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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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翻譯指的是將佛經梵語或其它西域語言翻譯成漢語的程序。亦中國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所翻譯出的佛經對中華文明產生巨大影響及貢獻。

緒論[编辑]

佛經翻譯事業開始於東漢,至前秦苻坚開始有組織的翻译佛经,由道安組織翻譯事業,唐朝時,佛經翻譯事業達到最高 ,其間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被譽為「四大譯師」。鸠摩罗什共译佛经数十部[1][2],另有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支謙在222年至253年之間將36部佛經翻譯成中文。道安譯經時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學者,則不從事譯書。然古昔中國譯經之巨子,必須先即為佛學之大師。如羅什之於《般若》、《三論》,真諦之於《唯識》,玄奘之於性相二宗,不空之於密教,均既深通其義,乃行傳譯。」

佛經的翻譯可分為三個時期:

東漢至西晉[编辑]

東漢西晉是中國佛經翻譯的草創期,西汉哀帝时期伊存至中國口传佛经。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有《道品行经》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多部佛經。月支人支婁迦讖(婁迦讖)翻譯十多部佛經。

東晉至南北朝[编辑]

前秦的竺佛念是著名譯師之一。後來的時期則以鳩摩羅什為主。鳩摩羅什對東亞佛教經典的貢獻巨大。羅什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開始譯經[3],據《出三藏記集》載,羅什一生翻譯三藏經論74部,凡384卷,有《坐禪三昧經》3卷、《阿彌陀經》1卷、《摩訶般若波羅蜜經》27卷、《法華經》7卷、《維摩經》3卷、《大智度論》100卷、《中論》4卷等。

隋代、唐代及宋代[编辑]

此一時期為佛經翻譯的全盛時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譯大師,在唐太宗支持下,玄奘在長安的譯經院中進行大規模的翻譯工作,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其後則有義淨不空等。

北宋時期也成立了「譯經院」,共翻譯了564卷[4]。 後來就再無大規模佛經翻譯事業,雖偶有譯者,不過補苴而已。

規模[编辑]

译场分工如下:

  1. 译主。
  2. 笔受。精通华梵语言,兼識空宗(中观)與有宗(唯识)。
  3. 度语。
  4. 证梵本。
  5. 润文。对译文进行润色加工。
  6. 证义。发现译文与梵本原文有异,向译主提出。
  7. 梵呗。
  8. 校勘。
  9. 监护大使。
  10. 正字。

理論[编辑]

1923年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時與妹書曰:“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他曾指出,梵文漢譯常有「一詞多譯」,Sattra既譯「眾生」,玄奘又譯為「有情」,陳寅恪亦言玄奘的譯文多偏生硬,遠不如鳩摩羅什好讀[5],1929年,陳寅恪應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專門講授「佛經翻譯文學」,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透過梵汉对音可以考證隋唐中古漢語的讀音。

影響[编辑]

钱锺书曾考证严复的“信、达、雅”三字,在三国时支谦写的《句法经序》中,已經可以见到,问云:“仆初嫌其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以,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故事,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來又以變文的形式廣為流傳,融入於中國文學,如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笔记小说都蘊含了「因果報應」的佛教觀念,《西遊記》一書則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早期成果,其他在绘画、建筑、音乐都廣泛影響中國。

參見[编辑]

注釋[编辑]

  1. ^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2:「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
  2. ^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6:「沙門鳩摩羅什(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律論集)」
  3. ^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大智論記」:「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
  4. ^ 佛祖統紀》卷45:「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澣至栖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
  5. ^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九章〈鳩摩羅什譯經的藝術〉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