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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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英語:co-operative)是基於共同所有與民主管理的企业體,是為滿足共同的經濟、社會、文化需求與願望而自願結合的自治團體[1][2][3]。合作社由其成員(社員)共同決策,奉行一人一票制,使所有社員具備同等的表決權[1][4]。合作社與一般的集體的不同之處在於合作社的架構為自下而上,而一般的集體的架構為自上而下[5]。世界觀察研究所於2012年出版的研究發現96個國家的约10億人是至少一個合作社的社員[6]。联合国於21世紀曾多度公開肯定合作社在消除貧窮、推動社会进步、社會正義、包容、團結與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與貢獻[7]。
工人合作社通常比大部分其他類型的企業更具生产力[8]與經濟彈性,多地數據分別顯示合作社在成立後的5年內存續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所有权模式的企業[9][10][11][12]。全球首300大合作社的總營業額達到2.2万亿美元[13]。由可敬者何塞·玛丽亚·阿里斯门迪亚列塔·马达里亚加神父在1956年成立的蒙德拉貢公司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人合作社[14]。新西兰的恒天然合作社集团於2025年為世界第七大乳製品企業,於2024年的乳制品營業額達约147億美元[15]。
合作社通常具備社會目標,並計劃以將一定比例的貿易利潤投資回饋社區的方式實現,例如英国的消費合作社在2013年將其稅前利潤的6.9%投資於經營所在地的社區,而其競爭對手超級市場的投資比例僅為2.4%[16]。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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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年3月14日在蘇格蘭艾爾郡分域成立、向當地工人出售特價燕麥片的分域織工協會是世界上首個合作社[17][18]。由28個紡織工人於1844年在英格兰蘭開夏罗奇代尔共同成立的生活用品消費合作社羅慈地公平先鋒社則是世界上公認的首個成功的合作社[2][3][19][20],其辦社原則(即罗奇代尔原则)奠定世界各地的合作社思想上與組織上的基礎[3][19][21]。由萨穆埃尔·尤尔科维奇於翌年成立的儲蓄互助社「農業協會」(Spolok Gazdovský)則是歐洲大陸的首個合作社[22]。腓特烈·威廉·雷發巽於1846年至1847年的冬季饑荒時領導貧困農民成立德國首個農業合作社,雷發巽由此成為德國農業合作之父,而雷發巽式農業合作社此後亦在小农制農業社會普遍發展,並成為農業信用合作的重心[23]。互助組織自19世紀中葉起開始在經濟企業中實踐合作主義理念,首先在商販之間,然後拓展至合作商店、教育機構、金融機構與工業企業。這些互助組織雖然有著不同的具體運作方式,並受制於不同國家的法律體系,但它們均由其服務對象擁有與控制,並根據每位成員作為生產者、勞動者或消费者的合作貢獻而非其投資能力來分配盈餘[24]。

合作運動於19世紀後期在欧洲迅速發展,合作社亦隨之在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的城市工人阶级與挪威、荷兰、丹麦與芬蘭的農村人口之間流行。美国於19世紀初開始嘗試發展消費合作社與農業營銷合作社[19]。俄羅斯於1860年代在自由派貴族的推動下開始創立合作社,從而開展合作運動[25]。日本的生絲與茶葉出口商於1877年創立的營銷合作社是日本首個現代意義上的合作社,日本農民隨後相繼創立儲蓄互助社、營銷合作社與採購合作社以反抗商人壓迫,日本政府此後於1900年制訂的《產業組合法》使農業合作社得以在日本普及[26]。国际合作社联盟於1895年8月19日首屆大會上成立,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國、丹麥、法國、德國、荷蘭、印度、意大利、瑞士、塞爾維亞與美國的合作社均派代表出席大會[17]。20世紀初的歐洲移民將合作社引入拉丁美洲,而拉丁美洲的國家在後來實施土地改革時經常推行扶持合作社發展的政策[19]。臺灣總督府於1913年公布《臺灣產業組合規則》,使《產業組合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部分施行,儲蓄互助社隨即在臺灣普及[27]。

