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分治
 根據1901年印度人口普查，英屬印度主要宗教人口分佈概況 | |
| 日期 | 1947年8月 |
|---|---|
| 地点 | 英屬印度[a] |
| 结果 | 將英屬印度分治為兩個獨立的領地：印度自治領與巴基斯坦自治領，以及隨之而來的難民遷徙危機 |
| 死亡 | 200,000–2,000,000人[1][b] |
| 流离失所 | 12,000,000–20,000,000人[2][c] |
在1947年發生的印巴分治（英語：partition of India）是將英屬印度諸省[a]劃分為兩個獨立的自治領：印度自治領與巴基斯坦自治領。[3]印度自治領即為今日的印度共和國，而巴基斯坦自治領則演變為今日的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與孟加拉人民共和國。此次分治涉及兩個省份 - 孟加拉與旁遮普 - 的劃分，基準是各區內以非穆斯林（主要是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居民或是穆斯林居民佔多數。分治內容亦涵蓋兩個新自治領對英屬印度陸軍、皇家印度海軍、印度文官系統、鐵路及中央財政的瓜分。分治法源依據為1947年印度獨立法案，並導致英屬印度（或稱王冠統治時期）的終結。印度與巴基斯坦這兩個自治國家於1947年8月14日至15日的子夜正式成立。
隨著英屬印度的分治與英國人撤出南亞次大陸，《印度獨立法案》規定土邦解除與英國的附屬同盟及其他義務，同時英國亦放棄對土邦的責任，將決定權留給其統治者，由其決定加入印度或是巴基斯坦，或是保持獨立地位。[4]印度開國元勳之一 - 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在1948年1月的一次演講中表示："隨著宗主權失效，每個印度土邦都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5]土邦併入兩個新自治領的政治整合進程始於1947年8月，而絕大部分的整合工作是在此之後才陸續展開。關鍵在於海德拉巴土邦、查謨和喀什米爾土邦等的統治者最初選擇的是獨立。[6]
分治導致1,200萬至2,000萬人因宗教認同而被迫遷徙，[c]在新成立的自治領間引發與大規模遷徙及人口安置相關的嚴重難民危機。分治前後及期間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關於死亡人數的估計仍存有爭議。截至2009年，估計數字仍維持在20萬至200萬之間。[1][d]分治過程中的暴力本質，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營造敵對與猜疑的氛圍，至今仍對印巴關係產生困擾。
'印巴分治'一詞並不包括早前緬甸與錫蘭（今斯里蘭卡）脫離英屬印度行政管理的過程。[e]這個用語亦不包括1947年至1954年間法屬印度各飛地併入印度的過程，以及1961年印度吞併果阿與其他葡屬印度地區的行動。於1947年，該地區的其他當代政治實體，如錫金、不丹、尼泊爾及馬爾地夫，均未受分治的影響。[f]
1971年的孟加拉自巴基斯坦分離是巴基斯坦後續的分裂，而非印度的分治。
背景
[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時期 (1905–1938)
[编辑]1905年孟加拉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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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印度教徒在英屬印度人口中的佔比。 -
1909年穆斯林在英屬印度人口中的佔比。 -
寇松勳爵在擔任印度總督的第二個任期時，於1905年將英屬印度最大的行政區劃 - 孟加拉管轄區 - 拆分為以穆斯林佔多數的東孟加拉與阿薩姆省，以及以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孟加拉省（即今日印度的西孟加拉邦、比哈爾邦、賈坎德邦與奧里薩邦）。[10]寇松的分治行為自威廉·本廷克勳爵時期起就曾被歷屆殖民政府考慮過，但並未付諸行動。這項分治舉措對印度民族主義政治的轉化作用是前所未有。[10]
孟加拉的印度教菁英對分治表示強烈抗議，其中許多人在東孟加拉擁有出租給穆斯林農民的土地。龐大的孟加拉印度教中產階級（稱為巴德拉洛克）對於在新成立的孟加拉省中，孟加拉人的人數會被比哈爾人與奧里薩人超越的前景感到不安，認為寇松的行為是對他們政治影響力的懲罰。[10]針對寇松決定的普遍抗議行動，主要是採取自給自足 (印度)運動，意為'購買國貨'）的形式，包括抵制英國貨物。抗議者偶爾也會訴諸公然的政治暴力，包括對平民的襲擊。[11]這些暴力行動收效甚微，因為大多數計劃好的襲擊不是被英國人阻止，就是以失敗告終。[12]兩類抗議的共同戰鬥口號是"《母親，我向您致敬（Bande Mataram）》"，這是由印度小說家及詩人班金·錢德拉·查特吉所創一首歌的歌名，這一口號喚起一位母親女神的形象，她分別是孟加拉、印度，以及印度教迦梨女神這三個層面的化身。[13]當加爾各答受過英文教育的學生回到故鄉村鎮後，動亂隨而蔓延到孟加拉周邊地區。[14]隨著起義時代等組織的年輕人開始向公共建築投擲炸彈、發動武裝搶劫[12]並刺殺英國官員，[13]該口號所帶來的宗教熱情與分治激發的政治憤怒合而為一。由於加爾各答當時是英屬印度的首都，這股憤怒與口號很快就傳遍全次大陸。[13]
壓倒性的、以印度教徒為主，針對孟加拉分治抗議，加上對有利於印度教多數派將進行改革的恐懼，促使印度的穆斯林菁英於1906年向新任總督明托勳爵請願，要求為穆斯林設立單獨選區。與此同時，他們要求按照穆斯林佔總人口的比例給予代表權，這反映他們作為前統治者的地位以及與英國人合作的記錄。而導致全印穆斯林聯盟於1906年12月在達卡成立。雖然寇松此時已因與殖民地軍事首長基奇納勳爵發生爭執而辭職回英，但全印穆斯林聯盟仍支持他的分治計劃。[14]穆斯林菁英的立場（亦反映在聯盟的立場上）始於1871年英屬印度人口普查，在往後三十年裡逐漸定型，1871年的普查首次對穆斯林佔多數地區的人口進行估計。[15]對寇松而言，英國人自1871年人口普查以來便一直對穆斯林存有焦慮，尤其考慮到穆斯林在1857年印度起義與第二次英國－阿富汗戰爭中對抗英國的歷史。這種憂慮促使他渴望拉攏東孟加拉的穆斯林人口。
各地的穆斯林領袖自1871年人口普查以來的三十年裡，即間歇性地感受到來自新興印度教政治與社會團體的敵意。[15]例如印度教改革運動組織雅利安社不僅在動員中支持護牛運動，[16]而且對普查中的穆斯林人數感到不安，而組織"改宗"活動，以歡迎穆斯林回歸印度教信仰。[15]在阿格拉和奧德省（亦稱聯合省），隨著19世紀末印度教政治代表權的增加，穆斯林開始感到焦慮，且印度教徒在印地語-烏爾都語爭議以及1893年的反屠牛騷亂中被政治動員起來。[17]1905年，當兩位激進的印度民族主義人物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與拉拉·拉志巴特·拉伊試圖爭取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領導地位，且國大黨本身圍繞著迦梨女神的象徵意義集結時，穆斯林的恐懼進一步加深。[18]許多穆斯林並未忘記，"Bande Mataram"這句戰鬥口號最早出現在小說《修道院群英傳》中，書中描述的是印度教徒與其穆斯林壓迫者戰鬥的故事。[18]最後，以東孟加拉最具影響力的地主家族領袖 - 達卡納瓦布哈瓦賈·沙利穆拉為首的穆斯林精英們意識到，建立一個以穆斯林為主體的新省份，將能直接為追求政治權力的穆斯林群體帶來利益。[18]
第一次世界大戰，勒克瑙協定：1914–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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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英國與印度之間關係的分水嶺。英屬印度陸軍共有140萬名印度與英國士兵參戰，印度軍人的參與產生更廣泛的文化影響：關於印度士兵與英國士兵以及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自治領士兵共同戰鬥與犧牲的消息，透過報紙與新媒介 - 廣播,傳播到世界的遙遠角落。[19]印度的國際形象為之提升，並在1920年代持續上升。[19]這些發展帶來多方面的影響，包括促成印度在1920年以自身名義成為國際聯盟的創始成員，並以"Les Indes Anglaises"（英屬印度）之名參加當年比利時安特衛普夏季奧運。[20]與此同時，這些變化在印度國內也激起印度人爭取更大自治權的渴望，這種訴求在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領袖階層中尤為強烈。[19]
1916年的國大黨勒克瑙會議，促成國大黨與全印穆斯林聯盟一場出人意料的合作（雙方簽下勒克瑙協定），而德國、土耳其兩國在戰爭期間的盟友關係正是促成此事的契機。由於鄂圖曼帝國蘇丹兼任麥加、麥地那與耶路撒冷等伊斯蘭聖地的守護者，當英國及其盟友與鄂圖曼帝國爆發衝突時，部分印度穆斯林開始質疑英國政府一貫主張的"宗教中立"立場。事實上，這種不信任感早在1911年，英國殖民政府將1905年孟加拉分治的舉措廢除時便已露端倪，當時將分治廢除的決定被穆斯林視為英國對穆斯林利益的背棄。[21]聯盟與國大黨因簽署《勒克瑙協定》而並肩作戰，共同提出由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印度民族運動代表人物及國大黨早期領袖）及其支持者倡導的擴大自治建議。國大黨承認穆斯林在省立法會及帝國立法議會中擁有單獨選區的權利作為回報。全印穆斯林聯盟於1916年時僅有500到800名成員，尚未具備往後數年在印度穆斯林社群中的廣泛影響力。而勒克瑙協定在聯盟內部也未獲得一致支持，其談判主要是由來自阿格拉和奧德省的一群"青年黨"穆斯林所主導，其中以信奉泛伊斯蘭主義的穆罕默德·阿里·祖哈爾與紹卡特·阿里兩兄弟最為知名。[21]此外，該協定也獲得當時在孟買執業的年輕律師穆罕默德·阿里·真納的支持，真納日後成為聯盟及印度獨立運動的領袖。雖然人們隨著時間發現該協定的長期影響對阿格拉和奧德省與今日比哈爾邦等地的穆斯林少數精英更為有利，而非旁遮普與孟加拉的穆斯林多數派。但在1916年當時，《勒克瑙協定》仍被視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英國政府亦持相同看法。[21]
蒙塔古-切爾姆斯福德改革：1919年
[编辑]印度事務大臣埃德溫·蒙塔古與印度總督切爾姆斯福德勛爵在歷經前一年冬季漫長的印度實地考察後，於1918年7月正式發表聯名報告。[22]隨後，英國政府與議會展開進一步討論，加上選舉權與職能委員會針對選民資格進行再次視察，最終於1919年12月通過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亦稱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22]這項新法案擴張各省與帝國立法議會的規模，並廢除印度政府在表決不利時訴諸"由英國殖民政府官員兼任的官守議員多數權力"（official majority）的做法。[22]雖然國防、外交、刑法、通訊與所得稅等核心部門仍由總督及位於新德里的中央政府掌控，但公共衛生、教育、土地稅收及地方自治等部門則移交給各省管理。[22]各省根據新法案開始實行一種名為"二頭政治"的新制度。教育、農業、基礎設施與地方自治等領域在此框架下成為由印度部長、立法機關及印度選民掌控的"移交事項"，而灌溉、土地稅收、警察、監獄與媒體控制等領域，則仍列為"保留事項"，由英國省督及其行政會議負責。[22]此外，新法案也降低印度人進入文官體制與陸軍軍官團的門檻。
獲得選舉權的印度人數在法案通過後有所增加，但在國家層級的投票中，印度選民僅佔成年男性總人口的10%，且其中許多仍為文盲。[22]在省立法機關方面，英國人則透過為"特定利益團體"保留席位的手段，持續實施政治掌控。具體而言，英國人將較多席位分配給對殖民統治持同情態度、對抗性較低的農村候選人，而非城市候選人。[22]此外，席位也特別為非婆羅門、地主、商人及大學畢業生保留。同時，作為莫萊-明托改革（即1909年印度議會法案）與近期《勒克瑙協定》核心原則的"族群代表制"（communal representation）得到重申：各省與帝國立法議會均為穆斯林、錫克教徒、印度基督徒、盎格魯-印度人以及定居當地的歐洲人保留特定席位。[22]總體而言，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為印度人提供前所未有的立法參與機會，在省級層面尤為顯著。然而這項改革仍面臨諸多侷限，包括合格選民人數有限、省立法機關預算短缺，以及那些被視為英國控制工具的農村與特殊利益席位制度。[22]
引入兩國理論：1920年代
