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业务组1972年12月审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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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业务组1972年12月审干会议是在“解放老干部”过程中由该机构举办的一場不见于官方记录的会议。

事件经过[编辑]

是次会议之召集係经国务院业务组办公室通知若干部、委派其政治部主任到场备咨询,未设政治部的机关则须派出相应人员到会(如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派的是办公室负责人,由组长刘西尧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预先告知)[1]

出席该审干会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有副组长纪登奎李先念等,以及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会议由纪登奎主持。审议方式是对预定干部逐一翻档案列述其历史问题,而后当堂定谳。由各机关派来的“备咨询”者先在会议室外待传,被传到时方得入会旁听,如领导不问即不发言[1]

会议结果:审议后的结论意见,大多是“拟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要各单位的来人回去个别传达并“征求本人意见”;同时“特嘱不要说是国务院业务组的意见”[1]

会议召开时间[编辑]

此事之发露是由于当事人之一(当年被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者;以下称前者)数十年后在其回忆录中追讨另一当事人(当年旁听会议并受命传达上级意旨、并将前者之抗辩报回交差者;以下称后者)的责任。后者在病逝前一年留下一信(本拟发致前者并抄送其所在机关老干部局但终未发出),信中简述了当时那次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的前后情形。

前者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那次传达谈话是在“1972年元旦那天”;后者则于信中回应:书中关于两人谈话的“这段话裡,除去‘办公室主任’应为‘办公室负责人’外,其他准确无误”,意即确认1972年元旦为该谈话发生的日期。事实上,由公开发布的两当事人任职履历及公开出版的前者回忆录可知,1972年元旦之日,双方(人身及组织归属)同在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均尚未回京(任职或体检),不可能在科教组办公室谈话[2]:245–251页[3]。据一切有关资料判断(按:参见以下背景分析一节),这次谈话只可能发生在1973年元旦,而国务院业务组审干会议正在此前一日,即1972年12月31日。

事件影响[编辑]

会上被审查的这些干部都归中央管理,其档案材料俱存于中组部,而不在各自机关。关于他们的历史问题,在1956年审干时都已经做过结论。此次审干会议的结论意见无异于否掉了其档案中的原有结论。因此,传达下去之后,普遍反响是,被审查者皆不满意,拒绝接受。

在一些部、委机关[4],此事以不了了之。而被拟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者的“解放任用”皆未受到影响,在接受传达并表示个人意见后,此前已经重返领导岗位者照常工作[5],而其时尚待解放任用者亦于1973年上半年获任与其“文革”前所任相当的职务[6]。但是,当年受命传达会议之拟定意见(按:“拟将……定为……”即并非组织结论)[1]者却仍须对此议出自哪个上级这一节保密,遂使得他们或被误认为即是那些严苛意见的“提出”者[2]:252页,等于是为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背了黑锅。这些人中有的与高干审查工作向无接触,当时即感受命保密颇为失当,但亦无可如何,只得背负误解多年(也有人在“文革”后因此而被追究)。

另一些机关[7]中的政工组织则坚持奉行“文革”路线,继续整人,正可借此次国务院业务组审干偶近极左之机变本加厉,对所谓“有严重历史问题”的老干部不予“解放任用”,甚至为被审查者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之类的严厉结论,使这些干部及其家人继续蒙受社会歧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逐步得以解脱。

背景分析[编辑]

迄今无任何官方档案资料显示这个审干会议曾经举办,与会者均已作古,更无从寻绎其召集究系何人指令。当时通知各部委政治部派员到会备咨询的是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但他在有关“周总理解放老干部”的回忆文章中绝未提及他本人全程参与的这个会议,显然是在“为贤者讳”,因为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此次审干议决与“解放使用老干部”的精神背道而驰,并无光彩可言。

据1972年8月开始在中组部决定成立的专门机构——落实干部政策小组(亦称审干小组)牵头负责的高奇著文显示[8],当时的中组部审干小组所要执行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指示精神”。高奇回顾,“根据中央指示,解放使用干部的工作由党政军三个系统分工进行,除中组部负责党的系统外,国务院系统的由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军队系统的由总政治部负责。”从高文中可以看出,这个审干工作的对象不包括已由各中央专案组办理的(例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那些干部,因此,在国务院系统审定的是副部级及若干部级干部。高奇文中还暗示,上述三个系统虽有分工,但此项工作终究由中组部牵头,即最终结论仍应由专司其职的中央组织部门(在运动后期)做出。这也许即是国务院业务组在依事先定调议决[9]刻意不准向被审查对象透露其结论“是谁的意见”的原因之一。

1972年——继九一三事件之后而来的一年,在“文革”史中或许应被记为“老干部解放”之年。概因在这一年裡毛泽东周恩来以谈话和批示方式多次释放要“解放使用老干部”的意向信号。如毛从一月初发出“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的指示及突然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会,至12月18日对刘建章妻子的告状写下批示,斥责“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0]:422-462页。又如周恩来连续做出保护老干部的动作,并且让他们体检、休养,准备复出工作[11]。在如此形势和气氛下,国务院业务组竟然在这年最后一天对为数不少的老干部做出这样一种关于历史问题的新定调[9],像是对“解放使用老干部”的势头泼了一瓢冷水、踩了一脚刹车,令后人或觉难以想象。