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蘇俄)在實行战时共产主义期間首度將合作社納入國家統制之下。蘇俄與後來的苏联的合作社於1921年實行新经济政策後曾一度恢復自願加入與自負盈虧的原則,但於1920年代末實行全面集體化政策後再度受國家統制,並徹底喪失自主性[25]。由北京大学法科教授胡鈞與學生於1918年3月30日共同創立的消費合作社北京大學消費公社是中国大陆的首個合作社[2][28],而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於1922年7月[註 1]集資創立、翌年2月7日正式成立的消費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則是中国共产党領導下成立的首個合作社[2][29]。日本於1910年代至1920年代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期間曾在朝鲜半岛設立金融合作社與產業合作社作為殖民統治的輔助經濟機構,而由錢鎮漢、李晟煥、洪秉璇等人於1920年代中期發起的民間合作運動則被普遍視為朝鮮半島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運動[30]。馬來聯邦與海峡殖民地分別於1922年6月28日與1924年11月3日通過《合作社成文法則》(Co-operative Societies Enactment)與《海峽殖民地合作社條例》(Straits Settlem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Ordinance),成為未來马来西亚與新加坡的合作社的法制基礎[31]。國際合作社聯盟自1923年起於每年7月的首個星期六慶祝国际合作社日[17]。波斯於1924年的《商法典》首度引入並承認生產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32]。

營銷合作社與儲蓄互助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戰)起在許多非洲國家發揮重要作用[19]。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1934年制訂的《合作社法》於二戰後開始在臺灣施行,成為臺灣的合作社創立與營運的主要規範[3]。中國大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普遍實行合作化道路,在城鎮與鄉村組織成立了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儲蓄互助社、生產合作社與運輸合作社等[2]。香港政府於1951年2月15日通過《合作社條例》,以圖提升本地農業與漁業的產量,減低對自中國大陸進口的糧食的依賴,並防止中國共產黨滲透香港的農業與漁業[33]。二戰後的蘇聯與東歐的營銷合作社以俄羅斯的劳动组合為藍本,實行按勞分配的集体耕作,是中央控制的農產品採購網絡的一部分[19]。可敬者何塞·瑪麗亞·阿里斯門迪亞列塔·馬達里亞加神父於1956年在巴斯克成立的乌尔戈尔工作室(Talleres Ulgor)是法格家用電器的前身,也是日後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蒙德拉貢公司旗下的首個合作社[34]。

蘇聯於1980年代實行經濟改革時曾嘗試恢復傳統意義上的合作社,蘇聯境內的合作社的數量遂在短期內呈現爆炸式增長,由1987年的1.39萬個激增至1990年的24.5萬個[25]。联合国大会於1992年12月16日通過第47/90號決議,自1995年起與國際合作社聯盟一同於每年7月的首個星期六慶祝國際合作社日,以慶祝國際合作社聯盟成立100周年[35]。自1994年10月起提供網路銀行服務的史丹福聯合儲蓄互助社是世界上首個提供網上銀行服務的金融机构[36],而自1996年起提供網上銀行服務的OP Pohjola則是世界上第二個與歐洲首個提供網上銀行服務的金融機構[3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於1995年2月27日聯合發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供銷合作社改革的決定》,明確中國大陸的供銷合作社的性質、宗旨、地位與作用,第三度恢復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並加強政府對供銷合作社的保障與扶持[38]。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會議於2006年10月31日審議通過,並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為中國大陸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提供法理基礎[39],合作社遂在中國大陸的農村地區蓬勃發展[40]。世界觀察研究所於2012年出版的研究發現96個國家的约10億人是至少一個合作社的社員[6]。國際合作社聯盟於2014年推出全球合作社標誌(Global Cooperative Marque)[41]供國際合作社聯盟旗下的合作社成員與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旗下的儲蓄互助社成員作為合作社良知消费標籤使用,以進一步提升品牌辨識度[42],而合作社赞助类顶级域“.coop”與全球合作社標誌已獲逾100個國家的數千個合作社使用[43]。聯合國於21世紀曾多度公開肯定合作社在消除貧窮、推動社會進步、社會正義、包容、團結與可持續發展的作用與貢獻[7]。
