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玉源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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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玉源太郎
Gentaro Kodama 2.jpg
第4任台灣總督
任期
1898年2月26日-1906年4月11日
前任 乃木希典
继任 佐久間左馬太
 日本陸軍大臣
任期
1900年-1902年
前任 桂太郎
继任 寺內正毅
个人资料
出生 1852年3月16日
 日本山口縣
逝世 1906年7月23日(54歲)
 日本東京市
政党 長州藩
专业 陸軍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児玉源太郎
假名 こだま げんたろう
平文式罗马字 Kodama Gentarō
國立臺灣博物館內的兒玉源太郎銅像。

兒玉源太郎(1852年3月16日-1906年7月23日),正二位勲一等功一級子爵(追封伯爵),长州藩的支藩——德山藩出身(今山口縣周南市),台灣日治時期第4任總督(1898-1906)。兒玉在總督任內,也在中央身兼數職(兼任日本內閣陸軍大臣軍務大臣文部大臣等職位),更領兵參與日俄戰爭,因此在台灣的時間很短。實際在台灣負責政務的人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被稱為「兒玉、後藤時代」。

1903年(明治36年),兒玉中将后继田村怡与造为陆军参谋次长(参谋总长为大山巖),日俄战争中兒玉源太郎升为大将调为满州军总参谋长,在203高地争夺战中支援乃木希典大将为战场总指挥。

1906年(明治39年),兒玉源太郎奉調回國,任命其任職中國東北「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創立委員長」。上任之後,兒玉源太郎制定了對中國東北移民50萬的計畫,以日本化東三省。任職10天後在家因腦溢血逝世。

甲午戰爭(日本方面稱為:日清戰爭)時期擔任陸軍次官,之後獲升為陸軍大將,後續也擔任過內務大臣文部大臣,並受封伯爵

生平[编辑]

1852年4月14日,兒玉源太郎出生于日本周防國德山藩(今山口縣),是武士兒玉半九郎長子,幼名百合若,後稱健。9歲時,父親為藩內守舊派暗殺,姐夫繼承了家業,後來他在革新派的支持下才繼承家名,

1868年,兒玉源太郎初次上陣,是參加戊辰戰爭,後任兵部省禦雇。大阪兵學寮(陸士前身)畢業。

1871年4月15日,初任陸軍准少尉, 佐賀之亂時他作為大阪鎮台大尉副官從軍,在戰場上負傷,神風連之亂時,他是熊本鎮台的副參謀長,以手腕高超著稱。

1877年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帶了三萬五千人包圍了熊本城,兒玉源太郎鎮守熊本城,眼看著就守不住城了,守軍中有人想起來當年從法國買了兩門炮,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時候架起炮來照著說明書開了一炮。炮彈雖然不知道打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攻城的敵兵真正被嚇跑了,不管指揮官怎麼命令,再也不肯近城一步。兒玉高興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哈哈,馬鹿野郎地跑了,統統地跑了、跑了”。

兒玉源太郎在西南戰爭一戰成名後,歷任近衛參謀副長,步兵第2聯隊長兼佐倉營所司令官,參謀本部管東局長。在他曾陪同陸軍大臣大山巖到歐洲進行軍事視察後,日本陸軍的學習對象由法國改為德國,被任命為陸軍次官,參謀本部第一局長兼陸軍大學校幹事,監軍部參謀長兼陸軍大學校校長,協助德國教官梅克爾少校訓練軍隊。

1889年8月24日,兒玉源太郎晉升陸軍少將,任監軍部參謀長。改任陸軍次官兼軍務局長兼陸軍省法官部長。

甲午戰爭開始後,任大本營留守參謀長兼臨時檢疫部長,積極策劃侵華戰爭,被稱為“日清戰爭的蕭何”。日軍攻陷平壤和黃海海戰後,由於掌握制海權後,立即組編侵華日軍第二軍。由於陸軍大臣大山巖出任第二軍司令官,他於是成為實際上的陸軍大臣,對日本侵華戰爭,從兵力部署到物資輜重,無一不躬行實踐。1895年8月20日,日本明治天皇賜其金鴟勳章及旭日重光章,並授予男爵爵位。後擢任第3師團長、內務大臣。

擔任臺灣總督期間[编辑]

甲午戰爭後,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及澎湖列島被割讓於日本。當時日本為了迅速平定臺灣,採取了剿撫並用的手法。但前三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沒能控制住臺灣,在乃木希典看來,日本治台,得不償失,軍費開支每年高達700萬日元,日本還得從中國的賠款中拿出1200萬對臺灣進行軍費補助。龐大的經費開支使日本不但沒有從臺灣的割讓中得到實際利益,反而成了日本的沉重包袱,萌生出賣臺灣的構想,並說動了當時的首相松方正義。經過一系列幕後活動,初步決定以1500萬法郎(一說一億日元)把臺灣賣給法國。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為日本首相,乃木希典正式在軍政會議上提出了《臺灣賣卻論》,要把臺灣賣給法國,甚至清朝,獲得日本外務省的支持。兒玉源太郎起立發言反對說:“我認為,臺灣係日本南部的屏障,軍事價值甚大,不能賣給法國。當初為了得到臺灣,我們費了那麼大的力,死了那麼多的人。若將臺灣賣給他國,長遠看來並不划算。至於乃木總督提到臺灣不好治理的問題,我覺得不是臺灣不好治理,而是我們管理臺灣的官員無能,如果首相覺得政府中找不到能治理臺灣的總督,我願前往。”反諷了乃木希典,伊藤當下決定由兒玉源太郎接任臺灣總督

