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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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劉知幾撰,為中國及全球首部有系統地之史學理論專著,全書內容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以及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由於《史通》總結唐以前史學的全部問題,因而擁有極高史學地位,對後世影響深遠。此書的編著時間始於唐代武后長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龍四年成書,花了九年時間。在四庫全書中為史部史評類。

寫作動機[编辑]

總結以往的史學[编辑]

在此書面世之前,中國已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史學家,產生了大批的史學著作,據《隋書·經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類,共著錄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眾多,傳世久遠,諸書在編撰體例、寫作技巧、史料真偽、史觀正否等等方面千差萬別,客觀形勢要求對中國史學史作一個完整之總結,對大量史籍之優劣良莠加以評定,《史通》之出現,無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學以及刻苦鑽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說,與古代史學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上擬春秋[编辑]

《史通·序》嘗云: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謂也。由是觀之,史通之作,劉氏亦有上擬春秋之意。

不滿前人的著述[编辑]

劉知幾自幼酷愛史學,博覽群書,是糾正累積各史著在史學方法及理論架構上的雜亂,從而探求真正的史學理論。故劉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辨其指歸,殫其體例。」 故此劉知幾欲透過《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學理論。

挑戰當時制度[编辑]

劉知幾身為史官,他感到史館修史的限制,以致不能滿足他對編撰史著的極高要求,因此劉知幾辭去官職,私撰《史通》。

史館修史之限制[编辑]

他雖在史館二十多年,其卓越的歷史見解事事受制於監修大臣,諸如張昌宗張易之武三思萧至忠之流,劉知幾的主張往往與之不合而受貶抑,故反對眾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並退而私著《史通》以發揮自己的史學才能與識見。另外,他認為在史館修史有許多弊病,例如史館人品繁雜,頗多庸碌之徒,在史學上之認識難以統一。二來史館缺乏制度的規範導致分工不明,三來史館材料缺乏,難以編撰。四來權貴干涉修史,令史館不敢直書其言。

史通之得名[编辑]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為:「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

史通內容與史學理論的確立[编辑]

史通全書分為內外篇各十卷,內篇三十九,外篇十三,共有五十二篇,但內篇「體統」、「紕謬」、「馳張」三篇已失傳,今傳世四十九篇。內篇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

體裁[编辑]

劉知幾認為唐以前史籍雖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書,假如探索當中的源頭並歸納起來,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仍有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加以闡述。

  • 六家、二體、雜述三篇敘述斷代史書的體例、類別。按六家的體例分為二體一一編年體、紀傳體。在雜史中,按其內容分為小錄、逸事、地理篇等十種
  • 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斷限、編次、題目、稱謂、載言、載文、書事、煩省十六篇評論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
  • 核才、辨職二篇,論史官的才具及人選。指出史家須有才、學、識三者,才能擔當寫史的任務。才指才幹;學指知識學問;識指史觀和筆法,即「善惡必書」。
  • 採撰一編,論編撰方法與資料搜習。劉氏提出編纂前要廣博地搜集史料,且須慎重的選擇史料。
  • 敘事、浮詞、摸擬、言語、因習、邑里六篇,論敘述方法和寫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論對於歷史人物的記載和品評的。他認為記載人物應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他又認為不應只記載人物,還要品評人物,指出他們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 補注一篇,論史書的注文。劉氏把史書的注文分兩類,一是解釋,二是補充。劉氏推許解釋的注,以之為注家的正體。對于補充事跡的注,劉氏則予否定。
  • 鑒識、探賾二篇,論評論史書時應注意的問題。劉氏說明只有知識而沒有鑒別便沒有多大用處。他認為,必須對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適的看法。劉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斷,歪曲古人的意旨。
  • 自敘一篇劉氏自述學習和研究歷史的經過及撰著史通的動機、意旨和感想。

外編則綜論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一些具體問題。

  • 古今正史敘述斷代史書的著作情況,並分析其源流。劉氏將唐代以前的歷史著作分為「正史」與「雜史」兩大類,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為六家──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
  • 史官建置、忤時二篇論述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劉氏肯定設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認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個主要弊病:
       一是史官眾多,互相觀望;
       二是史料缺乏,難以編撰;
       三是權貴干涉,不敢直書;
       四是監修牽掣,無從下筆;
       五是缺乏制度,職責不明。
  • 疑古、惑經、申左、雜說上、雜說中、雜說下、暗惑、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九篇,專論歷史著作的優劣和雜評。劉氏在疑古‧篇對尚書及論語提出十條批評,在惑經篇對《春秋》提出十二條批評。他不但批評孔子,又指責孟子、司馬遷等對孔子的讚譽,大膽突出。

在申左篇中,評論春秋三傳的優劣,他表揚左傳而貶抑公羊及穀梁傳。 在雜說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裡,雜評諸書記載的得失,並提出許多關於史書的體例、內容、編纂方法以及讀史、評史等方面的意見, 漢書五行志錯誤篇專評班固所著漢書五行志的缺點。五行志雜駁篇專評春秋時代五行的記載的得失。

