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使用了标题或全文手工转换

卢旺达种族灭绝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卢旺达大屠杀
跳到导航 跳到搜索
盧旺達種族滅絕
Nyamata Memorial Site 13.jpg
卢旺达雅玛塔大屠杀纪念馆
位置 卢旺达
日期1994年
目標圖西族
類型種族滅絕屠殺歧視
死亡500,000–1,000,000人[1]
主謀讓·坎班達英语Jean Kambanda巴戈索拉英语Theoneste Bagosora領導的胡圖族政府

盧旺達種族滅絕發生在位於東非盧安達,是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進行的盧安達大屠殺,從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2]的100天裡,盧旺達700多萬人口中約有50萬到100萬人被殺。

屠殺的背景是胡圖族的政府軍與圖西族的盧安達愛國陣線之間的盧安達內戰英语Rwandan Civil War。在1990年由圖西族難民組成的反政府集團盧旺達愛國陣線從烏干達攻打盧旺達北部,旨在推翻由胡圖族領導的政府。在盧旺達內戰期間,非洲法語國家和法國支持胡圖族,烏干達支持圖西族。這加劇了盧旺達國內種族之間的緊張氣氛。在盧旺達政府控制的媒體鼓吹下,許多胡圖族人開始著迷於名為“胡圖人权力”(Hutu Power)的意識形態。該意識形態宣稱圖西族希望奴役胡圖族人,因此胡圖族人應當不惜任何代價來平定圖西族的騷亂。內戰中圖西族軍隊佔領了盧旺達北方,驅逐北方的大量胡圖族人離開家園。而在胡圖族控制的南方,胡圖族定期屠殺圖西族人。由胡圖族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领導的盧旺達政府迫於國際壓力,在1993年簽訂了停火協議,這個協議也叫作《阿鲁沙协议》(Arusha Accords)。

在1994年4月份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疑似被圖西族暗杀,在卢旺达国内引发暴力冲突。胡图族人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人(其中也包括支持和平的胡图族人作为叛徒被杀)。这次种族大屠杀由胡图族组织阿卡祖(Akazu)策划,这个组织中的许多成员是政府高级领导人。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当地媒体都支持屠杀。除了军队,对大屠杀负主要责任的还有两个胡图族民兵组织:聯攻派(Interahamwe)和同一目標派(Impuzamugambi),大量的胡图族平民也参与到了大屠杀中来。停火协议随之终止,北部的图西族卢旺达爱国阵线重新开始了进攻,最终击败政府军,控制了卢旺达。两百万胡图族人因为害怕图西族人的报复而逃离卢旺达,成为难民。

背景[编辑]

1890年到1918年時盧安達為德意志帝國殖民地,1918年到1962年為比利時殖民帝國的殖民地。少數民族圖西族(約18%)始終統治著佔約80%左右人口的胡圖族。在比利時人離開後,政權交還給佔多數人口的胡圖族。在1962年盧旺達獨立後,政府也未妥善處理民族之間的對立問題。

在20多年的时间裡,卢旺达政府一直对圖西族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在大屠杀前的三年裡,国家控制的媒体甚至把圖西族人視同为国家的敌人,大力加以撻伐和煽動,引起對图西族人的恐惧和仇恨。一家受到党政军多名要人支持的RTLM广播电台在大屠杀前九个月,宣传对圖西族人的仇恨,甚至公开宣布須被處決的名单。

導火線[编辑]

1994年4月6日,載著盧安達總統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蒲隆地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飛機在盧安達首都吉佳利附近被擊落,兩位胡图族總統均罹難,有傳聞指出是图西族游擊隊计划了這件暗殺事件,後來在內戰的4年後,法國針對墜機事件展開調查,2006年當時的承案法官布魯吉爾英语Jean-Louis Bruguière指控圖西族領導人保罗·卡加梅是元凶,並下令逮捕了他身邊的數名助手,案情似有進展。