定義
[编辑]原則
[编辑]合作社基本原則源自1844年成立的羅慈地公平先鋒社的辦社原則,即罗奇代尔原则。罗奇代尔原则於1937年獲國際合作社聯盟採納為合作社原則。罗奇代尔原则(原始的合作社原則)如下:[3][44]
- 開放的社員制(Open Membership)
- 民主管理(Democratic Control)
- 按交易比例分紅(Dividend on Purchase)
- 限制股息(Limited interest on Capital)
- 對政治與宗教中立(Political and Religious Neutrality)
- 現金交易(Cash Trading)
- 促進教育(Promotion of Education)
1963年在伯恩茅斯舉行的國際合作社聯盟大會的與會者任命第二個罗奇代尔原则委員會(second commission on the Rochdale principles),以重寫罗奇代尔原则。委員會由英國、西欧、东欧、美國與印度各派一名代表組成,其中印度的代表达塔特雷亚·戈帕尔·卡尔维擔任委員會主席。罗奇代尔原则的重寫版於1966年生效。重寫後的罗奇代尔原则如下:[45]
- 公開與自願的社員制(Open and Voluntary Membership)
- 民主管理(Democratic Control)
- 限制股息(Limited interest on Capital)
- 分配盈餘(Distribution of Surplus)
- 合作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
- 社間合作(Co-operation among Co-operatives)
國際合作社於1995年通過修訂版《關於合作社本質之聲明》(Statement on the Co-operative Identity),明確合作社的定義、合作社價值與7項合作社基本原則。現行7項合作社基本原則如下:[3][46]
- 自願與公開的社員制(Voluntary and Open Membership)
- 社員的民主治理(Democratic Member Control)
- 社員的經濟參與(Member Economic Participation)
- 自治與自立(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 教育、訓練與宣導(Education,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 社間合作(Co-operation among Co-operatives)
- 關懷地區社會(Concern for Community)
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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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是由其社員擁有並民主控制的法律主體。社員通常與合作社存在密切聯繫,例如是合作社產品或服務的生產(提供)者或消費者、合作社的僱員等[47]。合作社實行開放的社員制,因此任何滿足公平的特定條件的人均可加入合作社。社員獲分配的經濟利益與其在合作社的參與程度(例如銷售、採購分紅等)成正比,而非根據投資资本。合作社與其他企業形態的分別在於合作社的盈利或財政穩定與社區利益相平衡[48]。部分司法管轄區會為合作社制訂特定的組織形式[49]。除此以外,合作社亦可採用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或不屬法團的組織等形態[50]。
合作社股本
[编辑]合作社股本(co-operative share capital)是合作社自其社員繳納的股金中累積的資本[51],由社員繳納予合作社的參與股份總額構成[52]。合作社股本通常不可提取且不可分割[53]。
類型
[编辑]合作社按所有权的歸屬可以分為消費合作社、工人合作社、生產合作社與採購合作社四大類型。[54]
消費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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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合作社由消費者擁有並民主管理,旨在滿足社員的需求與願望[55]。消費合作社在市场经济內獨立於政府運作,以互助的形式合作,原則上以服务而非經濟利潤為導向[56]。消費合作社通常以消費者擁有與經營的零售店的形式出現,例如食品合作社[57]。儲蓄互助社也是常見的消費合作社類型之一[58]。消費合作社可以進一步組建合作社聯合會,合作社聯合會可以以合作批發協會的形式存在,消費合作社可以經由合作批發協會以批發價集體採購商品,並在部分情況下擁有自己的工廠[59]。
