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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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又稱乾嘉之學,是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1]

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2]。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

沿革與成就[编辑]

明清兩代是被指禁錮人們的思想阻礙著社會發展的理學的鼎盛時期,明代有知識份子如雲南姚安知府李贄,他在《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等著作中,直接批判帝王的專制禮教的害人,最終被以「敢倡亂道惑世汙民」殺害獄中。清朝初期,民主啟蒙思想洶湧澎湃,出現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思想家。他們著書立說從不同角度批判封建制度,如王夫之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改革措施,指出企圖依靠封建統治者來實現理想社會的道路行不通。顧炎武則號「召天下人管天下事」,指出「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3]

乾嘉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梁啟超指出:“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4]乾嘉學者們進行考據的原因,出於對指導現實的經書真偽的懷疑。據《清史稿 儒林傳》記載,乾嘉學派的成員們都從幼小即以聰慧聞名鄉里,少年有成而後成為社會精英。他們不懼世俗和權威,不貪圖功名利祿[3]

自幼年讀《尚書》、抱著追根問底的目標考經的清初學者閻若琚康熙年間發表《古文尚書疏證》,集他30年考據的結果,書中羅列128條證據證明通行本的《尚書》是晉朝偽作,揭開了「千年一大疑案」,震驚朝野,打開了禁錮學子們的思想。

清代經學家惠周惕開啟了惠氏家學,祖孫三代人專事考經,著書頗多影響很大,形成了吳派體系,由於考經迎合了社會需要,所以「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據經學家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所載,清道光以前的漢學家們,著書不沾一點宋學味的有57人,著書80部731卷,對《易》、《書》、《詩》、《禮》、《春秋》、《論語》、《爾雅》諸經進行了權威性的考訂。即吳派之後興起了徽派,徽派把考訂的標準推到了先秦,並且不縱一家之言,糾正舊疏舊注乃至文中的訛誤。其代表人物之一王引之個概括了考經的目的和意義:「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證曲喻,而得其本意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若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對此當時的理學醇儒方東樹評價:「高郵王氏(王引之)《經義述聞》,實令鄭、朱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3]

到了学派发展的後期,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餖飣繁瑣[5]。當時的傑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後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6]。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7]。焦循還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後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庶几学经之道也。”[8]。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9]

評價[编辑]

乾嘉百余年间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

現代有學者評論,學術界、思想界衝開了兩千年的束縛得到了解放。動搖了理學神聖不可手指的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乾嘉學派開闢了理學自身瓦解的道路。乾嘉學者們首先對聖賢之書發難,不能不稱讚他們的勇氣和堅持真理的膽量。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並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書總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11]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員王冬芳質疑「乾嘉學派的歷史現象是由於清政府所實施的文字獄所造成的,逼迫學者們回避社會現實鑽進故紙堆」的觀點,他說:「乾嘉學派的成員都是當時的精英,他們高官厚祿名利全有;他們家財寬厚不必自尋苦役;他們的著作也不是陳詞老調無用文章,而是語出驚人篇篇精彩;他們並沒有為當朝統治者唱讚歌卻得到皇帝讚歎;他們的精神世界並不空虛而是語出驚人言辭鏗鏘;他們並沒有頹廢,而是與正統的理學碩儒們進行著針鋒相對的辯爭;他們不是無事可做,而是官居要位不懼辛苦不畏辯爭;他們用畢生乃至兩代及三代人集全家人致力於此。」他亦引用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著作《西方哲學史》來比較義大利文藝復興與乾嘉學派的相似性:「文藝復興不是民眾的運動,是少數學者和藝術家的運動……從教會裏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們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然而最初他們並不是在現實世界裏,卻在故紙堆中尋求這種東西。 」[3]

注釋[编辑]

  1. ^ 王俊义《乾嘉汉学论纲》说:“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
  2. ^ 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3. ^ 3.0 3.1 3.2 3.3 王冬芳, 中國的文藝復興—乾嘉學派 —兼與“逃避說”商榷, 2017-08-21
  4.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
  5. ^ 章学诚说:“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章学诚《章氏遗书》卷4,《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下》)
  6. ^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7. ^ 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8. ^ 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9. ^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答段懋堂先生书》附録《懋堂先生书三通》之第三通
  10. ^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云:“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二十二史答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集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如此耳。”
  11. ^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及卷上

參考書目[编辑]

  • 周维衍:《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
  • 黄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页。

研究書目[编辑]

  • 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