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
| 國共內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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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间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冷战的一部分 | |||||||||
从上方顺时针起:四平战役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路軍的回族士兵、20世纪40年代的毛泽东、蒋中正正在视察士兵、粟裕正在孟良崮战役前夕视察前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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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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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 1996年至两岸分治现状 |
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 1949年至两岸分治现状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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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单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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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第二次: |
第一次: 第二次: | ||||||||
| 伤亡与损失 | |||||||||
| 中共方面称:1065萬人死亡[7],其中3年國共內戰國軍傷亡625萬余人[8] | |||||||||
| 战间期 |
| 1919年-1939年期間大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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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另稱中國內戰,英語:Chinese Civil War)是20世紀上半叶中國爆发的内战,也是20世紀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內戰,可分为第一次國共內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两個階段,是中國現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内战一方为1947年行宪之前由中國國民黨领导的國民政府與行憲后的中華民國政府,另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領導軍隊與政權。中国共产党一方在內戰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获得中國大陸地區的統治權,并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國國民黨则于内战中失利,率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造成今日台灣海峽兩岸政治分立與軍事對峙的局面,雙方至1979年1月1日實現軍事停火,結束武裝衝突[9]。
1925年,主张聯俄容共的國民黨領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与中共以及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導致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出現裂痕。在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并發動针对北洋政府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两党矛盾激化。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上海单方面宣布清党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导致宁汉分裂;同年7月,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跟随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分共,是为宁汉合流,國共兩黨正式決裂。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開始武裝夺权,並先後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及數處革命根据地,與定都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庭抗禮。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北洋政府瓦解,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統一南北後,自1930年起先後五次圍攻共產黨在南方之根據地。1934年,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国軍攻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展開长征,於1935年抵达陕北。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後,國共雙方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中国工农红军編入國民革命軍,中国共產黨統治的陝甘寧邊區則在名義上由國民政府直轄。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将大量地方军阀武装推上抗战前线,而胡宗南等所率之中央军精锐则包围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則以游击战为主,建立大量抗日根据地。国共双方皆指责对方抗战不力,並于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多次军事冲突[10][11]。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国共两党关系出现短期缓和,双方召开重庆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随后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商讨行宪与建国事宜,然国共之间的矛盾因裁軍、行憲與聯合政府等議題再度凸顯。1946年,国共双方因东北受降区问题而发生军事冲突,战事遂蔓延至关内,而后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承认,内战全面爆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逐漸改稱中国人民解放军;經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會戰後,解放軍在東北與華北取得軍事上絕對優勢。另一方面,國民黨在1947年結束訓政、將以黨治國的國民政府改組為行憲之中華民國政府、將國民革命軍改組為中華民國國軍,頒布動員戡亂令,並以推行金圓券等金融改革措施提振當時尚處戰後疲弱的中國經濟,尝试以改革換取知识分子與中產階級的支持,但改革失敗反使國民黨民心盡失。1949年4月,國共雙方在北平進行停火談判但终告失敗,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發起渡江战役,佔領首都南京、第一大城上海,並漸次奪取絕大部分的中國疆域[12][13]。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更名後的北京成立[註 4],而隨著國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輾轉於1949年12月撤退至臺灣省臺北市[14]。自1955年大陳島撤退後,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範圍限縮在臺澎金馬與部分南海諸島,維持至今[15]。雙方最後的地面戰役為1961年中緬邊境的江拉之戰,而游擊戰則一直持續到1975年。[16]1979年雙方海上衝突停止[9],並於1987年開放非官方機制的交流。
背景
[编辑]清朝覆灭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不久后袁世凯继任。袁世凯短暂地试图称帝,但以失败告终。1916年他去世后,中国陷入权力斗争。[17]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建立新政府,与统治中国大片地区的军阀割据,这些军阀阻碍了中央政府的建立。孙中山寻求西方国家援助的努力遭到拒绝后,他转而寻求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飛在上海签署了《孫文越飛宣言》,承诺苏联将协助中国统一。该宣言是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宣言。共产国际特工米哈伊爾·鮑羅廷于1923年抵达中国,协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进行重组和巩固。中共最初是一个学习小组,与国民党共同组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18][19]
