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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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的总死亡人数在中国及日本史学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陆军从上海开赴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尽管继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后有大量中国战俘和平民遭到日軍的集體屠杀,但具体死亡人数仍然有爭議。自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出版以来,估算大屠杀的大致死亡人数一直是学术辩论的主要议题。

日本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范围不等的数字,但除了对证据的不同解释外,在界定大屠杀的范围以及判定谁属于“大屠杀遇难者”方面依然爭辯不斷。认为大屠杀发生的地理范围更大以及持续时间更长的歷史學家往往对“大屠杀遇难者”的划分更为广泛,他们一般对死亡人数的估计较大。而最低的估計是日本学者秦郁彦英语Ikuhiko_Hata主張的死亡人数为至少4万,他辩称南京大屠杀仅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初发生在南京城內,只有特定的平民和解除武装的战俘才可以被列为“大屠杀遇难者”。相反地,历史学家笠原十九司英语Tokushi Kasahara估计的死亡人数為20万左右,他论证南京大屠杀于1937年12月4日至1938年3月底发生在南京城及其周边农村一帶,他認為那些被殺的中国士兵应當与所有遇害的中國平民和战俘一起被列为“大屠杀遇难者”。

加拿大的日本裔學者若林正認為“最可靠”的南京大屠杀死亡数据是“4万至20万之间”[1],尽管日本修正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更小或更大的数字。

背景[编辑]

1937年7月,中日两国于中国北部爆发战争,截止8月,战火已蔓延至上海[2]。在占领上海后,日军决定于12月1日继续其军事行动,推进至上海以西约300公里的中国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3]。尽管日军成功包围了南京并于12月13日击败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守军,但城市内只有少数的中国军人正式投降[4]。他们扔掉军装和武器,藏在平民百姓之中[5]。在随后对南京的占领期间,日军在全市范围内追捕藏匿的中国军人,并在很多情况下当场处决[6]。与此同时日军士兵犯下了杀害平民、强奸、纵火、抢劫等罪行[7]。这些事件统称为南京大屠杀[8]

早期估计[编辑]

日本人洞富雄是第一位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家。

南京大屠杀发生不久,国际上出现了首次报道[9],对总死亡人数的第一次估计刊登于1938年1月24日的《新中国日报》[10]。澳大利亚记者哈罗德·田伯烈英语Harold John Timperley指出有大概30万中國平民被日軍杀害[10]。然而,田伯烈这一数字可能来源于法国人道主义者饶家驹神父,大屠杀刚发生时他仍在上海[1],所以这個估計可能也包括當時淞沪会战時日軍在上海至南京一帶對当地中國平民的屠殺[11]。田伯烈在同年晚些时候出版的《日军在华暴行》(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一书中提到了另一个数据,他援引“一名大学外籍教员”的说法指出“至少4万手无寸铁的平民在南京城内或城墙附近死亡”[12]。这一信息的来源为定居南京的美国人迈纳·舍尔·贝德士,基於红卍字会的一個埋葬记录[13]。但是貝德士的這一數據來源單一,很有局限性,顯然只是大屠殺的冰山一角。

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两个估计常常被记者和媒体引用。例如, 埃德加·斯诺在他1941年出版的著作《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China)中称在南京城內超过4万2千人遭到屠杀,在南京与上海一帶总共有约30万人遭到屠杀,这显然是基于这些估计[14][15]。1944年电影《中国战役英语The Battle of China》指出有至少4万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16]

另一个早期的估计出自中华民国国营的中央通讯社,其在1938年2月报道日本曾在南京屠杀了6-7万战俘[17]。有日本學者指出,同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声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了至少两万名平民[16]。不过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在1942年的一次演讲中将死亡人數確認為“超过20万”[18]。另有日本學者發現“1938年中国共产党红军宣稱至少4万2千人死亡”[16]。當時,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德国负责人约翰·拉贝估计至少有5-6万中国人在南京遭到屠杀[19]。雖然拉貝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的慘況,但《拉貝日記》中對於死亡人數估計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因為拉貝對死亡人數的估計無法涵蓋整個南京城以及城外發生的大規模的對中國戰俘和平民的屠殺,拉貝顯然大大地低估了死亡人數。

1945年中日战事结束后,这些估计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所取代。后者公布的死亡人数超过30万,法庭也记录了包括43万在内的其他估计[2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总结的大屠杀受害者为15.5万,不过在对松井石根将军的判决中这一数字被修正为“超过10万人”[16][21]。然而,在这些审判中,控方并未下太大功夫来验证他们对死亡人数的准确估算,而且一些所謂“有疑点”的数据被采纳[1][21][22]。這也為後來日本右翼分子為二戰侵略歷史翻案提供了機會。

