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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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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鐵事件
日文版第一版封面
作者村上春樹
語言日語
主题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 编辑维基数据
类型非虛構作品、報導文學[1][2][3]
出版資訊
出版机构講談社
出版時間1997年3月13日[4]
出版地點日本
媒介精裝本
頁數728
系列作品
續作約束的場所（日语：約束された場所で）
權威控制
ISBN978-4-06-208575-5

《地下鐵事件》（日語：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羅馬化：Andāguraundo）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於1997年發表的非虛構報導文學作品。本書記錄了作者對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六十多位受害者與相關人士的訪談。村上春樹在書中表示，他寫作此書是為了對抗媒體將事件簡化為「善與惡」二元對立的單一敘事，轉而透過第一人稱口述實錄的形式，呈現普通市民在事件中所經歷的個人故事與真實感受。

這部作品標誌著村上春樹的創作重心從其代表性的個人內心世界與超現實題材，轉向對日本當代社會事件的直接介入。由於題材與寫作手法的特殊性，本書在文學界引發了多方面的討論。評論的焦點包括其報導文學的方法論，以及詳細描寫受害者創傷所涉及的倫理問題。本書的續篇《約束的場所（日语：約束された場所で）》於隔年出版，將視角轉向奧姆真理教的前信徒與現任信徒，探究加害方的心態與背景。兩部作品共同構成對該事件及現代日本社會深層議題的立體探討。本書的寫作也深刻影響了村上後來的文學創作，其代表作《1Q84》的故事原型便與此事件及本書的思考密切相關。

寫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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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
村上春樹（圖）寫作《地下鐵事件》的動機，源於他身為小說家的關懷與個人情感。他認為當時媒體的報導過於簡化，僅呈現平面的善惡對立，卻忽略了每一位受害者獨特的個人感受[5]。

本書的寫作動機源於村上春樹身為小說家的個人關懷。1995年1月發生的阪神大地震與同年3月奧姆真理教策劃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發生時，村上已旅居海外多年，他稱這種狀態為「一種流放」[6]。這兩起重大事件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與「日本」的關係，並於同年夏天決定從美國麻省返回日本定居[7]。

事件發生當天，村上正在神奈川縣大磯町的家中。他發現媒體報導無法解答他最想知道的問題：「在地鐵列車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時在車廂裡的人看見了什麼、做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7][8]。他認為媒體的報導過於簡化，將事件歸納為「被害者是無辜的正義一方」（此岸）與「加害者是邪惡的污染源」（彼岸）的對立結構，卻忽略了每一位受害者都是擁有獨特面孔與人生的「個體」[5][9]。為了彌補這種缺失，他決定親自深入事件核心，傾聽受害者的聲音[7]。

1995年秋季，村上與編輯木下陽子、研究員押川節生和高橋秀實（日语：髙橋秀実）組成團隊，於同年12月開始進行為期約一年的訪談[10]。團隊共採訪了六十二人，最終有六十人的證詞收錄於書中[11]。村上在書中提到，他構思本書時參考了美國作家斯塔茲·特克爾的口述史著作，特別是關於二戰的《「好」戰爭：二戰口述史（英语：The Good War）》[12]。同時，他也受到鮑勃·格林（英语：Bob Greene）關於越戰的紀實作品《返鄉：當越戰士兵歸來時（英语：Homecoming: When the Soldiers Returned from Vietnam）》中「帶著一個疑問，並深入追問下去」的報導手法所啟發[13]。

這段訪談經歷對村上本人產生了深刻影響。他曾表示，《地下鐵事件》是他唯一一本重讀時會忍不住落淚的作品。他回憶採訪完一位遇難者家屬後，在回程途中哭了將近一個小時[14]。他認為這段經歷「改變了自己」，書中受訪者們的「聲音」至今仍留在他心中[7]。

