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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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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上書,指康有为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率同梁启超等一千兩百位公车[註 1]联名向北京光绪皇帝上书,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舉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背景[编辑]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國败于日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参加完乙未科會試的各省举人雲集北京,等待發榜。李鴻章伊藤博文簽訂的《马关条约》內割讓台灣遼東,賠款白銀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群情激愤。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地十八省奉天三省(中國東北)舉人接連響應,共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各省舉人與數千北京官民集於「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光緒帝

结果及影响[编辑]

虽然,上书被清朝官方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啟超等,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激励了愈來愈多的中国人,思考中國如何救亡图存於列強帝國主義,在中国歷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争议[编辑]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参见[编辑]

注解[编辑]

  1. ^ 「公車」指赴京会试举人,典故是汉代孝廉上京師察舉,皆乘「公家馬車」。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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