[编辑]兩國理論的核心主張在於，印度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並非單一國民，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民族。這種觀點根植於昔日穆斯林統治階層對自身文化與歷史所具的強烈獨特感。[23][24][25]理論強調，正是宗教信仰的差異，造就兩者之間深遠的文化與社會鴻溝。[26]在政治動機上，這套理論呈現出不同的層次。部分職業政治家以此為籌碼，試圖在英國結束殖民統治後，為穆斯林群體爭取，並鞏固政治利益。另一些人則將其視為保存"穆斯林印度"（Muslim India）文化主體的關鍵手段。[27]兩國理論作為巴基斯坦運動的理論基石，不僅催生建立穆斯林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更是導致1947年印巴分治的根本原則。[28]
在1906年成立全印穆斯林聯盟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西奧多·貝克（於1883-1899年間擔任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穆罕默德安格魯東方學院院長）支持兩國理論。另一位支持此理論的英國官員是西奧多·莫里森勛爵。貝克與莫里森都認為，實行多數統治的議會制度對穆斯林不利。[29]
雅利安社領袖拉拉·拉志巴特·拉伊於1924年提出他自己版本的兩國理論，以形成"將印度明確劃分為穆斯林印度與非穆斯林印度"。由於西北邊境省（2010年後改稱開伯爾-普什圖省）科哈特（Kohat）發生針對印度教徒的騷亂，讓他對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團結的信心消磨殆盡，轉而深信唯有分治才是解決之道。[29][30][31]
W.D.薩瓦卡最初在其1923年發表，論及印度教性，名為Essentials of Hindutva的意識形態手冊中，提出兩國理論的雛形。這本手冊成為印度教性（Hindutva，一種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奠基文本。[32]薩瓦卡於1937年在印度教大會（Hindu Mahasabha）於亞美達巴德舉行的第19屆會議期間，宣稱："今日的印度不能被假定為一個中央集權且同質的國家。相反的是印度主要存在兩個民族：印度教徒與穆斯林"。[33]薩瓦卡的理論是數個印度教性組織的靈感來源，它們各有不同的訴求，包括將印度穆斯林重新定義為非印度的外來者及印度的二等公民、將所有穆斯林驅逐出印度、在印度建立合法的印度教國家、禁止印度教徒改宗伊斯蘭教，以及推動印度穆斯林皈依或回歸印度教。[34][35][36][37]
穆罕默德·阿里·真納於1940年採納一套將宗教視為定義印度穆斯林民族地位之關鍵的意識形態。他將此視為穆斯林為建立巴基斯坦而產生的覺醒。[38]但真納當時反對將旁遮普與孟加拉進一步劃分，轉而主張將這兩個省分完整併入巴基斯坦，且不遷徙境內任何居民 - 無論其身分是錫克教徒還是印度教徒。[39]薩瓦卡於1943年公開表達支持真納，他聲稱："我對真納先生的兩國理論沒有異議。我們印度教徒本身就是一個民族，而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是兩個民族，這是一個歷史事實"。[33]
關於兩國理論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解釋，其核心分歧點在於：這兩個民族是否能夠共存於同一塊領土上。其中一種解釋主張印度次大陸的穆斯林佔多數地區應享有主權自治與分離權，但不涉及人口遷移，亦即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仍將維持共同生活。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代表"兩種截然不同且經常對立的生活方式，因此無法共存於同一個國家之內"。[40]在此情況下，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 即徹底清空穆斯林多數區的印度教徒，並遷走印度教多數區的穆斯林 - 被視為實現徹底分離的理想步驟，而讓這兩個"無法和諧共存"的不相容民族完全脫離接觸。[41][42]
對此理論的反對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單一印度民族"的概念，認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是兩個交織在一起的群體。[43]這是現代官方奉行世俗主義的印度共和國的立國原則。即使在巴基斯坦建國後，關於穆斯林與印度教徒是否為不同民族的爭論依然在該國持續。[44]第二種反對意見則認為，雖然印度人並非單一民族，但次大陸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同樣也不是單一民族，相反地，次大陸上相對同質的省分單位才是真正的民族，並理應享有主權。這一觀點由俾路支人提出，[45]並得到兩國多個亞民族的共鳴：在巴基斯坦有信德人[46]與普什圖人，[47]在印度則有阿薩姆人[48]與旁遮普人[49]
穆斯林家園，省級選舉：1930–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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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獨立的最早倡導者之一喬杜里·拉赫瑪特·阿里於1933年編寫一本題為《現在或是永不（Now or Never）》的手冊，首次創造"巴基斯坦"（Pakistan，意為"清淨之土"）的用語，領土涵蓋旁遮普、西北邊境省（阿富汗尼亞）、喀什米爾、信德與俾路支斯坦。[50]當時並未引起政治關注，[50]稍後，一個向印度憲制改革議會委員會（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Indian Constitutional Reforms）提交意見的穆斯林代表團對巴基斯坦的構想不屑一顧，稱其為"幻想且不切實際"。[50]
英國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於1932年接受B.R.安貝德卡的要求，允許"落後階級"（Depressed Classes）在中央與省立法機構中擁有單獨的代表權。全印穆斯林聯盟支持這項"社群裁決"，因為它具有削弱印度教種姓領導層的潛力。被視為達利特權利主要倡導者的聖雄甘地隨即開始絕食，以勸說英國人廢除單獨選區的措施。由於甘地的生命受到威脅，安貝德卡不得不為此讓步。[51][需要較佳来源]
兩年後，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引入省自治，將印度的選民人數增加到3,500萬人。[52]更重要的是法律與秩序事務首次從英國當局移交給由印度人領導的省政府掌管。[52]加深穆斯林對最終被印度教徒統治的焦慮。[52]全印穆斯林聯盟於1937年印度省級選舉中，在穆斯林少數省份（如阿格拉和奧德省）表現最為出色，在64個保留給穆斯林的席位中贏得29個。[52]在穆斯林佔多數的旁遮普與孟加拉地區，地方性政黨的表現超過聯盟的。[52]在旁遮普，由西坎達爾·哈亞特·汗領導的聯合黨 (旁遮普)贏得選舉並組成政府。此政府在印度國民大會黨與雄獅阿卡利黨的支持下，執政長達五年。[52]而在孟加拉，全印穆斯林聯盟則不得不與農民群眾黨領袖A·K·法茲勒·哈克所率領的聯盟分享權力。[52]
另一方面，國大黨在總共1,585個省議會席位中贏得716席，得以在英屬印度的11個省份中的7個組建政府。[52]國大黨在其宣言中堅持認為對大眾而言，宗教問題的重要性不及經濟與社會的。選舉結果顯示國大黨僅角逐總共482個穆斯林席位中的58個，且僅贏得26席。[52]國大黨在獲勝的阿格拉和奧德省提出與聯盟分享權力，條件是聯盟停止僅作為穆斯林代表的角色，但遭聯盟拒絕。[52]事後此被證明是一個錯誤，因為如此導致國大黨與穆斯林大眾進一步疏遠。此外，新的阿格拉和奧德省政府頒佈護牛令，並推廣使用印地語（穆斯林主要使用烏爾都語）。[52]當該省的穆斯林菁英看到新"國大黨統治"下的混亂景象時 - 如大量農村民眾湧入政府辦公大樓，在視覺上與行政官員或執法人員幾乎無法區別，徹底模糊殖民時期嚴謹的官民界線。這種景象對於長期習慣於大英帝國秩序、階級分明且講究行政威嚴的穆斯林精英而言，不僅是秩序的崩塌，更象徵他們所熟悉的政治權威已不復存在。[53]
全印穆斯林聯盟對國大黨執政省份下穆斯林的境況進行調查。[54]這些調查結果加劇穆斯林大眾對未來受印度教徒統治的恐懼。[54]此時穆斯林在國大黨主導的獨立印度將遭受不公對待的觀點，已從精英階層的憂慮擴散，正式成為穆斯林社會公共輿論的核心議題。[54]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 (1939–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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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爆發，印度總督林利思戈勛爵在未諮詢印度領導人的情況下，代表印度宣佈參戰，導致國大黨各省內閣集體辭職，以示抗議。[54]相比之下，在國家贊助下運作的全印穆斯林聯盟[55]則組織"解放日"慶祝活動（慶祝從國大黨統治中解放），並支持英國參戰。[54]當林利思戈與民族主義領導人會面時，他給予穆罕默德·阿里·真納與聖雄甘地同等的地位，並在一個月後將國大黨描述為一個"印度教組織"。[55]
真納於1940年3月在聯盟於拉合爾舉行的為期三天的年度會議上用英文發表兩小時的演講，闡述兩國理論的論據。現代歷史學家塔爾博特（Ian Talbot）與辛格（Gurharpal Singh）在後來的研究中指出，真納當時的主旨是將"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形塑為兩個水火不容且內部高度統一的宗教實體 "，基於此觀點，任何未能滿足穆斯林訴求的政治方案，都將無法付諸實行。[54]聯盟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通過後來被稱為《拉合爾決議》（有時也稱為"巴基斯坦決議"）的文件，[54]要求"穆斯林在數量上佔多數的地區，如印度的西北部和東部地帶，應合併組成獨立的國家，其組成單位應是自治且擁有主權的"。雖然聯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成立，但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在南亞穆斯林中取得廣泛的支持。[56]
八月提議，克里普斯使團：1940–1942年
[编辑]印度總督林利思戈勛爵於1940年8月提出一項方案，即史稱的"八月提議"，承諾在二戰結束後授予印度"自治領"地位。當時林利思戈並未認真看待建立巴基斯坦的構想，他推測真納的真正訴求並非獨立建國，而是一套能避免被多數印度教徒統治的"非聯邦化"行政安排。為安撫穆斯林對"印度教徒統治"的恐懼，"八月提議"特別承諾：未來在制定新憲法時，必然會充分考慮少數群體的意見。[57]然而這項提議最終落得兩頭空：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皆對此感到不滿，並雙雙於9月予以拒絕。國大黨隨後更重啟公民不服從計畫，讓印度的政治僵局進一步惡化。[58]
隨著日軍在1942年3月攻陷新加坡，並迅速向馬來半島推進。[55]時任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面對日益危急的戰局，加上美國對印度獨立表達支持，[59]迫使其採取行動，派遣下議院領袖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前往印度。克里普斯提出英國願以戰後授予印度"自治領"地位為條件，換取國大黨支持參戰。[60]克里普斯為鞏固既有的盟友 - 包括穆斯林聯盟、聯合黨 (旁遮普)與各土邦王公 - 在提議中加入一項關鍵條款：規定未來英屬印度帝國的任何行政單位，均不得被強迫加入戰後的自治領。然而這項折衷方案最終宣告失敗。穆斯林聯盟拒絕這項提議，認為該條款仍不足以落實"巴基斯坦原則"。[61]而國大黨也因該條款可能導致印度分裂而予以否決。[60]國大黨自1885年成立以來，從最初由律師組成的精英團體，[62]在1920年由甘地加入，並轉型後，[63]已發展成為擁有數百萬成員、自視為代表全印度所有信仰的群眾運動。[62]
"退出印度"決議：1942年8月
[编辑]國大黨於1942年8月發起"退出印度"決議，要求英國立即進行激進的憲制變革。英國人對此嚴陣以待，將其視為自1857年印度起義以來，對其統治最嚴重的威脅。[60]由於當時全球戰爭已分散英國的大量資源與注意力，焦慮的殖民當局立即將國大黨領袖監禁，並將關押期延續至1945年8月，[64]穆斯林聯盟在國大黨領袖身陷囹圄的三年之間，獲得向大眾自由傳播其主張的絕佳機會。[55]其成員數量在戰時呈現爆發式增長，真納本人也對此坦言："這場無人歡迎的戰爭，最終被證明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65]雖然當時仍有許多舉足輕重的穆斯林政治人物，例如國大黨主席阿布·卡拉姆·阿扎德，以及具備強大地方影響力的領袖：包括孟加拉左翼農民群眾黨的阿布·卡西姆·法茲勒·哈克、代表旁遮普地主勢力的聯合黨 (旁遮普)領袖西坎達爾·哈亞特·汗，還有開伯爾-普什圖省（在2010年前稱為西北邊境省）親國大黨組織上帝的僕人（俗稱"紅衫軍"）的創始人阿卜杜勒·加法爾·汗。然而，英國當局越來越傾向於將穆斯林聯盟視為印度穆斯林的主要代表。[66]穆斯林聯盟對巴基斯坦的訴求，與英國當局及國大黨之間形成三方對立的局面。[67]