除了還原事件真相的報導責任感，評論家芳川泰久（日语：芳川泰久）指出，村上的行動也源於小說家的「虧欠感」。他認為，村上意識到自己未能提供一個足以對抗麻原彰晃所編織的「邪惡敘事」的「更強大的敘事」，因而於心有愧。他希望透過訪談這種形式，面對小說家在社會現實面前的責任與無力感[6]。評論人思兼也指出，村上透過此書從一位「抽離的旁觀者」轉變為「介入的敘事者」，試圖重新建構一種能夠與社會現實對話的文學倫理[15]。

內容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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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發生時的築地站。

這是一部以訪談內容為主的報導文學作品[1][2][3]。本書依據沙林毒氣攻擊發生的五條地鐵路線來組織架構，旨在透過受害者、家屬及相關專業人士的親身證詞，詳細重現事件當天的景象。村上春樹的團隊針對各路線的倖存者進行了深入訪談，並輔以醫師、律師等關鍵人物的觀點，以第一人稱口述實錄的形式[1]，共同構築出事件的全貌。

千代田線 A7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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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行駛於千代田線的A725K列車，書中收錄了九位受訪者的證詞。除了乘客之外，採訪對象還包括當時在聖路加國際醫院服務的精神科主任。該醫院在事件中總共接收了六百四十名受害者，主任的證詞提供了醫療前線的寶貴視角。在千代田線發動攻擊的是奧姆真理教成員林郁夫與新實智光，此次攻擊共造成兩人死亡，兩百三十一人受輕重傷。

丸之內線 A777（荻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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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往荻窪方向的丸之內線A777列車上，共有八人接受了訪談。特別的是，受訪者中包含一位律師。他曾是律師坂本堤在司法實習期間的同組同事，並在事後負責「地鐵沙林事件被害者之會」的諮詢窗口，他的證詞連結了奧姆真理教早期的其他罪行。此路線的攻擊由廣瀨健一與北村浩一執行，導致一人死亡，三百五十八人受輕重傷。

丸之內線 B701／A801（池袋方向／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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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開往池袋方向並折返的丸之內線列車，書中訪問了三位乘客。此外，團隊也採訪了東邦大學醫療中心大森醫院（日语：東邦大学医療センター大森病院）的一位醫師。他從事件前一天起便擔任管理值班醫師直到當天上午九點，為事件初期的應對情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此路線的攻擊者為橫山真人（日语：橫山真人）與外崎清隆（日语：外崎清隆），雖然未造成人員死亡，但仍有約兩百人受到輕重程度不一的傷害。

日比谷線 B711T（中目黑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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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從中目黑站發車、開往東武動物公園的日比谷線B711T列車，共有八人提供了他們的經歷。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也收錄了信州大學醫學部部長柳澤信夫（日语：柳澤信夫）的證詞。他曾有治療松本沙林毒氣事件受害者的經驗，為沙林毒氣的醫療影響提供了專業見解。此路線的攻擊由豐田亨與高橋克也執行，造成一人死亡，五百三十二人受輕重傷。

日比谷線 A720S（北千住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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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最為慘重的路線，是從北千住站發車、開往中目黑的日比谷線A720S列車，因此本書此部分的篇幅也最長，共採訪了三十二位相關人士。他們的證詞詳細描繪了沙林毒氣在密閉車廂內擴散時的恐怖情景。這條路線的攻擊由林泰男與杉本繁郎執行，最終釀成八人死亡、兩千四百七十五人受輕重傷的嚴重後果。

核心主題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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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岸」與「彼岸」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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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在書中致力於打破媒體所建構的「正常」與「異常」的簡單劃分。他認為，將奧姆真理教信徒視為「彼岸」的、與我們無關的「他人」，是一種危險的思維定式[8]。透過深入訪談，他發現受害者並非單一的「可憐群像」，而是各有思想、生活與矛盾的普通人。同時，他也試圖理解，為何那些加害者（許多是高學歷的精英）會被麻原彰晃的敘事所吸引，從而走上極端[16]。

