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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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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英語:Criminal procedure)包括偵查起訴审判與執行等作為,其主要規範於刑事訴訟法內;而一般刑事程序法[註 1]除規範刑事訴訟相關程序外,尚包括刑事法庭的組成。刑事訴訟法可能是成文法典,也可能是透過判例累積形成的規則。

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確保刑罰權的正確行使,具有以下兩個核心要旨:真實發現、公平正當的追訴程序。然而此二者經常是互相衝突的概念,因此法律的規範往往在這兩者之間擺盪,試圖找到一個平衡點。舉例而言,為了證明被告確實犯下罪行,刑事訴訟法賦予偵查機關對人民施以強制處分;但若毫無限制卻又可能會損及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如何拿捏兩者之間的分寸,正是刑事訴訟法的規範精髓,更是刑事法學界向來的爭論焦點。

刑事訴訟法作為廣義上的公法,其所隱含的宪法價值秩序即有作為規範基準的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於刑事訴訟程序往往對人民的權利進行重大干預,因此該如何從憲法的角度衡量程序的合法性、合適性,使得刑事訴訟法的規範與解釋成為憲法權利保障的規範實踐,學說上便有將刑事訴訟法稱為「憲法的測震儀」[1]

組織[编辑]

訴訟主體[编辑]

現代的刑事訴訟採辯論主義,刑事訴訟法上的訴訟主體為法院被告檢察官,其中被告可受辩护人[註 2]協助為訴訟上之防禦行為;此一審、檢、辯三方關係成為刑事訴訟的「三面關係」。

法院作為裁判者,應秉持公平、公正與客觀的精神,依職權或依兩造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在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的前提之下,正確的適用法條並作成裁判;檢察官追訴犯罪,依法應為犯罪偵查起訴,以及裁判後的執行;辯護人則本於訴訟武器平等原則,提供被告實質有效的辩护,確保被告在刑事程序中受到公平审判

另外,在二元制度下,除了「公訴」外尚有「自訴」制度,即犯罪被害人除了可以向檢察官提出告訴之外,亦得自行向法院為起訴;此時,自訴人即為訴訟上的「原告」角色,負擔原屬檢察官的犯罪舉證責任

訴訟關係人[编辑]

訴訟程序當中,非屬当事人的訴訟參與者,稱作訴訟關係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犯罪被害人及告訴或自訴代理人等等;這些人在訴訟中也享有一定權利或負擔一定義務,但不會受到裁判效力的羈束。

法院組織[编辑]

一般的刑事訴訟程序至少會有三位法官負責進行審理,其中一人為審判長,負責指揮訴訟進行;一人為主審法官(或稱受命法官),為案件的主要審理者;另一人則為陪席法官,僅為協助案件審理之用。在一些特別法庭或審級較高的法庭,則可能出現五位、甚至是多達十位以上的法官。

刑事訴訟中的一些特殊程序,如準備程序簡易程序認罪協商等,因其性質本屬較為簡化的程序,因此只會有一名主審法官。

而在陪审制參審制英语Lay judge下,部分適用陪(參)審的案件會由公民組成陪審團,與職業法官一同參與判決評議。

當法官與兩造當事人有利害關係存在,或顯有偏頗之虞時,刑事訴訟法通常會賦予訴訟當事人聲請「法官迴避」的權利。

審判權與管轄權[编辑]

審判權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對案件是否有審理並為裁判的權力,是司法主權的一種展現;管轄權則是指一個地區內,不同法院間對於案件審理的事務分配。審判權是管轄權的先決條件;假使無審判權存在,則遑論有否管轄權。

刑事案件經常引發審判權的爭議,特別是跨境案件。由於審判權具有主權的象徵意涵,因此需透過引渡協議司法互助外交手段協商解決。

再者,審判權的有無乃取決於具體法律規定,為了彰顯主權通常會採寬鬆的界定,包括普遍的「屬地主義」(犯罪地點)、「屬人主義」(犯罪行為人的國籍)和「世界主義」(走私海盗、販運毒品等重大罪行);有的甚至會擴張到補充性的「被害人國籍主義」。

程序[编辑]

刑事程序指的是審判前檢察官司法警察的偵查階段、審判中法院的審判階段,以及裁判後的執行階段。

偵查階段[编辑]