工黨贏得英國大選中後的非殖民化決策：1945年
[编辑]工黨於1945年英國大選中獲勝。由克萊門特·艾德禮領導的政府宣誓就職，斯塔福·克里普斯與佩西克-勞倫斯勛爵也進入內閣。新政府中許多人（包括艾德禮）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印度非殖民化。政府國庫因二大戰而耗盡，英國民眾對需求巨大的遠方事務似乎並不熱衷。[68][69]英國政府於1945年底決定結束在印度的統治，於1947年初宣佈意圖不晚於1948年6月會將權力移交。[70]艾德禮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他之所以迅速重啟自治進程，是因為他預料戰後亞洲的殖民統治將面臨來自民族主義運動與美國的新一波反對，[71]同時他的財政大臣也擔心戰後的英國已無力負擔龐大帝國的駐軍費用。[68][69]
1946年印度省級選舉
[编辑]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自1920年代起便對印度獨立深感興趣。他身邊環繞著多位與維賈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印度政治人物，印度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妹妹）及"印度聯盟"（India League，總部設於倫敦的政治游說團體）關係密切的工黨政治家，且多年來一直支持該運動。如今他執掌政權，而將處理印度問題列為政府的首要任務。他派遣由印度事務大臣佩西克-勞倫斯勛爵率領的內閣使節團前往印度，其中還包括四年前曾訪問印度的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該使節團的目標是為印度的獨立安排一場有序的權力交接。[72]1946年2月，英屬印度的武裝部隊接連爆發兵變。動亂起初是由駐紮印度的英國皇家空軍（RAF）士兵發起，他們因不滿戰後遣返回英的速度過於緩慢而集體抗命。[72]然而這股不穩定的氣氛隨即引發由印度籍水兵主導的更廣泛抗爭。由於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領袖擔心武裝暴動會破壞有秩序的權力移交，遂向兵變者遊說，保證他們結束抗爭後不會受秋後算帳，而成功說服水兵投降。這些兵變在兩大政黨的介入下，最終並未演變成推翻殖民統治的大規模革命。[73]
印度於1946年初舉行新一輪的全國大選。[74]此時恰逢一場引起全印憤慨的軍事審判：在二戰期間，由蘇巴斯·錢德拉·鮑斯領導、試圖透過武力爭取獨立的印度國民軍（INA）在戰敗後，其三名高級軍官 - 穆斯林籍的沙納瓦茲·汗、印度教籍的普雷姆·薩加爾（Prem Sahgal）與錫克教籍的古魯巴克什·辛格·迪隆（Gurbaksh Singh Dhillon）- 被控叛國罪，並在德里紅堡受審。國大黨領導層在戰爭期間從未支持過與日軍結盟的印度國民軍，但為順應強大的民意並在選舉中取得優勢，他們轉而選擇組建律師團，為這三名軍官辯護。而成功營救印度國民軍成員，也讓國大黨在隨後的大選中贏得極高的民族聲望。[75][76]
到1946年，英國統治對大多數印度人而言已完全失去合法性，該年的選舉結果提供確鑿的證據：國大黨在非穆斯林選區中囊括91%的選票，不僅在中央立法機構中贏得多數席位，更在八個省份成功組建政府。使得國大黨在多數印度教徒眼中，已成為英國政府法定的合法繼承者。在這些選舉結果公佈後，如果英國人仍想繼續留在印度，活躍的印度政界人士是否仍會默許，將大存疑問，而當時許多農村地區的印度人可能仍接受英國統治。[77]與此同時，穆斯林聯盟也展現強大的動員能力，不僅贏得絕大多數的穆斯林選票，更橫掃省議會中大部分的穆斯林保留席位。穆斯林聯盟在中央議會中甚至拿下所有的穆斯林席位。
內閣使團：194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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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聯盟最終徹底擺脫1937年大選時的低迷表現，得以實現真納長期以來的主張 - 即由他本人與聯盟代表全印度的穆斯林，[78]真納隨即將此次投票結果解讀為大眾對建立獨立家園（巴基斯坦）的強烈要求。[79]然而，當地的組閣局勢卻讓緊張氣氛進一步升級：穆斯林聯盟除在信德與孟加拉外，無法在其他省份組閣。而在具有指標意義的西北邊境省，是由國大黨成功組閣。至於最為關鍵的旁遮普省，則由國大黨、錫克教徒與聯合黨 (旁遮普) 組成聯合政府，穆斯林聯盟被排除在外。[80]
雖然英國當局不贊成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但他們非常看重由單一聲音代表全印度穆斯林所帶來的交涉便利。[79]英國原本希望印度及其軍隊維持統一，以便將其留在其"帝國防禦"體系內。[81][82]然而由於印度兩大政黨無法達成共識，英國遂設計 《1946年印度內閣使節團方案》（Cabinet Mission Plan）。英國希望透過這項計畫，在保留國大黨所渴望的統一印度的同時，藉由"省份分組"制度，在實質上滿足真納對巴基斯坦的要求。[83]方案構思一個由三組省份組成的聯邦架構：其中兩組由穆斯林佔多數的省份組成，第三組則為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地區。各省在此架構下享有高度自治權，中央僅保留國防、外交與通訊的控制權。此提案並未承諾給予一個完全獨立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最終仍接受建議。這本是保留印度統一的最後機會，但以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為首的國大黨領袖認為這種架構會導致中央政府軟弱無力。尼赫魯於1946年7月10日發表一番"挑釁性演講"，明確拒絕省份分組的構想，這番話實質上摧毀內閣使節團計畫，也讓統一印度的前景徹底破滅。[84]
直接行動日：194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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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使團計畫破裂之後，真納於1946年7月在孟買家中舉行記者會。他宣佈穆斯林聯盟正"準備發起一場鬥爭"，並已"制定好計畫"。他表示，如果穆斯林不能獲得獨立的巴基斯坦，他們將發起"直接行動"。當被要求具體說明時，真納反駁道："去問國大黨他們的計畫。當他們向你們吐露心聲時，我也會向你們吐露我的。為什麼你們期望我一個人袖手旁觀？我也要製造麻煩"。[85]
隔日，真納宣佈1946年8月16日為"直接行動日"，並警告國大黨："我們不想要戰爭。如果各方想要戰爭，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接受。我們或是擁有一個分裂的印度，不然就是擁有一個毀滅的印度"。[85]
武裝穆斯林團體於當天上午聚集在加爾各答的烈士塔，聽取穆斯林聯盟籍的孟加拉首席部長海珊·沙希德·蘇拉瓦底演講。根據歷史學家雅斯敏·汗的說法，蘇拉瓦底"即便沒有明確煽動暴力，也肯定給群眾一種可以逍遙法外的印象，暗示警察和軍隊都不會被動員，政府對他們在城內發動的任何行動都會視而不見"[86]。傍晚時分，加爾各答的印度教徒遭到已結束集會、正欲返家的穆斯林攻擊。這些人攜帶著早前分發的手冊，內容明確將暴力與建立巴基斯坦的訴求掛鉤。這場"直接行動日"的動員直接引燃後來被稱為"1946年加爾各答大屠殺"的暴力循環。[87]次日，印度教徒發起報復性反擊，騷亂持續三天，官方記錄顯示約有4,000名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喪生。雖然印度此前也曾發生過教派間衝突，但加爾各答屠殺是首次顯現出"種族清洗"特徵的事件。[88]暴力範圍不限於公共場所，民宅遭到入侵破壞，婦女與兒童也成為受攻擊的目標。[89]雖然英國當局與國大黨都對事態發展感到震驚，一個由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擔任副總理的國大黨主導過渡政府依然於同年9月成立。教派暴力隨後蔓延至比哈爾邦（印度教徒攻擊穆斯林）、孟加拉的諾阿卡利（穆斯林針對印度教徒）、聯合省的加爾赫穆克泰斯赫瓦爾（印度教徒攻擊穆斯林），並於1947年3月波及拉瓦平第，釀成拉瓦平第大屠殺（穆斯林攻擊印度教徒及錫克教徒）。[90]
分治計畫：1946–1947年
[编辑]在倫敦，印度聯盟主席維克托·克里希納·梅農在與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和艾德禮的祕密會議中，提名路易斯·蒙巴頓勳爵為唯一合適的總督人選。首相艾德禮隨後任命路易斯·蒙巴頓為印度最後一任總督，交給他的任務是在1948年6月30日前監督英屬印度獨立，指示要求他避免分治，並保留統一的印度，但也賦予他靈活權力，以確保英國在損失最小的情況下撤軍。蒙巴頓曾希望能重啟內閣使團的聯邦計畫。他最初熱衷於保留中央政府，緊張的社群局勢讓他得到結論：為儘快完成權力移交，分治已成必然。[91][92][93][94][95]
《印度獨立法案》提案
[编辑]當蒙巴頓勛爵於1947年6月3日正式提出分治計畫時，瓦拉巴伊·帕特爾予以支持，並遊說尼赫魯及其他國大黨領袖接受。帕特爾深知甘地對印度分治的提議深感難以接受，於是與他進行多次私下會談，向他剖析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聯合執政在現實中如何不可行，並強調暴力事件激增與爆發全面內戰的威脅。隨後，帕特爾在全印國大黨委員會針對該提案進行表決的會議上直言不諱指出：[96]
我完全理解來自穆斯林多數區兄弟們的恐懼。沒人喜歡印度的分裂，我的心情也同樣沉重。但我們現在的選擇，是"一次性的分裂"還是"無止境的多次分裂"。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屈服於情緒與感傷。工作委員會並非因恐懼而退縮，但我真正擔心的是：我們多年來的辛勤努力可能會付諸流水。我在政府任職的九個月中，已對所謂的《內閣使節團方案》徹底幻滅。除極少數光榮的例外，從高層官員到基層雜役，幾乎所有的穆斯林官員都在為穆斯林聯盟效力。方案中賦予聯盟的"社群否決權"，將會在每個階段阻礙印度的進步。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事實上的巴基斯坦早已存在於旁遮普與孟加拉。我在這種情況下，寧願接受一個法律上的巴基斯坦，這或許能讓全印穆斯林聯盟更有責任感。自由近在咫尺。對於我們所擁有的75%到80%的印度土地，我們完全有能力憑藉才華使其強大。至於其餘的部分，就讓聯盟去發揮吧。
在甘地表示無奈，[97]且國大黨批准分治計畫後，帕特爾、拉金德拉·普拉薩德與查克拉瓦爾蒂·拉賈戈巴拉查理代表國大黨加入分治理事會。真納、利雅卡特·阿里·汗與阿布杜·拉布·尼什塔爾則代表穆斯林聯盟。因二戰耗盡國庫的英國工黨政府於1946年底決定結束對印度的統治，移交權力不晚於1948年6月。由於英國軍隊對可能增加的暴力缺乏準備，新總督路易斯·蒙巴頓將日期提前，僅留給各方不到六個月的時間來達成互認的獨立計畫。
雷德克里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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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民族主義領導人，包括代表國大黨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瓦拉巴伊·帕特爾與吉瓦特拉姆·克里帕拉尼，代表全印穆斯林聯盟的真納、利雅卡特·阿里·汗與阿布杜·拉布·尼什塔爾，以及代表錫克教徒的塔拉·辛格給予國家分治同意，與甘地反對分治的立場截然相反。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佔多數的地區被分配給新印度，而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則歸於新國家巴基斯坦。該計畫包括對穆斯林佔多數的旁遮普與孟加拉進行分割。隨著分治分界線 - 雷德克里夫線 - 的公佈，緊隨而來的社群暴力更為恐怖。在描述伴隨印度分治而來的暴力時，歷史學家伊恩·塔爾博特與古哈帕爾·辛格寫道：
有無數目擊者描述受害者遭到殘害與肢解的慘狀。這份恐怖清單包括：剖開孕婦的腹部、將嬰兒的頭部撞向磚牆、切斷受害者的四肢與生殖器，甚至公開展示砍下的頭與屍體。雖然先前的社群暴力也曾造成傷亡，但在這場分治大屠殺期間，其規模與殘暴程度皆屬史無前例。部分學者對於在分治大屠殺中使用"種族滅絕"一詞仍存有疑慮，但當時大部分的暴力行為都表現出種族滅絕的傾向。目的是為清洗現有的一代，並防止其未來的繁衍。"[98]
