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标志
领袖	董必武（首任執行委員） 徐源泉（末任主任委員）
成立	1925年7月21日 (1925-07-21)
解散	1949年5月17日
总部	中國湖北省武昌市
党报	《民國日報》 《楚光日報》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簡稱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湖北省黨部，是中國國民黨在湖北省的省級黨部組織，於1925年7月21日正式成立，至1949年10月解放军占领鄂西後停止运作。

歷史

历史背景

1923	联俄容共
1924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	召开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成立湖北省党部
1926	第二次代表大會
	第三次代表大會
	北伐军占领武昌市
1927	第四次代表大會
	清党
1928	第五次代表大會
	整理党务
1929–1931
1932	第六次代表大會
1933
1934	第七次代表大會
1935–1937
1938	日军占领武昌市
1939–1944
1945	第八次代表大會
	日本投降
1946
1947	与三青团合并

背景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應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的方針。同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并指出由共产党人出面创设包括湖北在内的国民党地方组织。12月底，项英、刘伯垂、廖乾五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经国民党同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籌備處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

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象徵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刘伯垂代表湖北国民党组织，李立三、廖乾五代表汉口特别市国民党组织参加了国民党一大。

1月31日，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舉行，會中決定在當時仍屬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和四川等地建立地方執行部作為國民黨中央的派出機構，其中以中央執行委員覃振、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張知本為漢口執行部籌備員，後增派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国共产党黨員林伯渠。不久，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組成，負責湖北、湖南、陕西地區的黨務。同年3月，國民黨中央再派劉伯垂（亦為共產黨人）負責籌建湖北省臨時黨部。

1924年4月28日，國民黨湖北省臨時黨部秘密成立，董必武、刘昌群、劉光國、許鴻、張繼渠等共產黨跨黨黨員被選為委員，其中董必武當選為執行委員。之後漢口執行部遭到湖北主政者直系蕭耀南破壞，劉伯垂亦被捕，董必武遂接手主導國民黨湖北黨務。

10月，國民黨總理孫文北上與段祺瑞等人共商國是，湖北省臨時黨部藉機向社會公開組織，積極開展活動。12月12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致电孙文、段祺瑞促进国民会议召开。

随着国民党在湖北得到半公开的地位，共产党通过其掌握的国民党組織，以统战组织形式開展起活動。1925年3月，孫文死後，临时省党部发起了悼念孙文逝世，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国民党湖北临时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临时市党部成立“追悼孙中山大会筹备处”。3月22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武汉中学举行“公祭孙中山大会”，到会者500多人。陈潭秋（中共）发表了演讲。

1925年5月1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武汉学联、省工联等团体为纪念五一节散发传单，5月4日，组织武汉各校学生在武昌集会纪念五四运动6周年，到会万余人，议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解决金佛郎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5月25日，国民党临时党部发表宣言，反对段祺瑞的国民会议。上海五卅事件发生后，临时省党部迅即组织了“声援五卅惨案指挥部”。7月8日，由国民党临时省市党部领导的武汉工学两界联合会成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成立

1925年7月15日至20日，國民黨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國立武昌大學附屬小學秘密舉行，21日，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正式成立，下設省執行委員會和省監察委員會；其中省執行委員會設立秘書處（常務委員3人）、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婦女部、農民運動委員會和宣傳委員會。大會選出9名正式執行委員、5名候補執行委員，其中共產黨員11人；董必武當選為正式執行委員和秘書處常務委員，繼續主持省黨部工作。这次大会发表了宣言，作出了《组织及纪律议决案》、《农民运动议决案》、《工人运动议决案》、《妇女运动议决案》、《青年运动议决案》等决议。国民党湖北省、漢口市党部也决定从9月5日起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发动民众，举行各种“反帝国主义”的活动，散发《告国民》传单，出版“反帝国主义运动专号”。

1925年10月10日，国民党湖北省、漢口市党部召开3000人大会，通过了反对国民代表会议、反对关税会议和反对沪案重查各案，会后举行了大游行。11月7日，6000多名学生在武昌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关税自主运动大会，议决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随后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省党部也为蘇聯十月革命8周年发表纪念宣言。