第一位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进行学术性估计的是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他在1967年的著作《近代战史之谜》(日語:近代戦史の謎)中主张的死亡数字为20万[23]。从那时起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一直是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的研究者们爭辯的主要议题[24][25]。但是,有學者認為,辩论中感性的论證和政治干預往往阻碍了所謂的研究者們对南京大屠殺的總死亡人数达成學術共識[26]

来源及应用[编辑]

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历史学家大卫·阿斯丘(David Askew)認為现代历史学家可以以四种类型的来源为基础计算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第一种来源是口述历史,但阿斯丘声称这是“研究这一事件最成问题的方法”,並且阿斯丘把他认为的所谓“问题”归因于中国目击者证词与日军证词之间的“巨大差异”。[19]

第二种来源是中国慈善机构的埋葬记录[1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称,根据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等慈善机构的统计,南京陷落后总共有155,300具尸体被埋在南京及周边地区[1],不过很多日本的历史学家现在开始质疑崇善堂埋葬记录的准确性。学者阿斯丘认为被崇善堂埋在南京及周边的尸体数目可能仅为17,500[19],而军事历史学家山本昌弘提出的数字为43,000[27]。相比之下,笠原主要支持IMTFE得出的数目更大的遇难者埋葬估算,虽然他认为并非所有崇善堂的数字都准确无误[28]。笠原与山本也都注意到慈善机构的埋葬记录可能会夸大或低估大屠杀的真实死亡人数。一方面,他们质疑慈善机构埋葬的统计数据可能加入了中国士兵的死亡人数,从而扩大了总死亡人数。另一方面,各个慈善机构没能统计大量被日军销毁的遇难者尸体,从而大大地低估了死亡人数。[27][29]

第三类来源是日本的军事记录,其中记载着日本军队处决中國战俘的情況。雖然其記錄的處決中國戰俘的證據確鑿,但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學者阿斯丘對此竟然辯称“日军常常夸大这一数字”[19]。日本作家板仓由明日语板倉由明[19][30]分析了日本军队的部分纪录,并在他的所謂统计结果上乘以0.6以均衡所謂夸大的部分,竟得出了1.3-1.9万遇难者的超低数据[16][31]。虽然秦郁彦也使用了所謂的日本军事记录来估算死亡人数,但他并没有像板仓那样宣称考虑“夸大”的部分[31]约克大学的日本裔學者若林正(Bob Wakabayashi)认为日军处决戰俘的记录表明,至少29,240人或者更可能是超過46,215人在南京作為戰俘遭到日军殺害[1]

日本军方的记录是估算日军士兵屠杀中国战俘的数目的重要来源,但日軍屠杀中國平民的数目更加难以确定。大卫·阿斯丘提出的最后一类来源是数据采样,虽然只开展过一次这样的调查——刘易斯·S·C·史迈斯英语Lewis S.C. Smythe的“南京地区战争损失”,但它是記錄日軍暴行中平民死伤的重要文件之一[19][32][29]。史迈斯的调查显示,南京城内超過1.2万名平民以及城外农村的26,870人被杀[29]。不过一些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史迈斯的数字低估了真实的平民死亡人数。笠原断言史邁斯的所謂调查大大低估了死亡人数,部分原因是史迈斯只调查了一些有人住的房屋,因此跳过了那些房屋完全破坏或无法返回的家庭的住房。相反,日本學者北村稔日语北村稔觉得鉴于史迈斯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懷疑他可能将数字有所抬升。[33]

此外,1937年12月南京的总平民人口和防御此城市的中国守军规模被用作计算死亡人数的基础,但这一问题因对这两个数字大不相同的估计而变得复杂[24][34]。例如,笠原十九司认为1937年时,作为首都的南京有至少40-50万平民和15万士兵[35];但日本立命馆大学的阿斯丘则声称僅有20-25万平民和73,790至81,500名士兵[36][37]

在笠原最终的分析中,他考察了日军士兵记录的文件与日记,并得出结论至少有8万名中国士兵和战俘,或者可能超过10万被日军屠杀,这是预计的15万总兵力的大多数。笠原指出史迈斯的调查证明南京城内最低限度有1.2万普通市民遭到屠杀,而同时代的其他来源给出的数字为5-10万,南京城外另有至少26,870平民被杀。笠原的一般結論是,死亡人数一定已经远超10万,并有可能在20万左右[29]。他给出的更具体的范围是16-17万[38]

