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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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日宣(Stewart Yui,1890年—1958年),湖北蒲圻(今赤壁市)人。中国政治学家。

生平[编辑]

早年生涯[编辑]

余日宣的祖父为农民,父亲余文卿圣公会牧师。余日宣没有念过小学,在家由父亲教授中文,1907年毕业于武昌文华中学,后入文华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12年夏,余日宣考入清华学校,1913年毕业。1913年秋,他留学美国,先入威斯康辛大学学习,后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1917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8年秋回国。回国途经伦敦,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曾经称赞他英语很流利,谈吐非常从容。[1][2]

归国后,他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不久,他转任南开中学教员,教英文西洋史,后来兼任该校教务长。在南开中学,他是周恩来吴国祯等人的老师。[3]

在清华[编辑]

1920年,余日宣转任清华学校政治学教授,他和美国教授魁格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清华大学首批政治学教师。[3][2]1926年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成立,余日宣担任第一任系主任,当时该系教授有钱端升郑麐刘师舜等人。1928年6月,奉军退出北京,校长温应星向外交部请辞,余日宣随即被北京政府外交部派为清华学校代理校长。同月,清华学校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指派梅贻琦做校务代理,余日宣遂不再代理校长。1928年8月,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同时余日宣任教务长。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后,同为留美归国学者的余日宣吴之椿浦薛凤先后主持清华政治学系,使该系教学深受美国影响。[1]在清华时,他曾开设过“公民学” 、“比较法制”、“政治学”、“远东政治”等课程。[3][1]

从南京到上海[编辑]

1928年至1929年9月,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中校英文秘书,为冯玉祥翻译演讲集。后来,他在上海银行下设“银行业传习所”搞培训工作。[3]

在沪江[编辑]

1930年,余日宣应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的邀请到沪江大学任教。此后他从1930年到1952年一直在沪江大学任教。其间,他曾在圣约翰大学上海临时大学兼职授课。1935年,他接替沪江大学政治与历史学系的创始人、美国人韩森,任该系系主任,此后他逐渐使该系以国际关系为专业特色。抗日战争时期,沪江大学宣布停办,部分沪江大学校友在上海另外兴办了沪江书院[4],院长朱博泉,院务长郑章成(负责处理日常)院务,教务长为林卓然,会计主任为郑世察,院务会由朱博泉、余日宣郑章成、林卓然、李好善、郑世察、涂羽卿、陈其善组成。该书院还设有附中,李好善任主任,陈其善等人任教师。该书院主要教员均为原沪江大学教员,余日宣任沪江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该系由政治系改称)。[3]

抗日战争胜利后,沪江大学复校。1947年夏,该校文学院院长李好善辞职,余日宣接任,并继续任政治系主任。当时,余日宣、韩森蔡尚思被学生称作政治系“三剑客”。1948年,沪江大学教务长林卓然退休,余日宣兼任教务长。[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离开沪江大学。1949年6月,沪江大学常务校董会议任命教务长余日宣、张春江蔡尚思三人组成行政委员会,暂时行使校长职能,同时会议通过决议规定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文、理、商学院长等14人组成。1949年8月,新的校务委员会产生,该会并未按照校董会规定产生,而是由该校校内群众直接选举产生,成员为18人,常务委员共5人:余日宣、蔡尚思张春江郑建国郑承华(学生),余日宣任主任委员,郑建国任秘书长。校务委员会任期一年。1950年5月,校董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在上海的校董参加,余日宣和郑章成张春江郑世察等人列席了会议。此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修改校董会章程、重新厘定学校的办学方针。[3]

此时余日宣任沪江大学行政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主任、常务委员会主席、教务长、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1950 年12月,上海基督教人士举办了上海基督教抗美援朝爱国行动大会。会上,余日宣、涂羽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传达了上海各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精神。此次大会通过了《上海基督教抗美援朝爱国行动大会宣言》和向毛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致敬电。因在沪江大学职务过多,他于1951年1月致信沪江大学校董会,希望只担任政治系主任,辞去其他职务,但未果。1951年1月,他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处理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遗留问题”会议,会上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发表讲话,天主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作了关于辅仁大学自改公立后的情况报告。在北京,他应九三学社之邀,参加“反美文化侵略座谈会”并作大会发言。1951年2月,在他的支持配合下,沪江大学改为公立大学,接受政府资助。校务委员会成立了处理日常校务的常务会议,余日宣任主任委员,蔡尚思任副主任委员。同时,章靳以接替余日宣担任沪江大学教务长。[3]

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沪江大学成立思想改造指挥部,余日宣任总指挥,王零(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副总指挥。余日宣致信周恩来希望组织沪江大学教授赴北京考察学习,后他们成行,受到周恩来刘王立明刘湛恩的遗孀)的接待。[3]

在复旦[编辑]

1952年,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余日宣转入复旦大学外文系。[3][1][5]本来他将被调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但因事先未明确告知余日宣,结果余日宣向上级要求专门从事英文教学,这才被转入了外文系。他还加入了九三学社。后来他在复旦大学退休。

1955年5月,他当选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1956年9月,九三学社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台湾广播宣传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决定从9月起,该社每月安排三至四人对台湾进行广播,“扩大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思想影响,激发台湾方面人士的爱国热情,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余日宣、颜福庆倪葆春参加了第一批广播。[3]

1958年,余日宣被打成右派。同年,余日宣因病逝世。[3]

著作[编辑]

  • 余日宣,基督徒与极权国家,香港青年协会书局,1939年1月

家庭[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