1925年底，國民黨內部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員在上海另立黨中央，是為西山会议派。居正（广济县人）等人指湖北省党部“为共产党所把持”，因此指定专人另外筹建西山派的湖北党部。董必武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提议开除居正的党籍，维护中共領導的國民黨湖北省党部的合法地位。这一提议为大会所通过。董必武也参加了國民黨二大的提案审查委员会。会后，董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常驻湖北，指导湖北国民党的党务。董必武也趁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机会，亲自为在湖北办报筹集经费。廣州国民党中央鉴于湖北省党部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即决定委派董必武回汉筹办，并拨给2000元活动经费。

國民黨二大後，1926年2月25日至26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代表党员2755人。这次大会在11名执行委员中，共产党跨黨黨员占7名，7名候补委员均系共产党员，7名监察委员和5名候补监委中，共产党员分别占5名和2名。大會為省黨部增设了商民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和临时指挥部。從第二次大会至第四次大会期间，董必武均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驻鄂指导工作。1926年春，蔣介石與中共的矛盾在中山艦事件後凸顯。

1926年3月24日，湖北省黨部《楚光日報》四开日报創刊，以董必武為主辦人經理，宛希俨（共产党员）任主编。名義上為湖北省黨部的機關報，事實上為共產黨人所把持。董必武认为在直系當局的统治下必须先让《楚光日报》“求得存在，站住脚跟，取得阵地”，“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开展，不能急于求成”，启用《楚光日报》“这个较中性的名称”。1926年6月9日，《楚光日報》在头条位置刊登了汉口各界“汉案”（指1925年六一一事件）周年纪念大会的启事，还在显著位置刊出了“汉口六一一惨案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了“收回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惩杀人凶手”等口号。該報也批判吳佩孚等“以剥夺人民脂膏为职志的官吏们”，批評各省當局肆意滥发纸币，实行盐斤加价，结果造成官票贬值，“各省财政，多已到了破产地步”。

北伐時期與遷都武漢后的活動

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正式进行。7月11日，湖北特种委员会正式成立，刘教澄、潘康时、董必武3人为委员，董必武为主席，以指揮北伐時期的特殊工作。在北伐战争酝酿期间，董必武代表省市党部赴湖南长沙策动湘军唐生智和驻湘鄂军夏斗寅倒戈参加北伐。然后，赴广州同国民党中央党政要人会商湖北地区迎接北伐问题。《楚光日报》发行量最多达7000余份，但因爲與國共的關係，在1926年七、八月间，由中共主持的國民黨湖北省機關報《楚光日报》两次被直系湖北當局封闭，主编宛希俨、编辑夏筠被拘捕，后经营救出狱，报纸停刊43天。

北伐军攻占长沙后，7月13日和15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 《党务报告决议案》、《致电欢迎北伐前敌将士》等决议，发表了宣言言和通电。选举正式执行委员11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正式监察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5人。这次大会对迎接北伐作了部署，会后，董必武、李汉俊率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同时，中共湖北区委在青山附近的江面上，召开了迎接北伐的党员、干部会议。此外，陈潭秋还在武昌秘密举办了北伐宣传训练班。8月22日，董必武、邓演达在长沙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湖北、湖南两省执行委员的联系会议上，提出促成湖北省党务具体方案，并获通过。1926年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时，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國民黨特种委员会对武昌直系守軍宋大霈部策反成功。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指定宋部为担任内应的北伐军攻城别动队，并命梁瑞堂为该队总指挥。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楚光日报》复刊。至當年10月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佔領武昌後，《楚光日報》移交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主辦。10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了《湖北目前最低限度政纲》21条，提出“实行民主政治，切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肃清了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建设廉洁政府；赞助工农组织的发展，改善工农生活；废除军阀政府的一切反动制度以及干涉工农组织的苛刻法律”等。

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9周年纪念日，《楚光日报》出《十月革命纪念增刊》。董必武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指十月革命“好像一声春雷，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从疲麻昏睡中唤醒”，号召民众学习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毅然决然加入反帝国主义战线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进攻”。11月25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和漢口特別市黨部再共同創辦了《民國日報》，仍以董必武為主辦人，編輯方針係由瞿秋白、蔡和森領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報社員工共20餘人，其中多數為共產黨人，先後擔任主編的宛希儼、高語罕、沈雁冰等人亦皆為共產黨人；《民國日報》每日出版對開三大張，遇有革命紀念活動時，加出特刊。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一次特別會議（漢口特別會議），討論了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内的工作問題與國共關係，并就湘鄂赣三省的問題做出了《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等。在農運上，要求“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武汉民众团体的领袖宜和国民党重要人物发生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徐谦与邓演达”。在宣傳問題上，中共中央要求：