1923年,孙中山派遣他的副手蒋介石前往莫斯科进行数月的军事和政治学习。之后,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该军校负责培养下一代军事领导人。苏联为该军校提供了教材、组织架构和装备,包括军需品。他们还教授了许多群众动员技巧。凭借这些援助,孙中山建立了一支忠诚的“党的军队”,他希望用这支军队在军事上击败军阀。中共党员也参与了这所学院的活动,其中许多人成为了教员,包括被任命为政治教员的周恩来。[20][21]
共产党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的中共规模仍然很小,1922年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也只有1500名。而截至1923年,国民党党员人数已达5万人。[22]
然而,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后,国民党分裂为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国民党担心苏联正试图利用中共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随后,中共开始开展反对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运动,并在一次党代会上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
之后,在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党代会,苏联在会上协助通过了反对北伐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不久,国民党内部就会出现明显的分裂。
上海大屠杀与北伐(1927年)
[编辑]1927年初,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抗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中共及国民党左翼决定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从广州迁至共产党势力强大的武汉。然而,蒋介石及其军队击败军阀孙传芳后,向东进军江西。左翼拒绝了蒋介石清除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势力的要求,蒋介石谴责他们听命于苏联,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认为,随着蒋介石权力的增长,他对国民党内共产党的容忍度逐渐降低。[23]
4月7日,蒋介石与其他几位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上他们提出,共产党的活动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破坏,必须予以清除,国民革命才能继续进行。4月12日,白崇禧将军下令在上海对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进行清洗,数百人被捕并被处决。中共称之为“四一二事件”、“上海大屠杀”和“白色恐怖”的开端。这次事件加剧了蒋介石与国民党左翼领袖汪精卫之间的裂痕。国民党左翼还将中共成员逐出武汉国民政府,随后武汉政府被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恢复了对军阀的镇压,并于1928年6月攻占北京。不久,华东地区基本都处于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南京中央政府迅速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遵循孙中山的思想,宣布了革命三阶段的方案:军事统一、政治教化和宪政民主。[24][25][26][27]
第一次國共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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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两党矛盾
[编辑]1920年8月,孫中山在广州宣布重组护法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但其与曾为立宪派的陳炯明在政见上发生冲突,终于引发六一六事变。孫中山回到上海后势单力薄,需要重新借助外界力量的支持。这时越飛与北洋政府谈判未果,与吴佩孚联系又遭到拒绝,到达上海与孙文会晤后一拍即合。双方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开始了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而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未有自身的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对苏联方面言听计从,在城市革命上更需要友党的支持,也就跟随苏联开展国共合作。陳炯明被多路军阀击败后,孫中山被迎回广州,建立起大元帅府,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协助下重组国民党架构,组建黄埔军校,苏联在军事上也多有支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此时达到高潮。中國共產黨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源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黄埔军校的不少学生也加入中國共產黨。
但孫中山去世之后,蘇聯利用中共將國民黨分裂為左右兩派[28],国民党中的实力派势力担心靠苏联和共产国家支持并领导的中共靠掌控党政要职逐渐坐大。[29][30]中國共產黨與蘇聯顧問鮑羅廷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在國民革命軍中發表北伐必敗論,並於廣州市區散發傳單,反對北伐統一。6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會議討論北伐問題,並通過反對北伐統一的決議[31]。
1927年3月10日,由蘇聯全權領導掌握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了「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中正方案。同時為防止蔣中正獨攬專權,會議缺席選舉汪兆銘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央黨部組織部長,並決議不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改為7人集體領導,免去原來由蔣擔任的上述職務,將蔣降為普通委員。
国民党右派与中共以及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产生矛盾,国共合作开始产生裂痕,国民党加速分化为不同派系。西山會議乃是国民党右派开始排斥共产主义的标志。及至1926年5月11日中山舰事件,以及蒋中正在国民党的地位上升,中共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中共与国民党各派决裂,并被请出国民党。苏联及中共改组国民党成布尔什维克党的计划破灭。由于没有本党的军队就难以存续,中共几年后便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国民党武力清党
[编辑]中山艦事件後,由於和蔣中正产生政見上的分歧,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12月,國民黨左右派正式分裂,鮑羅廷隨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927年2月,汪精衛回國途經蘇聯,會見斯大林。回國後,汪精衛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中正排共,堅持容共,4月5日和中共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武力清黨,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蔣中正遂成立南京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蔣中正下令「清黨」,清除國民黨內中共黨員,並在各地大規模捕殺中共分子。
5月中,經李宗仁及朱培德斡旋,武漢及南京避免開戰,決定分頭繼續北伐。月底,共產國際決議改變中共方略,準備武裝工農成立新軍,進行土地改革;但仍留在國民黨內,使國民黨及武漢國民政府成為工農革命獨裁機構。與此同時,中共在湖南开展流血的土地改革,鬥爭地主,使國民黨不少軍官不滿,終與何鍵發生衝突;何鍵、朱培德等亦開始清共,是為「馬日事變」。事变中,中共及倾共民众死亡达数百到一千余人。7月13日,中共發表宣言,声明因武汉广东之复杂关系,中共党员应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精衛識破蘇聯與中共的奪權計劃,决定与南京方面主動進行和平分共,同时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之中共黨員立即聲明脫離中共,否則停止其一切職務。7月15日,汪精衛武漢政府分共。
南昌起义及冲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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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周恩來、劉伯承、葉挺、賀龍(其時非中共黨員,為國民黨左派成員之一)等發動南昌起义(國民黨視之為暴動),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裝部隊。8月4日,起義军放棄南昌,南下廣東,國共首次武力衝突爆发。8月7日,中共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力奪取政權,第一次國共內戰全面爆发。起義軍後來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又改編為中国工农红军。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汉國民政府与南京國民政府合并,寧漢合流。