獨立：194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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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蒙巴頓於14日為真納主持巴基斯坦獨立宣誓儀式，隨後前往印度，那裡的宣誓儀式定於15日午夜舉行。[99]1947年8月14日，新的巴基斯坦自治領成立，真納在克拉蚩宣誓就任首任總督。次日，即1947年8月15日，印度（當時為印度自治領）成為獨立國家，官方儀式在德里舉行，尼赫魯就任總理。蒙巴頓在德里停留10個月，擔任獨立印度的首任總督，直到1948年6月。[100]聖雄甘地在印度正式宣告獨立之際並未前往德里參加慶祝儀式，而是選擇留在孟加拉，致力於安撫並協助那些因分治而流離失所的難民。當時的孟加拉正因土地被劃分為西孟加拉（屬印度）與東巴基斯坦而陷入劇烈的教派衝突，甘地希望透過個人的絕食與親身奔走，遏止當地的暴力殺戮。
1947年地理分治
[编辑]蒙巴頓計畫
[编辑]蒙巴頓勳爵在1947年6月3日的記者會上宣佈獨立日期 - 1947年8月14日，並概述兩個新自治領之間如何進行領土實際分割，此稱為"蒙巴頓計畫"或是"6月3日計畫"。計畫的重點包括：
- 旁遮普與孟加拉立法議會中的錫克教徒、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將開會並對分治進行投票。只要其中任一群體（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代表）以簡單多數決贊成分治，這些省份就將被分割。
- 信德與俾路支斯坦將自行做出決定。.[101]
- 西北邊境省與阿薩姆的錫爾赫特地區之命運將由公民投票決定。
- 排除孟加拉單獨獨立的可能性。
- 若發生分治，將設立邊界委員會。
印度政治領導人已於6月2日接受上述計畫。計畫無法處理土邦的問題，因為它們不屬於英國領土，但蒙巴頓在6月3日建議這些土邦不要保持獨立，而敦促他們加入兩個新自治領之一。[102]
全印穆斯林聯盟對建立獨立國家的要求因此獲得讓步。國大黨對統一的立場也在盡可能縮小巴基斯坦範圍的同時受到考慮。蒙巴頓的方案是分割印度次大陸的土地，同時盡可能保留最大程度的統一。阿布·卡拉姆·阿扎德對暴力騷亂的可能性表示擔憂，蒙巴頓對此回答道：
"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我會給你完全的保證。我會確保沒有流血與騷亂。我是一名士兵而非文官。一旦分治原則被接受，我將下令確保全國各地不會發生社群動盪。如果出現絲毫騷動，我將採取最嚴厲的措施，在麻煩於萌芽時就將其扼殺。"[103]
印度高級官僚及政治家賈格莫漢（1927–2021年）曾指出，這番話以及隨後發生的事情顯示"政府機器已顯然失靈"。[103]
分治計畫於1947年6月3日獲得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接受。[104]相關資料指出，在旁遮普雖然沒騷亂，但存在社群緊張局勢，而據報導甘地被尼赫魯與帕特爾孤立，並遵守禁語願（沉默日）。蒙巴頓拜訪甘地，表示希望他不會反對分治，甘地對此寫下回覆："我何曾反對過你？"[105]
在英屬印度境內，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邊界（雷德克里夫線）是由一份受英國政府委託、在倫敦大律師西里爾·雷德克里夫爵士主持下編寫的報告所決定。巴基斯坦成立時由兩個不相連的區域組成：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與西巴基斯坦，在地理上被印度隔開。印度由英屬印度中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地區組成，而巴基斯坦則由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組成。
英國國會於1947年7月18日通過《1947年印度獨立法案》，敲定分治安排並放棄英國對數百個土邦的宗主權，讓它們自由選擇加入其中一個新自治領，或在兩者之外維持獨立身份。[106] 《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經過修訂，為新的自治領提供法律框架。
巴基斯坦於建國後，於當年8月申請加入聯合國，並於1947年9月30日獲得接納。印度自治領則繼續保有已有的席位，因為印度自1945年以來就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107]
旁遮普邊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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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意指印度河以東的五條河流 - 傑赫勒姆河、奇納布河、拉維河、比亞斯河和薩特萊傑河 - 所流經的區域。該地區由夾在兩條交匯河流之間的沖積平原，即 "doabs"（意為'兩河之間'）或兩河間地帶所組成（見右圖）：
- 印度河與傑赫勒姆河之間的信德薩格爾多阿布、
- 傑赫勒姆河與奇納布河之間的傑奇多阿布、
- 奇納布河與拉維河之間的雷奇納多阿布、
- 拉維河與比亞斯河之間的巴里多阿布、以及
- 比亞斯河與薩特萊傑河之間的比斯特多阿布。
1947年初，在旁遮普邊界委員會進行審議前的幾個月裡，主要的爭議地區似乎集中在巴里和比斯特多阿布。雷奇納多阿布的部分地區由國大黨與錫克教徒提出主權要求。在巴里多阿布，古爾達斯普爾、阿姆利則、拉合爾與蒙哥馬利各區均存在爭議。[108]除阿姆利則（穆斯林佔46.5%）外，所有地區均由穆斯林佔多數。儘管在古爾達斯普爾，51.1%的穆斯林比例僅具微弱多數。在更小的區域尺度上，巴里多阿布只有三個提希爾（區以下的行政單位）由非穆斯林佔多數：古爾達斯普爾極北端不存在爭議的帕坦科特，以及阿姆利則區的阿姆利則與塔爾恩塔蘭。雖然如此，在比亞斯河—薩特萊傑河以東仍有四個穆斯林佔多數的提希爾，其中兩個地區的穆斯林人數超過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的總和。[108]
在邊界委員會展開正式聽證前，英屬印度政府已分別為東、西旁遮普地區建立過渡政府。當時的領土是根據簡單的行政區多數原則，透過"名義劃分"（notional division）進行暫時分割。在旁遮普與孟加拉，邊界委員會均由兩名穆斯林與兩名非穆斯林法官組成，並由西里爾·雷德克里夫爵士擔任共同主席。[108]
旁遮普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被界定為："在確定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占連續多數地區的基礎上，劃分旁遮普兩個部分的邊界。在此過程中，亦將考慮其他因素。"然而，談判過程陷入僵局。穆斯林一方，以及由國大黨與錫克教徒組成的另一方，均透過法律顧問提出毫無妥協餘地的要求。由於法官們同樣未獲得退讓的授權，導致他們在所有重大議題上皆因"二對二的立場對峙而陷入僵持"，最終迫使西里爾·雷德克里夫爵士必須獨自承擔做出實際裁決的艱巨任務。[108]
獨立、移民與流離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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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載運難民，駛向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火車。 -
一列滿載印度教與錫克教難民，從巴基斯坦班努駛向印度的火車。
兩個新成立的國家之間在緊接分治後的幾個月內發生大規模移民。事實上，當時並未預見分治會造成人口遷移的必要性，各方原本期望宗教少數群體能繼續留在其原本居住的國家。然而，旁遮普地區成為例外：由於該省出現嚴重的社群暴力，當地組織人口遷移，但這種安排並不適用於其他省份 。[109][110]
未分裂印度於1947年的總人口約為3.9億。分治後，印度約有3.3億人，西巴基斯坦3,000萬人，東巴基斯坦3,000萬人。[111]一旦邊界確定，約有1,450萬人得越過邊界，前往他們希望較為安全的宗教多數派地區。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確認巴基斯坦境內的流離失所者人數為7,226,600人，推測全部是從印度進入巴基斯坦的穆斯林。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則統計到7,295,870名流離失所者，顯然全是分治後立即從巴基斯坦移居印度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112]
分治期間的全面人口交換是一個存有爭議的問題，印度領導層內部對此意見分歧。B.R.安貝德卡與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支持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進行全面的人口交換。表示印度的4,200萬穆斯林將全部移居巴基斯坦，而西巴基斯坦與東巴基斯坦的1,900萬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及其他少數群體則遷往印度。支持者的理由根植於消除未來宗教衝突的可能性，並降低大規模暴力的風險，以確保持久的社群和平。[113]安貝德卡在其著作（包括"對語言邦的思考（Thoughts on Linguistic States）"）中主張，雖然手段殘酷，這樣的人口交換仍是解決導致分治之社群問題的實際方案。[114][115]同樣地，有"印度鐵人"之稱的帕特爾也認為，敵對少數群體的持續存在可能導致未來的動盪。[116][117][118]他們均將1923年"洛桑條約"簽訂後希臘與土耳其之間成功的人口交換視為先例。[119]
然而，這項提議遭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與聖雄甘地的拒絕，他們強烈反對強制性的人口交換。尼赫魯與甘地堅持世俗印度的願景，認為不同社群無論宗教信仰為何都應和平共處。他們相信強迫的人口遷移會造成巨大的痛苦並破壞社會結構。特別是甘地，他對印穆團結抱有信心，並堅持認為選擇留在印度的穆斯林應作為平等公民受到歡迎。[120]結果，全面的人口交換並未發生。[121][122]雖然發生局部的人口遷徙，約有1,450萬人在恐怖的暴力中跨越國界，但仍有數百萬人留在兩側。這一決定產生深遠影響：印度保留穆斯林人口，並成長為重要的少數群體；而巴基斯坦的印度教與錫克教人口則因數十年來的遷徙與迫害而急劇減少。[123][124]未能全面人口交換，導致多年來持續的教派緊張與週期性衝突，支持者認為這樣的人口交換或許本可將這類問題解決。[125]
受分治影響的地區
[编辑]新成立的政府完全沒有預料到如此驚人規模的雙向遷移，也對此毫無準備。在新建立的印巴邊境兩側都發生大規模的暴力與屠殺。[126]
甘地為制止暴力，於1948年1月13日開始絕食。隨後有超過100名宗教領袖齊聚於比爾拉府（Birla House，現已更名為甘地紀念館），共同接受甘地提出的條件。數以千計的印度教徒、穆斯林與錫克教徒也聚集在府邸外，齊聲呼籲維護和平與統一。包括印度教大會、伊斯蘭學者協會與國民志願服務團在內的各組織代表均訪問比爾拉府，並承諾將促進社群和諧與終結暴力。[127]阿布·卡拉姆·阿扎德、尼赫魯與巴基斯坦駐印度高級專員扎希德·侯賽因（Zahid Hussain）亦於期間前往探視。[128]甘地最終在1月18日同意停止絕食。這次行動被廣泛認為是終結當時社群暴力的關鍵因素。[129][130][131][132][133]。
對當時因社群暴力而亡人數的估計差異很大，從20萬到200萬不等，但大多數學者接受約有100萬人為此死亡的說法。[134]在所有地區中，暴力最為嚴重的地區被認為是發生在旁遮普。[135][136][137]
旁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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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分治將原英屬旁遮普省分割為印度自治領與巴基斯坦自治領。該省以穆斯林為主的西部成為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而以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為主的東部則成為印度的東旁遮普邦（後來進一步劃分為新的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與喜馬偕爾邦）。當時有許多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居住在西部，也有許多穆斯林居住在東部，這些少數群體的恐懼如此巨大，以致於分治引發大規模的人口流離失所與嚴重的社群間暴力。有些人將旁遮普的暴力描述為一場報復性的種族滅絕。[138]估計分治期間跨越旁遮普的總移民人數達1,200萬人。[c]約有650萬穆斯林遷入西旁遮普，470萬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遷入東旁遮普。