偵查階段的主體通常為檢察官,但在「雙偵查主體」制度下(如日本),司法警察有時亦為偵查主體。偵查階段,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可以違反犯罪嫌疑人的意願進行各項「強制處分」,包括傳喚英语Summons拘留逮捕限制出境及身體檢查等;但限制涉及「人身自由」與「隐私权」的搜索扣押羈押處分,則必須依據法官保留原則,由法院決定是否發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可以進行相應的防禦行為,包括委請律師辩护的辯護權、要求閱覽卷證資料的閱卷權,以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所衍生的緘默權。如果檢察官或司法警察違法取證,被告可以在訴訟中主張該證據不得作為判決的依據。

美国英国,人民被政府機關拘禁時有權向法院聲請「人身保護令」,由法院審查是否應拘禁。

中華民國憲法》第8條規定人民若被警察司法機關逮捕拘禁,必需在24小時內移送法院審問。

在有預審制度下,有「預審法官英语Examining magistrate」進行強制處分的審查及部分的偵查行為。

如果檢察官有充分理由認為被告有罪,就必須向法院起訴,此時案件就會進入審理階段。但如果檢察官認為被告嫌疑不足以認定有罪,或是被告的犯罪情節輕微,可以選擇不起訴緩起訴

審判階段[编辑]

審判階段的主體是法院,而不再是檢察官。審判中,檢察官的職責在於證明被告有罪,負有實質舉證責任被告辩护人則可以行使防禦權,要求「對質詰問」或「聲請調查證據」以提出反證。法院為發現真實,可以傳喚證人作證,也可以選任鑑定人進行「鑑定」。

刑事訴訟通常採言詞審理主義,也就是法院不可以未開庭審理就直接判決(除非是不涉及實體判決的程序事項,例如移轉管轄權);也不可以在被告未到場的情況下,就逕行予以判決。此與民事诉讼可以進行「一造辯論」的規定不同。

陪审制參審制英语Lay judge下,刑事案件的審理包含陪審團的詢問,審判長負責指揮訴訟進行;判決時,也會由陪審團依共識決多數決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再由法官裁量刑度。

審判程序通常會經歷兩個階段,一個是準備程序,這個階段通常只會有一名受命法官,進行證據調查與爭點整理,也就是整理雙方的爭執事項和證據的使用;等準備程序結束後,才會進入審判程序,進行言詞辯論日语口頭弁論。在起訴狀一本主義下,在準備程序會有「證據開示程序英语Discovery (law)」,由雙方當事人聲請,經證據辯論後由法院決定哪些證據必需開示。

如果法院認為辯論已告一段落,可以裁定辯論終結,並擇日宣判。原則上,兩造雙方必須在審判程序終結前提出主張事實和證據,不能等到言詞辯論結束後才提出。

上訴階段[编辑]

基於「有权利恆有救濟」的原則,刑事訴訟一般至少有一次上訴的機會。被告檢察官必須在一定期間內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除非上訴程式不合法、或是完全沒有提出上訴理由,否則上級法院必須再行一次審判,不可以未經審理直接駁回。

必須注意的是,上級法院有事實審英语Trial of the facts與法律審之分;一般而言最高法院都是法律審,並不會就案件的事實重新調查,而是只就法律爭議審理;如果法院認為前審認定事實有誤,不會直接判決,而是會發回原審法院重新審理。

一旦判決確定,就會對個案產生最終的拘束力,稱為「既判力」。如果是有罪判決、或是無罪判決但宣告保安處分的案件,就會進到執行階段。

執行階段[编辑]

執行階段的主體並非法院,通常是行政机关檢察官。一般執行刑罰包括沒收罰金拘役徒刑死刑;沒收和罰金由檢察官直接指揮執行,徒刑則會指定日期發交入監,死刑則通常會先收押至監獄看守所,待司法首長或國家元首簽署執行令後再執行。

一般對於執行徒刑的受刑人皆有假释制度使其提早適應回歸社會。在台灣,得易科罰金案件則是由執行檢察官決定是否易科罰金,或是直接執行徒刑或拘役。

原則[编辑]

控訴制度[编辑]

又稱審檢分立,意指偵查审判的概念分別獨立,檢察官負責犯罪的偵查、起訴和論告,法院則就兩造提出的證據與主張釐清事實,並作出裁判。古代东亚歐洲封建王朝所採行的審判制度為糾問式訴訟,裁判官往往兼負追訴犯罪的職責,形成「球員兼裁判」的狀況;但這樣的方式對被告而言並不公平,因此現代國家多採控訴制度,將審判與偵查分離。

