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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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時的主政者宣仁皇后及保守派領袖司馬光

元祐更化,發生於王安石變法實行18年後,是北宋新舊黨爭全面爆發的一個轉捩點

神宗病逝[编辑]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病逝,變法派失去後台,由子趙煦年幼即位,是為宋哲宗,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等昔日的權臣們又得以重新弄政。這一年保守派司馬光執政,打出“以母改子”的旗號,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幾盡罷新法,“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1],所謂「元祐更化」,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如蔡確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迫害贬黜。其中蔡確被貶至嶺南(今廣東),最後死于新州,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新法廢除[编辑]

事實上至「元祐更化」之前,變法已進行十餘年,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人物,大都认为,新法有利有弊,如免役法与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即使不能說是完全成功,但也有真正便民、利民之處。蘇軾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司馬光自始至终都偏執反对王安石变法,廢除新法之徹底,實在是帶有十餘年來政治上的個人仇恨情緒。苏轼认为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2],苏轼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好处告訴司马光,但司馬光執意如此,一意孤行。苏轼十分愤慨,回家后,怒呼:“司马牛,司马牛!”[3]。蘇軾在給杨元素信中提到:“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4]王夫之批评元祐诸公“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

哲宗恢復新法[编辑]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權,改元「紹聖」,意為承紹聖人(其父神宗),哲宗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擊元祐大臣[5]王夫之稱哲宗亲政后,“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为然矣。”[6]

後果[编辑]

哲宗繼承神宗政策恢複新法,但因人易政的反覆變換使得民眾與官員無所適從,對未來惶惶不安,使不管好與壞的法律都效果大減,北宋末年的黨爭進入不可收拾的餘地淪為意氣與仇恨之爭而非政策討論,直至北宋滅亡。

注釋[编辑]

  1. ^ 《宋史·后妃传》
  2. ^ 《东坡奏议集》卷三《辩 试馆职策问答子》
  3. ^ 苏辙《龙川别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4. ^ 《与杨元素书》
  5. ^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所云:“上(哲宗)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
  6. ^ 《宋论》卷七《哲宗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