在東旁遮普，幾乎沒穆斯林倖存（馬萊爾科特拉與梅瓦特縣除外）。而在西旁遮普，幾乎沒有印度教徒或錫克教徒倖存（拉希姆亞爾汗與巴哈瓦爾布爾除外）。[140]
英國歷史學家與作家勞倫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觀察到，西旁遮普總督弗朗西斯·穆迪爵士"估計有50萬穆斯林在試圖進入該省時喪生，而英國駐卡拉蚩高級專員則將總數定為80萬。使得蒙巴頓及其追隨者聲稱僅有20萬人被殺的說法顯得荒謬"。[141][142]
在此期間，許多人指控錫克教領袖塔拉·辛格支持屠殺穆斯林。辛格於1947年3月3日在拉合爾與約500名錫克教徒在講台上宣告"消滅巴基斯坦"。[143]根據巴基斯坦裔瑞典政治學家伊什蒂亞克·艾哈邁德的說法：[144][145][146][147]
3月3日，激進的錫克教領袖塔拉·辛格大師在旁遮普議會外著名的揮舞起他的{{link-en|錫克彎刀|kirpan||，呼籲摧毀巴基斯坦的構想，而引發穆斯林的暴力回應，主要針對北旁遮普穆斯林佔多數地區的錫克教徒，但也包括印度教徒。然而，到該年底，在東旁遮普被殺害的穆斯林人數，比在西旁遮普被殺害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總和還要多。
尼赫魯在8月22日致甘地的信中提到，到那時為止，在東旁遮普被殺害的穆斯林人數是西旁遮普被殺害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人數的兩倍。[148]
孟加拉
[编辑]當時的孟加拉被劃分為兩個獨立實體：歸屬於印度自治領的西孟加拉，以及歸屬於巴基斯坦自治領的東孟加拉。東孟加拉在1955年更名為東巴基斯坦，後來在1971年孟加拉獨立戰爭後成為獨立的孟加拉國。位於恆河右岸的穆爾希達巴德與馬爾達區雖然是穆斯林佔多數，仍被劃歸印度。而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庫爾納區 - 位於恆河河口且被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包圍 - 則被劃歸巴基斯坦，最東端的吉大港山區亦然。[149] 位於劃歸巴基斯坦的東孟加拉各區的數千名印度教徒遭到襲擊，這種宗教迫害迫使數十萬印度教徒從東孟加拉逃往印度領土尋求庇護。大量印度教難民湧入加爾各答，影響該市的人口結構。許多穆斯林離開該市前往東巴基斯坦，難民家庭則佔據他們的一些房屋與財產。 估計分治期間跨越孟加拉的總移民人數為330萬：260萬印度教徒從東巴基斯坦遷往印度，70萬穆斯林從印度遷往東巴基斯坦。
吉大港山區
[编辑]人口稀少的吉大港山區是一個特殊案例。此地位於孟加拉的最東端，為穆斯林佔多數的吉大港提供腹地。年該山區於1947年有98.5%的人口是佛教徒，[150]仍被劃歸巴基斯坦。[149]
信德
[编辑]信德地區並未發生像旁遮普與孟加拉那樣的大規模暴力。分治時當地富裕的上層與中產階級大多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主要集中在城市，並在包括海德拉巴（巴基斯坦）、喀拉蚩、希卡布爾與蘇庫爾在內的城市中佔人口多數。在分治後的最初幾個月，只有部分印度教徒移民。情況在1947年底開始改變。大量來自印度的穆斯林難民開始抵達信德，並住進擁擠的難民營。[151]
印度阿傑梅爾於1947年12月6日爆發社群暴力，起因是部分信德印度教難民與達爾加市場（Dargah Bazaar）的當地穆斯林發生爭執。到12月中旬，阿傑梅爾再次爆發暴力事件，伴隨著刺傷、搶劫與縱火，造成多數為穆斯林的傷亡。[152]許多穆斯林穿越塔爾沙漠逃往巴基斯坦的信德省。[152]引發信德省的海德拉巴進一步的反印度教騷亂。喀拉蚩於1月6日爆發反印度教騷亂，估計造成1,100人傷亡。[152][153]於1948年3月，抵達北古吉拉特邦戈特拉的信德印度教難民再次引發騷亂，導致更多穆斯林從戈特拉移民到巴基斯坦。[152]這些事件觸發印度教徒的大規模出走。估計有120萬至140萬印度教徒，主要透過船隻或是搭乘火車遷往印度。[151] 雖然有前述的移民潮，巴基斯坦的信德省仍居住著相當數量的信德印度教人口，根據巴基斯坦 於1998年的人口普查，他們的人數約為230萬。信德省的一些地區如塔帕卡、烏默克特、米爾布爾哈斯、桑格爾與巴丁等曾有印度教徒佔多數的情況。[154]居住於信德的印度教徒由於受到巴基斯坦的宗教迫害，至今仍在向印度移民。[155]
| 宗教 信仰 |
1941年[156]: 28 [g] | 1951年[157]: 22–26 [h] | ||
|---|---|---|---|---|
| 人口數目 | % | 人口數目 | % | |
伊斯蘭教 
|
3,462,015人 | 71.52% | 5,535,645人 | 91.53% |
印度教 
|
1,279,530人 | 26.43% | 482,560人 | 7.98% |
錫克教 
|
32,627人 | 0.67% | 不適用 | 不適用 |
基督教 
|
20,304人 | 0.42% | 22,601人 | 0.37% |
| 地方部落信仰 | 37,598人 | 0.78% | 不適用 | 不適用 |
祆教 
|
3,841人 | 0.08% | 5,046人 | 0.08% |
耆那教 
|
3,687人 | 0.08% | 不適用 | 不適用 |
猶太教 
|
1,082人 | 0.02% | 不適用 | 不適用 |
佛教 .svg){kind=small}
|
111人 | 0.002% | 670人 | 0.01% |
| 其他 | 0 | 0% | 1,226人 | 0.02% |
| 總人口 | 4,840,795人 | 100% | 6,047,748人 | 100% |
古吉拉特
[编辑]當地發生大規模的難民遷移。據估計有64.2萬穆斯林遷往巴基斯坦，其中75%主要是基於商業利益考量而前往喀拉蚩。於1951年進行的人口普查記錄顯示該邦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從1941年的13%下降到1951年的7%。[158]
遷入的難民數量也相當龐大，有超過100萬人遷入古吉拉特。這些印度教難民主要是信德人與古吉拉特人。[159]
德里
[编辑]
德里在數個世紀以來一直是蒙兀兒帝國的首都，從開國君主巴卑爾到奧朗則布及其繼任者，以及更早期的北印度突厥穆斯林統治者，均以此地為政權核心。歷代伊斯蘭統治者將德里打造為帝國堡壘，並留下大量的伊斯蘭建築，使這座城市充滿濃厚的伊斯蘭文化氣息。英屬印度於1911年將殖民政府首都從加爾各答遷至德里，這座城市的性質隨之發生變化。市中心以英國建築師埃德溫·魯琴斯爵士的名字命名為"魯琴斯德里"（Lutyens' Delhi），以服務規模雖小但不斷成長的英國精英階層。1941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穆斯林仍佔德里總人口比例的33.2%。[160]: 80
當難民於1947年開始湧入德里時，當地完全無力應對如此規模的人口壓力。難民們"散布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他們擠進營地……學院、寺廟、[[謁師所]（錫克教廟宇）、達蘭薩拉、軍營與花園"。[161]到1950年，政府開始允許擅自佔地者在城市的特定區域建造房屋。因此，拉傑帕特納加爾與帕特爾納加爾等街區應運而生，這些地方至今仍保有鮮明的旁遮普特色。隨著成千上萬來自西旁遮普與西北邊境省的印度教及錫克教難民逃往該市，動亂隨之爆發，社群大屠殺震撼這座印度 - 伊斯蘭文化與政治的歷史重鎮。一名駐德里的巴基斯坦外交官侯賽因（Zahid Hussain）指控印度政府意圖消滅德里的穆斯林人口，或對其命運漠不關心。他報告稱軍隊曾公開槍殺無辜的穆斯林。[162]尼赫魯總理當時估計市內的傷亡人數為1,000人，但其他消息來源則認為傷亡率高出20倍。歷史學家賈南德拉·潘迪於2010年對德里暴力事件的記錄，將德里穆斯林的傷亡人數定在2萬至2.5萬之間。[163]
數以萬計的穆斯林，不論政治傾向如何，均被趕入難民營。德里的許多古蹟如普拉納基拉（即老堡壘）、開齋節廣場（Idgah） 尼扎穆丁（Nizamuddin）都被轉為臨時營地。事實上，許多印度教與錫克教難民最終佔據德里穆斯林居民遺棄的房屋。[164]
在緊張局勢達到頂點時，據估計分治期間德里的總遷移人數達83萬人：約33萬穆斯林遷往巴基斯坦，而約50萬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則從巴基斯坦遷至德里。[165]1951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該市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已從1941年的33.2%驟降至5.7%。[166][167]: 298
| 宗教 信仰 |
1941[160]: 80 | 1951年[167]: 298 | ||
|---|---|---|---|---|
| 人口數目 | % | 人口數目 | % | |
| 印度教 [j]
|
567,264人 | 61.8% | 1,467,854人 | 84.16% |
| 伊斯蘭教
|
304,971人 | 33.22% | 99,501人 | 5.71% |
| 基督教
|
17,475人 | 1.9% | 18,685人 | 1.07% |
| 錫克教
|
16,157人 | 1.76% | 137,096人 | 7.86% |
| 耆那教
|
11,287人 | 1.23% | 20,174人 | 1.16% |
| 祆教
|
284人 | 0.03% | 164人 | 0.01% |
| [佛教
|
150人 | 0.02% | 503人 | 0.03% |
| 猶太教
|
55人 | 0.01% | 90人 | 0.01% |
| 其他 | 296人 | 0.03% | 5人 | 0% |
| 總人口 | 917,939人 | 100% | 1,744,072人 | 100% |
土邦
[编辑]有若干案例是土邦的統治者參與社群暴力，或未能及時採取足夠措施予以制止。部分統治者，例如某些錫克教土邦的統治者，在事發時因出門避暑而不未逗留邦內。有觀點認為這些統治者是被具有社群主義傾向的臣下匆忙帶離，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規避對即將到來的民族清洗應負的法律與道德責任。在巴哈瓦爾布爾與帕蒂亞拉，當統治者返回後，當地的暴力事件明顯減少，統治者也隨之轉而反對清洗行動。巴哈瓦爾布爾納瓦布（Nawab，統治者）當時身在歐洲，他在10月1日縮短行程回邦，以應對危機。滿腔憤懣的海珊·沙希德·蘇拉瓦底曾就此致信甘地：
既然所有的穆斯林都已經被消滅，帕蒂亞拉土邦主現在站出來充當和平與秩序的捍衛者，還有何用？[168]
除吉恩德與卡普爾塔拉邦之外，錫克教土邦的暴力活動均經過精心組織，並由地方政府提供後勤支持。[169]在帕蒂亞拉與法里德科特邦，土邦統治者響應塔拉·辛格大師清除印度境內穆斯林的號召。帕蒂亞拉土邦統治者被許以未來統一錫克國家的領導權，而該國據稱將從"旁遮普內戰的灰燼"中崛起。[170]據報法里德科特土邦統治者哈林德·辛格（Harinder Singh）曾興致勃勃地聽取大屠殺的故事，甚至要求提供屠殺中"繪聲繪色的細節"。[171]婆羅多布爾土邦的最後一任統治者布里真德拉·辛格（Brijendra Singh）親眼目睹在昆巴爾（Khumbar）與迪格（Deeg）對穆斯林梅奧人的種族屠殺。這位統治者受到穆斯林的指責時，反駁道："為什麼來找我？去找真納吧。"[172]
在阿爾瓦爾土邦與巴哈瓦爾布爾土邦，社群主義情緒蔓延至政府高層，據說這些土邦的首相參與策劃並直接監督種族屠殺行動。相比之下，比卡內爾的組織活動則發生在較低層級。[173]
阿爾瓦爾與婆羅多布爾
[编辑]在拉傑普塔納（今拉賈斯坦邦）的土邦阿爾瓦爾與婆羅多布爾，佔主導地位的印度教地主社群與穆斯林農民社群之間發生血腥衝突。[174]由印度教賈特人、阿希爾人（種姓）與古賈爾人組成的嚴密組織在1947年4月開始襲擊穆斯林梅奧人。到6月，已有五十多個穆斯林村莊被毀。全印穆斯林聯盟對此極度憤怒，要求總督派遣由穆斯林士兵組成的部隊前往災區保護他們。6月份出現指控，稱阿爾瓦爾與婆羅多布爾的土邦部隊參與對其境內及英屬印度境內穆斯林村莊的破壞。[175]
來自阿爾瓦爾與婆羅多布爾的10萬名穆斯林梅奧人在1947年爆發的空前暴力襲擊下，被迫逃離家園，估計約有3萬人慘遭屠殺。[176]隨後，一支由8萬名梅奧難民組成的龐大隊伍於11月17日啟程前往巴基斯坦。然而在動盪的局勢下，其中1萬人因評估路途風險過高而最終選擇停止行程。[174]
查謨和喀什米爾
[编辑]1947年9月至11月期間，在查謨和喀什米爾土邦的查謨地區，大量穆斯林遭到殺害，其餘則被驅逐往西旁遮普。這場暴力的動能部分源於自1947年3月以來，從西旁遮普抵達查謨的印度教與錫克教難民所帶來的"穆斯林暴行慘劇"。這些殺戮由極端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執行，並得到由查謨和喀什米爾大君哈里·辛格領導的查謨和喀什米爾土邦軍隊的協助與教唆。觀察家指出，哈里·辛格旨在透過消滅穆斯林人口來改變該地區的人口結構，並確保印度教徒佔多數。[177][178]隨後，普什圖部落民兵與巴基斯坦士兵自1947年11月起，在拉傑烏里與米爾普爾對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進行大屠殺。[179]婦女遭到性侵，而許多被殺、被強姦或受傷的人，原是為逃離已成為巴基斯坦領土的西旁遮普大屠殺才來到這些地區的。[179]