9月,桂系軍閥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南京國民政府大权,汪精衛下野。同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發動秋收起義。10月,汪精衛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鮑羅廷經蒙古回蘇聯。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北上。12月11日,中共在葉挺、葉劍英領導下發動廣州起義。12月12日,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但廣東国军將領張發奎調動軍隊反攻,12月13日,红军失败,被迫撤離廣州。12月16日汪精衛辭職赴法國。
自1927年建軍後到1937年抗战爆發,中共展開土地改革,並多次與國軍战斗。這段時期,中国国民党稱為“剿匪”、“剿共”,中国共产党則稱為“土地革命战争”、“十年内战”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1930年起,國民黨先后对中共位于江西、湖南之控制区实行五次围剿,前四次未能成功。红军通过运动战,成功守卫南方根据地。但在第五次围剿中,國民黨在德国顾问建议下步步为营,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进攻红军;加上中共方面因為采用了共产国际派驻顾问李德的错误策略,损失惨重。红军主力被迫自江西瑞金轉進至陝西延安;中共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北上抗日」(國民黨則稱為“流竄”),同时,一部分红军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但在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后,成功突破國军重重封锁。途中,中共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重获军事领导权。最终长征的红军在仅余少量部队的情况下到达延安。
结束
[编辑]1936年,周恩来与中华民国陆海军副元帅张学良交往甚密,张学良甚至还提出申请加入共产党[32],最后被共产国际拒绝。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總司令的东北军將領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军將領楊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长蔣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史稱西安事變。最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國民黨基本停止與共产党作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于9月22日正式和解,第一次国共内战结束。
抗日戰爭时期的缓和期
[编辑]西安事变后,國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冲突趋于缓和,这段缓和期中共称之为“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溝橋事變後,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7月17日,蔣中正在庐山发表讲话,表明了中国对日本退让的底线以及准备全面抗战的态度。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中毛澤東称中共之真正任務,關于軍事問題,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持久戰。紅軍之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33]。”紅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1937年9月,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行政院所直轄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地区紅軍约4万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依抗战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战場;另约8000名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抗战期间,國民黨主要与日军主力进行正面作战,中共则在沦陷区开展游击作战。中国与日本发生22次大型会战和上万次中小战斗。其中有國軍與少數八路軍將領擅自協同参与的平型关战役。中共也有单独的对日作战如百团大战。国共之间曾爆发多次冲突,影响最大者,当属“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结束时,红军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解放区拥有约一亿人口[34]。
第二次國共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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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起開始的第二次國共内战,中國國民黨稱為“動員戡亂”或“抗共衛國戡亂戰爭”,中国共产党則称为“解放戰爭”,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抗战后局勢(1945年-1946年)
[编辑]抗日战争结束后,因为国军与共产党部队冲突加剧[35],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谈判内容主要是投降日军接收,共产党部队与国军的合并,共产党战后的参政议政等问题。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國共雙方在重慶展開談判並召開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談判很快破裂,内戰全面爆發。
1946年1月,国共两党與民盟、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决议案,一致同意在和平建国纲领下,共同实现民主宪政[36][37]。但实际上双方冲突未有结束。2月底,虽受反苏运动等因素影响,国共双方仍达成整军方案,统一将国共军队整编为中国国防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底,国共达成迄今最后一个正式协议——东北停战协定,但对东北内战无实际约束。
美国国务卿指出,苏联在华北驻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在中国军队能独立担负责任后,苏联驻军将立即撤回[38]。
由于对日作战,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欲接管東北,以便继续与中国国民党斗争[39]。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冲突进一步加剧,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並一度向國民政府提出協議,支持國民政府接管東北,以換取蘇聯在東北的經濟利益,並要求美國勢力不得進入東北[39]。由于国民政府拒绝苏联方面的要求,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東北回国之前,为中共抢占東北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39][40]。例如,苏联红军将部分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武器移交给林彪的东北野战军。[41]
國軍全面進攻(1946年-1947年9月)
[编辑]戰爭初期國軍一度取得優勢,佔領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張家口和延安等戰略要地。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国共双方边打边谈,在东北、中原、华北等处展开争夺。1946年一月停战令之后,军事冲突暂息数月;同年3月,蘇聯自東北撤軍,中国共产党隨即迅速占領重要據點並阻止國軍北上,導致4月時東北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6月26日,山东和中原地区再度爆发冲突,中国共产党将此视为全面内战起始点。同年11月15日,在共產黨與民盟的抵制下,國民黨與青年黨、民社黨等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並於該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與此同時,國民黨调集三路兵力,集结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周围。国民党为迎接制宪国大,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但对军队无实际约束力。11月19日,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结束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初,国民党应美國特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举行圆桌会谈,解决两党争端。中共认为国民党没有诚意,中共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指中華民國憲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42]。国共谈判破裂。1月29日,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的关系,放弃国共调处工作,退出三人会议,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驻军调部的人员。次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6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美军人员撤退。