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裔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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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裔臺灣人
河老[1] / Hô-ló[2]
Hoklo Taiwanese
總人口
超過臺灣人口的70%
分佈地區
 中華民國臺灣島澎湖群島
語言
臺灣閩南語臺灣話)、中華民國國語
宗教信仰
臺灣民間信仰佛教大乘佛教)、道教基督宗教新教天主教
相關種族
閩南人平埔族潮州裔臺灣人
南方漢族閩越人

閩南裔臺灣人英语:Hoklo Taiwanese)是臺灣最大的族群,泛指擁有閩南人血統並承襲且認同閩南文化漢族臺灣人,其所使用的主要語言為中華民國國語臺灣閩南語。在臺灣閩南人的組成中,祖籍位於中國泉州以及漳州的人數超過四分之三,其餘為廣東海陸豐海陸豐人和的潮汕移民後裔

由於閩南語讀寫方法、文化認同意識形態的不同,對於自我族群和使用語言的稱呼也有所不同。今日的臺灣閩南人若以國語自稱,多慣用「臺灣人」、「閩南人」、「本省人」等用法。桃園市政府使用閩南人一詞,並舉辦桃園閩南文化節[3]。若以臺灣話自稱時,多以臺灣儂Tâi-uân-lâng)、河老儂[1]Hô-ló-lâng[2]本省儂Pún-síng-lâng)自稱。[4][5]儘管如此,隨著族群對立的消弭以及台灣本土意識的發展,無論國語或閩南語,走向自我認同為「臺灣人」的趨勢愈漸主流[來源請求]。至於語言方面,多數臺灣人多以臺語Tâi-gí/Tâi-gú)或臺灣話Tâi-uân-uē)自稱,在國語意境裡也會以閩南語稱呼之[來源請求]

一般而言,在提及臺灣閩南人或閩南裔等這類詞語時,所指的通常是在1949年以前移民來台的閩南人後裔;相對地,1949年以後的閩南移民後裔,通常歸類在外省人的行列中,如文學家林語堂等;不過,廣義而言,後者也是閩南裔的臺灣人。

概述[编辑]

福佬人在移民臺灣初期,與平埔原住民聚居,曾因生存條件艱苦,競爭激烈,使泉、漳之間分類械鬥頻頻。日治時期以後,始皆稱「本島人」、「福佬人」(語音:hô-ló之另外一種表記)、「臺灣人[6][7][8],不再區分漳州移民主要居住在中部平原地帶、北部沿海地區及蘭陽平原,故漳州腔被稱為內埔腔泉州移民主要居住在中部沿海地區、臺北盆地,故「泉州人居住在海濱漳州人居住在內陸平原[9]」的說法,僅在台灣中部地區符合[10]。根據統計,泉州府移民略多於漳州府移民,泉州人中又以同安安溪居多,次為三邑;漳州人中以南靖平和居多,其次為漳浦詔安,再其次為龍溪海澄長泰;臺灣話優勢腔亦接近漳州話混合泉州同安話的口音。

語言來說,臺灣福佬人習延用日治時期的稱呼,稱呼自己的語言為臺灣話,各地雖有口音之別,惟皆可溝通;現有「臺灣四大族群」住民中,涵蓋部份客族在台灣墾殖與移民時面對強勢團體時所形成的「福佬客」。[11][12],自我族群認同為福佬人者,據七成以上[13]

血液研究來說,臺灣大同大學對男性Y染色體的一項研究《臺灣地區各族群 Y染色體 DNA STR 基因父係血緣關係之研究》指出在臺灣的閩南民系、客家民系、及汉族其他民系有共同的父系起源,與臺灣的原住民區別明顯。[14]台北馬偕醫院教授林媽利以組織抗原來分析,指出閩南人母系為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的後代,而和客家人、泰國華人、新加坡華人合併成一枝,而這些族群都是起源於東南沿岸的原住民「越族人」,而和北方漢人明顯分開,屬於南方漢人三群(長江流域、長江下游、東南沿海)中的一群[15]。而將臺灣的閩南人和客家人的基因來和福建人的基因進行比對,發現48%的台灣人來自福建,其他的52%來自臺灣原住民東南亞與島嶼族群,及其他亞洲地區。此外,85%的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及或東南亞島嶼族群基因,同時有90%以上的人帶有越族百越族)基因,據此提出「台灣是個族群的大鎔爐」[16]。(參見:#基因來源爭論