工人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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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合作社遵循合作社原則與價值觀經營,為社員提供就業機會[60],核心宗旨為造福工人與社區[61]。工人合作社由工人擁有,並根據自身對合作社的勞動貢獻分享合作社的財務收益。工人在工人合作社的董事会中具有代表權並參與投票,董事會奉行一人一票制。除經濟與治理參與外,工人所有者(worker-owner(s))通常亦經由各種管理架構管理合作社的日常營運[61]。工人合作社的新員工如在試用期滿後表現良好,會被鼓勵申請成為社員[60]。發源於巴斯克的蒙德拉貢公司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人合作社[14]。
生產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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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合作社由生產同類產品或提供同類服務者組成,經由匯集社員的產品與服務的方式,為產品與服務協商更優惠的價格,並使產品與服務進入更大的市場[62][63]。生產合作社通常經營共享的加工或分销設施[62]。生產合作社常見於农业、農產品加工、團購、出租車服務、農業設備使用、專業服務等領域[63],農業合作社、漁業合作社、林業合作社與藝術合作社都是生產合作社的典型例子[62][64]。
採購合作社
[编辑]採購合作社由多個同一行業的企業與組織組成,並集中採購需求,共同採購物資與服務,以從供应商與服务提供者獲得優惠價格。採購合作社的社員共享採購合約,以獲取營運各自業務所需的商品與服務[65]。採購合作社可以提高採購物資或服務的效率。採購合作社的社員通常亦可獲得最佳實務、更優惠的保險或融資方案,甚至共享信息技术、營銷、运输、回贈管理、工资管理與其他業務活動等服務。經由採購合作社進行高成本效益的批發採購的企業與組織包括醫院、獨立零售商店、農產品合作社與教育機構[66]。
混合型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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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合作社,又稱多持份者合作社、團結模式合作社,是具備消費合作社、工人合作社、生產合作社與採購合作社四類合作社之中的多於一類的特徵的合作社[67],例如中國大陸的供銷合作社主要從事農業生产资料供應、農產品採購與銷售等經營活動,兼具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與採購合作社的特徵[38]。混合型合作社由多於一種社員共同組成,例如由消費者、生產者、工人、義工與社區支援者等共同組成。混合型合作社的社員亦可以是組織,例如非營利組織、企業、政府機構,甚至其他合作社等[67]。
平台合作社
[编辑]平台合作社是經由網站或流動應用程式等电子交易平台促成商品或服務的交易的合作社[68]。“平台合作主義”(platform co-operativism)的概念念最早由新學院教授特雷伯·舒尔茨(Trebor Scholz)於2014年發佈的文章提出,該文章批判當時流行的共享經濟平台,並呼籲建立民主控制的合作主義替代方案(即平台合作社),「使工人能夠在不受中间人操縱的情況下交換他們的勞動力」("allow workers to exchange their labor without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middleman")[69]。
平台合作社可以以消費合作社、工人合作社、生產合作社或混合型合作社的模式運作,例如只有司機才能成為以工人合作社的模式運作的網約車平台合作社社員,而司機與乘客均能成為以混合型合作社的模式運作的網約車平台合作社社員。相當數量的平台合作社選擇以混合型合作社的模式運作,以將員工、用戶、客戶等不同類型的共同擁有者聚於一處。[68]
合作社聯合會
[编辑]合作社聯合會,又稱次級合作社,是完全僅由合作社組成的合作社[70]。合作社聯合會歷史上一般以合作批發協會與合作社聯合社(co-operative union)的形態存在,其中前者由零售消費合作社組成,旨在安排批量採購,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組織生產,而後者則旨在培養社會間的團結精神,並行使道德上的权威[59]。
合作社聯合會亦可以以政党的形式存在。英國的合作黨於1917年在斯旺西的英國合作運動大會決議通過後成立[71],自1927年起與工黨結為选举联盟「勞工與合作黨」,而2026年7月20日就任英国首相的安迪·伯纳姆則成為英國首位勞工與合作黨籍的首相[72]。加拿大的平民合作联盟於1932年在卡尔加里由合作社、社会主义、农本主义、勞工運動組織與社會重建聯盟共同組成,並於1961年與加拿大勞工大會合併為新民主黨[73]。
工作條件