2月底,国民党下令在南京、上海、重庆之中共留守处代表於3月5日前撤离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沪警備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分别致电函京沪渝中共代表,所有中共人员限期全部撤退[43],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44]: 8312 。蒋介石主持,出席中央委員146人,候補中央委員46人,列席各地黨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68人;蔣致开幕词,称“中共全面叛乱......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为捍卫国家统一,保障人民安全,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我敢断定,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44]: 8312 同时声称“实行民主,结束训政,改组政府”[44]: 8312 。3月17日,参谋总长陳誠向三中全会报告军事,历述一年来建军、复员、整军工作之情形及对中共之军事情況,称:“剿匪绝对自信,绝对有把握”,“剿匪应以军事为中心”,“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44]: 8314 3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並发表宣言,宣称中国国民党之任务为:完成宪政准备,确立建国规模;消除统一障碍,巩固国家基础[44]: 8320 。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
1947年3月至9月,中共軍隊處於守勢,寧可喪失关內所有根據地,也要死守東北;国军則向中共控制区进攻。由于采取運動戰打击国军,国军屡受打击,还要分兵把守占领城市,机动兵力日益不足。然而到1947年初,在土地改革等政策下,中國共產黨逐漸開始以局部反攻以對抗國軍的重點進攻。至1947年中,中國共產黨取得戰爭主動權,戰局逆轉。
1947年,中共軍隊拋棄國軍番號,陸續改稱為中国人民解放军,簡稱「解放军」,国民党方面则称为“共军”。
战局逆转(1947年9月-1950年8月)
[编辑]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军开始展开主动攻势,在东北将國軍压缩至几个孤立城市,在中原地區則擁有優勢地位,對首都南京所在的華中地區形成壓迫,國共雙方的武力優勢逐漸反轉。
1948年8月上旬,蔣介石召開南京軍事會議[45],決定實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並準備撤出東北,確保華中,企圖收縮戰線,集中兵力,依托戰略要點之堅固陣地堅守防禦,同時組成強大兵團機動作戰,以攻為守;為此,裁並綏靖區,減少機關,擴大機動兵團,並在大後方加緊二線兵團編組訓練[46]: 497 。秋季,解放军在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方向发动战略决战,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并取得全部三场战役的胜利。解放軍在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擊敗國軍主力,隨後發動渡江戰役,最終控制整個中国大陆。在三大战役中,国军总兵力损失150万人以上,精锐兵团几乎全军覆没,除西北外,長江以北的地區幾由解放軍所控制。與此同時,共產黨開始在北方動員十數萬名幹部南下,以此作為接管南方政權的主要力量。盡管戰局對共產黨有利,但是農村的南下幹部動員卻一度十分被動,甚至發生了幹部逃亡的現象,反而是城市的失業知識青年更積極地響應共產黨的南下動員[47]。
苏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中说,苏联在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这些战略进攻行动期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他们想以此转移美国对中国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减少美国对反共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的援助力度[48]。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與1948年立法委員選舉後行憲,由國民大會選出蔣中正、李宗仁為首任總統、副總統,將國民政府改組為一府五院的中華民國政府,並在該年9月實施金圓券等經濟改革措施,以企圖挽救民心。但金圓券在同年底即告失敗,造成國民政府統治區內急速地通貨膨脹,使經濟情勢更加混亂。
1949年1月21日,面對軍事與經濟上的失利,蔣中正下野,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接任后有意停戰。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电:「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在漢口北,引者)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暂时不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49]4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陈伯钧等电报:“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城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李宗仁代表黄啟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並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伯承)李(达)张(际春)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並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採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係改变为交朋友关係,对张轸亦是如此。”[50]4月5日,國共雙方和談代表於懷仁堂舉行全體會議[44]: 8864 。4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国内和平协定》[44]: 8880 。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51]: 322 。解放军隨即發動渡江战役,攻下南京、上海等中部大城,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拿下華中與華南大部分地區,國軍則不斷向東南沿海與西南撤退。9月26日,新疆省國軍駐軍倒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在北京进行,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則遷往臺灣。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平(後復名北京)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則相繼撤退至廣州、重慶、成都等城市,最终於該年12月7日撤退至臺灣。
西藏地方當時處於半獨立狀態,並未受中華民國政府指揮。1950年4月西昌战役,解放軍攻下西康省的西昌县,10月發動昌都戰役,此後解放軍進入西藏。1950年8月,解放軍奪取萬山群島。
海峽對峙(1950年-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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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首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1950年元旦,《人民日報》的社論把「解放台灣」的任務放在當年的「四大任務之首」。[52]隨後1950年後幾個月,解放軍一方面逐一攻下沿海島嶼,一方面在福建集中兵力,為渡海攻臺做準備。美國則坐視內戰結束,台海戰事一觸即發。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国总统杜魯門宣佈「台灣海峽中立化」,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解放軍渡海攻臺難度倍增。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抗美援朝」之後,原本預備攻臺的部隊調往朝鮮半島作戰,因此在東南沿海作戰暫緩。朝鮮戰爭期間,中华民国政府在聯軍統帥麥克阿瑟支持下積極備戰,试图全面反攻大陸,多次嘗試突擊東南沿海島嶼,連連爆發如南日島戰役、東山島戰役等戰鬥,但歷年戰事皆以撤退和失败告終。此后青海、甘肃、中缅边境地区仍有零星战斗[註 5]。1953年朝鮮戰爭正式停火。
1954年12月,美國与中华民国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總統艾森豪宣佈「台灣海峽中立化」解除,保證對台湾軍事援助不再斷絕。1955年1月,解放軍攻占一江山島。失去一江山岛的屏障,中華民國國軍在戰略考量下,決定不再分散兵力駐守浙江沿海島嶼,轉而加強金門與馬祖之防備,遂于2月在美軍協助下主動撤離大陳島全數軍民。解放軍取得大陳島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統治範圍退縮至台澎金馬並延續至今。
1958年8月23日,解放軍對駐守金门之國軍發動榴彈砲襲擊,是為八二三炮戰。在四十四天內,中共解放軍向金門射擊砲彈幾近五十萬發。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等中彈阵亡。9月2日,中華民國海軍沱江號在金門料羅灣附近外海遭到解放軍魚雷艇包圍與猛烈的攻擊,幾乎沉沒。9月11日,駐守金門之國軍炮擊廈門火車站。9月22日,美國八吋大口徑巨炮由中華民國海軍運抵金門。海軍與空軍皆有交手。双方皆称胜利。其後十年,除1965年間偶發的東引海戰、東山海戰和烏坵海戰之外,兩岸海空軍不斷有零星交手,雙方各有戰損,但大體而言,双方控制领域并无太大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作为二戰戰勝國接受了日本赔偿舰艇(如丹阳号),以及接受美国援助,此时的中華民國的海空军实力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针对大陆民船的关闭政策得以长期执行。雙方同时長期在中國大陸沿海爆發衝突,互有勝負。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允许海军、空军搜捕、击毁大陆籍船只,直到1992年才廢除對大陸方面的閉關政策。
