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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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民國時期的「四維八德」被認為需「破四舊」而加以毀壞。圖為廣州原國立中山大學西門牌坊背面的八德「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在文革時被人用水泥破壞。牌坊由國立中大首任校長鄒魯題字。
在台湾各地国小可见的“礼义廉耻”匾牌

四維八德漢人傳統美德。春秋時代齊國管仲把禮、義、廉、耻稱為國之「四維」。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中特別倡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八德」,當時稱為固有之道德。[1]

四维[编辑]

管子》牧民篇有如下文字,应为“四维”的源起: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动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地位,并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當當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再增修戰時的意義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八德[编辑]

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家”乃对于中国文化的强势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

新八德指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孙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特別重視倡導,因共計有八字,故一般慣例簡稱為「八德」。孙中山說: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所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

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才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了。……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義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事實上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好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2]

民国廿三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发动新生活运动,八德与四维并为两大主题。

參考[编辑]

  1. ^ 四維八德,中華百科全書
  2. ^ 孫文《三民主義》,台北正中書局,1978年重排初版,第65-69頁。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