難民安置：1947–1951年
[编辑]在印度的安置
[编辑]根據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其人口中有2%是難民（1.3%來自西巴基斯坦，0.7%來自東巴基斯坦）。來自西旁遮普的大多數印度教與錫克教難民被安置在德里與東旁遮普（包括哈里亞納邦與喜馬偕爾邦）。德里是接收難民最多的單一城市。在1947年，有大量穆斯林自願或被迫離開德里，前往巴基斯坦，德里的人口仍從1941年普查時的不足100萬（917,939人）增加到1951年普查時的近200萬（1,744,072人）。[180]遷入的難民被安置在各種歷史建築與軍事場所，如普拉納基拉（老堡壘）、紅堡以及國王大道營地（Kingsway Camp，現德里大學周邊）的軍營。後者成為北印度最大的難民營之一，在任何給定時間都有超過3.5萬名難民，此外還有帕尼帕特附近的古魯格舍德拉營地。從1948年起，這些營地後來透過印度政府開展的大規模建設工程，被轉化為永久性住房。德里的許多住宅區都在這一時期興起，如拉傑帕特納加爾、拉金德拉納加爾、東尼扎穆丁、旁遮普花園、Rehgar Pura、張普拉與國王大道營地。印度政府在全國為難民提供教育、就業機會以及創業簡易貸款等多項方案。[181]許多旁遮普印度教難民也被安置在北方邦西部及中部的城市。在孟買中部的錫安科利瓦達地區，也建立一個主要由錫克教徒與旁遮普印度教徒組成的聚落，命名為古魯·德格·巴哈杜爾·納加爾（以錫克教第九任大師得格·巴哈都爾命名）。[182]
從東巴基斯坦逃離的印度教徒被安置在印度東部、中部與東北部，許多人最終留在鄰近的邦，如西孟加拉邦、阿薩姆邦與特里普拉邦。也有相當數量的難民被安置在馬哈拉什特拉邦（含恰蒂斯加爾邦）、比哈爾邦（含賈坎德邦）、奧里薩邦與安達曼群島（如今使用孟加拉語的是當地最大的群體）。[183][184]信德印度教徒主要安置在古吉拉特邦、馬哈拉什特拉邦與拉賈斯坦邦。不過，也有相當數量的人安置在中央邦，少數安置在德里。馬哈拉什特拉邦為信德印度教難民建立一個新鎮，印度總督查克拉瓦爾蒂·拉賈戈巴拉查理為該鎮奠基並命名為烏爾哈斯訥格爾（意為"喜悅之城"）。曾居住在信德與薩萊基斯坦城市的印度教古吉拉特與馬拉地難民社群，也被安置在現代古吉拉特邦與馬哈拉什特拉邦的城市中。[159][185]來自俾路支省洛拉萊縣的一個小型普什圖印度教社群也被安置在齋浦爾，如今他們的人數約為1,000人。[186]
難民營
[编辑]下表顯示截至1948年12月，旁遮普各區難民營的數量及其人口規模。[187]
| 地區 (迄1948年12月) | 難民營數目 | 難民數目 |
|---|---|---|
| 阿姆利則 | 5 | 129,398人 |
| 古爾達斯普爾 | 4 | 3,500人 |
| 菲羅茲布爾 | 5 | 53,000人 |
| 盧迪亞納 | 1 | 25,000人 |
| 賈朗達爾 | 19 | 60,000人 |
| 霍希亞布爾 | 1 | 11,701人 |
| 希薩爾 | 3 | 3,797人 |
| 羅赫塔克 | 2 | 50,000人 |
| 安巴拉 | 1 | 50,000人 |
| 卡納爾（含古魯格舍德拉） | 4 | 325,000人 |
| 古爾岡 | 40 | 20,000人 |
| 合計 | 85 | 721,396人 |
在巴基斯坦的安置
[编辑]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記錄顯示最大數量的穆斯林難民來自東旁遮普與鄰近的的土邦阿爾瓦爾與婆羅多布爾。人數為5,783,100人，佔巴基斯坦難民總數的80.1%。[188]這是旁遮普兩側報復性民族清洗的結果，東旁遮普的穆斯林人口像西旁遮普的印度教與錫克教人口一樣被強制驅逐。
來自印度其他地區的移民情況還有：[188]
- 來自比哈爾邦、西孟加拉邦與奧里薩邦的有700,300人，佔9.8%、
- 來自阿格拉和奧德省與德里的有464,200人，佔6.4%、
- 來自古吉拉特與孟買的有160,400人，佔2.2%、
- 來自博帕爾與海德拉巴的有95,200人，佔1.2%、
- 來自馬德拉斯（今日清奈）與邁索爾的有18,000人，佔0.2%。
他們在巴基斯坦的安置情況：[188]
- 來自東旁遮普及其鄰近地區的難民中有97.4%前往西旁遮普、
- 來自比哈爾邦、西孟加拉邦與奧里薩邦的難民中有95.9%前往當時的東巴基斯坦、
- 來自阿格拉和奧德省與德里的難民中有95.5%前往西巴基斯坦，主要集中在信德省的喀拉蚩行政區、
- 來自博帕爾與海德拉巴的難民中有97.2%前往西巴基斯坦，主要是喀拉蚩、
- 來自孟買與古吉拉特的難民中有98.9%前往西巴基斯坦，大部分前往喀拉蚩、
- 來自馬德拉斯與邁索爾的難民中有98.9%前往西巴基斯坦，主要是喀拉蚩。
西旁遮普接收最大數量的難民（73.1%），主要來自東旁遮普及其鄰近地區。 信德省接收第二大數量的難民，佔總移民人數的16.1%，而信德省的喀拉蚩行政區接收總移民人口的8.5%。 東孟加拉接收第三大數量的難民，共699,100人，佔巴基斯坦穆斯林難民總數的9.7%。 在東孟加拉的難民中，有66.7%來自西孟加拉邦，14.5%來自比哈爾邦，11.8%來自阿薩姆邦。[189]
西北邊境省與俾路支省接收的移民數量最低。 前者接收51,100名移民（佔移民人口的 0.7%），而俾路支省接收28,000名（佔移民人口的0.4%）。 巴基斯坦政府於1948年對西旁遮普的難民進行人口普查，詳細列出這些難民在印度的原籍地。
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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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口
[编辑]一項利用1931年與1951年人口普查數據對旁遮普各區人口流入與流出的研究，估計約有130萬名穆斯林離開西印度後未能抵達巴基斯坦。[142]與此相對，沿著西部邊界失蹤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人數估計約為80萬人。[191]使得因分治相關遷移而在旁遮普邊境失蹤的總人數達到約220萬人。[191]另一項利用1931、1941與1951年人口普查對旁遮普地區分治人口影響的研究，結論認為旁遮普失蹤的人數在230萬至20萬之間。[192]
婦女安置
[编辑]印度與巴基斯坦雙方政府曾互相承諾，將致力於尋回在騷亂中遭到綁架的婦女，其中包括許多曾遭受強姦侵害的受害者。印度政府聲稱有3.3萬名印度教與錫克教婦女被綁架，而巴基斯坦政府則聲稱在騷亂期間有5萬名穆斯林婦女失蹤。隨後的法律聲請顯示，兩國在尋回進度上存在落差：到1949年，印度已尋回1.2萬名婦女，巴基斯坦則尋回6,000名。[193]直到1954年，從印度尋回的穆斯林婦女增加至20,728人，而從巴基斯坦尋回的印度教與錫克教婦女則為9,032 人。[194]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印度教與錫克教婦女當時拒絕返回印度，她們擔心家人永遠不會接納受過侵害的自己，而這種恐懼在穆斯林婦女身上也同樣存在。[195]
在這種動盪與傳統結構崩潰的背景下，一些學者也注意到分治對孟加拉與旁遮普婦女產生的某些"積極"影響。在孟加拉，分治後的生存壓力對來自東孟加拉的難民婦女產生某種解放作用，她們為維持家計開始進入公共空間工作，甚至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傳統家庭結構的瓦解可能在無意間增加婦女發揮主體性的空間，許多婦女後來更深入參與西孟加拉邦的共產主義運動。針對旁遮普地區的情況，一位學者指出："分治雖然縮小婦女的物理空間，但卻擴大她們可利用的社會空間。這種變動影響深居簡出（Purda）或隔離的習俗，改變種姓與地區文化對婚姻安排的約束，並進一步拓寬女孩與婦女接受教育、流動與就業的管道。[196]
分治後的遷移
[编辑]巴基斯坦
[编辑]許多在印度的穆斯林家庭由於遭受迫害，即使在1951年人口普查之後，仍於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這一段時間內持續遷往巴基斯坦。根據歷史學家奧馬爾·哈利迪（1953-2010年）的說法，這批在1947年12月至1971年12月間遷往西巴基斯坦的移民主要來自阿格拉和奧德省、德里、古吉拉特、拉賈斯坦、馬哈拉什特拉、中央邦、卡納塔卡、安德拉邦、坦米爾那都與喀拉拉。下一階段的遷移發生在1973年至1990年代之間，這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則是喀拉蚩與信德省的其他城市中心。[197]
關於移民規模的統計數據在不同來源間存在爭議。國際勞工組織（ILO）於1959年發佈報告稱，從1951年到1956年間，共有65萬名穆斯林從印度遷往西巴基斯坦。[197]然而學者Pravin Visaria（1969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對此數據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因為1961年的巴基斯坦人口普查並未證實這些數字。但196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報告中確實包含一份聲明，暗示過去十年中約有80萬人從印度遷入。[198]大多數前往巴基斯坦的人在抵達後便再也沒有回到印度。
印度穆斯林遷往巴基斯坦的人數在1970年代大幅下降，這一趨勢引起巴基斯坦當局的注意。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西魯拉·巴巴爾於1995年6月告知巴基斯坦國民議會，在1973年至1994年期間，多達80萬名訪客持有效旅行證件從印度抵達，但其中僅有3,393人選擇留下。[197]與此相關的另一趨勢是印巴兩國穆斯林之間的通婚數量急遽減少。根據巴基斯坦駐新德里高級專員里亞茲·科卡爾（Riaz Khokhar）於1995年11月的聲明，跨國婚姻數量已從1950與1960年代的每年4萬對，下降到1990年代初期的每年僅約300對。[197]
特定的邊境戰爭也引發局部的人口流動。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戰爭後，約3,500個穆斯林家庭從塔爾沙漠的印度區域遷往巴基斯坦。[199]這些家庭隨後獲得安置：400個家庭安置於納加爾，另有3,000個家庭安置在信德省的查奇羅鄉。[200]巴基斯坦政府為每個家庭提供12英畝土地，根據官方記錄，這類安置土地總計達42,000英畝。[200]
針對東部的遷徙情況，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記錄顯示東巴基斯坦共有67.1萬名難民，其中大多數來自西孟加拉邦，其餘則來自比哈爾邦。[201]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指出，1951年至1956年間有50萬名印度穆斯林遷往東巴基斯坦。[197]到1961年，人數累計達到85萬。隨著蘭契與詹謝普爾騷亂發生，比哈爾人持續遷往東巴基斯坦直至1960年代後期，總數達到約100萬。[202]根據粗略估計顯示，在分治後的二十年裡，約有15萬名穆斯林從西孟加拉邦與比哈爾邦遷往東孟加拉。[203]
印度
[编辑]印度教徒因在巴基斯坦遭受宗教迫害，仍持續逃往印度。他們中的大多數會選擇定居在印度的拉賈斯坦邦。[204]根據巴基斯坦人權委員會的數據，僅在2013年就有約1,000個印度教家庭逃往印度。[204]2014年5月，執政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謝里夫派）成員拉梅什·庫馬爾·凡克瓦尼在巴基斯坦國民議會透露，每年約有5,000名印度教徒從巴基斯坦移民到印度。[205]由於印度並非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簽署國，因此拒絕承認巴基斯坦印度教移民的難民身份。[204]
西巴基斯坦於1947年獨立時，信德省塔帕卡縣的人口結構為80%印度教徒與20%穆斯林。估計有1,500個印度教家庭在1965年與1971年的印巴戰爭期間逃往印度，導致該縣發生巨大的人口結構變化。[199][206]在同樣的戰爭期間，還有23,300個印度教家庭從自由喀什米爾與西旁遮普遷往查謨專區。[207]
分治後，從東巴基斯坦前往印度的印度教徒移民潮依然持續。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記錄顯示有250萬難民從東巴基斯坦遷入印度，其中210萬遷入西孟加拉邦，其餘則遷入阿薩姆邦、特里普拉邦與其他邦。[201]這些難民是成波抵達的，並不單純發生在分治之時。到1973年，這類人的數目已超過600萬。[208][209]
分治後從東巴基斯坦遷往印度的移民
[编辑]印度於1978年向5.5萬名巴基斯坦印度教徒核發公民身份。到1998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時，塔帕卡的穆斯林佔總人口的64.4%，印度教徒佔35.6%。由於巴布里清真寺被拆事件後引發的騷亂和暴徒襲擊導致迫害加劇，約有7萬名印度教徒遷往印度。
| 年份 | 理由 | 數目 |
|---|---|---|
