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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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又稱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為國家由公民社會主動參與,產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民族主義型式。此論一般認為源於盧梭,特別是自其1762年的著作「社會契約」(The Social Contract)而得名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ies)。公民民族主義被認為是對抗單一種族及文化傾向的民族主義

定義[编辑]

公民民族主義界定民族為:一個成員間彼此認同自己同屬於一個國家,並且彼此平等共享政治權力,並且支持相似的政治程序的人民團體。根據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民族的基礎並不在於每個成員有共同的種族族群上的祖先,民族反而是一個核心認同並非族群或種族的政治實體。公民民族主義的例子有法國政治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在1882年的短文「民族是什麼?」(Qu'est-ce qu'une nation?),在這篇文章中,他將民族定義為「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並認為民族的基礎在於人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志,而非共同的族群、血緣、語言或文化。這篇短文的背景是普法戰爭時法國割讓亞爾薩斯普魯士,亞爾薩斯人在文化、語言、族裔上都與普魯士的日耳曼民族比較相近,Ernest Renan的這篇短篇中,試圖以公民民族主義的角度論證,儘管文化、語言、族裔上亞爾薩斯人比較接近於普魯士人,但亞爾薩斯人已長期生活在法蘭西的憲政制度下,已是法蘭西民族的一員。因此,亞爾薩斯人的民族身分的歸屬,應該是基於亞爾薩斯人的意志而非語言、族裔、文化等。

此外,公民民族主義是一種反對排外的愛國主義,他與自由、包容、平等、個人權利等價值相容。法國哲學家Ernest Renan以及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常被認為是早期的公民民族主義者。公民民族主義者認為由各種不同族群和種族所組成的國家需要有共同的民族認同(或國族認同國家認同),其理由在於,個體要享有意義且自主的生活是需要民族認同的,並且,由各種不同族群和種族所組成的自由民主政治需要全體國民有共同的民族認同下才能適當的運作,否則自由民主政治將淪為族群鬥爭的工具,甚至導致民族分裂乃至國家分裂的結果。

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编辑]

公民民族主義來自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公民民族主義與單一種族及文化傾向的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是互不相容的,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成員的身份認同應該是取決於每個成員的自我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民族成員的身分認同取決於血緣或共同的祖先等外在條件,由此可知,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認同是由個體內在的主觀意志所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個體的民族認同是由外在的客觀條件(例如血緣、語言、文化)所決定。

公民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编辑]

台灣有關民族認同的爭議中存在著兩大傳統,分別是中國民族主義(以中國國民黨為代表)和台灣民族主義(以民主進步黨為代表)。

這兩大傳統的爭議體現了公民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這兩大民族主義傳統之間的矛盾,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認同是由血緣所決定,所謂炎黃子孫血濃於水等即為常見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這類型的論述即蘊含著種族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台灣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認同是由生活在台灣島上的每個個體的自我意志所決定,即台灣島上各個先來後到的不同族群通過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志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即台灣民族。但中華民國憲法亦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在國民全體,而國民之地位則繫於國籍,雖國籍之傳承以親屬主義為主,但亦不禁止外國人歸化,成為完全平等之國民,故中華民國國民全體,並不限於血緣關係,可備一說。

台灣政治學者吳叡人在1994年發表的〈命運共同體的想像:自救宣言與戰後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一文中,整理了美國Free Formosan's Formosa創始人之一的盧主義(筆名李天福)以「領土/公民」模式為基底的主觀民族理論,以及一脈相承之下彭明敏與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於1964年提出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認為《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解構了台灣島內1949年左右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人台灣原住民的對立關係,而將與國民黨政府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新住民(也就是非為黨國親信、握有權力、佔有高位者)的命運與所有台灣人民的命運連結起來,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須共同面對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據台的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可能給共同體造成的命運劫難。於文獻回顧中,吳叡人的文章為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理論之起點。

民進黨執政下,民進黨試圖建構公民民族主義的價值觀,在主張台獨的意識形態下,試圖發展具公民民族主義色彩的台灣民族主義,以對抗中國主導的中華民族主義。通過不斷虛化中華文化在台灣地區的主體地位,同時在理論和策略上又進行了不少改進。強化台灣島嶼的歷史、切斷兩岸歷史連結,倡導多元史觀、取代傳統的一元史觀。為了建構台灣主體性,分別建構原住民史觀淡化漢人史觀,建立本土的日治史觀淡化具中國民族主義色彩的抗日史觀,推動轉型正義瓦解光復史觀。推動多元文化並存,削弱中華文化在台灣的主體地位。廢止臺灣高中課綱微調、發展原住民文化和東南亞新住民文化、綠縣市維修並複原島內日本神社,通過倡導台灣文化多元性來稀釋中國文化。[1]

參考文獻[编辑]

  1. ^ 以政治參與破解公民民族主義台獨 2017-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