停火狀態(1979年至今)
[编辑]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臺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从1958年开始对大金门、小金门、大膽、二膽等岛屿炮击,國共內戰軍事衝突告一段落。
1984年,駐紮在金門的中華民國國軍因追擊海上逃兵莊輝亮,金東師先使用輕兵器後改以105毫米榴彈炮射擊,擊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控制的草嶼,0.19平方公里的孤島上落彈150餘發,造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兩名戰士身負重傷,但中国大陆对此事表示沉默,既未還击,也未抗議。1987年3月7日,烈嶼師發生「東崗慘案」,6月破案法辦後,蔣經國總統於7月宣佈臺灣地區解嚴。
1991年4月22日,中華民國國民大會通過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年4月30日李登輝總統以總統令公佈。5月1日起動員戡亂時期正式結束,中華民國政府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承認中共政權統治中國大陸的事實[53],並宣布結束兩岸敵對狀態[54][55]。
1994年11月14日上午,小金門国军駐軍進行火炮試射,因射程計算出錯,誤擊廈門市郊黃厝村塔頭社,造成4名大陆民工受伤,其中重傷兩人[56]。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对此事件表示严重关注,认为这是一起破坏海峡两岸和平气氛的恶性事件,並强烈谴责台湾当局的罪恶行径,坚决要求台湾当局迅速查明情况,公布事实真相,并严惩肇事者,但後無下文[57]。
1996年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以東南海域為目標,實施彈道飛彈試射,中華民國國軍均進入高度備戰狀態。[58]然而隨著兩岸情勢變化及雙方領導人的更替,軍事緊張局面亦時有發生。這次危機由美國第七艦隊以「經過」之名進入台灣海峽而緩和,但解放军軍機「不出海」之默契從此被打破,解放军軍機活動範圍延伸至台灣海峽中線,壓縮了中华民国空军預警時間。
2007年中共十七大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锦涛再度提出「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主張,当时執政的民主進步黨不予理睬。但在二次政黨輪替後,國民黨籍的總統馬英九称「不排除」與中國大陸簽署和平協議,不過並沒有時間表[59]。2011年10月又再度提出[60],之後又表示會先經過公民投票同意再簽署[61]。但此說仍引發台灣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的批評,認為是片面為統一而鋪路的投降式協議,涉及改變現狀,但台灣人民並未賦予他這項權力,且缺乏第三者的監督與保證,美國等盟邦亦質疑中共並不可靠,最後無疾而終。[62][63][64][65][66]2014年春爆發太陽花學運,兩岸後續談判受阻。2015年在新加坡舉辦兩岸領導人會面,但雙方未發表共同聲明或簽署協議,和平協議仍僅止於討論層面[67][68][69][70]。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造成两岸关系再度恶化,解放軍首度出現於台灣本島東岸附近操訓[71][72],軍艦、軍機均跨越海峽中線[73][74]。
国民政府重组与持续内战(1949–1965)
[编辑]退守台湾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彻底失败。1949年12月10日成都失守后,中华民国政府对其军事和政治机构进行了系统性的重建。在1951年5月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正式抵达之前,蒋介石招募了一支名为“白团”的秘密日本军事顾问小组,该小组由包括冈村宁次将军在内的前日本帝国陆军军官组成,旨在帮助重组中华民国的训练和动员体系。1950年至1952年的国民党重建运动清洗了不称职的指挥官,并重组了党的组织结构。1949年至1953年间,一项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佃农,以解决普遍认为是由于失去大陆而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正式确立了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广泛军事援助,中华民国军队的规模已发展至约60万人。美国驻台大使卡尔·兰金在1957年称其为美国在亚洲的第二大盟军。[75][76][77][78][79]
对于大约200万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的大陆人,包括军人、公务员、教师、学生和平民有着返回家乡与大陆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他们强大的动力。许多人毫无预警地离开了家乡,并不知道这意味着永别;有些人是被父母送走的,父母希望跟随国民党军队能让子女有机会活下去。信件无法寄送,消息也无法传到海峡对岸。许多人真心相信解放大陆、使其摆脱共产党统治的使命,这种信念支撑着民众对蒋介石收复中国的既定目标的支持。[80]
1951年至1954年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中华民国非正规军从中华民国控制的离岸岛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发动沿海袭击。1961年4月1日,蒋介石正式启动“國光計畫”,这是一项以对厦门进行两栖登陆为核心的秘密多阶段入侵计划,其辅助行动包括特种部队渗透和针对福建、广东的空袭。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促使中华民国重新评估大陆的脆弱性,蒋介石再次寻求美国支持其进攻行动,但遭到拒绝。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战办公室被撤销,正式的大陆反攻计划就此终止,与此同时,蒋介石因健康状况恶化而逐渐退出政治。[81][82][83][84]
战斗也持续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约3000名国民党士兵在李密将军的指挥下,拒绝投降并撤退到缅甸。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持下,泰缅孤军在云南省开展游击战。1953年,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求助后,美国向中华民国施压,要求其撤军;到1954年底,约有6,000名士兵撤离到台湾。然而,仍有数千人留了下来,中华民国继续秘密进行补给行动数十年,在中国周边保持前沿军事存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残余部队最终被空运到台湾。[85][86][87][88]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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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国民政府最终会因人民解放军即将入侵台湾而垮台,美国最初也不愿全力支持蒋介石进行最后的抵抗。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会介入任何涉及台湾海峡的争端,也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攻击时进行干预。杜鲁门试图利用中苏交恶的可能性,效仿铁托主义,在其《美国对台政策》中宣布,美国将遵守《开罗宣言》将台湾认定为中国领土的规定,不会援助国民党。然而,共产党领导层并未意识到这一政策转变,反而对美国日益敌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后,局势迅速发生变化。这导致美国政策发生变化,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作为遏制共产党扩张政策的一部分。[89][90][91]
1949年6月,中华民国宣布关闭中国大陆所有港口,其海军试图拦截所有外国船只。关闭区域从福建岷江以北至辽宁辽河。由于中国大陆铁路网络不发达,南北贸易严重依赖海上航线。中华民国海军的活动也给中国大陆渔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92]
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期间,未能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被留下来与共产党进行游击战。国民党残余势力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全国大剿匪运动”中被消灭。根据1954年的官方统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至少有260万人被捕,约129万人被监禁,71.2万人被处决。被处决者大多是国民党前官员、商人、西方公司前雇员以及忠诚度受到怀疑的知识分子。[93][94]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并在1951年末控制了除金门和马祖岛以外的整个大陆。但大约3000名国民党中央军撤退到缅甸,并在西南剿匪和中緬邊境作戰期间,继续向中国南方发动游击战。李密从中华民国政府领取援助,并被授予云南省省长的名义头衔。最初,美国支持这些残余势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1953年,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求助后,美国开始向中华民国施压,要求撤回国民党军队。到1954年底,近6000名士兵撤离缅甸,李将军宣布解散军队。然而,仍有数千人留守,中华民国继续向他们提供后勤补给和指挥,有时秘密增派援军,以控制靠近中国大陆的基地。
