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謂言之不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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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謂言之不預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术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的外交警告,被广泛視為其準備開戰、動用武力的信號。

近現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通过官方報刊和言論渠道多次在關鍵時刻运用该术语,使其被賦予了獨特政治敏感性。该语句在历史上曾被运用三次,在作出宣示后分别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珍宝岛事件中越战争三次武装冲突。

出处[编辑]

“言之不預”,很可能是從一個更古老的詞“言之不乂”轉化來的。在《尚書·洪範》中,即有上天的各種徵兆,“恭作肅,從作乂,……”、“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陽若;……”其中“乂”解釋為旱災,因為有不順從的事發生了。 《後漢書·五行志》也有载“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指說的話不管用、不能治事。而在唐代《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中,也提及“臣聞旱蝗者,稽諸《洪範》,為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

直接出現“言之不預”這個詞,最早的文獻可見于康熙41年(1702年)上諭《訓飭士子文》说道:“……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聼之哉。”(其中“言之不預”又作“言之不豫”。)推測可能是類似“逃之夭夭”發明自《詩經·桃夭》“桃之夭夭”,讀音相近,意思發生了變化。這篇上諭是清代讀書人都要認真背誦的東西,因此後代士子引用這一句是很自然的事了。

之後清代的公告、上諭中多引用此語。乾隆58年(1793年)敕諭英吉利國王:“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枉勞往返,勿謂言之不預也,其凜遵毋忽,特此再諭。”而嘉慶朝(1796~1820年)鄂山在甘肅的招撫佈告则写道,“某某等,皆王法所必誅。然予初蒞任,應施寬法,暫弛其死。今與眾約,如有再干禁例者,必殺無赦,莫謂言之不豫也。”此外,林則徐于1839年所作的《札飭嚴辦東路賣菸船由》亦写“……白簡具在,咎有攸歸。毋謂言之不預也。特札。”另外林還有《諭洋商責令夷人呈繳煙土稿》、《示諭夷人速繳鴉片煙土四條稿》、《會諭同知再行諭飭義律繳土交兇稿》等,用了“毋謂言之不早也”的句子。

再後,太平天國的一些佈告也出現過類似的句子。1861年11月23日,《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勸太平子民各知效順佈告》写道:“……如若遲疑觀望,三日以內,不行齊來納款輸誠,則我大軍一到,難免滋擾之弊。爾民其自思量而行,勿謂本藩言之不預也!特此諄諭,咸使遵知。”同时,太平天国时期李秀成《再致上海各领事书》(1862年)。晚清李伯元所著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十九回(約1900年前後)[1]中整治吏治的傳諭中也以該句結束。

“勿謂言之不預也”,其意思並不複雜,為「事后别后悔,不要说没跟你事先警告过」。原多用在上級對下級進行敲打警告;這樣半文言、半白話的句子,用於外交辭令,則既含有蔑視之意,又顯得颇有內涵、文雅有禮、先禮後兵。文白的轉換,使對方需细加琢磨,令其似懂非懂,起到了提醒的作用。但又很容易忽略其真實含義,則往往準備不足、失於應對。

外交运用[编辑]

中印边境战争[编辑]

  我国政府在21日向印度政府提出的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中,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停止进攻,立即从扯冬、择绕桥等地撤出印军,并且保留要求印度政府道歉和赔偿的权利。如果印度政府不立即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那么,为了保护择绕桥以西中国边防部队的安全,为了恢复他们同后方的联络,中国方面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如果印度部队在中国部队的防御行动中仍然开枪射击,则中国部队必将坚决自卫,而印度方面在中国自卫火力下的任何伤亡,都必须由印度方面自己负完全的责任。
  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2]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英属印度对中印边界的划分,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长期未能达成一致。

1962年6月起,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前进政策,声称中国不应占据西藏。中方称印军向中国边防军开枪攻击,中国军人死伤数十人,同时印军开始进入中国境内建立军事哨所。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警告印度尼赫鲁政府,立即从边境撤军,否则中方将使用武力。[2]