這個指控造成法烏兩國關係惡化,領導圖西族人攻克首都的卡加米繼任總統,反過來指稱法國法庭的聲明帶有政治意圖,並表示支持胡圖族人的法國政府是大屠殺的幫兇。

2018年10月,由於證據不足,負責的檢察官建議撤回起訴,遭到哈比亞利馬那遺孀阿嘉絲(Agathe)的律師團強烈反對,不過最後法院仍決定在12月21日撤回所有的指控。

律師梅哈克(Philippe Meilhac)指出,律師團將此舉解讀為法國檢察官能力不足,同時譴責盧安達現任政府對於調查沒有盡力協助。

种族灭绝[编辑]

規劃與組織[编辑]

穆拉比技術學校中保存的遇難者頭骨

屠殺從首都基加利開始擴散到全國每個角落;從4月6日到7月初的百餘天,共約有100萬人被屠殺,其中大部份是圖西人,另外还有200万人流离失所。

在7月時,盧安達愛國陣線(RPF)與鄰國烏干達的軍隊反攻進入盧安達首都吉佳利,擊敗胡圖人政府。共200多萬的胡圖人由於害怕遭到報復​​,便逃到鄰國蒲隆地坦桑尼亞、烏干達和薩伊(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數千人由於霍亂痢疾死於難民營

據BBC報導,在大屠杀期間,RTLM電台「几乎每天都播出号召令,要人们寻找和杀死被诬称为蟑螂的图西族人」。[3]

在圖西人和胡圖人並肩生活且家人彼此了解的農村地區,胡圖人很容易識別和瞄准他們的圖西人鄰居。在居民更為匿名的城市地區,使用由軍方和聯隊人員操縱的路障促進了身份識別;每個經過路障的人都必須出示國民身份證,其中包括種族,任何持有圖西人身份證的人都應立即被屠殺。許多胡圖族人也因各種原因而被殺,包括據稱對溫和的反對黨表示同情,是一名新聞工作者或只是有“圖西族的露面”。[4]

殺人手段[编辑]

5,000名在恩特拉瑪教堂祭壇求避難的人被手榴彈,彎刀,步槍殺害,或被活活烧死。教堂的牆壁上還有打死嬰兒的血跡。

Akazu胡圖族極端分子的組織心臟地帶的軍事領導人最初是組織最嚴密的,召集了聯攻派和胡圖平民的聚會。指揮官責怪盧旺達愛國陣線(RPF),宣布了總統的去世,然後命令群眾“開始工作”,並“不留任何人”,包括嬰兒。[5]

民兵通常用砍刀殺死受害者,儘管有些部隊使用步槍。胡圖族團伙搜查了躲在教堂和學校建築物中的受害者,並對其進行了屠殺。[6]

盧旺達的總統衛隊得到了聯攻派和同一目標派的協助在首都設立了路障;每個經過路障的人都必須出示國民身份證,其中包括種族,任何持有圖西人身份證的人都應立即被屠殺。民兵還開始搜查城市中的房屋,屠殺圖西人並搶劫他們的財產。[6]電台DJ也用電台廣播來煽動和鼓勵他們的胡圖聽者們去殺圖西族人。[7]一項研究發現,盧旺達種族滅絕期間發生的全部暴力事件中約有10%可歸因於這個新電台。然而,最近的一篇論文質疑了這項研究的結果。[8]在1993年期間,強硬派進口砍刀的規模遠大於農業所需的規模,以及其他可以用作武器的工具,如剃須刀,鋸子和剪刀。這些工具表面上是作為民防網絡的一部分分佈在全國各地的。[5]

在農村地區,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的等級制度也是執行種族滅絕的指揮系統。[9]每個縣的州長都按照基加利的命令行事,向公社領導人(布爾梅斯特人)分發了指示,而公社領導人又向其公社內各部門,牢房和鄉村的領導人發出了指示。在領導人的命令下,農村地區的大多數實際屠殺是由普通平民實施的。[10]圖西族和胡圖族並肩生活在他們的村莊中,家庭彼此了解,這使胡圖族很容易識別和瞄准他們的圖西族鄰居。[11]杰拉德·普魯尼爾(Gerard Prunier)將這種人口的同謀歸因於“民主多數”意識形態的結合,在其中,胡圖人被教導將圖西人視為危險的敵人,不服從權威的文化,脅迫因素-拒絕執行殺戮命令的村民經常被貼上圖西同情者的標籤,他們本人也被殺害。[10]

