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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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护英语Sangharakshita,音译香格罗吉多,1925年)是西方佛教会、西方佛教会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缩写为FWBO)的创始人。他在佛教方面出版有许多著作,是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对僧护多少还有些争议,在获得追随者景仰的同时,一些传统的佛教人士对他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对他多有指责。总地来说,将僧护介绍清楚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简介[编辑]

早期生活[编辑]

1925年,僧护原名丹尼斯·林伍德(Dennis Lingwood),出生于伦敦南部。僧护从小喜欢阅读,对艺术文化哲学等都很感兴趣。16岁时,他阅读了金刚经而有所体验,从而开始了佛教的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僧护应征入伍前往印度,战争结束后,他留在了那里,并剃度出家。

在印度[编辑]

僧护放弃了原来的职位、身份,在开始的两年里,他跟随同伴在印度(主要是印度南部)参访,依靠乞食为生,并练习静坐。在这期间,僧护遇见了许多印度教的著名导师,包括罗摩纳大仙,另外,他还跟摩诃菩提会有所联系。后来僧护打算寻找一个寺院做正式的僧侣,他们登上到德里的火车,而后来到了鹿野苑(Sarnath),但那里的僧侣看到他们破落流浪的样子,没有答应留下他们。于是他们只好继续步行,正好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后来他俩终于在拘尸那罗(Kushinara),由缅甸和尚U Chandramani剃度,成为沙门(shramana)。尽管如此,由于语言等各种限制,U Chandramani等人没法教授僧护他们,所以只好建议僧护等跟波罗奈城(Benares)的Jagdish Kashyap法师联系。Kashyap是贝纳瑞斯印度大学[1](Benares Hindu University)的巴利语教授,僧护而后跟随他八个月,学习巴利语、阿毗达摩,以及佛教的因明。而后僧护跟Kashyap前往大吉岭旅游,Kashyap当时打算离开学校,后来他将僧护留在了噶伦堡,劝勉他“为佛教的福祉而工作”。在以后的14年里,一直到60年代返回英国,僧护主要就在噶伦堡生活。

在印度期间,僧护结识了许多著名的精神导师,虽然他在南传佛教的寺院待过几个月,但对于不同的佛教派别,总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僧护还特别受藏传佛教的法师们影响,他们1950年代后从西藏来到了印度。对僧护影响最大的可能是Dhardo仁波切,这位仁波切与僧护亦师亦友,并给僧护授了菩萨戒。另外陈健民居士对僧护影响也颇大,陈居士给予他禅宗以及金刚乘方面的教授。

返回西方[编辑]

1960年代中期,僧护受邀前往英格兰访问,以协助解决在汉普斯特佛教精舍(Hampstead Buddhist Vihara)发生的争论。与南传佛教严格的风格不同,僧护采取了更加通融的做法,当然他的做法有赞成的人,也有反对者。通过这件事,僧护意识到佛教在英格兰很有希望,于是他打算以后在英国定居。但当他返回准备告别印度时,却收到了精舍的来信,被告知他们不欢迎他来汉普斯特精舍。显然,精舍的管理人员对僧护先前的处理举措并不满意,而且据说还听信了一些流言蜚语。[來源請求]

在征求印度师友们的意见后,特别是Dhardo任波切,僧护决定重返英格兰,以开创新的佛教运动。1967年,僧护创立了西方佛教会之友(FWBO)。第二年,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僧护创立了“西方佛教会”(WBO)。

僧护在英国的第一个家园,在一个地下商店,位于伦敦蒙茅斯街(Monmouth Street),在那里,僧护除了教授禅定,还忙于泡茶、打扫卫生等。

FWBO以及WBO旨在将佛教介绍到西方社会,尽可能地排除门户之见。如今FWBO已经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团体。

僧护的老师[编辑]

教授特色[编辑]

僧护在某些方面比较传统,但又表现出明显的革新意味。他比较强调佛陀的基本教法,比如缘起四圣谛,但同时对一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内容,则有所扬弃。僧护虽然在南传佛教的寺院剃度,但而后又从西藏来的喇嘛那里学习密宗的教法。

僧护认为佛法的核心是皈依,这也是作为佛弟子,乃至有情众生的核心旨趣──为了离苦得乐,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指望找到归宿,诸如亲友、性、巧克力,乃至各种物质享受,但这些只能给人以暂时的快感,唯有佛法三宝,也就是佛、法、僧,才是真正的依怙。皈依三宝才成其为佛弟子。