[编辑]合作社的員工流動率普遍低於一般企業[74],因此普遍認為合作社的工作條件比一般企業為佳[75]。加泰罗尼亚社會與團結經濟協作地圖(Pam a Pam)稱合作社擁有穩定的僱傭合約、與任務量相符的工作日、高於行業集體協議規定的工資等良好的工作條件[76]。
工資
[编辑]2021年對美國合作社工作條件的調查顯示合作社社員的平均時薪比他們此前的工作高出3.52美元。該研究發現美國國內77%的合作社的最高與最低工資比為1:1或2:1,而美國大型企業的平均最高與最低工資比則為303:1。[74]
2009年的研究則發現產出價格變動對合作社工人的工資的正面影響比對一般企業僱員的工資的正面影響為大,然而合作社創造新就業崗位的速度低於一般企業,而合作社的產出價格變動不會轉化為就業機會。該研究亦發現合作社在危機時期比一般企業更能保障就業與工資水平。2009年的研究同時發現合作社社員與非社員僱員之間的工資差距很小。一說為合作精神同樣惠及非社員僱員,另一說為當合作社僱傭從事高技能工作的僱員時,僱員具備強大的議價能力,並得以捍衞自己的就業地位,從而彌補缺乏對企業的正式控制權的不足。[77]
僱傭合約穩定性
[编辑]2021年的研究發現美國合作社的員工流動率低於一般企業[74]。國際工業和服務業合作社組織於2014年指出工人合作社的僱傭時間往往更為長久[78][79]。2023年的研究表明合作社比一般企業更能適應危機與經濟困境:合作社在需求受負面衝擊時可控制就業人數減少,並允許更大幅度的工資下調[80]。
2010年的文獻指出合作社的另一適應機制為合作社間互助,而其中蒙德拉貢公司為其典範。蒙德拉貢公司於1980年代部分旗下合作社遭遇財務困難時將該等合作社的大部分工人重新安置到旗下財務狀況較佳的合作社,而未獲重新安置的工人則獲相當於工資的80%的收入補助。蒙德拉貢公司在法格家用電器破產時亦採用同樣的保就業方案:法格家用電器的工人獲重新安置到蒙德拉貢公司旗下的其他合作社,並因而免於失業。此舉有賴於蒙德拉貢公司的中央控制結構,而組織鬆散、各自为政的合作社則幾乎不可能實現合作社間互助。[81]
工作量
[编辑]合作社同樣會出現為保持競爭力而過勞的情況。部分學者主張合作社的工作時間限制應僅適用於非社員僱員,而社員則應可自由選擇工作時長,使合作社得以集體決定社員的工作時長。[82]
內部民主
[编辑]加泰罗尼亚社會與團結經濟協作地圖稱,內部民主不僅限於擁有公共辯論與決策空間,更需確保參與該等空間不受職位、特權或階級問題的限制[76]。合作社規模越大,社員在合作社正式決策場合的參與權與發言權的問題就越發重要。2015年的研究發現規模較大的合作社的社員參與度低於規模較小的合作社,而社內民主程度與社員、非社員僱員的工作條件亦隨之惡化[83]。
马克·卡斯万(Mark Kaswan)如此描述威廉·汤普逊關於合作社的理論:“合作社結構改變社員間的社會經濟關係,在強而有力的平等原則基礎上,使社員的利益彼此協調一致。正是這種基於平等的利益協調賦予合作社強烈的民主特性”[84]。普遍認為合作社的規模是影響內部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卡斯万引述羅伯·道爾的主張稱“集會式直接民主只能在規模較小的組織中有效運作”[84][85]。卡斯万認為合作社開展的活動類型是決定其民主程度的另一重要因素,例如工人合作社中的工人彼此接觸的時間較多,因此他們互動與相互以來的程度亦較高,而消費合作社中的社員接觸的頻率與強度均較低,因此他們的民主參與度亦較低[84]。
工作滿足感
[编辑]2011年對工人合作社的工作滿足感的研究發現工人合作社具有較高的工作滿足感,而工作滿足感則來源於社會經濟價值觀。工人合作社具備較高的工作滿足感的內在屬性包括縮小任務構思與執行之間的差距、提高任務重要性使工作更有意義、提升工人技能、力求造福全球環境與社會並使人人參與其中,而使工人合作社具備較高的工作滿足感的外在屬性則包括更高水平的共享商業文化、對民選管理層的較強信心、企業社會責任感增強後更重視工作與就業條件與集體決策。然而,該研究亦表明並非所有工人合作社的屬性均能提升工作滿足感。[86]
2021年的調查亦得出類似結果:該調查發現合作社社員普遍具有較高的工作滿足感,並擁有自主權、發言權與職業發展機會。調查亦發現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其工作保障、工作滿足感、工作投入與企業經濟穩定性都比上一份工作為佳。大多數受訪者亦表示在合作社的工作中獲得較高品質的監督、反饋與培訓。調查亦表明合作社內部的培訓與技能提升對民主治理至關重要:接受合作社特定培訓的工人更活躍參與工作場所決策[78]。同年的另一項研究則發現工人合作社的活動即使與社會團結經濟毫無關聯,甚或根本不具備社會目的,仍然有利於提高工作滿足感。嚴炯植(엄형식,Eom Hyeongsik)[87]稱這是因為「工人社員在工人合作社中對自己的工作與工作場所具備主人翁意識」。[88]
經濟表現
[编辑]工作效率
[编辑]研究普遍顯示工人合作社的生产力比一般企業為高[75][89]。2012年的研究發現工人合作社的整體生產力在多數產業中均不低於傳統企業相當,而部分產業中的傳統企業的生產力在採取工人合作社的運作模式運作後有所提升[89]。2018年的文獻亦發現採用僱員控制模式運作的企業(如工人合作社)擁有較高的生產力[75]。一說集体主义工作環境可提升工作滿足感,從而提升生產力。1995年的研究表明在模擬集體主義文化中工作的集體主義者(即集體主義傾向較高者)的合作行為確實比同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者(即集體主義傾向較低者)更為突出[90]。1997年的文獻主張集體主義者對羣體成員的意識形態認同可帶來更高的工作動機[91]。