許多報告已被詳細記錄。其他人指出,許多受害者是用彎刀,獵槍和頭等熟悉的工具殺死的,很容易在倖存者的日常生活中造成PTSD

根據盧旺達政府的官方統計和調查,盧旺達大屠殺的受害者中37.9%是被開山刀殺,16.8%是被打死。[12]

強姦[编辑]

基加利紀念中心的滅絕種族死者的照片

強姦被主要犯罪者聯攻派用作工具,以分離有意識的異類人口並徹底耗盡對方。在種族滅絕和針對性別的暴力中,宣傳的使用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胡圖族的宣傳把圖西族婦女描繪成“與胡圖族的敵人同居的性誘人的'第五縱隊'”。性暴力異常殘暴,以及胡圖族婦女參與襲擊,這表明利用宣傳有效地利用了性別需求,動員了男女參與。[13]大多數圖西族婦女,均被盧旺達解放軍和盧旺達國防軍的士兵(包括總統衛隊)以及胡圖族平民強姦。[14]

圖西族婦女也遭到破壞其生殖能力的襲擊。強姦後有時會發生性切割,包括用砍刀,刀子,尖銳的棍棒,沸水和酸液切割陰道。[15]

與胡圖族溫和派一樣,與圖西族結婚或藏身的胡圖族婦女也成為目標。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雷內·德格尼·塞吉(Rene Degni-Segui)在1996年關於盧旺達的報告中說:“強姦是規則,沒有強姦是例外。”[16]他還指出:“強姦是系統性的,被用作武器。”出於這種想法並使用武力和威脅手段,種族滅絕迫使其他人在強姦期間待命。一位名叫瑪麗·路易斯·尼耶布洪格羅(Marie Louise Niyobuhungiro)的婦女的證詞回憶說,當地人民,將領和其他的胡圖族男子一起看她每天約5次被強姦。即使當她受到婦女監視時,她也不會給予任何同情或幫助,而且迫使她在強姦之間耕種土地。[16]

強姦導致很多活著的圖西族女人患上艾滋病。胡圖族極端分子從醫院釋放了數百名患有艾滋病的患者,並將他們組成“強姦小隊”。目的是感染並造成其未來的圖西強姦受害者受到“緩慢,堅不可摧的死亡”[17]

研究表明,幾乎所有12歲以上的女性倖存者都是強奸的受害者。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雷內·德格尼·塞吉說:“強姦是規則,但沒有例外。”[18]

学者德格尼·塞吉估計,被強奸的婦女和女孩人數在25萬至50萬之間。德格尼·塞吉的估計是在他評估了已記錄的強奸案和由此產生的戰俘數量之後得出的。德格尼·塞吉認為,盧旺達家庭和保護婦女部報告的15700起強姦事件很可能被低估了,因為受害者要報告強奸案的時間(如果有的話)。他還發現,醫務人員對每100次強姦中有一胎的估計不包括被謀殺的婦女。[19]

學者Bijleveld,Morssinkhof和Smeulers估計有354,440名婦女被強姦。他們檢查了受害者的證詞以及被強行浸漬的人數;然後將它們添加到已知數量的被強姦但被殺害的人中。他們說:“幾乎所有倖存的圖西族婦女都被強奸了。[20]

溫和派領導人遭到殺害[编辑]

聯盧援助團派出十名比利時士兵護送女總理烏維林吉伊馬納到盧旺達電台辦公室,但結果不得不取消,因為總統衛隊接管電台不久之後,表示不允許烏維林吉伊馬納放送發言。後來在早上,一些士兵和一群平民迫使烏維林吉伊馬納他們交出武器,然後殺害了烏維林吉伊馬納和她丈夫,而他們的兒女和塞內加爾聯盧援助團人員姆巴耶迪亞涅則因躲在家具中而得以存活和獲救。十個比利時人被帶到基加利軍事基地,在那裡他们被折磨和殺害。進行謀殺的總統衛隊指揮官伯納德恩突亞哈加,在2007年被比利時法院判處20年監禁。