1926年臺灣總督府所作的人口普遍調查顯示如下:

1926年臺灣漢人籍貫[17]
省份 福建省 廣東省 其它
府州 泉州府 永春州 漳州府 汀州府 龍巖州 福州府 興化府 潮州府 惠州府 嘉應州
人口 1,681,400 20,500 1,319,500 42,500 16,000 27,200 9,300 134,800 154,600 296,900 48,900
比率 44.8% 0.5% 35.2% 1.1% 0.4% 0.7% 0.2% 3.6% 4.1% 7.9% 1.3%

國立中興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沈建德許銘洲質疑臺灣族譜的真實性,認為在臺灣的閩客實多為被漢化的平埔族,而非中國來台之越人後代[18][來源可靠?]

名稱表記及釋義[编辑]

有關Hô-ló[19]族群的漢字寫法有下列幾個:

  • (老):依明末清初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中收錄郭造卿《防閩山寇議》的記載:"猺人循接壤處....常稱城邑人為河老,謂自河南遷來畏之,繇陳元光將卒始也"。[20]
  • 福佬(老):據清代文獻,指出此一詞彙是客家族群對福建人的稱謂,即「福建」(福建人)之意[7][21][22][23]。但是「福佬」於河洛語漢字讀音為「hok-lò」,客語漢字讀音是「Fuk-ló」(洪惟仁1987,132)。施勝霖則認為「佬」字為貶義詞,「怎會有人自稱自己為XX佬乎?如客家人自稱 客家佬乎?客佬人乎?」(施勝霖 1997,369)。
  • 佬:洪惟仁不認爲「Hō-ló」等同於「河洛」(hô-lo̍k),因為由語音學上判斷,「洛」字屬於入聲字(lo̍k),而「ló」則是上聲字[24]。認爲由方言比較中認定,「hō-ló」音當為「ho̍h-ló」,是對應古代百越之貉、及蠻族之獠,但漢字不雅,洪惟仁照廣東人習用之「鶴佬」表示[25]。一說台語人士來自福建(Hok-kiàn),故客家人稱之鶴佬(Hok-lo),台語據字讀成「Hō-ló」,連橫不知緣由,誤為河洛謠傳至今。

近代Hô-ló語族分布於閩南粵東粵西浙南海南地區,與漳州府詔安雲霄平和南靖等四個縣的客家人及隆教赤岭湖西畲族鄉的畲族及新近移民者為居鄰。

廣義福佬人[编辑]

由於臺灣是以福佬人佔多數,所以許多族群的生活型態在人口自然遷移中,部分人已與福佬人相近,而福佬人亦可能與他族或東西方交流之中而產生了新的生活型態。根據「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的顯示,臺閩地區單一認定為福佬人佔73.3%(1,657.2萬人)1,高於血緣上福佬人的比例,顯示「福佬」應該是一個文化上的概念,凡生活方式與福佬文化無二致,自我認定為福佬人的台灣人即為台灣福佬人。此外,例如「福佬客」一詞乃指生活與福老人無異,語言則已失傳客家話、可能僅保留一至兩個稱謂用語的客家人後裔。

許多客家人成為「福佬客」的時間非常早,甚至是在日治時期前。福佬客例子如中華民國前任總統李登輝(其先祖為福建永定客家人)等人士,至其父輩已不會說客語

臺灣潮州人因所使用的潮州話被較強勢的泉州話及漳州話取代,自我認同已轉為閩南民系[26]

關於名詞「臺灣人」之說明[编辑]

臺灣「河洛人」(Hô-ló人)在日治時期已自稱「臺灣人」(Tâi-uân-lâng),對其他語族則分別稱做「客人」(Kheh-lâng)、「原住民」、「外省人」(Guā-síng-lâng)。然而,從台灣歷史的觀點來看,「臺灣人」這個詞彙,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以及不同的情境脈絡下,其實有不一樣的意涵。根據研究,至少可以指出「臺灣人」這個語彙的三種不同的指涉。