經濟穩定性
[编辑]《資本與債務陷阱》報告指出“合作社的壽命往往比其他類型的企業更長,因此具有更高程度的創業可持續性”。如此韌性歸功於合作社使社員分擔風險與利益、利用社員的智慧與使社員具備企業的實際擁有權的方法。此外,“合作銀行會建立逆周期緩衝機制,在危機發生時能有效發揮作用”,並且不太可能使社員與客戶陷入債務陷阱。這歸功於合作社採用更民主的治理方式,減少不良激勵,從而減少對經濟泡沫的後續影響。[92]
歐洲工業和服務業合作社組織於2012年發佈的報告顯示法國與西班牙的工人合作社與社會合作社“在經濟危機期間比傳統企業更具韌性”[93]。國際勞工組織於2013年的報告指出歐洲的合作銀行在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優於其他歐洲的銀行。合作銀行業在佔歐洲銀行業的市場份額的20%,但在2007年第三季至2011年第一季期間的資產減值與損失僅佔所有資產減值與損失的7%。報告涵蓋的10個歐洲國家的合作銀行亦較積極向中小型企業貸款[94]。英国国家统计局於2017年發佈的報告指出合作社在成立後的5年內存續的比例為80%,而其他擁有權模式的企業在成立後的5年內存續的比例則為44%。葡萄牙策略暨規劃辦公室(Gabinete de Estratégia e Planeamento)的同期數據亦顯示合作社在成立後的5年內存續的比例為75%,而其他擁有權模式的企業在成立後的5年內存續的比例則為40%[9]。
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於2007年的研究發現美國的合作社在成立後的5年內存續的比例高達90%,而傳統企業在成立後的5年內存續的比例則僅為3%至5%[10]。儲蓄互助社在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期間的倒閉率比其他銀行低5倍[95] ,對小型企業的貸款額度於在2008年至2016年間由300億美元增至600億美元,增幅逾一倍,而同期對小型企業的整體貸款額度則下降约1億美元[96]。美國民眾對儲蓄互助社的信任度為60%,而對大型銀行的信任度則為30%[97]。小型企業對儲蓄互助社的不滿程度比對大型銀行的不滿程度低5倍[98]。
加拿大魁北克省經濟、創新及出口貿易部(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de l'Innovation et des Exportations,Minist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Export Trade)於2010年的報告顯示魁北克省的合作社在成立後的5年內與10年內存續的比例分別為62%與44%,而傳統企業在成立後的5年內與10年內存續的比例則分別為35%與20%[11]。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艾伯塔省社會經濟研究聯盟於2011年的報告顯示,艾伯塔省的合作社在成立後的3年內存續的比例為81.5%,而該省傳統企業在成立後的3年內存續的比例則為48%;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合作社成立後的5年內存續的比例於2000年至2010年間為66.6%,而傳統企業成立後的5年內存續的比例於1984年與1993年則分別為43%與39%[12]。
資金來源
[编辑]自籌
[编辑]根據詹卢卡·萨尔瓦托雷(Gianluca Salvatori)與里卡多·博迪尼(Riccardo Bodini)的說法,自籌資金包括使用自有資金為企業提供資金的行為和實踐。自籌資金的主要優勢在於使合作社得以擺脫外界影響與債務,然而合作社的擴張能力可能會受到資金不足的限制。[99]
社員股金是合作社的主要資金來源。工人合作社通常不僅將勞動力社會化,亦同時將社員的部分經濟財富社會化並匯集至資金池中,形成合作社資金。未來社員通常必須先向合作社繳納一定金額的股金方能成為正式社員。籌集社員股金最常見的方式是在加入合作社之前一次性付清所有費用,但其他募集方案同樣存在。部分合作社不要求工人在加入合作社時全額繳納股金,但要求工人為合作社工作一段時間,並留存工人一定比例的工資,直至工人被截留的工資足以全額繳納股金,並成為合作社的正式社員為止。[99]
合作社社員需要繳納的股金金額因合作社的類型而異,例如大型工業合作社需要社員繳納的股金金額可能比小型服務合作社為高[99]。合作社社員需要繳納的股金金額亦因合作社的當前預算而異,例如經濟狀況穩定的合作社需要社員繳納的股金金額可能較少,而成立時間尚短而仍需要大量投資的合作社需要社員繳納的股金金額則會較高[100]。
部分情況下,合作社的工人在有需要時可以決定追加投資,並可以在此後收回。[99]
合作社資源