二战结束后,越南爆发内战。1949年,随着内战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支持越南獨立同盟會对抗法国。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并根据1950年4月1日的协议开始向其提供军事装备。到当年年底,越盟已控制了越南北部偏远地区和中越边境沿线地区。这种领土控制使得物资和武器能够流入越南,并有利于训练营和基地的建立。中国的军事援助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越盟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它东方阵营国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也促使美国和西方集团承认越南国,以此作为制衡共产党的力量。1949年12月,随着中国共产党军队接近全面胜利,越南民族主义革命家武鴻卿从中国出发,率领一支由越南人、山区少数民族和国民党士兵组成的部队前往谅山,试图攻击越盟和法国军队。在被双方击败后,他越过边境进入越南国。数千名国民党士兵被送往富国岛进行临时拘留和遣返,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在岛上种植胡椒,同时指挥着岛上的民兵。[96][97][98][99]
在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支持中国共产党后,联合国大会于1952年2月1日通过了第505号决议,谴责苏联的行为。
最终,在1945年至1949年的战争阶段,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伤亡人数为130万人:26万人阵亡,19万人失踪,85万人受伤(不包括非正规军)。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了国民党军队在同一阶段的伤亡人数:正规军545.27万人,非正规军225.88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列为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基于诸多因素,包括始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百年國恥的观念、美国在国共内战期间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革命派与反动派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反共运动的关键战场。作为应对措施,并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采取了积极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共产主义革命的外交政策。[100][101]
欧洲共产主义将在1990年左右崩溃;然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则会稍晚一些。——蒋介石,1972年台北会见韩国前总理丁一權
台湾海峡紧张局势
[编辑]尽管美国视福建周围的岛屿为军事负担,但中华民国认为这些岛屿对于未来击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复中国大陆的战役至关重要。1954年9月3日,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中华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1955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一江山群岛,导致中华民国于次月放弃大陈岛。1955年1月24日,美国国会通过《1955年台灣決議案》,授权总统保卫中华民国的离岛。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于1955年3月1日结束,解放军停止炮击。危机在万隆会议期间结束。[102][103]
第二次台海危机始于1958年8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军队之间爆发了空海冲突,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金门和中华民国对厦门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并于同年11月2日结束。解放军巡逻艇封锁了台湾岛,阻止中华民国的补给船进出。尽管美国拒绝了蒋介石轰炸中国大陆炮兵阵地的提议,但迅速向中华民国提供了战斗机和防空导弹。由于一艘沉没的中华民国海军舰艇堵塞了港口,美国还提供了两栖攻击舰进行补给登陆。9月7日,美国护送了一支中华民国补给船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开火。

台灣海峽飛彈危機发生在1995年7月21日至1996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以及美国承认李登辉为台湾代表的回应是举行军事演习。这些演习也旨在阻止台湾选民在1996年大选中支持李登辉;李登辉最终赢得了选举。危机期间,美国部署了两艘航空母舰;这两艘航母没有遭到攻击,局势随后缓和。[104]
第四次危机始于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于2022年8月访问台湾,[105]引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106]她原计划于2022年4月访问台湾,但由于新冠疫情被推迟。[107]她将此次访问重新安排在8月,作为其更广泛的亚洲之行的一部分。 据报道,白宫最初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合适性存在分歧,但后来确认了她访问台湾的权利。[108][109][110][111]因此,解放军宣布将在台湾周边六个区域进行史无前例的实弹演习,这些区域位于最繁忙的国际水道和航空航线上。[112]演习后来延长至七天。针对这一宣布,中华民国官员抱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弹演习侵犯了台湾的领土,并直接挑战了台湾的空域和海上航行自由。这只是中国在随后几年围绕台湾进行的多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中的第一次。[113][114]
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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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并驱逐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曾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民国的代表拒绝承认其作为中国代表的资格,并退出了大会。随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其他成员国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15]
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开始通过外交关系缓和敌对状态,此后两岸贸易和投资持续增长。1991年,中华民国正式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尽管敌对状态已经结束,但双方从未签署任何协议或条约正式结束战争。毛泽东认为,在继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有三种方法可以“在短期内阻止帝国主义干涉”。第一种方法是迅速完成军事接管,并展现出抵御“外国势力在其边境挑战新政权的企图”的决心和实力。第二种方法是“与苏联正式建立全面军事同盟”,使苏联能够直接保卫中国免受其敌人的侵害;鉴于冷战的开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政权必须“铲除国内反对派:秘密社团、宗教团体、独立工会或部落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通过摧毁国内反动势力的根基,就能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传播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116]
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解除了对退伍军人前往大陆探亲的禁令,使得两岸家庭自1949年以来首次得以团聚。对于许多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大陆的退伍军人来说,这次团聚来得太晚了;许多人在等待中去世。
在新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领导下,1991年5月废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从而终结了国民党收复大陆的企图。1999年7月,李登辉宣布建立“特殊外交关系”。中国大陆再次感到愤怒,但921大地震迫使军事演习停止。这是这场内战的最后一个紧张时刻。[117]
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这是国民党以外的政党首次在台湾赢得总统职位。 新任总统并不认同国民党和中共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导致双方关系一度紧张,尽管贸易和其他联系,例如2005年中國國民黨和平之旅,仍在持续加强。
2008年,亲大陆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当选,台北和北京的关系显著回暖,两国半官方外交机构之间也开展了高层交流,例如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尽管台湾海峡仍是潜在的冲突地点,但双方于2009年开通了定期直航。
分析