最狹義的用法,指的正是「Hô-ló人」這個族群[27]認為福佬人會自稱為臺灣人的原因是由於「該族群大規模移民來台墾殖較早,自然有利於產生對這塊地的認同」。另外,在臺灣日治時期,臺灣人也成為河洛人的代稱。2

「臺灣人」的第2個用法,是與「外省人」或「大陸人」(芋頭)對照使用,指的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native Taiwanese),即一般所謂的「本省人」(蕃薯)。在這個定義下,除了上述第一種用法的「福佬人」以外,臺灣四大族群當中的「客家人」和「原住民」,也都被包括在「臺灣人」這個語彙裡面(施正鋒1997,81)。但同樣的情形,在潮州地區也有,潮州人稱自己、客家廣府(白話仔)族群以外的人為「外省仔」,其「外省」的用法和臺灣人一模一樣,所以此一用法,是否有更早的同源關係,值得探究。

「臺灣人」的第三種用法,則是等同於「臺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也就包括了所謂臺灣族群當中的每一個族群。這個用法不僅是最廣義的,其實也是比較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同時也是21世紀的今天為大多數的臺灣人民所認可接受的一種定義。3造成這個新定義的可能原因有:

第一,「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摩擦,在經過長久的通婚、共事以後在日漸縮小當中。
第二,「外省人第二代」,基本上也都是出生長大於臺灣,而客觀上缺乏了對中國大陸原鄉的經歷,臺灣的本土意識較高,對臺灣的認同要高於他們的上一代。
最後,這也和國際和政治等環境因素的變化有關。然而,即使是第一代外省人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治理的中國大陸,也是持「台胞證」被視為「臺灣人」。使得外省人中國大陸的認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不管甚麼角度來看,在臺灣,反對最後一種「臺灣人」(「臺灣的住民」)的定義的人很少,儘管很多年紀比較大的人,依舊無法改變照自身語言對「臺灣人」這個語彙的想法,但也不會提出反對意見。

今日一般情況,「臺灣人」這個語彙包括了所有的臺灣住民,而不限於前兩個相對狹隘的定義。

文化[编辑]

語文[编辑]

河洛話是越族於魏晉南北朝期間,習自遷徙至浙南、閩南的中原漢族,而漢族南渡江左前的文化發展核心在中原之地,因此也保留了相當多上古漢語(白讀)與中古漢語(文讀)音韻的特色[28],所以有研究者周次吉及河洛語詩作者林宗源認為以河洛語唸唐詩尤為傳神。[29][30]

由於在明鄭時期清治時期,泉漳人移民來台灣者佔多數,使得河洛話在臺灣曾長期成為共用語,並因泉漳人的融合而逐漸演化出不同於原鄉,具臺灣特色的河洛語:臺灣話

服飾[编辑]

近代所塑的鄭成功母子雕像(确切年代未知)。

17世紀的台灣曾由荷蘭與西班牙統治,讓台灣呈現歐洲文化,在服飾上也出現西式服飾的元素。

鄭成功率領明鄭政權遷台,臺灣河洛人居民其衣飾也遵循著明朝的漢人衣冠禮制。臺語中的「裳袴」(衫褲)即是指傳統衣裳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衣冠服儀制度跟著變化,河洛人居民迫循滿族衣冠制度與「薙髮令」,仿漢服裝改循仿滿風俗,但民間的文化藝術,如傳統歌仔戲戲服雖歷經百年,至今仍係以河洛人衣冠遺風。

1721年,臺灣爆發朱一貴事件,朱一貴起兵反抗清朝統治,攻下台灣府城(今台南),建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且廢除滿服、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時的服裝及傳統漢人的髮式。[31]朱一貴登基時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以玉帶圍之。但官員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時準備不及,只好向戲班索取戲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現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的景象。有詩傳後云:「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32]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林爽文登基時「以玄緞為冠,盤兩金龍,結黃纓,自頂垂背,衣袞服,高坐堂上,眾呼萬歲」。服飾具有明朝漢服王室衣冠的概念,有別於清代滿人的冠服制度。

19世紀西方基督傳教士馬雅各馬偕,在臺灣傳教行醫期間,穿著西裝等西式服裝,為臺灣的服飾發展史增添西方元素。[33]