| 1947年 | 分治 | 344,000人 |
| 1948年 | 出於對"印度併吞穆斯林海德拉巴土邦"後的恐懼 | 786,000人 |
| 1950年 | 1950年東巴基斯坦針對印度教徒的騷亂 | 1,575,000人 |
| 1956年 |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立 | 320,000人 |
| 1964年 | 1963 年哈茲拉特巴爾清真寺聖物失竊案後發生針對印度教徒的騷亂 | 693,000人 |
| 1965年 | 第二次印巴戰爭 | 107,000人 |
| 1971年 | 孟加拉國解放戰爭 | 1,500,000人 |
| 1947–1973年 | 合計 | 6,000,000人[210] |
觀點
[编辑]印巴分治是一項極具爭議的安排，至今仍是印度次大陸局勢緊張的主因。根據美國專注於巴基斯坦政治與歷史的學者艾倫·麥格拉思（Allen McGrath）的說法，[211]包括總督蒙巴頓在內的許多英國領導人都對印度分治感到不滿。[212]蒙巴頓不僅被指責匆忙推動這一進程，還被指控影響雷德克里夫線的劃定，使其有利於印度。[213][214][215]委員會在決定最終邊界上花費的時間比決定分治本身還要長。因此，這兩個國家在擁有明確邊界之前就已取得獨立。邊界線於8月17日公布，即分治後的兩天。表示邊界位置的公佈日期推遲，是為完成英國從印度撤軍，使英國不必承擔分治所帶來的負擔。[216]
美國歷史學家斯坦利·沃爾珀特聲稱，英國人的匆促導致分治期間大規模的屠殺與苦難。[217]由於獨立宣言在實際分治之前就已發表，維持公共秩序的責任落到印度和巴基斯坦新政府的頭上。當時並未預料到會有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該計劃要求保障新邊界兩側少數群體的安全。然而，這兩個國家都未能完成這項任務。法律與秩序徹底崩潰。許多人死於騷亂、屠殺，或僅僅由於逃難途中的艱辛。隨之而來的是有記載的歷史中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之一。根據英國學者及公務員理查德·西蒙茲的說法，即使以最低估計，也有50萬人喪生，流離失所的人達到1,200萬人。[218]
然而許多人認為英國是被當時的局勢逼迫而加快分治進程。[219]蒙巴頓上任後很快就意識到如果英國要避免捲入看似日益可能的內戰，除確定分治並匆忙撤離印度外，別無選擇。[219]分治前，法律與秩序已多次崩潰，雙方都發生大量流血事件。在蒙巴頓成為總督時，一場大規模內戰已迫在眉睫。英國資源在二戰之後已極為有限，[220]或許不足以承擔維持秩序的任務。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雖然蒙巴頓可能過於倉促，但他別無選擇，並在困難的情況下已盡最大努力。[221]英國歷史學家與作家勞倫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也贊同1947年的蒙巴頓除"抽身"外別無他法，否則可能捲入一場難以脫身的流血內戰。[222]
2017年拍攝與分治有關的電影 - 總督府時，蒙巴頓的叔外孫、當時的英國查爾斯親王向電影製作人推薦 "大博弈的陰影：印度分治秘史（The Shadow of the Great Game: The Untold Story of India's Partition）"一書。該書認為蒙巴頓被英國當權派所利用，後者長期以來一直尋求分治，以便在南亞西北部維持一個戰略基地，以保護英國在中東的利益，並遏制蘇聯的擴張（參見[大博弈#對印度的影響）。[223][224]
專門研究現代南亞史的歷史學溫卡特·杜里帕拉（Venkat Dhulipala）駁斥英國"分而治之"政策導致分治的說法，並闡述一種觀點，即巴基斯坦在民間被構想為主權伊斯蘭國家或"新麥地那"，作為已廢除的土耳其哈里發國的潛在繼承者，[225][226]以及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與保護者。伊斯蘭學者就建立巴基斯坦及其成為真正伊斯蘭國家的潛力進行過辯論。[225][226]大多數巴雷爾維學派人士支持建立巴基斯坦，[227][228]並認為與印度教徒的任何合作都會適得其反。[229]而由侯賽因·艾哈邁德·馬達尼領導的大多數迪奧班德學派則反分治（兩國理論）。[230][231][232]在他們看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可成為同一個國家的成員。
伊恩·塔爾博特和古哈帕爾·辛格在他們對於分治的權威性研究中指出，分治並非所謂英國"分而治之政策"的必然結局，也非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分歧的必然結局。[233]
一項跨境學生倡議"歷史項目"（The History Project）於2014年啟動，以探索對分治前夕事件認知的差異。此項目最終出版一本書，解釋巴基斯坦和印度對這段共同歷史的兩種詮釋。[234][235]
文獻記錄工作、口述歷史與歷史影響
[编辑]一家總部位於美國加州柏克萊與印度新德里的非營利組織"1947分治檔案館"（The 1947 Partition Archive）於2010年正式啟動，致力於搶救並記錄口述歷史從那些親歷分治的人們手中，並將訪談整合為檔案庫。[236]截至2021年6月，此組織已成功保存來自全球18個國家的近9,700份訪談紀錄。這些珍貴檔案在塔塔信託的協作下，已與印度及巴基斯坦的五所大學，包括阿育王大學、哈比卜大學、拉合爾管理科學大學、古魯那納克戴夫大學以及德里大學的圖書館合作發佈。[237]
在後世對分治歷史的紀錄與傳承中，各界透過不同的形式試圖還原這場災難的真相。2017年8月，英國藝術與文化遺產信託基金（The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Trust, TAACHT）於旁遮普邦阿姆利則的市政廳，正式設立號稱"世界首座分治博物館"。該館於週二至週日對外開放，館內透過多媒體展覽與詳盡的文獻，描述導致分治的政治進程及其推進過程，並同步呈現倖存者所提供的影像與文字敘述。[238]
在口述歷史的保存方面，卡維塔·普里（Kavita Puri）於2019年出版《分治之聲：未訴說的英國故事》一書。此作品基於BBC廣播四台的同名紀錄片系列，收錄對二十幾位分治見證者的深度訪談，這些受訪者當年目睹分治的慘狀，並於隨後移民至英國。[239][240]
然而，歷史的紀念方式稱在當代印度政壇也引發不小的波瀾。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宣佈將該日定為"分治苦難紀念日"，藉此提醒國人分治期間印度人所經歷的痛苦。這項舉措隨即遭到國大黨的抨擊，其成員賈拉姆·拉梅什批評該紀念日的構思充滿偏見，認為其目的在於將這樁創傷事件轉化為莫迪現今政治鬥爭的素材。[241]
分治的藝術描繪
[编辑]印度分治及相關的血腥騷亂啟發許多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創作有關這一事件的文學、電影和藝術作品。[242]有些作品描繪難民遷移期間的屠殺，另一些則專注於分治的後果以及邊境兩側難民面臨的困難。與分治事件相關的小說、電影和藝術作品至今仍在不斷湧現。
文學
[编辑]描述獨立與分治所付出的人道代價，相關文學作品包括：
- 《自由的黎明》，法伊茲·艾哈邁德·法伊茲創作的{[link-en|烏爾都語詩歌|Urdu poetry}}[243]
- 《托巴泰克辛》（1955年），由薩達特·哈桑·曼托創作的短篇小說。[243]
- 《開往巴基斯坦的列車》（1956年），由庫什萬特·辛格著。 [244]
- 《恆河之彎》（1965），由馬諾哈爾·馬爾貢卡著。[244]
- 《黑暗》（1974年），由比哈姆·薩尼著。[245]
- 《自由（Azadi） 》（1975年），由查曼·納哈爾著。該書原以英文撰寫，曾榮獲1977 年印度國家文藝院獎。 [246]
- 《冰糖人》（1988nian1），由巴普西·希德瓦著。 [244]
薩爾曼·魯西迪的小說《午夜之子》（1980年），曾榮獲布克獎及 "布克獎之最"。該書敘事圍繞著1947年8月14日至15日午夜誕生、且擁有魔幻能力的孩童展開。[244]《凌晨自由》（1975年）是由拉里·柯林斯與多米尼克·拉皮埃合著的非虛構作品，記錄1947年首屆印度獨立日慶祝活動前後的歷史事件。 由曼吉特·薩奇德瓦（Manjit Sachdeva）撰寫的小說《迷失的世代（Lost Generations）》（2013年）描述1947年3月穆斯林聯盟在拉瓦平第農村地區發動的屠殺，以及同年8月新邊界兩側爆發的大規模殺戮。故事透過一個逃亡錫克教家庭的視角，記錄他們在德里的定居與安置，最終以該家庭在1984年總理英迪拉·甘地遇刺後再次毀於暴徒之手的悲劇作結。
電影
[编辑]分治一直是電影中的熱門題材。[247][248][249]早期涉及獨立、分治及其後果的電影包括：
- 《拉合爾（Lahore）》 (1948年)
- 《連根拔起》（1950年，尼邁·高什執決；孟加拉語）[247]
- 《無神論者》（1954年）
- 《查利亞》（1960年）
- 《寶萊塢生死戀]》（1956年，喬治·庫克執導）
- 《法子》（1961年）[250]
- 列域·格達的孟加拉語三部曲：《雲遮星》（1960年）、《柔和的甘塔爾》（1961年）以及《金線》（1962年）[247][251]
- 《熱風》（1973年）
- 《黑暗》（1987年）[250]
- 《分治》（1987年）
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更多以分治為主題的電影，其中包括幾部主流作品，如：
- 《大地 (1998年電影)|大地}}》（1998年）
- 《開往巴基斯坦的列車》（1998年，改編自同名的書籍）
- 《嘿，拉姆》（2000年）
- 《邊境風雲》（2001年）
- 《沈默的河》（2003年）
- 《禁錮的女人》（2003年）
- 《分治》（2007年）
- 《馬德拉斯小鎮》（2010年）[250]
- 《寶萊塢之大姐大》（2017年）
- 《總督府》（2017年）
- 《邊界》（2019年）
- 《甘地與高德西：戰爭》（2023年）
傳記電影《甘地》（1982年）、《真納》（1998年）、《薩達爾》（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1993年）和《靈魂奔跑者》（2013年）也將獨立與分治作為劇本中的重大事件。
- 巴基斯坦電視劇《敘說》（改編自小說《巴諾》）突顯在分治期間被綁架與強姦的穆斯林女孩之困境。
- 2013年Google印度名為"重聚"（Reunion）的廣告以分治為題材，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產生強烈影響，引發放寬兩國間旅行限制的希望。[252][253][254]該廣告在網路上瘋傳。[255]在2013年11月15日於電視正式首播前，點閱率已超過160萬次。[256]
- 分治也在歷史運動電影《金色榮耀》（2018年）中有所描繪，該片根據當時影響印度國家男子曲棍球隊的事件改編。[257]
- 英國科幻劇《《超時空奇俠》》2018年的一集《旁遮普的惡魔》從一個因宗教分歧而分崩離析的家庭視角，描繪分治事件。
- Disney+電視影集《驚奇少女》（2022年）則從一個逃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家庭視角，描繪虛構版的分治情節。
藝術
[编辑]孟買進步藝術家小組的早期成員曾表示，分治是讓該小組於1947年12月成立的關鍵原因。成員中包括 F·N·蘇扎、M·F·侯賽因、S·H·拉扎、S·K·巴克雷、H·A·加德 以及 K·H·阿拉，他們後來都成為20世紀最具重要性與影響力的印度藝術家。[258]
當代印度藝術家中，針對分治題材創作過重要藝術作品的藝術家有：納利尼·馬拉尼、安喬莉·艾拉·梅農、薩蒂什·古傑拉爾、尼利瑪·謝赫、阿皮塔·辛格、克里申·康納、普蘭·納特·馬戈（Pran Nath Mago）、S·L·帕拉舍爾（S. L. Parasher）、阿帕納·考爾、塔耶巴·貝根·利皮、馬赫布布爾·拉赫曼、普羅莫特什·D·普拉克（Promotesh D Pulak）以及 普里蒂卡·喬杜里。.[259][260][261][262][263][264] 故事計畫（Project Dastaan）是一項致力於和平建設的倡議，該計畫透過虛擬實境（VR）數位體驗，讓身處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的分治難民，能夠與他們童年時期的社區和村莊重新建立聯繫。
藝術家賓杜·梅赫拉（Bindu Mehra）創作多部描繪分治生活記憶的數位影片，其中包括 "難以觸及的敘事（The Inaccessible Narrative）"。[265]
參見
[编辑]
注釋
[编辑]- ^ 1.0 1.1 British India consisted of the Presidencies and provinces of British India, those regions of the British Indian Empire which were directly administered by Britain; other regions, of nominal sovereignty, many of which were indirectly ruled by Britain, were called princely states.