紀念[编辑]

紀念日[编辑]

盧旺達每年有兩個假日來紀念盧旺達大屠殺受难者。2019年,盧旺達政府為紀念種族滅絕25週年而哀悼100天,在基加利種族滅絕紀念館點燃了火焰。[21][22]

紀念館[编辑]

穆拉比技术学校的滅絕種族受害者的木乃伊和灰白色屍體。

自1995年以來,盧旺達的許多地方都有種族滅絕的紀念碑。在全國紀念週(4月的一周)中,設立了新的紀念場所,現有紀念場所用於集體哀悼和紀念活動。盧旺達國家將其工作集中在七個這樣的機構上。在外國夥伴的幫助下,它們被擴大和培養為哀悼,記憶,反思,交流,學習和預防的場所。

這種類型的中央博物館,即基加利種族滅絕紀念館,於2004年在盧旺達首都開幕。該設施的社區墳墓容納約25萬人的遺體。該設施的一部分是全國種族滅絕文獻中心。大約有200個區域性和地方性地點被添加到了七個中央紀念館,其中包括Murambi種族滅絕紀念館。他們位於種族滅絕期間大批人被謀殺的地方。

紀念館的設計具有政治和辯論目的。在許多情況下,故意顯示數百根骨頭。它們是暴力行為廣泛的實質證據。以這種方式使種族滅絕的否認和瑣事化變得更加困難。[23]

盧旺達共有六個種族滅絕紀念館,紀念館也有买紀念品小吃[24]

國際反應[编辑]

由於美國此前在索馬利亞的干涉行動因當地勢力的頑強抵抗而失敗,還遭到了歐洲第三世界國家的譴責[25],因此不想派軍介入此次衝突。英國則一向與美國共同進退。後來聯合國遊說說服其他國家伸援,法國基伏湖附近建立了野戰醫院,嘗試收容難民加拿大以色列荷蘭愛爾蘭也陸續提供援助。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大屠殺發生前呼籲相關各方盡一切努力阻止大屠殺發生,並在大屠殺發生期間力求保持中立色彩,設立醫院,運送物資,減少平民傷亡。據估計,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請求下,總共有7萬人獲救[26]。屠殺過去後,數万名流離失所者得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救助,並通過“重建家庭聯繫”項目澄清在盧旺達屠殺中失踪人員的命運,在1994年到1998年期間,約有48,000名兒童與家人重聚[27]

審判[编辑]

聯合國在坦桑尼亞阿魯沙成立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審判高級政府官員或軍人,盧安達政府則自行負責審判​​較低層級的領導人或平民。根據盧旺達政府通過的法案,2004年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法國在大屠殺事件當中所扮演的角色。2006年11月,法國國防部同意解密一百多份與大屠殺有關的機密文件[28]

相关作品[编辑]

在“玻璃製成的地球”首演中,從左站的是珍娜·戴溫,導演,盧旺達總統保罗·卡加梅,紀實題材的電影導演,製片人和執行製片人查尼·泰坦

参考文献[编辑]