[编辑]以銷售產品或服務為基礎的合作社可以以其經營活動所獲得的利潤為其部分資金來源。合作社可以擁有無需出售即可獲得資金的資產,例如銀行向合作社的支付存款利息,以及合作社名下物業的租金收入等。合作社的資產亦可以變現,例如合作社出售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份,以及出售合作社名下物業等。變現不同類型的資產的難易度不同,例如出售股份比出售土地更容易、更省時,而出售土地可能需要數月時間,因此股份比土地更容易變現。[99]
撥款
[编辑]拨款亦為合作社的資金來源之一,通常由基金会或政府提供。撥款與貸款的主要分別在於前者在大多數情況無需償還。部分撥款設有等待期,受助方需要等待一段時間方能獲得撥款的完全擁有權。[99]
捐款一般為現金形式,但其他形式的捐款同樣存在。2023年的文獻推薦以社會影響與互助為主要目標的合作社以捐款為主要資金來源,以吸引有興趣的個人或集體捐贈。眾籌是一種籌集資金的方式,經由請求大量捐贈者各自捐贈少量資金實現。捐贈者可以獲得代幣獎勵作為回報,代幣的聲望隨著總捐贈金額的增大而提升。[99]
向政府或私人組織申請撥款是團結經濟合作社的資金來源之一,其中私人組織撥款通常與慈善事業相關。與其他類型的撥款不同,此類撥款不要求滿足任何前設條件。挑戰資助是政府、基金會與信託基金在受資助者滿足特定前設條件(挑戰)後發放的資金。挑戰可能要求針對先前被忽視的既有問題提出新的解決方案。挑戰亦可能規定其他要求,例如專案認證或成員參與度等。挑戰資助的例子之一是銀行為社員數增加至一定數量的合作社提供資金。[99]
貸款
[编辑]貸款亦為合作社的資金來源之一。貸款或債務工具為借款人提供資金,以換取借款人於預定期限內在預定利率條件下償還本金與利息。貸款可能需要担保。優惠貸款與彈性貸款包括零利率或低利率、延長還款期限、在貸款期限內調整利率等特殊條款。网络借贷是經由直接匹配借款人與貸款人的網絡服務進行的借貸。與銀行提供的儲蓄魚投資產品相比,貸款人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而借款人則可以以更低的利率貸款[99]。社會效益債券是專門為具正面社會效益的投資計畫募集資金的固定收益工具[101],例如銀行以優惠條件提供資金作為捐贈或融資,以支持有利於社會創新的措施[99]。
股權投資
[编辑]股權投資是經由購買企業股份投資該企業的資金。部分合作社以股權投資為資金來源。由於普遍認為股權投資違反合作主義的原則(罗奇代尔原则本身已限制股權投資),合作社一般不使用股權投資。直接股權投資即直接注資項目或企業而不要求保證匯報。直接股權投資的回報取決於項目或企業在投資期間的績效。籌資成員是出資支持企業成立並進行社會活動的個人或法人實體,一般會進行部分初始投資,並在企業成立後出售全部或部分認購股份。部分合作社在成立初期經由籌資成員取得資金。合作社採用的其他股權投資形式包括股票基金、共同基金、准股權、股權眾籌、社會創業投資、創效投資與耐心資本等。[99]
利潤再分配
[编辑]由於合作社的主要目標是在社員之間重新分配利潤,因此發展業務通常並非合作社的主要目標,但合作社有時需要將部分利潤以新資本的形式進行再投資,以便合作社擴大經營規模,並在未來增加利潤。這對於處於初期階段的合作社而言尤其重要,因為合作社的經營規模必須成長到足以收回初始資本投資的程度。資本再投資由合作社經由民主機制集體決定。合作社亦會將利潤分配予此前以社員資本與社會貸款的形式向合作社投入資金的合作社社員,是為資金返還。罗奇代尔原则指出合作社的股權投資回報應受限制,因此大多數合作社通常不進行股權投資。合作社即使進行股權投資,亦甚少向股東支付股息,主要原因是以股息的形式分配利潤會減少潛在的資金返還金額。合作社的部分收益必須留存作安全基金之用,以便合作社應對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與危機。[102]
損失再分配
[编辑]分配損失予合作社社員是再分配損失的常見方法之一。分配損失予社員需要社員經由既定的民主機制進行商議,討論如何在社員之間分配損失[102]。合作社在經濟困難時期更願意降低工人薪資而非裁員,而傳統企業則寧願解僱一部分人而保持其餘人的薪資不變[77]。曾盈利的合作社一般擁有可以在經濟虧損時動用的積蓄,使合作社得以利用既有資金來彌補損失,而無需影響薪資、就業或股價[102]。
弊端
[编辑]資金來源
[编辑]合作社在資本籌集上面臨各種體制性障礙,使其規模化發展遭遇限制。傳統企業可經由發行普通股吸引外部风险投资或资本市场資金,然而合作社在遵循合作主義原則的情況下無法以讓渡控制權的方式獲取外部權益資本,因此合作社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能依靠社員股金與內部盈餘累積獲得資金[103][104][68]。由於合作社一般不具備足夠的外部股本作風險緩衝之用,一般金融機構普遍認為合作社治理複雜、資產變現難度高,因而為合作社設定較嚴格的授信條件或較高的利息,部分合作社甚至面臨信用限額的問題[103][105][106]。
合作社社員的權益生命周期(equity life cycle)限於他們作為合作社社員的時期,這使社員離開合作社時無法將未來的長期資產贴现帶走,從而使社員傾向追求短期利息或清算分紅,並反對需要長期投入才能回收的資本投資[105][107]。此外,社員無法將個人投入合作社的資金在公開市場上進行分散投資,導致社員的個人財富過度集中於合作社,合作社因而表現出較高的风险厌恶傾向,並打壓高風險、高報酬的擴張計劃[107]。