[编辑]共产党战胜国民党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令人瞩目的起义胜利之一。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列举了诸多因素,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功动员群众支持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缺陷。[118]
蒋介石的回顾性分析
[编辑]蒋介石在其日记、公开演讲和已出版的著作中留下了大量对战败的回顾性分析,这些分析借鉴了多种有时相互矛盾的解释。在20世纪50年代初于台湾革命研究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劳埃德·伊斯特曼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蒋介石对自己的政党进行了严厉的道德谴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从来没有一个革命政党像我们今天这样衰败堕落;也没有一个政党像我们今天这样缺乏精神、缺乏纪律,更缺乏是非标准。”在他1949年1月辞去总统职务后的日记中,他写道:“执政二十年,我们没有为社会改革和人民福祉做任何事”,而且“我们从未建立起一个新的、稳固的组织。”[119][120]
然而,在回忆录《苏联在中国》(1957年)中,蒋介石将主要原因归咎于苏联的欺骗行为。他记录了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该协定在未与中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给予苏联满洲特权;日本战败后,苏联系统性地拆除满洲工业基础设施,据美国大使埃德温·保利估计,其价值约为20亿美元;以及苏联违反1945年《中苏条约》,将缴获的日本武器秘密转移给中国共产党,而斯大林曾根据该条约正式承诺只承认国民政府。柯博文等学者认为,这一记述在识别苏联干预方面是准确的,但在转移人们对蒋介石自身领导失败的注意力方面却有失偏颇,特别是他对经济管理的疏离、对包括龚海燕和宋子文在内的亲信腐败的容忍,以及他在满洲的战略失误。安德鲁·J·内森指出,蒋介石的日记遵循新儒家道德修养日志的传统,作者在其中既是忏悔者又是严厉的审判者,这使得他的自我批评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自欺欺人。[121][122]
国民党政府治理不善
[编辑]几乎所有关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研究都指出,恶性通货膨胀是导致政府垮台的主要因素。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文职人员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普遍的腐败和盗窃。几乎没有资金流向应征入伍的士兵,他们通常营养不良,装备简陋。逃兵现象普遍存在。[123]
历史学家芮納·米德写道,随着国民党政府日益被视为“腐败、报复心强,并且对在其统治下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整体愿景”,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度逐渐下降。蒋介石在1948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开封陷落后,我们的处境更加恶化,也更加严峻。我这才明白,我国历史上屡次崩溃的主要原因,并非外敌拥有绝对优势,而是内部的瓦解和腐败。”[124]
历史学家奥德·阿恩·韦斯塔德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赢得内战,是因为他们在军事上犯的错误比蒋介石少,而且蒋介石在寻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过程中,得罪了太多利益集团。此外,他的党在抗日战争中实力削弱。与此同时,共产党则将目标转向不同的群体,例如农民,并争取他们的支持。1945年后,中华民国经济因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政府价格管制和金融改革的失败而崩溃;1948年末,金圆券大幅贬值,导致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125][126]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将国民党描述为“腐败、反动且无能”。他认为,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不佳,而且“其军事指挥能力之差,前所未见”,而共产党“并非造成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而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局面带来的机会。[127]
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和凝聚力
[编辑]共产党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发展了其对村民的支持和动员能力。共产党继续推行土地改革,赢得了农村民众的支持。这是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数百万通过这场运动获得土地的农民加入了人民解放军或协助其后勤工作。据历史学家布莱恩·德马雷所述,土地重新分配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将北方和东北部农民的利益与共产党的成功联系起来。最终,共产党获得了近代史上任何起义中最广泛的民众支持。[128][129][130]
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最高领导层内部的“非凡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仅使其在困难时期免遭叛逃,而且促进了“高层战术沟通和辩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型领导风格造就了国民党所缺乏的“目标一致”和“指挥统一”。除此之外,中共还精于操纵地方政治以谋取自身利益;这也得益于其宣传技巧,而中共的宣传也成功地分散化,将对手描绘成“所有中国人民的敌人”,将自身塑造成“国家和人民的捍卫者”(鉴于抗日战争的背景)。[131]
情报渗透和大规模叛逃
[编辑]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共产党情报人员系统性地渗透到国民党最高指挥层级的作战计划中。郭汝瑰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部部长,在1947年至1949年的关键战役中,几乎所有重大作战计划都向中共传递,包括淮海战役和长江防线的作战细节。除了被动地传递情报外,郭汝瑰还起草旨在削弱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命令,并发布误导性报告,掩盖中共军队的调动。在淮海战役期间,据报道,国民党野战指挥官杜玉明和邱庆泉识破了郭汝瑰作战部署的恶意,但未能阻止这些部署通过官方渠道被采纳。熊向辉于1937年被周恩来招募,当时年仅十七岁。他担任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胡宗南将军的秘密副官长达十余年,同时暗中向中共汇报情况。熊东健最重要的贡献发生在1947年3月,当时他在胡宗南率领20万大军进攻延安前两周向中共领导层发出预警,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和党的领导层得以安全撤离。毛泽东后来评价熊东健的贡献相当于几个师的兵力。[132]
1948年至1949年的辽申、淮海和平津三场决定性战役的特点是大量士兵叛逃,反映出国民党军队士气的全面崩溃。在这三场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因被俘、投降或叛逃而损失约154万人。1949年1月,在傅作义将军的斡旋下,北平和平投降,约20万军队在未发生战斗的情况下落入中共控制。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计划有条不紊地培养叛逃者,这些计划使投降的士兵在新秩序中获得经济利益,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对战俘给予相对人道的待遇,并对被俘部队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历史学家戴安娜·拉里认为,到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士气实际上已经崩溃,士兵们都在计算继续抵抗已经取得压倒性作战优势的敌军的合理成本。[133][134]
辽沈战役:决定性战场
[编辑]历史学家日益认识到,东北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曾受日本殖民的影响,是决定内战最终走向的关键战场。哈罗德·坦纳的《蒋介石如何失去中国:辽沈战役,1948》(2015)对这场决定性战役进行了最为详尽的重构,记录了蒋介石与其野战指挥官魏力煌之间悬而未决的指挥冲突如何导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瘫痪。蒋介石试图沿锦州至葫芦岛走廊撤军,以保留一条战略撤退路线;而魏力煌则坚持守住沈阳。这一僵局使得林彪得以完成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改造,使其从一支游击队转变为一支能够通过步兵、炮兵和装甲部队协同作战攻占设防城市的正规合成部队。这场战役导致国民党军队伤亡超过47万人,而解放军的伤亡约为6.9万人,并且解放军在战争中首次在所有战区都取得了兵力优势。[135]
苏联在促成这一结果的过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日本战败后,苏联占领军系统性地拆除了满洲的工业基础设施。据美国驻苏大使埃德温·保利估计,拆除的设备总价值约为20亿美元。与此同时,苏联还将缴获的日军武器移交给中共军队,并推迟撤军,以便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占领该地区之前建立农村基地。奥德·阿恩·韦斯塔德的多档案研究表明,尽管苏联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了国民党政府,但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仍然持续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物质支持,这反映了苏联对东北亚缓冲国的地缘政治考量。 韦斯塔德同时挑战了对战争结果的决定论解释:他引用俄国、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的第一手资料,论证国民党在1945年拥有真正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但这些优势因领导层的具体决策而被挥霍一空,而且直到1948年末的淮海战役,战争的最终结果仍然充满变数。[136]