- ^ "The death toll remains disputed with figures ranging from 200,000 to 2 million."[1]
- ^ 3.0 3.1 3.2 "Some 12 million people were displaced in the divided province of Punjab alone, and up to 20 million in the subcontinent as a whole."[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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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astal Ceylon, part of the Madras Presidency of British India from 1796, became the separate crown colony of British Ceylon in 1802. Burma, gradually annexed by the British during 1826–86 and governed as a part of the British Indian administration until 1937, was directly administered thereafter.[7] Burma was granted independence on 4 January 1948 and Ceylon on 4 February 1948. (See History of Sri Lanka and History of Burma.)
- ^ The Himalayan kingdom of Sikkim was established as a princely state after the Anglo-Sikkimese Treaty of 1861, however,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was left undefined.[8] In 1947, Sikkim became an independent kingdom under the suzerainty of India and remained so until 1975 when it was absorbed into India as the 22nd state. Other Himalayan kingdoms, Nepal and Bhutan, having signed treaties with the British designating them as independent states, were not a part of British India.[9] The Indian Ocean archipelago of The Maldives, became a protectorate of the British crown in 1887 and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in 1965.
- ^ 1941 figure taken from census data by combining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all districts (Dadu, Hyderabad, Karachi, Larkana, Nawabshah, Sukkur, Tharparkar, Upper Sind Frontier), and one princely state (Khairpur), in Sindh Province, British India. See 1941 census data here:[156]
- ^ Including Federal Capital Territory (Karachi)
- ^ 1941: Data for the entirety of Delhi Province, which included Delhi Municipality, New Delhi Municipality, New Delhi Cantonment, Delhi Civil Lines, Shahdara, Narela, Mehrauli, Najafgargh, Delhi Cantonment Fort, and rural outlying areas.[16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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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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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it was founded in 1909 the League had only caught on among South Asian Muslim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party had expanded astonishingly rapidly and was claiming over two million members by the early 1940s, an unimaginable result for what had been previously thought of as just one of the numerous pressure groups and small but insignificant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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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made a serious misjudgment in underestimating Muslim sentimen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He did not take the idea of 'Pakistan' seriously.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March 1940 Lahore resolution, calling for the creation of a separate state or states of Pakistan, he wrote: 'My first reaction is, I confess, that silly as the Muslim scheme for partition is, it would be a pity to throw too much cold water on it at the moment.' Linlithgow surmised that what Jinnah feared was a federal India dominated by Hindus. Part of the purpose of the famous British 'August offer' of 1940 was to assure the Muslims that they would be protected against a 'Hindu Raj' as well as to hold over the discussion of the 1935 Act and a 'new constitution' until after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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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roy Linlithgow's 'August Offer,' made in 1940, proposed Dominion status for India after the war, and the inclusion of Indians in a larger Executive Council and a new War Advisory Council, and promised that minority views w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future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This was not enough to satisfy either the Congress or the Muslim League, who both rejected the offer in September, and shortly afterward Congress launched a fresh campaign of civil disobe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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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ial option, he argued, was insufficient security. Explicit accept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Pakistan offered the only safeguard for Muslim interests throughout India and had to be the precondition for any advance at the center. So he exhorted all Indian Muslims to unite under his leadership to force the British and the Congress to concede 'Pakistan.' If the real reasons for Jinnah's rejection of the offer were rather different, it was not Jinnah but his rivals who had failed to make the point public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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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all-India level, the demand for Pakistan pitted the League against the Congress and the British.
- ^ 68.0 68.1 Brown 1994，第330頁India had always been a minority interest in British public life; no great body of public opinion now emerged to argue that war-weary and impoverished Britain should send troops and money to hold it against its will in an empire of doubtful value. By late 1946 both Prime Minist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recognized that neither international opinion nor their own voters would stand for any reassertion of the raj, even if there had been the men, money, and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with which to do so.
- ^ 69.0 69.1 Metcalf & Metcalf 2006，第212頁More importantly, though victorious in war, Britain had suffered immensely in the struggle. It simply did not possess the manpower or economic resources required to coerce a restive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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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ly every Briton wanted to keep India united. Many expressed moral or sentimental obligations to leave India intact, either for the inhabitants' sake or simply as a lasting testament to the Empire. The Cabinet Defense Committee and Chiefs of Staff stressed the maintenance of a united India as vital to the defense (and economy) of the region. A unified India, an orderly transfer of power, and a bilateral alliance would, they argued, leave Britain's strategic position undamaged. India's military assets, including its seemingly limitless manpower, naval and air bases, and expanding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would remain accessible to London. India would thus remain of crucial importance as a base, training ground, and staging area for operations from Egypt to the Far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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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British still hoped that a self-governing India would remain part of their system of 'imperial defense'. For this reason, Britain was desperate to keep India (and its army)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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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is scheme, the British hoped they could at once preserve united India desired by the Congress, and by themselv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groups, secure the essence of Jinnah's demand for a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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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roposal for an independent India involved a complex, three-tiered federation, whose central feature was the creation of groups of provinces. Two of these groups would comprise the Muslim majority provinces of east and west; a third would include the Hindu majority regions of the center and south. These groups, given responsibility for most of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would be subordinated to a Union government, would be subordinated to a Union government controlling defense, foreign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Nevertheless, the Muslim League accepted the Cabinet mission's proposals. The ball was now in Congress's court. Although the grouping scheme preserved a united India, the Congress leadership, above all Jawaharlal Nehru, now slated to be Gandhi's successor, increasingly concluded that under the Cabinet mission proposals the Center would be too weak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the Congress, which envisioned itself as the successor to the Raj. Looking ahead to the future, the Congress, especially its socialist wing headed by Nehru, wanted a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could direct and plan for an India, free of colonialism, that might eradicate its people's poverty and grow into an industrial power. India's business community also supported the idea of a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 In a provocative speech on 10 July 1946, Nehru repudiated the notion of compulsory grouping or provinces, the key to Jinnah's Pakistan. Provinces, he said, must be free to join any group. With this speech, Nehru effectively torpedoed the Cabinet mission scheme, and with it, any hope for a united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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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lbot & Singh 2009，第67頁 Quote: "The signs of 'ethnic cleansing' are first evident in the Great Calcutta Killing of 16–19 August 1946."
- ^ Talbot & Singh 2009，第68頁.
- ^ Talbot & Singh 2009，第67頁 Quote: "(Signs of 'ethnic cleansing') were also present in the wave of violence that rippled out from Calcutta to Bihar, where there were high Muslim casualty figures, and to Noakhali deep in the Ganges-Brahmaputra delta of Bengal. Concerning the Noakhali riots, one British officer spoke of a 'determined and organized' Muslim effort to drive out all the Hindus, who accounted for around a fifth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Similarly, the Punjab counterparts to this transition of violence were the Rawalpindi massacres of March 1947. The level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in such West Punjab villages as Thoa Khalsa was such that communities couldn't live together in its w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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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instructions were to avoid partition and obtain a unitary government for British India and the Indian States and at the same time observe the pledges to the princes and the Muslims; to secure agreement to the Cabinet Mission plan without coercing any of the parties; somehow to keep the Indian army undivided, and to retain India within the Commonwealth. (Attlee to Mountbatten, 18 March 1947, ibid, 97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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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Mountbatten arrived, it was not wholly inconceivable that a settlement on the Cabinet Mission's terms might still be secured limited bloodshed called for a united Indian army under effective control. But keeping the army intact was now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keeping India united, this is why Mountbatten started by being vehemently opposed to 'abolishing th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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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batten had intended to resurrect the Cabinet Mission proposals for a federal India. British officials were unanimously pessimistic about a Pakistan state's future economic prospects. The agreement to an Indian Union contained in the Cabinet Mission proposals had been initially accepted by the Muslim League as the grouping proposals gave considerable autonomy in the Muslim majority areas. Moreover, there was the possibility of withdrawal and thus acquiring Pakistan by the backdoor after a ten year interval. The worsening communal situation and extensive soundings with Indian political figures convinced Mountbatten within a month of his arrival that partition was the only way to quickly and smoothly transfe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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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it was feared that if an exchange of populations was agreed to in principle in Punjab, ' there was likelihood of trouble breaking out in other parts of the subcontinent to force Muslims in the Indian Dominion to move to Pakistan. If that happened, we would find ourselves with inadequate land and other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influx.' Punjab could set a very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the rest of the subcontinent. Given that Muslims in the rest of India, some 42 million, formed a population larger than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West Pakistan at the time, economic rationality eschewed such a forced migration. In divided Punjab, millions of people were already on the move, and the two governments had to respond to this mass movement. Thus, despite these important reserv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O led to an acceptance of a 'transfer of populations' in divided Punjab, too, 'to give a sense of security' to ravaged communities on both sides. A statement of the Indian government's position of such a transfer across divided Punjab was made in the legislature by Neogy on November 18, 1947. He stated that although the Indian government's policy was 'to discourage mass migration from one province to another.' Punjab was to be an exception. In the rest of the subcontinent migrations were not to be on a planned basis, but a matter of individual choice. This exceptional character of movements across divided Punjab needs to be emphasized, for the agreed and 'planned evacuation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formed the context of those displa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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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withstanding the accumulated evidence of inter-communal tension, the signatories to the agreement that divided the Raj did not expect the transfer of power and the partition of India to be accompanied by a mass movement of population. Partition was conceived as a means of preventing migration on a large scale because the borders would be adjusted instead. Minorities need not be troubled by the new configuration. As Pakistan's first Prime Minister, Liaquat Ali Khan, affirmed, 'the division of India into Pakistan and India Dominions wa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minorities will stay where they were and that the two states will afford all protection to them as citizens of the respective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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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n Nationalism – Fordham University archive of relevant public-domain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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