通过个人的著作,可以了解其思想轨迹。在《佛教概论》(A Survey of Buddhism)一书中,僧护认为菩提心(Bodhisattva Ideal)是维系佛教各个宗派的纽带。但在随后几年出版的著作《三宝》(Three Jewels)中,僧护认为皈依才是佛教的核心。在《我的皈依之路》(A History of My Going For Refuge)一书中,僧护回顾了他的思想历程,并且再次强调皈依乃是学佛的初衷。虽然笼统而言都是皈依,僧护认为其中有层次上的区别。如果一个人生于佛教传统文化中,学佛更多地是由于社会因素,而不一定是出于个人选择,这样就属于由族群(Ethnic)的皈依。而如果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只是为了谋求一点物质利益,则可能就是暂时(Provisionally)皈依。当一个人将皈依作为生命的中心,而且对于佛法身体力行,则可认为是有力的(Effective)皈依。更进一步,当逐渐生起菩提心(Bodhicitta)后,才是如实(Real)的皈依。而与法身(Dharmakaya)相应后,才成其为完全(Absolute)的皈依。

僧护的另一个重要的教授是强调善知识(Kalyana mitrata)的重要性。佛经对善知识、善友多有赞扬,因此僧护鼓励大家将找寻善友作为一项精神的实践。以僧护创建的FWBO为例,该会即是由皈依的佛弟子们组成的善友网络。

僧护创建的团体非僧非俗,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招致许多传统佛教人士的责难。僧护的做法是为了弥合僧俗间的鸿沟,在印度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不少出家众只是在故作姿态、应付了事,而许多居士则能够虔诚地依教奉行。大乘佛教在《维摩诘经》(Vimalakirti-nirdesa-sutra)等经典中,亦反对只有出家众才能修道的观点,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僧护并非独树一帜。但在僧护的团体中,将皈依视作核心,这点倒是非常地罕见。正因为此,FBO成员不要求一定独身,传统的出家众就不知道该如何来看待他们,当然常常将他们视作居士。而大部分WBO的成员,则既不将自己看作完全的居士,因为他们是全职的修行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完全的出家众,因为他们无须遵守出家众的毗奈耶(Vinaya)。

僧护另外特别强调的是佛陀教法中的两种缘起,或称有为法的相互生起。第一种缘起比较常见,指出因缘相续,因此我们在生死、苦乐中轮回。从这个角度而言,要证得涅槃,就必须断除生死的因。第二种缘起则讲待缘而生,但在进行中有所改变,比如因苦生信,由信得乐,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涅槃也是因缘而起。在巴利藏中,在多处有这个观点,但可能被许多人忽视了。这个教法的重要性在于,如此一来,缘起就将实际形态贯通,囊括了圣义与世俗两者。

著作[编辑]

佛教普及[编辑]

  • 《佛教概论》,A Survey of Buddhism,1957年、2001年
  • 《三宝》,The Three Jewels,1967年、1998年
  • 《佛弟子指南》,A Guide to the Buddhist Path,1990年、1996年

注解[编辑]

  • 《大般若经:智慧之妙不可言》,Wisdom Beyond Words :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Buddhist prajnaparamita tradition
  • 《维摩诘经:解脱之不可思议》,The Inconceivable Emancipation : themes from the Vimalakirti Nirdesa
  • 《证悟的戏剧:法华经中的寓言、神话与表象》,The Drama of Cosmic Enlightenment : parables, myths, and symbols of the White Lotus Sutra
  • 《了解自己:佛教伦理的心理学尺度》,Know Your Mind :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ethics in Buddhism
  • 《生于觉醒:四念处经指南》,Living with Awareness : a guide to the Satipatthana Sutta

回忆录[编辑]

  • 《路有彩虹:从闹市到噶伦堡》,The Rainbow Road : from Tooting Broadway to Kalimpong
  • 《面对干城章嘉峰》,Facing Mount Kanchenjunga
  • 《金色之轮》,In the Sign of the Golden Wheel
  • 《逆流而上:新佛教徒运行》,Moving Against the Stream : The Birth of a New Buddhist Movement
  • 《我的皈依之路》,The History of My Going For Refuge

其他[编辑]

  • 诗歌全集,Complete Poems 1941年-1994年
  • 信仰的艺术,The Religion of Art
  • 《阿姆倍伽尔与佛教》,Ambedkar and Buddhism
  • 《佛陀出家否?》,Was the Buddha a Bhikkhu?

注释[编辑]

  1. ^ 也有译作“贝拿勒斯印度大学”。

參考文獻[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