军委同意31军渡河,但因彭德怀建议,30 日军委又改变命令,令31军掉头赴麻春堡。而负责警戒的红一方面军红5军,由于关麟征师向靖远进发,于是朱德张国焘令其渡河。由此,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红一方面军的5军一共2.18万人在河西,与河东的红军分割开来,而渡河的这些部队仅带三四天的干粮。河西走廊人烟稀少,且缺乏饮用水源。渡江红军在无援的情况下只能北进一条山,开始孤军征程[6]:512-513[7]:407

激战[编辑]

陈昌浩和徐向前作部署,计划以30军为前锋,占一条山、五佛寺地区,控五佛寺渡口;以9军占锁罕堡、打拉牌等地,阻西南援敌;以5军居后,驻三角城警戒兰州来敌;总指挥部居中,位于赵家水。 30军很快占据了一条山村寨,李先念和程世才将军部设于双龙寺,然后程世才率88师两个团攻占五佛寺,并控制了渡口。而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则指挥部队消灭了打拉牌等地的守军,并围困锁罕堡的600多守军。10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九军、三十军暂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11月1日,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会见林育英,而后致电陈昌浩徐向前,称苏联援助的军用物资已准备好,何时到达定远营尚待通知;河西的部队要准备单独出宁夏。陈昌浩和徐向前致电中央军委要求西进平大古凉。

11月3日,中共中央同意河西红军西进,但要求河西红军一部留守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同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决定不采用从外蒙援助的办法,改成从新疆援助。红军与马步芳部全线激战。11月6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决定西进,于平大古凉占据立足点。同日,陈昌浩、徐向前决定放弃一条山、五佛寺地区。11月7日,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要求组织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2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去苏联路线,西路军因此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8]

西路军下辖三个军:

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是否有把握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与盛世才部会合[7]:415,有意让西路军东返。11月12日,西路军领导回复“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徐向前在会上表示西路军已不能在河西走廊耗费兵力时间,应极力进攻新疆,并带部队先向凉州进攻[6]:522。13日,红九军攻打古浪,吸引马家军主力,但是损失惨重[6]:524[7]:417-418。而红三十军则围困凉州,并继续西进攻占永昌山丹[6]:524。此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而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6]:525。徐向前主张部队应抓紧时间西进,而陈昌浩则主张停下、建立根据地为上策。双方争吵激烈,但因陈昌浩是政委,徐向前无法自行从事[6]:525-526[7]:419,于是双方致电中央,而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作战[6]:527[7]:420。此时马家军调整部队开始强攻,双方在四十里铺、东南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发生战役,马家军与红军各损失六千人,西路军只有一万五千人[6]:530-531[7]:423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马家军因此忽然停止对西路军进攻[6]:532[7]:424。此时西路军内部仍然就东进和西进方针而争执不已,徐向前及大部分西路军将领主张继续西进[6]:535。24日,中央致电要求东进,以减轻陕北红军压力[6]:535[7]:425-426。而此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中央致电西路军继续此前西进计划[6]:537。12月底,西路军开始西进,并迅速攻占高台临泽[6]:537。此时,中央军委却忽然电告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6]:538。西路军走走停停的战略,使得马家军有足够准备进行追击和围攻[6]:538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攻占高台,红五军全军覆没[6]:539[9]:630[7]:430。16日,中央电报要求西路军东进[6]:539[7]:433;23日,马家军组织七万兵力开始围剿东进的西路军[6]:541-542。2月中旬,中央致电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而改为西进[6]:541-542,并反对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6]:544。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7]:434,并在西洞堡歼灭尾随而至的马家军宪兵团,缴获颇丰。而此时徐向前与陈昌浩再次就行军方向产生分歧[6]:545:陈昌浩主张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并指责徐向前是“右倾逃跑主义”[6]:545。重返倪家营子后的西路军面临的是马家军的重新围攻[7]:440,在经过七昼夜的战斗后,西路军再次突围,此时已剩三千余人[6]:548[7]:444-446

3月14日,部队在石窝山开会[7]:451,军政委员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返回延安;现有部队分散打游击[6]:549。剩下部队兵分三路,由王树声张荣李先念分别带队[7]:45-451,以红三十军剩下的五个营组成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向南,深入祁连山区游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随部行动;以红九军剩下的五千余人及百余骑兵组成右支队,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带来向北,一坨祁连山北麓展开游击;以总直特务团两个连和伤病组成中支队,由红五军参谋长毕占云率领就地坚持游击[10]。其中最后只有李先念带领的一支七百余人部队经过祁连山、抵达新疆[6]:550[9]:630[7]:453;其余河西西路军全军覆没[9]:630

结局[编辑]

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陈昌浩更声称要回陕北跟中央斗争[11]。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6]:551-552。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而陈昌浩回了老家,1937年6月辗转来到武汉,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其中两个支队大部分损失,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底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在星星峡期间,西路军余部配合盛世才消灭了哈密姚尔博斯部。西路军余部437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他们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骑兵、军医和情报等技术。为培养抗战人才,“新兵营”成为训练抗日军事干部的重要基地;新四军彭雪枫部骑兵团团长周纯麟就曾在西域“新兵营”学习骑兵。1937年12月,李先念、李卓然等高级干部返回延安,部队交中共中央代表邓发管理。李先念回延安后,一度被降为营级干部,后经毛泽东安排到新四军开辟鄂豫边根据地。1940年2月,新兵营大部人员返回延安[12]

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七千多人陣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五千六百多人被杀,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由于兵力损失惨重,1937年3月张国焘遭到批判,张国焘被免除红军总政委一职,改任边区副主席,后投靠国民政府[8];二号人物陈昌浩被闲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牢固树立。

评价和争议[编辑]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8]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91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8]

2004年,由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洪学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参见[编辑]

注释[编辑]

  1. ^ 鲜为人知的抗战生命线: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鲜为人知的抗战生命线: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2009年06月22日 10:49《文史春秋
  2. ^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24年,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未予承认。
  3. ^ 3.0 3.1 甘西指甘肃河西地区
  4. ^ 当时新疆由亲苏的盛世才占据
  5.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15册.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520. 
  6. ^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 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 ISBN 7506501260 (中文(简体)‎). 
  7. ^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武国友. 红军长征全史(第三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 ISBN 7-5602-1842-3. 红四方面军战史 (中文(简体)‎). 
  8. ^ 8.0 8.1 8.2 8.3 马长虹. 西路军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炎黄春秋》. 2004, (第8期): 44–47. 
  9. ^ 9.0 9.1 9.2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6年. ISBN 9789622013520. 卷2 (中文(繁體)‎). 
  10. ^ 屈德骞. 李先念走出“死区” 第4期. 《炎黄春秋》. 1992: 74–78. 
  11. ^ 《徐向前传》编写组. 徐向前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172–173. ISBN 978-7-8009-2058-5. 
  12. ^ 冯亚光. 西路军 天山风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264. ISBN 978-7-224-08877-9. 

参考资料[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