美国政策与撤回援助
[编辑]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只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美国在1947年和1948年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共产党将美国的介入纳入其政治论述,并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共产党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中国两派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声称,美国在1945年至1949年间向国民党提供了59亿美元,“以帮助蒋介石”。蒋介石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
美国对国民党的强力支持因马歇尔使团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随后彻底停止,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例如臭名昭著的由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控制的长江开发公司)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挫败。[137][138][139]杰伊·泰勒、罗伯特·考利和安妮·W·卡罗尔等历史学家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党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造成的,最显著的是杜鲁门政府拒绝通过撤回援助来支持蒋介石、美国的武器禁运、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缓和政策的失败,以及苏联在中国内战中对中共的一贯支持。[140][141][142][143]训练有素的共产党军队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有助于抵消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陈云说:“他们尽了全力帮助我们,我们得到了苏联和朝鲜的支持。”[144][145][146][147]
暴行
[编辑]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犯下了大规模暴行,双方蓄意杀害了数百万非战斗人员。[148]
国民党的暴行
[编辑]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的几年里,国民党在反共运动中,以“白色恐怖”为名,杀害了30万至1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在白色恐怖期间,国民党特别针对未缠足的短发女性,认定这些“非传统”女性是激进分子。国民党军队割掉她们的乳房,剃光她们的头发,并展示她们残缺的尸体,以此恐吓民众。[149]
在国民党的反叛乱运动中,酷刑、强奸和集体惩罚是常见的做法。国民党为了更方便地监视共产党的活动,将整个社区连根拔起并迁走。[150]
1946年至1949年,国民党通过中美合作组织逮捕、折磨并杀害政治异见人士。[151]
共产党的暴行
[编辑]在1930年12月的富田事变中,福田营的领导人发动兵变反对毛泽东后,共产党处决了2000至3000名福田营成员。[152]
1931年至1934年间,在江西福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对平民进行了广泛的暴力镇压,以确保其政策的执行,并阻止民众叛逃至不断推进的国民党阵营,其手段包括大规模处决、没收土地和强迫劳动。据当时江西的一位高级共产党官员李维汉所述,为了应对大量平民逃往国民党控制区,地方当局“通常会派出武装队伍追捕试图逃跑的人,并就地处决,在江西苏维埃境内制造了大量万人坑,这些万人坑后来被国民党及其盟友挖掘出来。”另一位高级共产党官员张闻天报告说,“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已经演变成一场屠杀。”[153][154]
在长春围城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控制的长春市实施了军事封锁,并阻止平民在封锁期间离开该市。此次封锁导致数万至15万平民饿死。解放军继续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围城战术。[155][156][157]
1946年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开始推动恢复激进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反对地主阶级,但同时保护了中农的权利,并明确指出富农并非地主。1946年7月7日颁布的《七七指示》引发了长达18个月的激烈斗争,该指示要求没收所有富农和地主的各种财产,并重新分配给贫农。中共工作队迅速挨家挨户地走访,将人口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无地农民。然而,由于劳动队没有让村民参与其中,富农和中农很快重新掌权。1947年10月颁布的《土地法纲要》加大了压力。那些被定罪为地主的人遭到活埋、肢解、绞杀和枪决。为了应对上述土地改革运动,国民党协助成立了“还乡团”,该团由地主、被强征入伍的农民和共产党战俘组成,他们试图从农民和中共游击队员手中收回被重新分配的土地和财产。还乡团一直对中共和所谓的合作者进行游击战,直到1949年内战结束。[158][159][160][161][162]
评价
[编辑]中國國民黨
[编辑]國民黨方面認為:自從1911年推翻清朝開始至1949年,中國政局從未穩定,經受著由軍閥割據、北洋復辟勢力、國共鬥爭、日本侵華而造成連年戰爭災害,可以說中華民國自1912年至1949年間治理時期,一直處於戰亂與動亂。面對清朝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條約,國力衰弱的中國,難有和平穩定的治理時期來證明其統治能力。引發社會弊端叢生,人民生活艱苦,國家積弱,政府無暇顧及百姓民生[163]。不过在此期間,中華民國大致統一中國版圖,並且領導中國在對日抗戰中取得勝利,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及常任理事國。為當時中國的復興,有相當貢獻。
中國共產黨
[编辑]中共方面認為:在民國時期,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重新夺回权利和土地,成为了人民寻求生存权的最直接,最简单的途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而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動知識份子界,被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视为敌人。[164]
臺灣民間
[编辑]此外,戰爭造成的結果為中華民國僅能有效控制台澎金馬地區,與其法定的領土大相径庭,造成台灣社會對臺海兩岸現狀的定義、以及在國家或民族認同上逐漸分歧或對立,而出現「一臺一中(一邊一國)」、「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中各表」、「兩個中國」、「一個中華民國」、「憲法一中」等各種論點,莫衷一是,至今仍是敏感話題。隨著時間的流逝,臺灣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對中國的認同有逐漸降低或消失的趨勢[165][166][167],而更加強調與中國大陸無關的臺灣主體意識[168]。
相关作品
[编辑]- 电影
- 台灣記錄片《尋找一九四九》
- 《一把青》
- 《解放》
- 《解放海南岛》
- 《中国1945之重庆风云》
- 其他书籍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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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编辑]- ^ 中國大陸教科書認為1949年4月攻佔南京標誌著戰爭的勝利,而西方學者一般認為1950年8月萬山群島戰役後戰爭才逐漸平息。在青海與中緬邊境的戰役分別於1958年和1961年結束,海上衝突則至1979年止,1991年中華民國政府單方面宣告停止動員戡亂。
- ^ 1950年後至1979年,海峽兩岸仍有零星武裝衝突。
- ^ 从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计算;尽管武装对抗于1979年基本结束,但有观点認為双方从未签署和平协定,法理上戰爭尚未結束。[5][6]
-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期,另一说法是於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日。参见开国盛典。
- ^ 1950年11月,新疆反共復國軍亦於青海、甘肅一帶戰敗,此後僅發生零星戰鬥。國軍在緬甸境內、靠近滇省處部有一支部隊,即泰緬孤軍,1961年在中緬邊境爆發最後的陸上戰役江拉之戰,1975年6月中止游擊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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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编辑]- 其他文章
- 《国民党统治期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外部链接
[编辑]- Arthur Waldron 著,岳健勇 譯:〈中國沒有眼淚——假如蔣介石沒有進行1946年那場決定命運的賭博〉(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