应在三省中多翻印国民党第一、二次大会的宣言及最近联席会议议决案。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等讲演集亦宜多量发行之,尤其是汪精卫的讲演集。

中共中央也要求三省的中共組織在國民黨内部注意工作：

A. 我们上次扩大会议，决定以社会团体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此时应该稍加修正。因为以团体的名义加人，国民党必不许可;在我们的观点，也有民众组织和国民党组织混淆之弊。 在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未废以前，暂时且不用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各社会团体中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团体员以个人名义尽量的加入，而不和团体外的分子混合。如此仍是事实上的团体加入，而不致和党的组织混淆。同时我们须向国民党宣传，因为党要做到群众化，党的组织不宜太严格，如按期到会等。
B. 在三省范国内C.P.于必要时可与国民党党部开联席会议，或取各派代表协商的形式，以处理一切有相互关系及共同行动之问题。

又規定中共操辦的農民協會與國民黨組織的關係：

民众团体整个的加入国民党,好的结果可使国民党的组织宽松些,群众化些;坏的结果,是使政党与民众组织分不清。 此次中央会议主张将上次扩大会议的办法稍加修正,在国民党未废除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以前,且不用整个的团体名义加人,只在农协所辖区域内,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农协会员尽量加人,而不和协会外的分子混合。此等区分部,仍须隶属于当地区党部。如此国民党可在农协中发展,而不至和党的组织混淆。

1926年12月31日上午，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到会者有何翼人、吴德峰、江子麟、张眉宣、钱介磐、董必武、周延墉、　罗贡华、邓希禹、陈卫东、张朗轩。参加者有刘季良、刘昌绪。会议通过了召开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多项议案，修改了代表大会草案；决定了代表大会主席团之组成与人选；议决中央委员三人董必武、徐季龙、邓演达，省执监委二人张眉宣、钱介磐，各县市党部代表二人；议决由董必武担任代表大会开幕式主席，由刘季良报告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情况，由邓希禹（初民）作全省党务工作报告。

1927年1月4-15日，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各县市182人、特别委员50人出席，代表党员31990人。董必武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有许多幼稚同志，以为现在晋、陕、浙、贵克复，就是革命的成功，殊不知要使中国一切经济政治均不受外人束缚，然后才算成功”。董强調了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总之，须使湖北成为革命的湖北，至方法如何，则为此次大会应负讨论及督促之责任”。大会還发表了宣言、通电，通过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省民会议、中央联席会议代表报告，对英问题、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禁烟问题等决议案。1月13日，蒋介石在省党部大会中发表了演讲。蒋介石當時从南昌来到武汉，在选举新的省党部时，試圖利用圈定的方法，由其圈定多人，以奪取湖北省党部领导权。但是，在董必武的影響下产生的新省党部仍由中共主導，並執行中共合意的國共政策。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告民众书》，选举了第四届省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新的湖北省党部中，正式执行委员15人，候补执行委员9人，正式监察委员9人，候补监察委员7人。大會致电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改都南昌，又发出通电，欢迎国民政府從廣州来鄂。在閉幕会上，董必武致词，指这次代表大会有农民代表参加，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是“比前几次代表大会进步的地方”，号召“希望各同志回县遵照议案一一施行，庶不负此次一百八十余代表之讨论”。

此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第四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常务委员、秘书长以及各部部长。董必武、钱介磐、何翼人为常务委员，钱介磐兼秘书长，陈卫东为组织部长，张朗轩为宣传部长，周廷墉为工人部长，张国恩为农民部长，吴德峰为商民部长，邓初民为青年部长，李哲时为妇女部长。根据董必武的建议，决定支持毛泽东开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由陈荫林等任筹备委员，拨经费1.6万元，代招200名鄂籍学生。会后，拨原武昌高级商业学校为该所校址。

2月，湖北省、漢口市国民党党部在武昌召开了国民党员大会，1.5万党员出席，呼籲“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召开三中全会”以和蔣介石抗衡。并以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盂余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提高党权运动的领导机关。会后会议上，董必武提出：“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这个意见得到与会的共产党跨黨黨員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不久，国民党湖北各级党部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以“提高党权”为中心的武汉国民党员大会，到会党员15000余人。董必武主持大会并作了报告。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在親共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等人的推動下，取得了對中共有利的形勢。在这次会议前，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了第15次常委会紧急会议，在董必武主持下通过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 会议期间，董必武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提交审议，并要求“从速颁布”。在毛泽东等的支持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这个条例。由中共支持的階級鬥爭運動進一步在湖北各地展開。3月20日，武漢國民政府成立。3月下旬，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最后确定了湖北省政府的人选，使得湖北省政府在人员构成有利於中共開展活動。在此基础上，湖北省政府于4月10日正式成立。

