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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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又稱乾嘉之學,是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1]

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2]

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

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清代震撼帝國士林的首起文字獄,就是「明史案」。梁啟超指出:“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3]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餖飣繁瑣[4]。當時的傑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後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5]。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6]。焦循還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後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庶几学经之道也。”[7]。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8]

结束[编辑]

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学术成就[编辑]

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9]

批评[编辑]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並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書總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10]

注釋[编辑]

  1. ^ 王俊义《乾嘉汉学论纲》说:“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
  2. ^ 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3.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
  4. ^ 章学诚说:“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章学诚《章氏遗书》卷4,《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下》)
  5. ^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6. ^ 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7. ^ 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8. ^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答段懋堂先生书》附録《懋堂先生书三通》之第三通
  9. ^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云:“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二十二史答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集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如此耳。”
  10. ^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及卷上

參考書目[编辑]

  • 周维衍:《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
  • 黄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页。

研究書目[编辑]

  • 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