民居[编辑]

三合院[编辑]

臺中潭子區摘星山莊

臺灣漢人傳統建築為三合院,有祭拜神明祖先大廳的正身,左右或有護龍建築,而成三合院,圍起來的空間可為曬稻埕,房屋後院若有空地則做為菜園、果園、飼養牲畜圈舍,再外圍種刺竹圍籬兼擋風。

和室[编辑]

台湾的和室

台灣日據時期中期已經出現了許多日式住宅。到了大正時期(1911年—1925年)以後,河洛人的民宅之中已經漸漸俱備較接近唐式的和室[34],用途自寢室延伸為客房等。和室起源於唐朝,傳到日本就演變成現在的和室。日本式跟式的最大不同在於地板:日本式是鋪疊蓆,而唐式則是鋪複式地板。但現在這一類的空間設計都統稱為和室。[35]

宋江陣[编辑]

宋江陣是一種結合中國武術和藝術的民俗表演,最早出現於明末清初,相傳是南少林五祖拳祖師蔡玉川所創,由一些愛好武術者在廟會廣場表演各種武術招式。表演時人數不拘,男女皆可,通常以三十六人、七十二人為主,甚至百餘人,但因水滸傳故,以一百零八人為大忌。以前民間傳說地方上有亂事,以宋江陣武師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

基因來源爭論[编辑]

林媽利的研究[编辑]

2000年,臺北馬偕紀念醫院林媽利醫師等人對於人類組織抗原(HLA)的研究發表在學術期刊《組織抗原英语Tissue Antigens》上,指出臺灣的福佬人與客家人有13%具原住民血統[36]。2001年,林媽利等人再次於學術期刊《組織抗原》上發表論文,指出:「在我們先前的研究中,我們發現13%臺灣人的HLA-A、-B、-C單倍型來自高山原住民以及正在消失的巴宰平埔族。這顯示臺灣人的基因庫中只有小比例的原住民基因,然而已消失的9種平埔族HLA資料不可得,故其對於臺灣人基因庫的貢獻度,目前不得而知。」[37]從2006年開始,林媽利陸續公佈西拉雅族的數據,但仍未有正式論文於學術期刊上刊出。在2006年7月國科會科學季「多樣性臺灣」特展專文〈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中,林媽利根據粒腺體DNA推論:「現在的臺灣人有26%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緣,亦即2300萬人口中約有600萬人是平埔嬤及高山嬤的後代;其他74%是來自福建,是唐山嬤的後代。」[38]

2007年8月11日,林媽利於《自由時報》發表〈非原住民臺灣人的基因結構〉。該文指出,經由檢驗100個臺灣漢人,「發現臺灣人的半套型基因有48%是來自福建,其他52%主要來自原住民」。在粒線體DNA(母系遺傳指標)方面,「臺灣人的母系血緣有47%屬於臺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島嶼的族群,48%屬於亞洲大陸,還有5%屬於日本的母系血緣」。在Y染色體(父系遺傳指標)方面,「這一百人中的五十八名男性,可歸類為41%的父系血緣來自臺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島嶼族群,59%的父系血緣來自亞洲大陸」。最後,林媽利總結道:「根據三個系統的分析,85%的臺灣人是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緣」。[39][40]2008年8月28日,林媽利在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的網站上進一步說明:「我們也推測臺灣人將有90%以上的人帶有越族的基因。」[41]

林媽利抽血篩檢學者與臺灣獨立運動先驅彭明敏的遺傳學DNA解碼即顯示其父系(彭清靠)祖先有平埔族群血統。[40][42]

陳叔倬的研究[编辑]

2009年,陳叔倬取得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分析了172個平埔族群(包括巴宰族、西拉雅族)樣本、34個居住在西拉雅吉貝耍部落的漢人樣本、138個臺南漢人樣本,並對照已發表的高山原住民基因數據與中國漢人基因數據。對於平埔族群樣本的認定,陳叔倬採取不同於林媽利的方式。陳叔倬則結合日本時代的戶籍資料,確認受試者的家庭從19世紀末以來未曾與漢人通婚,才算是平埔族群樣本。他的分析結果顯示,臺南漢人的基因較接近中國南方漢人,不同於平埔族群。至於居住在吉貝耍部落的漢人,其父系血緣較接近臺南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其母系血緣較接近吉貝耍的平埔族群。[43]