現今世界普遍分為以下兩種刑事審判體系:

  • 職權進行主義

大陸法系多採此種制度,刑事審判的進行由法院主導,在證據調查方面,除了根據兩造雙方提出的證據外,法院可以基於發現真實的目的,依職權主動調查證據。

  • 當事人進行主義

英美法系多採此種制度,刑事訴訟的程序由雙方当事人主導進行,法院僅基於中立角色指揮訴訟;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僅根據雙方提出之證據而為裁判,不得主動調查證據,以免有違公平審理。

控訴制度又衍生出不告不理原則,在當事人主義指的是法院不能擅自審理、調查兩造所未主張之事實;在職權主義則是指法院不能審理當事人請求以外之事項,否則即會構成訴外裁判。兩者差異在於,如果是起訴狀內未記載、但與本案事實具有同一性的部分,在當事人主義的理解下由於非當事人所提即之事項,因此法院不得為審理;至於職權主義下只要未溢出同一案件的範圍,法院即得基於職權主動審理。

無罪推定原則[编辑]

無罪推定是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最為核心的原則,被告在被證明有罪以前,必須推定其是無罪的。基於此原則,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以證明被告確實有犯罪;倘若檢察官無法使法官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即應判處無罪

不自證己罪原則[编辑]

美國法上被稱為「不自證己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指被告沒有義務證明自己有罪,國家不能要求被告積極配合刑事追訴,否則即與公平審判精神相違背。其主要體現於被告的緘默權

公開審理原則[编辑]

刑事審判必需公開,以確保審判權的正確行使。但涉及性犯罪青少年犯罪等案件,基於保護被害人與未成年人的目的,則例外不公開。

證據裁判原則[编辑]

證據裁判主義是現代訴訟的核心基礎,法院必需根據兩造提供的證據,或自為調查之證據而為裁判,不得在無證據的情形下將被告定罪。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證據法則至為重要,證據必需合法取得,且具有「證據能力」者,才能作為判決依據使用。而證據法則之下又衍生諸多子原則:

  1. 證據排除法則:指違法取得的證據不得作為法庭上的證據使用。
  2. 自白法則:指被告的自白如果不是出於自由意志,例如遭刑求詐欺胁迫或疲勞訊問所取得之自白,即不具證據能力。
  3. 傳聞法則:传闻证据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但傳聞法則多探討的是傳聞證據可以被使用的例外情形。

罪疑唯輕原則[编辑]

這是一個兼具實體法程序法的概念,指在證據不足的情形,如果法院對於犯罪事實不能形成合理懷疑,僅能為有利被告的認定。

一事不再理原則[编辑]

一事不再理又可稱為一罪不二罰,是指針對行為人同一個犯罪行為僅能實施一次刑罚,如果先前已經就同一案件的事實為审判者,該案判決即產生既判力,不得就同一犯行再為審判。

參見[编辑]

腳註[编辑]

註釋[编辑]

  1. ^ 刑事程序法以《刑事訴訟法》為主要規範,另包括一些特殊程序或法庭組織的特別程序法
  2. ^ 通常為律師,但依具體法律規定而有不同;如果不是在律師強制代理制度下,辯護人不一定是律師。

引註資料[编辑]

  1. ^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作為應用憲法. 刑事訴訟法(上冊) 八版. 台北市: 新學林出版. 2017年9月: 16–17. 
  2. ^ 胡慕情. 無癒之傷:北捷殺人案的對話邊界. 端傳媒. 台北. 2016-10-25 [2019-04-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27) (中文(臺灣)). 

參考文獻[编辑]

  • Craig M. Bradley: Criminal procedure: A worldwide study.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Durham, NC 2007, ISBN 978-1-59460-244-3. (德文)
  • Philip L. Reichel: Comparativ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A Topical Approach. 5. Auflage. Prentice Hall, 2007, ISBN 978-0-13-239254-9. (德文)
  • André Kuhn et Joëlle Vuille, La justice pénale : les sanctions selon les juges et selon l'opinion publique, Presses polytechniques et universitaires romandes, 2010, 128 p. (ISBN 978-2-88074-898-2), p. 14. (德文)
  • André Kuhn et Joëlle Vuille, La justice pénale : les sanctions selon les juges et selon l'opinion publique, Presses polytechniques et universitaires romandes, 2010, 128 p. (ISBN 978-2-88074-898-2), p. 13. (德文)

延伸閲讀[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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