擴張與創新
[编辑]傳統平台在高度資本密集或具顯著網絡效應的行業能經由龐大的風險資金迅速補貼用戶,以搶佔市場獨佔地位,而平台合作社則因融資管道受限而難以獲得跨越臨界點的資金,導致平台合作社在規模擴張與網絡效應上處於劣勢[68][108]。此外,出於權益生命周期的限制與風險迴避的考量,合作社的決策層一般傾向將經濟剩餘直接以薪資或分紅形式分發給成員,而非留存作長期技術研發與轉型升級的資本之用,使合作社在需要承擔高失敗率與長期資金投入的技術創新範疇上出現研發與創新動力不足的問題[103][107]。
退化與寡頭化
[编辑]當合作社取得商業成功並需要擴大營運時,既有社員為保護既有利潤分紅而往往傾向於聘用非社員僱員,而非吸納新社員,使合作社逐漸退化為少數原既有社員剝削非社員僱員的資本主義式企業[103][109][110]。此外,隨著組織規模擴大與業務複雜化,一般社員因缺乏專業商業知識與時間而無力介入日常運營,使經營大權逐漸集中在少數專業高層或經營團隊手上,出現寡頭鐵化的情況,令「民主參與」流於形式,甚至出現高層謀取私利的現象[109][111]。中國大陸的部分農民專業合作社亦出現如同資本主義式企業一般運作或由少數股東把持決策權的情況,使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經不是真正的合作社,而是披著合作社外衣的假合作社,或是其他類型的經濟組織[40]。
搭便車問題
[编辑]合作社在營運上存在內部與外部的搭便车问题。從內部而言,當合作社的分紅與個人勞動努力程度不易精確衡量,又或是合作社採取過度平等的薪資結構時,部分社員可能出現偷懶的情況或產生其他道德风险,並利用他人的努力獲益[107][112]。從外部而言,新加入的社員無需承擔合作社創社初期的建設風險與累積成本,卻能直接享受合作社累積的公共資產與品牌權益,而資深社員在退社時無法完全拿回個人過去對公共資產的貢獻,導致社員積極維護與累積公共資產的意願下降[105][107]。
決策成本
[编辑]合作社內不同利益訴求的社員在涉及重大投資、業務轉型或薪資分配時容易發生內部政治拉鋸與對立,引致合作社的決策出現拖延,甚至陷入僵局,難以迅速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111][113]。此外,當社員的需求高度不一致時,集體表決的結果通常會符合中间选民定理,產生出折衷但非最佳的商業決策[111][114]。
監督問題
[编辑]聘用外部專業經理人的合作社的社員一般缺乏足夠的財務與商業專業來有效監督經理人,產生資訊不對等的問題,使經理人容易凌駕於社員之上,轉移合作社資源或採取不符合作社長期利益的策略[104][107]。此外,合作社社員同時兼具擁有者與勞動者/顧客的雙重身份,容易導致角色混淆與利益對立,例如社員作為勞動者時要求提高福利,但作為擁有者時又要求控制成本與累積資本,導致內部協調與監督的複雜程度增加[103][115]。
勞工欺詐
[编辑]將合作社視為與傳統企業不同的實體有時會造成法律真空,而此類法律真空經常被勞工欺詐利用[78]。西班牙的合作社不受各行業的集體協議的約束[116]。企業在部分情況下以合作社的形式運作,以規避經由工会與工團達成的集體協議,從而在維持相同的權力與薪資系統的情況下支付低於集體協議規定的工資或提供較惡劣的勞動條件。部分合作社被指淪為裁員、外包與剝削工人、小生產者的工具。部分國家的公共與私營部門活動的「合作化」伴隨工作條件惡化,而這是合作社形式遭扭曲與適用於合作社工作形式的勞動法規薄弱共同作用的結果[78]。
部分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規定合作社必須有最低比例的工人擁有者(通常為33%)。該等司法管轄區內的合作社可以僱用非社員工人,但法律通常限制非社員工人在成為社員前在合作社工作的最長期限,而合作社有法律義務將超出期限的非社員工人納入合作社。部分合作社的社員的比例低於法律規定,或是使非社員工人為合作社工作超出期限的時間,從而構成勞工欺詐。[117]
由於西班牙的法律未規定合作社須遵守集體協議或社會保障規例,因此西班牙的企業如果希望支付低於其所屬行業協議規定的工資,企業可以成立不受該協議約束的合作社,並經由該合作社僱用所有員工,然後將生產活動外判予該合作社,合作社在此模式下淪為空殼公司[116]。例如西班牙的服務合作社(Servicarne Coop)受僱於高雲(Coren)、萨达(Sada)等肉類加工企業,西班牙國家法院稱服務合作社“並未開展合作社活動”,而“其成立的目的並非為實現《合作社法》(Ley de Cooperativas)規定的目標,而僅為獲得與之相關的特定利益,從而營造一種合作社的假象”,例如為了逃避繳納社會保障費用等[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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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编辑]註釋
[编辑]參考資料
[编辑]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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