陳叔倬的質疑與林媽利的答覆[编辑]

人类学博士陈叔倬,以及西拉雅文化研究者、西拉雅族人段洪坤,共同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上撰文《平埔血源和台湾国族血统论》,对林妈利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三点质疑[44]


爭議一(数据前后矛盾)。在人类组织抗原方面,林妈利所声称的台湾人体内单倍型来自原住民的比例从13%(2000-2001年)变到52%(2007年);在粒线体DNA方面,则是由26%(2006年)变到47%(2007年)。

爭議一的答覆。對於陳君的批評,林媽利正面回應,說明13%和52%的差異是因為13%是以早期血清學法的方式取得, 而52%是以後期較精確的DNA方法取得.另外, 前者的實驗結果(13%)只有比對高山原住民與閩南/客家人的異同, 而後者(52%)有加入東南亞島嶼族群,及其他亞洲地區的因素. 所以52%代表著台灣人傭有原住民、東南亞島嶼族群,及其他亞洲地區的單倍型(有相同的單倍型一般被認為有共同的祖先). 剩下的48%則擁有台灣人與福建人有相同的單倍型. 並非說52%來自台灣原住民.至於陳叔倬對於林媽利母系血緣(mtDNA)的研究的批評 (26%與47%之差別) 也是基本上因為兩個實驗結果是以不同的實驗方式而取得.[45][46]


爭議二(族群認定的標準)在林妈利的研究中,判定“原住民血统”时使用了“绝对宽松标准”,只要研究对象的母系血缘、父系血缘、组织抗原这三个基因系统中有一与原住民相同,则被归类于“原住民血统”之列.若用同一标准衡量原住民血统和汉族血统,则可得87%的台湾人有亚洲大陆血统,而85%的台湾人有原住民血统,但林妈利只选择性公布了后者。

爭議二的答覆。林媽利在"再談85%"的回覆中也指出他推測台灣人將有90%以上的人帶有越族(所謂的南方漢人)的基因。事實上,台灣曾經被多個族群的人居住過,台灣人的血緣中擁有許多不同的來源是很自然的,台灣是個族群的大鎔爐。[47]


爭議三(归类方法不准确)。如上所述,林妈利评判时的判定标准是“基因系统有无原住民基因”,而非“原住民基因比例是否比汉族高”,以提高“原住民血统”比例。但人类基因上万,若依此“绝对宽松”标准,只要多检测几个基因系统,“原住民血统”的估算比例可以升到99.99%,但若按同一标准衡量“汉族血统”,估算比例达到99.99%的速度更快,所以全无意义。

爭議三的答覆。基本上,林媽利的研究本來就並不再於哪個血統站的比較多, 而是表達台灣人到底是不是也是原住民的後代.基於這個原則,實驗結果還是可以應用的.另外陳叔倬對於"絕對寬鬆"的表準, 可能更應用於在他對"漢人"的定義.這點可以在陳叔倬的研究裡觀察到,因為他把越族定義為"南方漢族",儘管越族是漢化的族群.[48] [49][50]

其它基因研究[编辑]

台灣的大同大學的《臺灣地區各族群Y染色體DNA STR英语STR analysis基因父系血緣關係之研究》也表明,父系遺傳研究,台灣的福佬人、客家人以「AB 3100 avant分析儀」進行電泳分析型別,統計基因頻率,[14]應用

基因距離公式:[1 – Σ ( Pi1 1/ 2 1/ 2* Pi2 ) ]

計算出各族群彼此間的基因距離,基因距離數值愈小者,表示父系血緣關係愈近;[14] 14個族群間之「DNA Y-STRs」基因距離數值「0.2」以下者,有

第一組為福佬人、客家人與大陸人;
第二組為排灣族相對於魯凱族卑南族
第三組為泰雅族太魯閣族等3個群組,群組內之父系血緣關係相當親近,這表明在台灣的閩南人、客傢人、大陸人有共同的父係起源。[14]

