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財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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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問我們:......「我不滿意財團控制的媒體,但也作不了獨立記者,那還可以怎麼辦?」[1][2][3] 作為新聞傳播科系的老師們,再沒其他領域的老師像我們這樣沈痛......[1]

臺灣大眾傳播科系領域的教育工作者

台灣媒體財團化又稱為台灣媒體產權集中化指的是臺灣個別媒體的股權財團或主導財團的資本家大量收購並且獲得經營權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不是問題,引發疑慮的部分在於,財團或資本家取得媒體大部分股權背後的動機。研究發現,許多被台灣財團併為旗下子公司的台灣媒體,報導的新聞內容即開始出現置入性行銷操縱媒體的現象,這不僅箝制了臺灣引以為傲的高度新聞自由,還干預社會大眾的視聽內容,顯現財團有意藉由控制旗下媒體的播報內容來發揮其在社會的政治影響力、經濟影響力、意識形態建構,以謀求符合財團自身利益的執政者市場經濟型態、政治經濟的意識形態。一旦達成前述項目,則財團將再進一步干預那些可能影響自身利益的政策立法與否、聯合推廣商品或透過媒體壟斷來確保自身集體利益、推動無線電視財團化、公共媒體「政治化」等項目。[4][5]

《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書中提到,中共正以經濟作為手段,給予某一群跨海峽企業家或是政治人物特殊照顧,使他們成為中共在台的代理人,再讓這群代理人到台灣培植他們的協力者,來影響中華民國政府的決策和輿論。藉此讓中共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6]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系主任蔡宏政更以旺中集團為例子,指出台灣各利益媒體為了「不要讓中共不高興」而自我審查報導內容,一切以中共為主,衍生為侍從媒體模式[6]。文獻指出,若台灣媒體頻繁出現尋租行為只為了獲取更大利益,那麼未來付出的成本就是台灣媒體第四權監督職責與國家利益[7],造就「今日香港,明日臺灣[7]

有鑑於新聞媒體成為當代台灣人連結與理解自己圈子外人事物的主要管道,因此社會大眾必須意識到隨著臺灣媒體持續的財團化,電視螢光幕、電台、網路新聞的幕後可能存在一隻手試圖控制社會大眾「知的權利」,決定每個人可以聽到或看到什麼[4]

而特定的團體透過國家資本主義在台灣購買新聞,要求在新聞中置入性行銷其偏好的候選人,意在左右台灣人民選舉中的投票意向,因此人民需要了解個人的投票意向是否僅出於媒體灌輸的印象,因為接受大量國家資本主義置入性行銷的媒體,其新聞報導內容往往呈現單一觀點以及不對稱的篇幅[8]。據此,選民經由媒體獲取訊息時,應該查證後再做出理性判斷[9][8]

歷史沿革[编辑]

民主進步黨於在野時期提出黨政軍退出媒體無線電視台公共化的主張。[10]

學者指出,自從中央政府實施媒體解禁政策後,無線廣電媒體不再受到中國國民黨的黨政軍的政治勢力介入操控,民間資本為主的媒體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然而政治勢力對於媒體的控制並未就此消失,而是轉而循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以大量資金買進非官方媒體的公司股份,取得媒體的經營權[11],並且控制轄下媒體的播報方向。[11]

資本主義[编辑]

全球媒體產業的經營日趨開放,私人經營(私有化及民營化)及市場自由化競爭是趨勢,這預示著,媒體產業未來走向將依賴市場經濟(編註:非國家資本主義)法則而定,以追求最大的利潤為原則。這個趨勢帶來的影響,小至個人消費媒體產品的權益,大到主導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走向。一個媒體產品往往伴隨著思想與文化意涵。人們在接收媒體的產品時,往往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看法,以及對於自己及世界的認知。因此媒體產業,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乃至文化教育領域都是相當重要的。[12]

而隨著網路時代來臨,能刊登廣告的平台快速增加,平面媒體電子媒體不再是廣告商選擇刊登廣告的少數幾個選項之一,因此快速稀釋媒體業高度仰賴的廣告收入,許多媒體急需金援來填補資金缺口。[13]

「這個媒體的擁有者究竟是誰」,一直是新聞傳播學者的研究重點,因為學者們都認為媒體的擁有者可能會想 藉由經營策略影響媒體產品的內容與形式。[12]:50-60 例如:媒體擁有者可以決定新聞編輯與節目製作的人事任用、提供預算支持特定的媒體內容、給予特定的政商人士一個媒體傳播平台[12]。 -而觀察台灣媒體產業向市場開放以來媒體所有權的結構變化與節目內容的變化,可以發現,這些學者們的合理懷疑是正確的[12]。台灣的新聞自由並沒有因為媒體產業的對外開放而有明顯進步[11]