王若水在《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一文[12]中透露,1972年12月19日晚上,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人民大会堂召见鲁瑛[13]吴冷西王若水,谈《人民日报》的宣传方针问题。当日周恩来谈吐反常,显得思维散乱,很牵强地说反对极左原侧重于其在外交工作中的表现,至于批判林彪的政治路线,还是要强调其本质属极右云云。江张姚三人则以类似“监军”的姿态出场,坐看周不得不将批林方向从批极左强捩为批“极右”。江张姚之所以如此逞悍,是因为其有恃无恐——批林整风中禁止再提“极左”正是来自毛泽东1972年12月17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又在他住处召集的小范围会中的表态[10]:422-462页[14]:356-394页[15]。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恰在此后演出上述审干剧目,是肯定“文革”成绩的一种姿态,目的在于迎合的旨意和心理。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自知面上无光[16][10]:419页,同时深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质疑其“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之自我评断。周恩来及中共高层圈内对此尽皆洞若观火,因此时时处处小心,唯恐触碰逆鳞。后来邓小平复出时主动向毛保证“永不翻案”即是这种心曲毕现之一例。

在“文革”十年(1966-1976)中及其后的历史回顾中,对当时国务院业务组(1967-1975)的一般印象与评价是其工作务实、尽力消除群众运动冲击以至无声地抵制政治宣传。一九七一年林彪出局后,周恩来乘势扭转乱局,欲图逐步恢复政府各机关的业务秩序,为此要让当时已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们出来工作。在许多回忆这段历史的文章中,这一役被称为 “(1972年)周总理解放老干部”,是周的德政,也是老干部们的福音。但是,至今绝少记述提到其间国务院业务组开过这样一个迹同极左的审干会议,虽然它最终并未逆转老干部“解放”(即所谓“站出来”重获任用)的过程,但还是给许多干部留了“辫子”和“尾巴”,成为“文革”后需费大力澄清湔雪的问题。

要之,在1972年解放使用老干部”过程中,到年尾忽然发生这一短暂逆施,是周恩来毛泽东在“文革”这一阶段的博弈斗法中相互试探的一步,虽非张扬显赫,但后果不为不恶,不容失记掩藏。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1.3 胡沙拟致高沂信稿(2012年7月):『你的书(按:指高沂个人回忆录《沂水流长》)中说“1972年元旦那天,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办公室主任的胡沙找我和刘仰峤同志谈话,提出把我的历史问题作为‘重大历史问题’加以结论,问我有什么意见。” 这段话裡,除去“办公室主任” 应为 “办公室负责人” 外,其他准确无误。但以你的党内生活常识,难道会不明白以我那时职务,怎能有权为一个副部长做历史问题结论?实际情况是:此前以副总理(按:应为“副组长”)纪登奎李先念为首的国务院业务组审查部级干部,要求各有关部门政治部主任到场备咨询;科教组没有政治部,组长刘西尧、副组长迟群便决定派我去,为此刘西尧给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了电话。会议由纪登奎主持。当审查到你和刘仰峤同志时,我被传唤进去,只是旁听,没有人向我提出问题,我当然也未置一词。此前我从未参与过任何干部的审查工作,你们的档案也不在科教组,我当然也未看过,会上提到的你们那些“历史问题”,我是到那时才知道的。会议最后拟将你和仰峤同志定为有“重大历史问题”,征求本人意见,但特嘱不要说是国务院业务组的意见。我找你们二位传达,只是奉命行事,你们提出不同意见后,我如实向上做了汇报。』(此信稿全文见《“文革”一页》——2014年5月发表于斯时尚存之共识网
  2. ^ 2.0 2.1 见《沂水流长》。
  3. ^ 参见胡沙工作经历。
  4. ^ 例如原国务院科教组范围。
  5. ^ 参见刘仰峤简历。
  6. ^ 参见高沂生平。
  7. ^ 例如原国家科委代管下的国务院某直属单位
  8. ^ 见高奇:《“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一文( https://www.guancha.cn/XuJiLin/2011_11_24_62288.shtml/ )。
  9. ^ 9.0 9.1 会中细节之一:当议及高沂档案记载其入党前曾在山东省齐东邱县博山警署任过政警队长及一等巡官时,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说“那是大官啊”,副组长李先念则解释其实应属一般问题,但业务组最终提出的结论意见还是“有严重历史问题”。可见这次审查事先已有定调。
  10. ^ 10.0 10.1 10.2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11. ^ 王永华《“文革”后期解放老干部始末》
  12. ^ 王若水:《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https://www.2002n.com/paper/politics/002/538.html/
  13. ^ 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见鲁珉条目下“逸事”一节。
  14. ^ 参见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第七章“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
  15. ^ 鄭重《張春橋: 1949及其後》第572页。
  16. ^ 1971年11月20 日,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曾经担任林彪警卫工作的部队觉得脸上无光时说:“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王永华《“文革”后期解放老干部始末》)此处所谓“中央”就是指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