1991年由《中国遗传学报》所做的中国人种基因比对,发现中国閩南人廈門汕頭)、客家人梅州)的血型主體都是南方原住民越族(佔75%至90%以上的基因),與東南亞人最接近;廣州人(特別在廣州最早長居的廣府人)的北方血統比梅州人(即客家人)更低。[來源請求]

閩南人與漢族的關係[编辑]

根據移民說法,臺灣人主要源自福建泉州漳州,次由廣東潮州浙江台州等地。明末鄭成功在台灣建立東寧王國[51],大批福建人移民至台,陳永華主持內政與教育,才有今日臺灣閩南文化的開始。而泉州、漳州人則來自中原河南。遠從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世族衣冠南渡,有八姓入閩唐朝中期陳元光帶3600人開漳州;五代初期固始王潮王審知帶5000人進入福建,建立閩國。

根據原住民漢化說法,泉漳人是由百越漢化而來,因為漢武帝時福建已有超過百萬的人口,五胡亂華時也只有八姓入閩,而陳元光帶3600人開漳、五代初期王潮王審知帶5000人進入福建時,福建納稅人口就有五十幾萬。[52]

台灣人與平埔族的關係[编辑]

平埔論者:台灣人是閩南化、客家化的平埔族[编辑]

前中興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沈建德怀疑當代台灣的人擁有漢人移民血統;因祖先共妻,很難確定誰是祖宗[53][需要更好来源];認為,“羅漢腳,是來台「閩客」的代名詞,無田宅、無妻子,當然也無後代,流竄於全台各地。此事,道光13年(1833)北路理番同知陳盛韶的「問俗錄」已有談及。大市數百,小市村數十人,白天為丐、晚上為盜,史不絕書。在屏東一地就有3塊碑文,見證來台閩客乃棍徒流匪乞丐,可是屏東人和其他縣市的人一樣,認他們為祖先,真是認賊作父。”[54][需要更好来源];他又從荷蘭人來台的1624年台灣有平埔30萬、山胞20萬出發,以年增率0.7%推算各時期的原住民人數,再以開墾出的田的甲數,以每甲3.3人估計清初期的閩粵人數,然後與各時期的統計人口數作對照,得出1893年時平埔133萬、山胞97萬,原漢混合24萬人。[54][需要更好来源]

成功大學的蔡永東也用各地歷史人口提出十四項論証,證明台灣人確實是閩客化的原住民,各論證的結論如下:[55] (1)1811年台灣人口179萬,1829年泉、漳州人口450萬,而福建族譜顯示的男性渡台比率少於1/20甚至1/40。 (2)荷蘭據台前,台灣已產很多稻米(同時期菲律賓、印尼、馬達加斯加也都種稻)。 (3)小琉球 – 1630年代無河流珊瑚礁島每平方公里有165人,以此估全台可有百萬人。 (4)高屏客家六堆–鄭成功帶2萬5千人來台60年後就有近5萬客家人,而期間中國嚴禁移民,且路途遠又險。 (5)宜蘭的啟示–墾戶編派姓氏、名字與籍貫給散居的原住民,散番是社番的10倍以上。 (6)枋山、車城、恆春–官員推行「改社為莊」,開山撫番14年後平原村落全稱莊,官員卻宣稱莊民都是閩粵人。 (7)埔里、魚池–在40年內由番界盆地至少可有{8500、3000}原住民變成只剩{4200、35}人,而閩粵人由{0、少量}增為{8700、3200}人。 (8)桃竹苗57%以上、台北41%是在1841年後才加入戶口的。 (9)新社–1833年始有50壯男進入,在無明顯移民來源下,1926年有閩300粵6400原住民0人。 (10)曾被劃入番界的西部平地–應是當時已有大量原住民居住,但開禁後在政策保護下竟都很快就換成每莊數百、數千且常是同姓的漢民。 (11)台灣數千人的大家族到處都是–閩粵一個村來了1或數人,就能在台灣幾個村傳下數千人甚至數萬人;不到1/20渡台,台灣裔孫卻是原鄉的好幾倍。 (12)乾隆、嘉慶年間,「開莊」當官派族長可以賺很多錢–土地登記族長名下,讓他向莊內原住民傳授漢文化。 (13)苗栗河谷平原的啟示 – 滿清為防造反而採分化政策,以客語漢化桃竹苗原住民。 (14)祖譜實例分析(以五個家族為例)–藉一位墾戶之名或族譜就可把幾個相關的平埔部族漢化。