治臺善跡[编辑]

1898年3月,兒玉源太郎到達臺灣,接任總督,他帶來一位得力助手,原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1898年3月2日,後藤新平改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此職為總督府第二高官,後改稱民政長官。後藤在兒玉的全權信任下,立即在臺灣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殖民措施,一切隨機變化,因時造就,人稱無方針主義

治安政策上,兒玉、後藤廢除了乃木總督成效不彰的三段警備制,讓警察深入民間,追緝抗日分子,政府則軟硬兼施,又採取糖飴與鞭的政策。一面招安游擊隊,大多歸順後,即不予處分,政府還給予創業津貼,命其踏入社會,尋找工作。如不投降,則殘酷鎮壓。兒玉、後藤並運用保甲制度,推行連坐法,使民眾之間互相監視,避免一般平民與抗日分子合流。

內政政策上,兒玉、後藤舉辦“饗老典”的敬老活動,如“揚文會”等重視學者的活動,也舉辦商人的表彰活動等,讓仕紳得以滿意。對於普羅大眾,兒玉、後藤充實衛生設備,大肆修建下水道,並且注意污水排放,增加民眾保健意識,保障飲用水衛生,使得臺灣人早年聞之色變的鼠疫瘟疫等逐漸絕跡。

經濟政策上,兒玉、後藤對老百姓喜歡的鴉片陋習,從肅清改為放寬至“專賣”,實行了食鹽樟腦香菸酒類鴉片等專賣制度,兒玉與後藤在臺灣努力經營、生產各種物資,使日本大獲其利,並且提出了「有關臺灣統治的既往及將來」備忘錄,揭露經營對岸的廈門港之動機,發表在廈門設置臺灣銀行支店(分行)的想法,以此為日本南進的策略鋪路。

農業政策上,兒玉、後藤又頒佈了《臺灣地籍規則》、《土地調查規則》,並對全島土地重新丈量。通過這次丈量清理,臺灣耕地面積比原來多了一倍,日本對臺灣的土地稅收入也因此翻倍,尤其是蔗糖政策,日本以前砂糖價格常常一日數漲,經過兒玉、後藤的考察,臺灣的土壤和氣候很適合種植甘蔗,所以兒玉、後藤鼓勵種植甘蔗,幾乎年年豐收,並在臺灣製成粗糖,統一收購,運往日本,進行細加工,既讓日本當局賺了大錢,也幫助了許多日本國內失業人員,還緩和了日本的糖價。兒玉、後藤在臺灣推行的一系列殖民政策,使臺灣富裕,走向現代化。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兒玉源太郎雖仍兼任臺灣總督,但已回軍部任職,與他同時上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成為臺灣實際的統治者。兒玉在臺灣任期長達8年多,幾乎是歷任總督中最長的。日本政界評價兒玉後藤開創了一個時代,奠定了臺灣殖民統治的基礎,而日本當局嘗到了甜頭,再也沒有人提起要將臺灣轉賣給他國的事了。

支助保護清國旅臺人士[编辑]

  • 1897年11月上旬,陳少白在日治臺灣臺北創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員有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期、容祺年、莊某等五、六人,並逐漸打開局面。陳少白並多次至臺灣指導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務,並先後獲取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支持與援助。[1]1900年,孫中山計劃在惠州起義,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贊同孫中山的計畫,計畫支援興中會發動惠州起義,命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協助在臺北的孫中山,兒玉提供武器,日本殖民政府名下的台灣銀行,在廈門分行的金庫的三百萬兩銀子,讓孫中山做起義的經費,等孫中山一攻惠州,兒玉就攻打廈門,日孫一起,上下夾擊。[2]後因日本內閣改組,新內閣不願意援助中國革命,首相伊藤博文怕驚動英美,叫停,惠州起義遂告失敗,鄭士良逃亡,日本人山田良政與多位興中會會員慘遭滿清殺害。孫中山於11月10日化名「吳仲」,與後藤新平同行乘「橫濱丸」自基隆航往日本。[3][4]
  • 清國革命人士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中有他於1901年與兒玉總督的對話,兒玉總督說「...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極惡之消息報君...」容閎聞而大異,急欲知所謂惡消息者究為何事。兒玉曰:「中國閩浙總督方有公文來,囑予留意,謂君設來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閎答稱:「予今在閣下完全治權之下,故無論何時,閣下可以從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願為中國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兒玉總督聞言莊重對曰:「容先生幸勿以予為中國之警吏,君今請安居於此,慎無過慮,與絕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並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臺灣在予治權之下,予必極力保護,當派兵為君防衛,不致有意外之變。」隔日果有護兵四人,夜間在容閎寓所四圍巡邏,日間逢其外出無論何時,此四兵必隨行,二居前,二居後,加意防護。容閎自述「予居臺灣數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閎認為此次與日本臺灣總督之談話,實為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之事。[5]

相關項目[编辑]

參考資料[编辑]

前任:
乃木希典
台灣總督台灣守備隊司令官
(即台灣軍司令官

1898年—1906年
繼任:
佐久間左馬太
前任:
桂太郎
陸軍大臣
1900年—1902年
繼任:
寺內正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