在追求最大的利潤為原則下,一個媒體往往希望透過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來獲取最大的商業利益,以製作出更高水準的產品,因此收購同質性媒體的水平整合有利於增加廣告曝光度,贏得廣告商購買廣告時段的機率,而併購電視台、頻道供應商、頻道代理商、系統台等垂直整合則能節省成本,並且讓同一個媒體商品發揮出最大的商機英语synergy,然而這也使得視聽大眾接收的產品內容的決定權以及商場甚至政治上的談判籌碼往財團集中,並且排擠其他可能具有更高水平的媒體產品的曝光度[12]

媒體財團化與公眾利益:價格[编辑]

隨著財團完成了水平與垂直整合,意味著在市場上處於獨霸的地位,在缺乏競爭下,可以任意操控媒體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並且消極回應客戶的批評、漠視客戶的權益、剝削客戶[12]。 政府必須避免這樣的壟斷情事發生[12]

媒體財團化與公眾利益:內容[编辑]

在缺乏競爭下,媒體產品的品質以及觀眾的選擇權都有可能受到影響。財團為了實現單一產品的最大經濟效益往往會持續併購小規模的媒體或將之驅逐出市場並且戮力於讓相同的內容透過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一部電影下檔後,出現原聲帶、道具、簽唱會、電視台放映、......等周邊商品),因此會排擠其他創意曝光的空間[12],使得觀眾接收到的內容逐漸單一化並且阻礙一國文化的多元發展[12],不符合公眾利益。[12]

群眾意識[编辑]

媒體財團化乍看之下不過是政商名流間的交易,與平民百姓無關,然而若近看其所決定的是每天人們會接收到什麼樣的訊息,並且正安靜的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世界觀,足以影響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和思想[12]

社會運動[编辑]

2012年-2013年間,許多傳播科系的教育工作者表達:「財團壟斷下的媒體內容,只由老闆好惡而定,將扼殺所有傳播工作者的專業。專業價值蕩然無存,則傳播教育都將失去意義。」的憂心,並且發起「反壟斷聯合課程1小時」、「反財團壟斷、要媒體改革」、「下課10分鐘,支持反媒體壟斷」等倡議。[1]

台灣媒體的經營型態[编辑]

[4]

侍從報業[编辑]

1988年,台灣仍在威權體制下,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黨禁報禁[14]:34 然而在宣布前夕,囊括台灣當時三分之二報業市場的聯合報中國時報提出自由報業 的解禁模式,要求政府應該尊重市場機制,報業的生存與否應該由市場決定[14]:34;規模較小的報紙和部分學者則主張有限解禁 模式,他們認為聯合報系中國時報市占率已經高達近七成(原因詳見:侍從報業),政府應該加以規範,才能讓小報及新報生存[14]:34

在當時的情勢,自由報業 模式對於國民黨較有利,因為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個「侍從」會受益於該模式,鞏固獨佔的市場地位,況且兩報都已經進入國民黨決策核心,能協助國民黨繼續影響 社會大眾視聽。相形之下,有限解禁 模式,可能造成群雄並起,國民黨的非同路人將有可趁之機[14]:34。於是主導著媒體開放政策走向的國民黨,決定選擇偏袒既得利益者的政策,即為自由報業 模式[14]:34

財力雄厚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在「完全不設限」的情況下,被學者形容為「猶如解除緊箍咒的孫悟空」,隨即準備好兩百億美金來購買機器與雇用媒體記者、紛紛發行新報(包含聯合晚報及中時晚報)、大幅擴增報紙的張數並且以低價促銷、......。隔年,《聯合晚報》席捲了將近六成的晚報市場,僅留下四成多的晚報市場給自立晚報民族晚報大華晚報分食。過不久,中國時報+中時晚報+聯合報+聯合晚報的市占率逼近八成。終於,其他的小報業及新報業不支倒地[14]:34

中時、聯合兩媒體則接收其他小規模報業倒閉後留下的市場,並且利用該新增的盈餘,揮軍發展影視網路事業。連同各自原有的出版社通訊社雜誌,形成大型的媒體集團,搖身一變成為台灣媒體市場中的兩大巨人[14]:35聯合報系中時媒體集團)。

墊高入行門檻[编辑]

在現實生活中,與巨人賽跑是一件舉步維艱的事。而在媒體行業亦復如是[14]。在聯合與中時兩大媒體集團的獨佔之下,成立媒體所需的入門資金至少兩、三百億新台幣(依照1999年的新台幣匯率計算)。 因此只能憑藉著財力雄厚的財團提供長期的資金支持,才能維繫新成立媒體的營運[14]

[15]

國家資本主義[编辑]