蔡永東的總結論是:滿清禁止移民來台,打工則須申請照單,且限已婚者,直到1875年。1875年前,因滿清的禁入禁墾禁買番地、禁娶番婦等禁令,使閩粵籍墾戶或官員借用親朋名字,或他們查得到的村社及其姓氏人名,把散居的原住民虛報為自己的同鄉或族親,如此將來田地才能買賣並可防止已賣田者反悔告官。故禁令成了加速同化的手段。官員也故意在文書上把散番的地都說是荒埔,以免成為永遠的番地,為散番將來漢化預留空間。1875年禁令廢止後,官員全面編派祖籍給台灣人(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通令全台劃熟番入漢籍),向日本宣示台灣已是清國人的天下,不要再妄想。

漢人論者:清代臺灣平埔族人口一直不超過5萬人,且原漢通婚比例不高[编辑]

地理學者葉高華反駁平埔族人口在荷蘭時代就已經達到二、三十萬的說法。他整理1650年的戶口表與1905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並佐以清代文獻,指出

1650-1905年間平埔族人口一直不超過5萬人。其中,西拉雅族的人口不但沒有流失,還以千分之二的年增率持續增加。其餘平埔族則或多或少有人口流失的情形,但流失規模是數以千計,而不是數以十萬計。[56][57]

在漢人與平埔族人通婚的情況方面,伊能嘉矩指出

北投社與毛少翁社的平埔族,「與漢人通婚的例子不多」。[58]

詹素娟引述鮑梅立(Melissa Brown)的研究指出:

「從清末到日治初期,頭社、吉貝耍、番仔田的平埔族雖然已經與漢人有各種往來--說福佬話,進行水田稻作,祭祖拜公媽,但他們一直維持著『熟番』(或『gun hoan-a』)認同,在通婚關係上始終沒有跨越漢、番的界線。」[59]

人類學者李國銘分析屏東平原平埔族的戶籍資料,發現在1960年代以前,平埔族幾乎不跟漢人通婚。這些人說的是福佬話,但寧願到遙遠的平埔族部落尋找婚配對象,也不跟鄰近的福佬人通婚。[60]

葉高華整理日本時代的人口統計資料,發現福佬男子與平埔女子結婚的比例未滿0.5%;客家男子與平埔女子結婚的比例未滿1%。[61]

歷史學者周婉窈亦指出:「原住民人口向來不多,清朝統治末期頂多十六、七萬,而漢人已達二百八十萬,從人口結構來說,娶到『平埔某』的漢人占人口比例應不高。」[62]

注釋[编辑]

腳注

註解1當只能選擇一種族群身份時,臺閩地區(包含臺澎金馬)單一認定為福老人佔73.3%(1,657.2萬人)、臺灣客家人佔12.6%(285.9萬人)、中國客家人佔0.8%(18.9萬人)、中國各省市人佔8.0%(181.1萬人)及原住民佔1.9%(43.3萬人)。調查結果發現,年齡愈低的民眾其族群通婚的比例愈高,隨者族群通婚的比例上升,單一的族群認定已不適用,因而較偏向採用多重選擇族群身份。在多重選擇下,有78.6%認為自己是福老人(1,778.2萬人)、臺灣客家人佔19.5%(441.2萬人)、中國大陸客家人佔2.9%(64.8萬人)、中國大陸各省市人佔13.1%(296.8萬人)及原住民佔5.3%(119.9萬人)。

註解2雖然一般的說法,認為客家人是比閩南人來台較晚,但是,其實是同時來臺或客家人更早來臺,請參見客家地區。比如說尹章義(1989,358-66;1991,212-4),即認為客家人與閩南人幾乎是同時抵達台灣,惟由於當代以籍別而區分客家人或閩南人時,因表示自閩,遂被文載為福建。[63][64]

註解3這個新定義,其實也就是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在1999年幫馬英九站台助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所提出來的所謂「新台灣人論」。關於和李登輝之「新台灣人論」的討論,可以參考黃中平(1999)和蕭敬(1999)。[65][66]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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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出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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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