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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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論戰源於1962年2月1日,李敖在台灣《文星》雜誌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掀起中西文化論戰,与胡秋原劉述先等人开始筆戰,参加论战者,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许登源洪成完何秀煌陈鼓应等人,支持胡秋原的有徐复观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這個話題後來分成兩個部份,一派討論胡適究竟有多大的學問,由任卓宣、鄭學稼與李敖對打,另一派討論“全盤西化”的問題,由胡秋原、劉述先與李敖對陣。

1961年10月1日居浩然在《文星》雜志第四十八期刊发表《徐复观的故事》,1961年12月20日,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十二卷二十四期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中猛烈抨击胡适。徐复观说:

“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接著,1962年1月1日,胡秋原又在《文星》第五十一期上发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他認為应当“认真的、规规矩矩的做人,认真的、规规矩矩的求学,以便将来有机会认真的、规规矩矩的立国”。1962年2月1日,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指出

“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钟表、番茄、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1962年2月25日,周若木在《政治评论》上发表《论中西文化问题》,称李敖是“胡适的鹦鹉”,是“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他们共同致力于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完全一样”,3月1日莫辛的《全面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一文指出,认为李敖的文章

“仍不过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说得切实点,不过陈序经的旧调重弹而已。尤其他们一个把胡适视为折衷派(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一个认为胡适不够认真(李敖:《播种者胡适》),那一见解上,使人觉得此二人真是穿着一条裤子。”

3月10日,郑学稼的《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说“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只能接受和自己国情相近的,不能够全盘西化或批发西化。”“凡是主张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者,都是虚无主义者或是内心对民族前途已感绝望的人。”[1]

至此戰火一發不可收拾,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许登源、何秀煌、陈鼓应,1962年3月1日李敖又發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1962年4月,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居浩然批评胡秋原的“俄化”问题简直“不知所云”,甚至要求胡秋原“不妨认真将这些书读通,再谈知识社会学不迟”。對於如此猛烈的攻擊,让胡秋原、徐复观等人發怒了,並迁怒于萧孟能,开始在《世界评论》上撰文反击。1962年5月5日,叶青在《政治评论》發表《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一文,声称

“‘全盘西化’是一种奴婢思想,而现在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多是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所以称为‘奴下奴’是再恰当没有了。这些人,目的不在讨论问题,只是由于门户之见,为‘洋大人’、‘学阀’看‘家’而已”。

1962年7月1日,居浩然在《文星》第五十七期發表《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一文中挖苦胡秋原不懂自然科学,不懂普朗克常數的定義與傅立葉的積分公式,又要“卖弄从通俗科学杂志那里贩来的知识”,胡扯什麼「量子力學解釋有三派」,最後送給胡秋原一幅對聯:「不知所云三化論,東拉西扯一團糟」橫批「信口胡言」。至此,叶明勋、何凡退出《文星》。

1962年9月18日,“立法委員”邱有珍在“立法院”提出質詢文星案。1962年10月1日《文星》第六十期刊出李敖的长文《胡秋原的真面目》,写胡秋原在“闽变”時的行為,胡秋原惱羞成怒,一狀告上法院。1963年7月1日李敖在第六十九期發表《为“一言丧邦”举证》,文章中继续挖苦胡秋原,说他“不堪造就,竟然恼羞成怒,老下脸皮来控告我”,勸告胡秋原“趁早投筆毀容,披髮入山”。中西文化論戰至此告一段落。當時李敖以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的形象力抗多位學者,從此成為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之一,吳祥輝說“他助长了《文星》的气势、风光,也埋下了《文星》的覆亡”[2]。後來胡秋原回憶說

当时《文星》歌诵一人、谩骂一世而无人抵抗,只有我抵抗,于是他们以我为对象了。五六月间,我借《世界评论》答复他们。我说“文化问题无战争”,指出他们的理论、知识,乃至对英文术语之误解。他们恼羞成怒,到九月间,乃以三十年前闽变之事,给我戴红帽子,要“警总调查”我,并说我“一死不足蔽其辜”。我参加闽变是事实,这早无法律问题,而红帽子是惟一死刑之罪。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他们也戴郑学稼先生以红帽子,郑先生控之于法院。我则先由律师警告他们,并要他们道歉,他们不理。于是,在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我宣布起诉,后与郑先生案合并审理。[3]

史家唐德剛認為這些所謂的文化論戰,其實都只能算是乾嘉之學的餘燼,本質上都是在故紙堆上找尋答案,在西學上僅止於19世紀的赫胥黎。赫胥黎以後,近百年來的“社會科學”與“行為科學”發展,在中國幾乎是一張白紙[4]

其他中西文化論戰[编辑]

中西文化論争不仅发生在台湾,在民国大陆时期特别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也曾发生过,只不过中西文化论争的话题可能不是他们的中心话题。学衡派、新青年派等等都是曾涉足中西文化之争的主要社派。

新青年派推崇西方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劣等,主张打倒儒家学说(“孔家店”)、废除中国文化、实行全盘西化。比如,新青年派的钱玄同认为,“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瞿秋白认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胡适认为, 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白话文运动可以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

学衡派柳翼谋认为,现代中国人多不敢自信其中华历史文化,或必以西人所言为证,自我标榜为思想进步、新文化,实则是没有独立的主见、良知的判断,为可耻的奴性;“中国所尚,欧美所无者,一概抹杀,不敢提倡,此病甚深。在今日亟宜觉悟”;“故洋奴之习不蠲,中夏之道不明”。

少年中国学会内部,也曾发生了文化相关的争论。国家主义派的陈启天曾就分歧点作划分,认为在文化上的态度,国家主义是“物心并重”、“拣选本国文化”,共产主义是“唯物史观”、“推翻本国文化”。共产主义派则认为,“中国文化只有小脚与辫子”,至于中国的“仁义道德忠孝节义文学美术”,是“人类同具的本能或倾向”,并非中国独有;“且不论除了小脚和辫子,中国并没有特别的文化;即令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我们也只把他放在世界文化史上,和犹太文化、埃及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一样看待”[5]

評論[编辑]

中國歷史寫作者周非認為,歷來中西文化論戰正反兩方,普遍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等同於「中國文化」,而將西方文藝復興以後所產生的新文化,直接當作「西方文化」,把兩者拿來進行比較,試圖得出優劣。他認為這種作法是論者「概念不清」[6],是在錯誤的前提上進行論爭,不僅意義不大,而且無法解決現實問題[7]

注釋[编辑]

  1. ^ 《政治评论》第8卷第1期
  2. ^ 吴祥辉:《李敖死了》,第71页。
  3. ^ 陶恒生:《海隅文集》,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325、347、355、50页。
  4. ^ 唐德剛,《胡適雜憶·傳記·史學·行為科學》
  5. ^ 参见:显微镜下之醒狮派
  6. ^ 周非/著,《拷問歷史──穿越時空的對話》,遠流出版社,2009年10月初版,第27頁。
  7. ^ 周非/著,《拷問歷史──穿越時空的對話》,遠流出版社,2009年10月初版,第31頁。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