10月20日,印方称中国军队攻击印度,中印边境战争开始。是次战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术性胜利而告终,最后双方退回实际控制线停战。

珍宝岛事件[编辑]

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在边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从对骂到推搡、棍棒武斗等。新华社于1967年7月3日发表通讯,指出“就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人员在我国非法进行窃取情报的活动我国外交部向苏修提出强烈抗议”,文章结尾处更是点明“勿谓言之不预也”。[3]

从1968年开始,中方准备在中苏东部边界进行武装行动。1969年,在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3月在珍宝岛进行“珍宝岛反击战”,为在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定基调。在筹划时说要立足于小打,“规模尽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即这是一场局部的边界冲突!”

1969年3月间,双方在岛上发生武装冲突。事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的胜利告终,中方在事件后实际控制了珍宝岛。事件致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珍宝岛一役后,苏联高层曾多次商讨要对中国进行报复,并明确发出先发制人和核打击的威胁,中方也作出相应舆论回击。这使得使得珍宝岛事件成为继古巴导弹危机后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之一。

中越战争[编辑]

  越南当局在反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够远了。中国人民的忍耐和克制是有限度的,中国不欺侮任何人,也决不允许别人欺侮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说了的话从来都是算数的。我们要严正警告越南当局,如果你们仗恃有苏联的支持,得寸进尺,继续恣意妄为,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

《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4]

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冲突,差点引发大规模战争。此后,中国与苏联持續处于敌对状态,而中美关系則开始正常化。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出于牵制中國的目的,1978年11月3日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中南半岛的扩张。

1975年前,河内政府對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對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權并未提出正式异议。但1975年河內政府统一越南之后,不仅接收了原西贡政府控制下的南海岛屿,还对位于中越边境的陆地、南海諸島提出主权要求。而其对南方的私人企業收歸國有,致使为数不少的华侨华裔被没收财产,并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许多平民遭到秘密逮捕和肆意杀害,迫使许多人不得不抛弃财产甚至家人逃亡。[5]在一些“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无穷尽的“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离开越南。由於無法容忍越南當時這種非人道的反華行為,中國政府一方面對於越南發出譴責,另一方面接收了大量淪為難民的越南華僑。[5]到1978年,中越边境上频繁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中方認為越方上述种种举动威胁了中國国境安全和影响了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为了捍卫主权,惩治侵略者和保護華僑權益而對越進行自卫还击战。

1978年9月起,中越双方开始相互指责对方军队越界。《人民日报》于1978年12月25日的圣诞节当天发表社论,警告越南方面不要轻举妄动、得寸进尺,表达了中国方面的开战意图。[4]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命令》,决定于2月17日拂晓,从广西、云南方向同时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流行文化[编辑]

除了作為中國大陸軍迷口頭用語,在萌化政治作品的動漫那年那兔那些事中,“勿謂言之不預也”也作为台词較多出現,在作品的周边手機遊戲中,本句作為部分解放軍角色的攻擊預設台詞。

个人言论[编辑]

釣魚台紛爭白熱化後,2013年11月,解放军退役少將、原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罗援在接受人民網訪談時表示,中国对日礼数已尽,我军说话算话,勿谓言之不预也。然而這屬於個人言論,並未以官方紙版社論或是外交部文件方式發出。[6]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
  2. ^ 2.0 2.1 是可忍,孰不可忍. 北京: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社. 1962年9月22日. 
  3. ^ 《新华社每日电讯》1967年7月3日北京电. 北京. 新华通讯社. 1967年7月3日 (中文(中国大陆)‎). 
  4. ^ 4.0 4.1 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北京: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社. 1978年12月25日. 
  5. ^ 5.0 5.1 William J. Duiker. China and Vietnam: the roots of conflict.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年. ISBN 978-0-912966-89-2. 
  6. ^ 罗援谈钓鱼岛问题:对日礼数已尽 我军说话算话 ,人民網 2013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