  • 點煩一篇刪改史書的煩文(指有標點符號的文章)。由于許多古經書所著之標點符號(點、注)均是錯誤的,致令讀者誤解原文,故劉氏便把其中之標點符號完全刪去。

史通雖只有四十九篇,但內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對以往舊史作出全面總結及批評得失;另一方面則對當代修史的錯誤加以糾正,可謂達到「揚榷利病」的目的。

史學理論的確立[编辑]

史之體裁[编辑]

六家、二體

劉知幾認為唐代以前的史籍雖多,但整體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歸納起來只有六家:

  • 尚書家(記言)
  • 春秋家(記事)
  • 左傳家(編年史)
  • 國語家(分國紀事,是國別史
  • 史記家(紀傳體通史)
  • 漢書家(紀傳體斷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有史書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詳述。他又以編年史紀傳史視為史家正體,稱為「正史」,其他則稱為「雜著」,如筆記短書、方志、家譜以及專詳地理都邑的記載都是「雜著」。

劉知幾又認為編年及紀傳二體各有優劣,可以互補不足,所以應二者並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舉《春秋》為正史,不從當時《隋書.經籍志》所列正史僅有紀傳體史書的做法,實為創見及持平之論。

極崇斷代史[编辑]

《史通》推崇斷代史而反對通史的寫作體例。首先,他認為通史浩翰難讀,斷代史較易為學者探討:「言皆精練,語甚該密,學者尋討,易為其功」,再者,後一朝修前一朝的歷史,時間不遠,史料易得,故主張修斷代史。

他反對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數千年之史實,在《四庫提要》中提到:「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熔鑄,則難以成書。」而鑑於通史年月悠長,史料多已失傳,其可採錄者往往為舊文,難得新異,所以並不主張修通史。

由於劉知幾極度推崇斷代史,因而亦嚴守斷代史書所述之朝代為斷限,認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複。故此,他批評《漢書.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漢以前的人物[1],又主張刪除紀傳史中的「天文」(違反斷代史書的體例)、「藝文」、「五行」三志。

史之篇章[编辑]

  • 對載言的看法:紀傳是記事之書,不應載言。載言的做法使文辭與史實夾雜,切斷了史實的連貫性,使讀者糊塗。主張史書中的「列傳」或「本紀」只記史事,載言之體宜另立一章,題為「制冊章表書」。上述建議雖未為後者採用,然而後人編《經世文篇》,與史傳相輔相成。
  • 對「表」、「書」、「志」的看法:「表」只是重複列述「本紀」、「列傳」所載,故無大作用。至於書、志方面,他主張刪除紀傳史中「天文」、「藝文」、「五行」三志。
  •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載官闕制度,朝廷禮儀,可反映統治者的經營策劃和一般物質的建設情況。氏族分辨華夷及士庶之別。世家大族為統治集團之核心,故記載之可反映社會真實的面貌。方物土貢反映經濟狀況。
  • 論贊:舊史慣例,每於叙事之末便發一論,如史記有「太史公曰」。《史通》認為這是後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論的不良風氣,既煩瑣又無大意義,故大力斥之。

史之書法[编辑]

劉知幾提出正名、抉擇、直言三大原則:

  • 正名:項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記不應將他列入本紀,而應劃入列傳。
  • 抉擇:別辨賢愚善惡而加以批評。
  • 直言:善惡必書,不因個人感情而歪曲事實。

史書文字[编辑]

劉知幾認為史書應以簡潔為主,反對煩冗。他認為文字該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時他還主張「樸、真、今」三原則,即是:

  • 樸而不華,浮詞宜刪
  • 事必直叙,以求真實
  • 不用古語,改用當代文字寫史,是為「今」

史書的採撰[编辑]

在採輯史料方面,劉知幾認為宜廣泛搜集資料及博覽群書。同時應以私家著述為佳,反對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觀環境所制約,令作史者不能發揮所長。

反對文人修史[编辑]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誇,“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與史實不符,故竭力主張史學應擺脫文學而獨立,反對文士修史,這種見解是針對當時一般專務詞藻,忽略史實的文士寫作而提出的。

總結舊史得失[编辑]

劉氏總結舊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書材料的真實性。指出舊史多有失實,例如修史者往往懾於君主的權威,不能秉筆直書。又或歪曲前朝事實以迎合君主心意;記事時慿主觀愛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記事時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僅憑片面傳聞,必然有失實之處;以及書中有太多隱諱及誇飾,很難保存事實的本來面目。

評價[编辑]

史通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史學評論鉅著。此書之所以受後世所推崇,徐坚推崇《史通》认为:“为史者,宜置此坐右也。”[2]

劉知幾作了以下的貢獻:

  • 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了唐代以前史學發展。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官修史的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 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各項總結裡都分別指出其得失利害,對促進史學發展,實有重要作用。
  • 他在書中提倡直書、實錄,斥責歪曲和捏造歷史的人。這觀點與唐以前社會環境有莫大關係,蓋因唐以前是魏晉南北朝年代,常經歷改朝換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對本朝飾善諱惡,對敵國則誣陷詆譭。
  • 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

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雖然劉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認為孔子亦有缺點,他說:「孔子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對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評,除惑經篇集中地列舉十二條,在其他篇裡也間有陳述。劉知幾不但批評孔子的春秋,而且對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贊揚《春秋》的著名學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馬遷班固等,也予以批評。這種觀點在當時責有很大的創意,且對後世有影響:

  1. 而懷疑風氣風盛。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而別為考異三十卷,闡明對史料取捨的原因,可見一斑。
  2. 清代學者之考證辨偽,深具懷疑精神,致力於考訂工夫,且不僅於史事多所訂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應麟《四部正偽》、宋濂《諸子辨》、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証》及崔述《考信錄》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劉氏主張要廣搜博採,又要細心鑒別真偽,慎重取捨。他認為,若不徵求異說,採摭言,則內容貧乏,難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為功,而不別加研核,又會真偽混淆,是非參錯。故史料不但要豐富,而且要真實。

在史書的體例方面,劉氏深入分析史書的體例。他對六家二體之評價甚為詳盡。他以六家中尚書記言而不著歲序,春秋記事而詳顛末,國語國別而不歸典式,史記代遠而不立限斷,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獨左傳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漢書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

在內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議,如劉氏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鄭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承劉氏之主張而增闢。

劉氏又提倡刪去天文、五行,藝文志則應祇臚列當代學者所著之書即可,不必重刊前代書目。《明史·藝文志》即只記明代之著述,不復上涉前代可見其受劉氏之影響。浦起龍史通通釋》認為后妃外戚不稱紀,傳後無復贊語,災難無五行讖緯之記,均受劉知幾之影響。

在文與史的關係方面,劉氏揭述經、文與史分述之觀念。

  •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主張史學脫離文學,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與今日之史學觀點相合。
  • 史通大惑經篇,謂春秋所載,不盡合史實。又有申左篇,謂左氏有三長,而公、穀有五短。蓋公、穀多微言大義,而左氏詳於史實,自史學立場言,自是左氏可信,二傳當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經籍,並疑問之,實明白確立了史學脫離經學的影子。

第五,提出合理的史學方法

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採撰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第六,提出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

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他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幹;史學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識學問;至于史識,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觀和筆法,也就是「善惡必書」的「直筆論」,劉氏強調「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上述之言為後世史家所公認,由此可見劉氏識見之高超。

第七,開闢史評的道路。

史評包括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對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貶書法,就是對史事之評論,後來各種史書都有著者的論贊。而中國最系統有和全面的史評,首推劉知幾《史通》,而後方有宋呂夏卿唐書直筆》、吳縝新唐書糾謬》。直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才開始把史評列為史部分類的一門,後來目錄書也有稱為史學的,所以說史通一書為中國一切史評書開了正確的道路。

第八,史學見解影響後世。

修史者唐以後之史書,採史通之見解者,以歐陽脩新唐書》為最多,如關於書志之見,歐陽脩頗能師其意,《新唐書》而後,劉氏之學說,始大盛行而流傳於世,

如後唐諸史,有論無贊,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刪改,皆受其影響。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

總結[编辑]

  • 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又評論古人得失。……其貫穿古今,洞悉利病,實非後人之所及。
  •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自有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後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
  • 王維儉《史通訓故》序: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
  • 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有如司馬遷的史記在歷史編纂學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一樣,劉知幾的史通則在史學理論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

目錄[编辑]

  • 史通 原序

卷一

  • 史通 内篇 六家第一

卷二

  • 史通 内篇 二体第二
  • 史通 内篇 载言第三
  • 史通 内篇 本纪第四
  • 史通 内篇 世家第五
  • 史通 内篇 列传第六

卷三

  • 史通 内篇 表历第七
  • 史通 内篇 书志第八

卷四

  • 史通 内篇 论赞第九
  • 史通 内篇 序例第十
  • 史通 内篇 题目第十一
  • 史通 内篇 断限第十二
  • 史通 内篇 编次第十三
  • 史通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卷五

  • 史通 内篇 采撰第十五
  • 史通 内篇 载文第十六
  • 史通 内篇 补注第十七
  • 史通 内篇 因习第十八
  • 史通 内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

  • 史通 内篇 言语第二十
  • 史通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 史通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卷七

  • 史通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 史通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 史通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 史通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 史通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卷八

  • 史通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 史通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 史通 内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

  • 史通 内篇 核才第三十一
  • 史通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 史通 内篇 烦省第三十三

卷十

  • 史通 外篇
  • 校勘记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史通》,〈表历第七〉:“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
  2. ^ 《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

来源[编辑]

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