1927年3月，國共衝突的赣州、南浔事件先後發生，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湖北省党部呈请武漢中央党部“先免蒋总司令本兼各职，再行议处”。4月初，湖北省党部又呈请中央党部“迅予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并宣布罪状，开除其党籍”。1927年4月1日，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农协等单位筹建的农民自卫军干部养成所在武昌开学，領導多爲中共跨黨成員。4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负责人。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清黨事變，開始捕殺國民黨內的中共跨黨成員，同時也導致國民黨政權的寧漢分裂。武漢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免去蔣介石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与此同时，湖北省党部也发出通电，呈请中央党部“调遣军队，严加判裁”。4月20日前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武汉店员工会、码头工会、纺织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纷纷发表反蒋通电。國共組織武汉30万人在武昌阅马场召开讨蒋大会。1927年5月18日，武漢黨軍將領夏斗寅響應蔣介石反共清黨，進攻武汉的危急时刻，董必武主持的湖北省党部执监联席会议通电声讨夏斗寅。5月19日，國共組織武昌、汉口和汉阳的支持者分别召开了讨夏大会，董必武在武昌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

1927年5月，汪精卫支持下的武漢國民政府逐漸走向反對中共，開始攻击、压制中共領導的工农运动。陈荫林前往黄冈，致函省党部认为“反动派”对黄冈县党部和农协“故意中伤”。1927年5月下旬，董必武對汪精衛政府的舉措表示“对于三大政策，当然应坚持拥护”。另外在第四次全省大会的助力下，這段期間在中共湖北組織的主持和國民黨左派的協助下，全省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到5月底止，湖北全省有党部组织的县市发展到74个，全省党员达9万余人。6月，親共的湖北省党部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第一次省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制定了針對國共關係變化紧急措施。

從分共到新鄂系時期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董必武辞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职务。随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改组，武汉国民党中央指派孔庚、邓初民、李汉俊、罗贡华、郝绳祖、詹大悲等为委员，成立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办理改组各县市党部和民众团体，清除共产党跨黨分子的工作。此前由中共實質領導的湖北省总工会、湖北省农民协会、湖北省妇女协会先后被接收改组，不久均停止活动。11月，在桂唐戰爭中，李宗仁指挥桂軍的“西征军”占领武汉，唐生智第四集团军瓦解，湖北政治由新桂系掌控。

新桂系控制湖北省政以后，親新桂系的鄂籍將領胡宗铎、陶钧成为掌權者，形成“新鄂系”，繼續推動“清共”。同年冬，国民党中央指派张知本、胡宗铎、石瑛、张难先、孙铁人、习文德、王绍袜为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组成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行省党部职权。张难先、石瑛、孙铁人为常务委员，张知本为组织部长。胡宗锋为训练部长，习文德为宣传部长， 王绍林为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潘宜元为常委会秘书，行使幕僚长职权。當時，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衝突在湖北全省各地兴起，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严令各县、市党部，倾其全力协助“剿匪”与“清乡”，并规定以“此项成绩的优劣”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此外，办理了党员总登记，进一步清除共产党的影响。胡宗铎、陶钧举办了湖北省暨汉口市党务人员训练所，通过党训所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1928年冬，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完成全省党员总登记，重新组织了各县、市党部，遂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原任党务指导委员全数当选为执行委员。省党部各部长除组织部长张知本与训练部长胡宗锋对调外，其余照旧。

蔣桂戰爭後的演變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新桂系兵败，桂系支持的胡宗铎、陶钧等逃出武汉，其湖北省党部随之瓦解。1929年4月15日，國民黨中央通過決定解散湖北省黨部，派方觉慧整理湖北省党务，成立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代行省党部职权，以夏斗寅、陳祖烈、王鏡清、贾伯涛、劉柏芳、吳醒亞、楊均春、左鐸、金亦吾等九人為委員。金亦吾、左铎、贾伯涛、刘柏芳、吴曝亚、喻育之、杨在春、王镜清、夏斗寅等先后担任整理委员。