对比之下,日本学者秦郁彦估計出來的數據要低很多,他推測在10万中国兵力中只有3万名中国战俘被屠杀。日本学者秦郁彦雖然使用了史迈斯的有1.2万名平民丧生的数据,但他卻聲稱也许只有8千人可以被证实为“大屠杀遇难者”。根据他所謂的被埋在南京及周边的4万具尸体,日本学者秦郁彦估计战俘与平民的死亡人数“在3.8-4.2万人之间”。[32]

大屠杀范围的争论[编辑]

在提到不同的学者用迥异的方式划定大屠杀的時間與空間範圍时,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学者阿斯丘(David Askew)宣稱:如果使用两个完全不同的定义,那么对死亡人数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19]。為了對一些日本學者對於死亡人數過低的估計進行合理化,日本立命館大學的阿斯丘聲稱“不同的定义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推测”[19]

中国士兵和战俘列为屠杀遇难者[编辑]

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个学术认定将大屠杀遇难者定义为所有在南京及周边地区被日本军队杀害的中国人,包括战死的中国士兵。这一定义受到了洞富雄和其他早期学者的支持。1986年,日本學者秦郁彦第一次对这一定义提出质疑,他认为在战场上阵亡的中国军队属于南京战役的一部分而非南京大屠杀,只有平民和缴械投降的战俘才应当算作大屠杀遇难者。[39]

之后笠原提出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定义。他同意秦关于积极参与作战的中国军人并不算大屠杀遇难者的意见,但他同时也把在战场上没有积极抵抗而阵亡的中国军人纳入其大屠杀的定义中,并指出很多中日军队之间的对抗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更像是一边倒的屠杀[40]。例如,日本士兵杀死了大批试图横渡长江逃离战场的中国士兵。许多包括笠原在内的历史学家认为像这种日军向撤退部队开枪的行为是暴行,而秦把它们看作战斗而非屠杀[41]

相比之下板仓由明采用比秦更为严格的标准,主张只有被俘并被处决的身穿军装的中国军人才可被列入大屠杀遇难者中[40]。他认为扔掉军装的中国士兵是被依法处死的,因为战时法律并不适用于他们,但这种推理引发了其他历史学家激烈的争论[42]。大多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承认日本军队杀害了大批中国战俘,但他们认为这些是合法的处决[43][44],这种说法遭到主流历史学家的谴责[45][46]

地理范围与持续时间[编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出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攻陷后的部分地区,之后一直持续到1938年2月初[47]。虽然许多人仍然支持IMTFE定义的大屠杀的地理范围,但1984年记者本多胜一第一次发出了反对的声音[48]。本多认为日军于12月13日到达南京城时暴行并非突然开始,而是连续过程的一部分,这开始于11月初日军离开上海不久。本田相信所有这些“去往南京路途上的”暴行都是大屠杀的一部分[19]

1997年笠原拟订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定义,他的理由是南京大屠杀应包括当时被称为“南京特别行政区”的整个区域。这一区域不仅涵盖了自12月13日起被日本占领的南京城,还包括围绕它的6个农村县,即江宁溧水句容江浦六合高淳[49]。这一定义虽然比IMTFE的大得多,但它仅包括“南京”,不包括本多所指的苏州无锡等的上海郊区城市[50]。笠原认为纳入南京周边农村地区使大屠杀遇难者增加了至少3万[38]

但是,把南京大屠杀的定义扩大到南京城以外的周邊地区并非没有争议。本多胜一提出的论点被一些参与辩论大屠杀的日本学者视为本多“部分承认失败”[48]。在那些日本學者看来,本多曾提出仅在南京城内就有超过10万人遭到杀害,但他并未证实自己的主張,“因此他延长了大屠杀的界限直到更广区域更大的死亡数字”[25][48]。法国历史学家让-路易斯·马戈林法语Jean-Louis Margolin(Jean-Louis Margolin)批判了本多的說法,并指出:“以我们目前所知,这样大的面积是不可能得到有说服力的数字的,这样的方法可能被视为‘试图模糊绝望的辩论’”[51]

除了地理范围外,笠原等历史学家不認為大屠杀在2月初就结束了,而是把结束日期認定为3月28日,但这么长的时间范围受到了日本的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的反对[52][53]

日方观点[编辑]