  1. ^ See, eg, Rwanda: How the genocide happened , BBC, April 1, 2004, which gives an estimate of 800,000, and OAU sets inquiry into Rwanda genocide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07-02-25. , Africa Recovery, Vol. 12 1#1 (August 1998), p. 4, which estimates the number at between 500,000 and 1,000,000. Seven out of every 10 Tutsis were killed.
  2. ^ 盧旺達大屠殺事件19週年紀念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6-03-04.,亞太日報,2013年4月8日
  3. ^ 卢旺达大屠杀煽动者被重判. BBC. 2003-12-03. 
  4. ^ Prunier, Gérard (1999).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2nd ed.).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s Limited. ISBN 978-9970-02-089-8.
  5. ^ 5.0 5.1 Melvern, Linda (2004). Conspiracy to Murder: The Rwandan Genocid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ISBN 978-1-85984-588-2.
  6. ^ 6.0 6.1 Prunier, Gérard (1995). The Rwanda Crisis, 1959–1994: History of a Genocide (1st ed.).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ISBN 978-1850652434.
  7. ^ Yanagizawa-Drott, David. Propaganda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 November 2014, 129 (4): 1947–1994 [28 October 2015]. ISSN 0033-5533. doi:10.1093/qje/qju020. (原始内容存档于7 January 2016) (英语).  已忽略未知参数|citeseerx= (帮助); 已忽略未知参数|url-status= (帮助); 已忽略未知参数|df= (帮助)
  8. ^ Danning, G. (2018). Did Radio RTLM Really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the Rwandan Genocide?: Using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to Improve Causal Inference from Measures of Media Availability. Civil War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698249.2018.1525677
  9. ^ Prunier 1999, p. 244.
  10. ^ 10.0 10.1 Prunier 1999, p. 247.
  11. ^ Prunier 1999, p. 261.
  12. ^ Philip Verwimp: Machetes and Firearms: The Organization of Massacres in Rwanda.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Jahrgang 43 (2006), Nr. 1, S. 5–22. S.13.
  13. ^ Jones, Adam (2010). "Genocide and Mass Violence". In Laura J. Shepherd (ed.). Gender Matters in Global Politics. Routledge. pp. 127–47. ISBN 978-0-203-86494-4.
  14. ^ de Brouwer, Anne-Marie L. M. (2005). Supranational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Sexual Violence: The IC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ICTY and the ICTR. Antwerp and Oxford: Intersentia. ISBN 978-90-5095-533-1.
  15. ^ Nowrojee, Binaifer (1996). Shattered Lives: Sexual Violence during the Rwandan Genocide and its After.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ISBN 978-1-56432-208-1.
  16. ^ 16.0 16.1 Ka Hon Chu, Sandra, and Anne-Marie de Brouwer. "the MEN who KILLED me". Herizons 22, no. 4 (Spring 2009): 16. EBSCOhost, MasterFILE Premier p. 16
  17. ^ Drumbl, Mark A. (2012). "'She makes me ashamed to be a woman': The Genocide Conviction of Pauline Nyiramasuhuko, 2011".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 SSRN 2155937
  18. ^ Walsh, Annelotte (2012). "The Girl Child". In Lisa Yarwood (ed.). Women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 Experience of Women as Participants. Routledge. ISBN 978-0-415-69911-2.
  19. ^ Nowrojee, Binaifer (1996). Shattered Lives: Sexual Violence during the Rwandan Genocide and its After.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ISBN 978-1-56432-208-1.
  20. ^ Sai, Nancy (8 February 2012). "Rwanda". Women Under Siege. Retrieved 20 December 2013.
  21. ^ Paris, Francesca. Rwanda's Genocide Victims Remembered 25 Years Later. National Public Radio. 7 April 2019 [8 April 2019]. (原始内容存档于8 April 2019).  已忽略未知参数|url-status= (帮助); 已忽略未知参数|df= (帮助)
  22. ^ Paris, Francesca (7 April 2019). "Rwanda's Genocide Victims Remembered 25 Years Later". National Public Radio. from the original on 8 April 2019. Retrieved 8 April 2019.
  23. ^ Anna-Maria Brandstetter: Erinnern. S. 307.
  24. ^ [1]
  25. ^ 人民網. 索馬里巷戰越戰後美軍最為慘重的軍事失敗. 新浪網. 2004年2月10日 [2008年12月21日] (中文). 
  26. ^ 盧旺達1994:“……你可以想殺多少人就殺多少人,卻無法抹殺他們的記憶”
  27. ^ 1994-2003年:盧旺達的種族屠殺和大湖區危機. 
  28. ^ BBC. 法國解密盧旺達大屠殺機密文件. BBC中文網. 2006年11月2日 [2008年12月21日] (中文). 
  29. ^ Milmo, Cahal. Flashback to terror: Survivors of Rwandan genocide watch screening of Shooting Dogs. The Independent (London). 2006-03-29 [2014-04-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26). 

外部連結[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