1931年，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因為約法問題和胡漢民被蔣介石囚禁，爆發寧粵分裂，此後，粵方國民黨中央進一步發生分裂，產生滬方。九一八事變後，三方磋商和解。12月，国民党宁、粤、沪三方分别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共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该党统一。在此背景下，1932年2月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喻育之、汪世鉴、刘鸣皋、左铎、艾毓英、杨锦昱、王绍林为执行委员。崔从源、資格君、杨在春、刘柏芳、陈畴为候补执行委员。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社为常务委员，杨锦昱兼书记长。张导民、陶尧阶、王怡群、周唯真、曾庆锡为监察委员，周宗颐、于一波为候补监察委员，张导民为常务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何成浚任省党都指导员。这一时期，CC派在湖北省進一步发展。CC湖北干事会中分设了工运、青运、农运、文教、机关等干事会，省党部的实际活动都是通过各干事会开展。为配合各县、市对红军的 “围剿”，省党部各委员按行政区域分区督导党务。CC湖北干事会与复兴社在湖北省的组织一直矛盾重重。

1934年冬，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出席国民党五大的代表。1935年国民党五大以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改各省、市党部常务委员制为特派委员制，执监两会同时撤销。首任湖北省党部特派员为鲁滌平，后为彭国钧，喻育之、汪世鎏、王绍祐、杨锦昱、刘鸣皋、陶尧阶、田鵬、胡国亭、杨子福为设计委员，书记长为于鸿彦。

中日戰爭期間的發展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该办事处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办公处武昌红楼内设立了军委会第六部等机构，几乎全部包办了湖北省党部的活动，導致省党部特派委员彭国钧一时“无所事事”。11月，南京政府迁都重庆，党政军要员、最高军事机关则暂驻武汉。

1938年7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86次会议通过改组湖北省党部，任陈诚为主任委员，喻育之等11人为执行委员。1938年10月，日軍攻陷武汉，CC湖北干事会停止活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迁至宜昌小溪塔办公。省党部与川鄂湘黔四省边区公署、湖北省政府合组湖北省动员会。该会于11月1日成立，刘峙为主任委员，喻育之、严立三为副主任委员，艾毓英为秘书处长。1940年初，苗培成接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同年6月，日軍攻陷宜昌。省党部迁至恩施金子坝。

1942年夏，湖北省党部两度改组。继苗培成之后，黄建中、陈绍贤、邵华先后担任主任委员，担任书记长的继于鸿彦之后，有孙佐齐、王治学、吴大宇等。由于战局相对稳定，國統區鄂西北各县国民党县党部逐渐恢复了活动。1940年9月， 陈诚回任湖北省主席，一手控制国民党党务。陈诚在恩施成立高级干事会，统一指挥鄂境各类特务机构。

1945年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钱云阶、罗贡华、林逸圣、吴大宇、朱怀冰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5年8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为邵华。

戰後

日本投降後，1945年8月，湖北省政府成立湖北省复员委员会，负责全省复员和接收工作。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华从重庆赶回恩施，参与重新调整省、县人事安排。1945年9月，湖北省政府與湖北省黨部皆遷回武昌。湖北省党部在张之洞路烈士祠办公。

1946年春，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华调离，方觉慧接任。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五届代表大会召开，并推举方觉慧等26人为执监委员，方觉慧任主任委员。9月，在国民党省党部组织下，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党团合并后，湖北省党部主委为方觉慧、副主席为余拯、书记长为吴大宇、副书记长为刘先云。内设农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陈鹏； 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胡国亭；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余拯(兼)；妇女运动委员，主任委员为朱侣柏；财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为沈肇年。

1949年春，隨著共產黨解放軍在華北等地的勝利，湖北省党部重要骨干多数准备离鄂。方觉慧亦举家出走。湖北省政府将机关西迁恩施，省党部实际已成空架。1949年5月16日，武汉易手。6月初，在恩施设黨部鄂西办事处，刘先云为主任，胡兆和、梁上贤为副主任。8月初，撤退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徐源泉为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然而徐未到恩施就职。10月初，解放军进军鄂西、川东，设于恩施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纷纷撤退，省党部随之撤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其所领导的社团，自此结束了在湖北省的活动。

參見

• 中国国民党汉口市党部
• 湖北省（中華民國）
•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