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的20万大屠杀遇难者的估计首次遭到记者铃木章的质疑,他提出有“数万人”遭到杀害[54]。不久后一些日本右翼陣營的修正主义者宣称,“根本没有大屠杀发生”[54],并根據這一極端主張而進行所謂的學術研究。在日本,根据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估计的不同,所謂研究最终分为三大阵营:“幻覺”派否认南京大屠杀;“大屠杀”派相信有数十万人死亡;“中间路线”派认为死亡人数为数万[19]

然而,当《诸君!日语諸君!》杂志调查每一“派别”的成员,询问他们对大屠杀的意见时,许多所谓的“中间派”主张非常低的遇难者总数,包括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日语中村粲、记者樱井良子以及研究员田边敏雄,他们主张的遇难者为1万,另军事历史学家原刚日语原剛 (軍事史家)提出的数字为2万[55]。回顾此次调查,日本立命馆大學的學者阿斯丘(David Askew)的结论竟然認為,除了原刚外,所有的“中间路線派”对日軍暴行的否认都是“有效的”[19]。但是海外的日本裔學者若林正則将标准提高,认为另一日本學者秦郁彦提出的4万遇难者的估计是对死亡人数的最低合理估算,并且认为低于这个数字的任何估计都是在企图淡化日軍暴行造成的伤害[1]。今天,一些所谓“大屠杀派”的日本的历史学家对他们的死亡人数估计有所降低,他们现在主张“超过10万”的数字,而不是原来20万的共识[19]。根据历史学家等松春夫日语等松春夫和H.P.威尔莫特(HP Willmott)的说法,另一些日本学者現在開始认为“多于4万名的大屠杀遇难者”的估计是“最可靠的学术估计”[56]。總之,伴隨著日本政治和社會近年來的整體右傾化,對於南京大屠殺,日本的歷史學家們現在的總研究趨勢便是對歷史證據提出各種質疑,盡量降低對死亡人數的估計,以至於有的日本學者通過扭曲歷史事實而直接否認大屠殺的存在。

中国政府立场[编辑]

300000受害者的数字写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墙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立场是,3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南京一帶遭到日軍屠杀[57]。最初,这个数字被普遍承认为包括因大屠杀遇难的中國平民和被日軍集體殺害的中国戰俘,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這個數字被進一步確認为仅包括大屠杀遇难者[18]

一些日本的學者質疑这一估计“被夸大”了[1][24][58]。这一数字最初基于南京军事法庭的裁决,包括155,300具尸体的埋葬记录加上72,291具被毁的尸体总共有279,586名死者。但是日本裔學者若林正认为这一计算有“明显错误”[1]。而且,这一估计还包括对日军在幕府山杀害57,418名中国战俘的指控。但是日本學者山本昌弘認為在幕府山被屠杀的战俘僅在“4千到2万人之间”[59][60]。它还包括据称被崇善堂掩埋的112,266具尸体。不过如今有一些日本的历史学家聲稱崇善堂的记录,如果不是捏造的,至少也是“夸大了”[1][61][62]。海外的日本裔學者若林正根据这一点推測而聲稱:“超过20万的估计是不可信的”[1]。另一位日本学者秦郁彦則认为30万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是中国战时苦难的一个代表,而不是“一个字面意义的数字”[63]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一直对30万遇难者的估计保持堅定立场[19][64]。中国的歷史學家們認為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都傾向於维持中國官方確認和公佈的遇難者数字。因此,有日本學者质疑,“中國政府对提出另一种数字的學者进行审查”[65]。研究中国的加拿大历史学家傅佛国(Joshua Fogel)更站在日方一邊,指责某些中国人“夸大死亡人数”然后“压制有异议的人”[66]

2006年,澳大利亞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學者卡兹·罗丝(Kaz Ross)“匿名采访”了南京的一些所謂研究人员,了解他们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私人意见”[67]。卡兹·罗丝指出“有的中国學者的估计偏向15萬左右”,但她並沒有公布其“匿名採訪”的細節,無法證實其採訪的可靠性。卡兹·罗丝还猜測,他们担心公开討論或許“将不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67]。与中華人民共和国官方有所不同,台灣方面发布的抗日战争历史曾估計南京大屠杀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68]

西方观点[编辑]

在2000年以后,西方学者已很少研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大多数西方资料只是重复早期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估计,包括20世纪40年代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20万人以上,以及贝德士提出的至少7万人等的说法[69]。在《剑桥中国史》中,劳埃德·伊士曼(Lloyd Eastman)聲称死亡人数“至少4.2万”[70]。而军官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在他的著作《中日战争,1937-41》中,估计超过20万中國平民在南京大屠殺中死亡[71]