2013年,《經濟學人》報導劍橋大學出版的《Subsidies to Chinese Industry》披露:2011年中國大陸當局補貼旺中集團達到約新台幣14億元,佔該公司當年度的淨利超過一成。《經濟學人》報導指出,旺中集團旗下,有中視中天中國時報時報周刊等諸多多媒體,這代表了有上百位可以決定新聞走向的記者、編輯及新聞主管。[16][17][9]

蔡衍明大方承認旺中集團收受中國大陸當局購買新聞資金並依照中國大陸當局的要求,在新聞中置入性行銷中國大陸當局提供的宣傳廣告。於是馬英九政府對旺中集團開出180萬新台幣的罰單。對此,蔡衍明這麼說:

對此,有人投書認為,蔡衍明收中共的錢,替中共宣傳它支持的候選人,試圖干預臺灣的民主制度,把臺灣的民主自由推向深淵,重回獨裁體制。投書者認為蔡衍明沒有具備身為媒體老闆應具備的職業道德[9]

案例[编辑]

  • 旺旺中時併購中嘉後擁有全台26%的有線電視訂戶,另外還經營報紙、雜誌、有線電視系統、衛星電視台、無線電視台等媒體。 旺旺中時併購中天中視後,中時對中天節目主持人小S小郭等人的報導量增加四倍。[4]
  • 2018年中華民國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前夕,臺灣許多電視新聞台紛紛被「冠名」稱為【韓國瑜電視台】或【陳其邁電視台】[19],然而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陳炳宏表示,今次的現象並非候選人介入操控媒體,而是媒體把自己當成競選團隊成員在打選戰,陳炳宏質疑:「難道只是記者或是新聞部長官的個人偏好嗎?應該都不是,重點在媒體老闆身上。」[19]。陳炳宏強調,「媒體經營者適格性」意在強調經營者應該具備的特質與媒體相關背景才是積極要件,而不應如長期以來NCC的作法,只調查有沒有廣電相關法規的違法紀錄[19]
  • 公共電視新聞部經理李志德:「某家在香港非常親中的報紙,關於巴拿馬文件案都不會略過不提該事件涉及中國領導人,香港的媒體大部分都沒有遺漏這一塊,反觀台灣卻有一家報紙直接將中國政治人物的部分都隱匿了。因此當台灣的閱聽人將這個媒體集團的新聞作為唯一資訊來源,會誤以為中國和巴拿馬文件毫無關係。」[6]

韓國瑜現象[编辑]


[20][21][9]

台灣的大眾傳播教育現場[编辑]

當學生們向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充滿著他們對未來徬徨無措的疑問時,這些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沉痛,因為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們用心培育的孩子提出的問題。[1]

老師們不知道這些孩子未來如何能夠在健全且自由的媒體環境中,有尊嚴地工作?老師們也不知道這群孩子在未來如何貢獻於台灣這塊土地,為台灣社會和人民服務,並且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不受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壓迫。[1]

老師們感慨的說,當所有新聞專業的教育、所有對於媒體文化能批判社會、為弱勢發聲、呵護多元價值的期待,都在荒謬的財團蠶食併購媒體的現實發展中,變得遙不可及甚至可笑,這樣的教育根本跟現實脫節。[1]

解決媒體壟斷[编辑]

台灣媒體財團化已經成為結構性的問題,有文獻在1999年建議政府應該效法北歐國家,一方面限制大型媒體繼續擴張(例如:限制單一媒體的市場佔有率報頭的數量)[14],另一方面對小媒體、新媒體提供補助(例如:補助交通費、電信費用享優惠、協助資本設備取得等)[14]

可以想見大型媒體對於政府「解決媒體壟斷」會感到不滿,並且會以「不應限制言論自由」為理由。不過,當少數幾個媒體財團的老闆的言論自由已經限制了多數人的言論自由時,這幾個財團的老闆也就危害了民主生活中講求公平與多元的價值[14]

參見[编辑]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新聞自律公約

文獻來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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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終結百年煙火 開啟文化元年. 終結百年煙火 開啟文化元年. 2012-12-30 [2018-12-02] (中文). 
  3. ^ (活動轉載)《123傳播自由周:反財團壟斷、要媒體改革》傳播領域教師聯合課程.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2012-12-12 [2018-12-0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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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7.0 7.1 楊琇晶. 台灣媒體的中國因素--香港經驗參照.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2014-01-01: 1–154 [2018-12-03]. doi:10.6342/NTU.2014.02251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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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11.0 11.1 11.2 管中祥. 媒體公共性的想像—廣電媒體結構改造的下一步 (PDF). 台灣媒體教育觀察基金會.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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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芮俊. 一天「35」則是韓夠了沒?中天新聞要不要改成韓天新聞?. 放.擂台. 2018-11-16. 一天上傳「47」則新聞,有「35則」在捧韓國瑜,有「2則」在罵蘇貞昌,真是厲害了我的中天,除了韓國瑜以外,台灣便沒有值得關心的事情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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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