加拿大歷史學家戴维·布鲁斯·麦克唐纳(David Bruce MacDonald)认为超过10万名遇难者的估计可能更准确[72]。爱尔兰學者LM·卡伦(LM Cullen)则主张死亡人数为数万“可能是最可信的”[73]

死亡人数估计[编辑]

一些日本學者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各類估算为大屠杀遇难者在4万至20万之间[1][74]。但有的日本學者的估計更是誇張到低於4萬。下表列出了一些机构和學者的各種估计。

个人或团体 总屠杀人数估计 被屠杀的平民 被屠杀的士兵 有关杀害中国军人的注释 考虑的范围及持续时间 来源
孙宅巍 40万人 南至杭州湾、北达陇海线、西至津浦路、东至大运河的大南京地区 [7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30万人以上 仅南京城及其城牆外附近 [57]
中华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30万人以上 南京城與其近郊,遭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以及零星屠杀人数,至 1947年3月10日 [76]
中華民國國軍歷史博物館 30萬人 僅南京城,1937年12月下旬起「清街運動」開始後。 [77]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20万人以上 僅南京城,时间限定在在日军占领最初六个星期内,但未包括日军毁尸灭迹的死亡人數(如焚燒尸體、抛入长江等) [76]
洞富雄 20万 8万-10万 10万-12万 包括所有在战斗中阵亡的中国人 南京城与其近郊,1937年12月初至1938年1月底 [23][78]
藤原彰日语藤原彰 20万 包括所有在战斗中阵亡的中国人 南京城、其近郊与6个周边县,1937年12月初至1938年1月底 [79]
笠原十九司英语Tokushi Kasahara 17万以上 9万以上 8万以上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包括在战场上未立即还击而被杀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其近郊与6个周边县,1937年12月4日至1938年3月28日 [40][52][38]
吉田裕日语吉田裕 (歴史学者) 10万以上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包括在战场上未立即还击而被杀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其近郊与6个周边县,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3月 [41][80]
本多胜一 10万以上 僅南京城, 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 [81]
江口圭一日语江口圭一 10万以上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南京一帶, 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 [82]
让-路易斯·马戈林 9万 3万 6万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与其近郊,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初 [51]
山本昌弘 1.5万-5万 5千-2万 1万-3万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与其近郊,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初 [41][83]
秦郁彦英语Ikuhiko Hata 4万以上 1万 3万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与其近郊,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初 [16][40][47]
迈纳·舍尔·贝德士刘易斯·史迈斯英语Lewis S.C. Smythe 7.2万以上 4.2万以上 3万以上 仅包括红卍字会掩埋的缴械战俘与红卍字會核實并掩埋的平民遇難者的死亡人數;不包括其他平民遇難者的死亡人數,也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僅南京城及其城墻外附近,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初 [84]
偕行社日语偕行社 3.2万 1.6万 1.6万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与其近郊,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初 [16][85]
原刚日语原剛 (軍事史家) 2万-3万 几千 约2万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与其近郊,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 [86]
F·蒂尔曼·德丁英语F. Tillman Durdin 20万 2万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与其近郊,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初 [87]
北村稔日语北村稔 2万 约2万 包括所有缴械战俘;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与其近郊,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初 [88]
板仓由明日语板倉由明 1.3万-1.9万 5千-8千 8千-1.1万 不包括所謂4000名未穿军装被俘虏并处死的中国士兵;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中國士兵 南京城与其近郊,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初 [16][40][89]

对受害人数的关注[编辑]

关于大屠杀死亡人数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以致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质疑它的实用性,原因是对具体死亡人数过度的诡辩会分散对大屠杀其他更重要方面的研究[24][90]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杨大庆认为“对数字的痴迷会使暴行抽象化,从而逃避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的成因与责任的严格审查”[91]卡罗尔·格卢克英语Carol Gluck也认为“最关键的历史问题仍然是道德问题:普通的日本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对死亡人数的数理性争论和比较暴行的差别解决不了这一点。”[92] 不过,日本學者山本昌弘在他的著作《南京:暴行剖析》中反驳了格卢克的说法,辯称:“要确定日本的责任的程度与性质,格卢克所称无关道德问题的‘对死亡人数的数理性争论和比较暴行的差别’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牢固树立‘历史特殊性’后日本的责任才可以明确界定。基于明确定义的责任才可能有“道德”问题的答案。”[92]

参见[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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