像這樣撥出許多時間和部份在受訪者個人背景的採訪上，是想讓每一位「受害者」的容貌細部盡可能更明確真實地浮現出來。因為我不想讓每個活生生在那裡的人，只成為「沒有臉的多數受害者之一」（one of them)而敷衍了事。
或許因為身為職業作家也有關係，我對「總和性、概念性的」資訊這東西不太感興趣。而只對每一個人具體的——不可能（難以）交換的——存在方式感到興趣。

——村上春樹《地下鐵事件》前言

村上指出，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鏡像關係，他們或許都共享著日本社會內部的一種「空虛」與「疏離」。他在書中寫道，奧姆信徒所懷有的某些東西，正是「我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排除的、自身內在的「影子部分」[17]。

對日本社會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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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不僅記錄事件，也深刻剖析了日本社會。村上透過受訪者的口述，揭示了日本社會高度規範化、壓抑個性的一面。許多受害者在中毒後，即使身體極度不適，第一反應仍是「必須去上班」、「不能遲到」，這種現象反映了個人在巨大集體規範下的身不由己[18][19]。

一位受訪者甚至表示，自己能夠理解信徒被心靈控制的感覺，因為在公司裡服從上級指令可以免除個人責任，這讓他感到「輕鬆」[20]。村上藉此點出，這種「迴避責任型」的社會文化，可能正是滋生奧姆真理教此類極端組織的土壤[16][21]。

小說家的責任與敘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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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鐵事件》的寫作體現了村上春樹對「敘事」力量的反思。他意識到，奧姆真理教之所以能吸引眾多信徒，正是因為麻原彰晃提供了一套完整（儘管邪惡）的「敘事」，為那些在現代社會中感到迷失的靈魂提供了解釋和目標[15]。

村上認為，小說家有責任創造一個「更健全、更宏大、更具療癒力量」的敘事，以對抗這種有毒的敘事。然而，在沙林事件這樣的極端暴力面前，他感受到了純粹虛構文學的無力感[6]。因此他選擇了非虛構的訪談形式，讓真實的聲音自己說話。他透過集結眾多個體的「小敘事」，構築一個能夠抵抗單一、極權式「大敘事」的公共敘事空間。這既是他作為小說家的責任承擔，也是他對文學與現實關係的一次重要探索[22]。

評價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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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鐵事件》的出版引發了廣泛討論，評價呈現多樣性。一方面，評論界將其視為村上文學的重要轉折點；另一方面，其作為非虛構作品的方法論也受到了一些批評。

文學轉向與社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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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評論家認為，《地下鐵事件》標誌著村上春樹從以往的「抽離」轉向「介入」[23]。作家川上弘美指出，這部作品讓她感受到村上「想為社會做些什麼」的強烈意願[24]。日本文學評論家芳川泰久（日语：芳川泰久）也分析，村上透過此書直面日本社會的集體創傷（英语：Historical trauma），是其作家生涯中一次重要的「社會化」過程，擺脫了早期作品中純粹個人的內心探索[25]。村上本人在後來的訪談中也多次承認，這段經歷讓他開始將「責任」視為寫作的核心，並意識到小說家必須創造出能與社會現實相抗衡的「敘事」[26]。

國際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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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西方世界獲得普遍正面評價，但也有深入的批判性思考。伊恩·哈金在《倫敦書評》中對村上將事件歸因於「日本精神」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為在任何大都市發生類似的混亂都是可預期的，未必能反映特定國家的民族性[27]。但他同時肯定，村上作為小說家，其對「另類現實」的著迷，使他成為探討此主題的絕佳人選[27]。

《衛報》的史蒂芬·普爾（英语：Steven Poole）則將本書與村上的小說世界聯繫起來，指出書中受訪者如同村上小說主角一樣，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疏離與迷失，而奧姆真理教提供的「敘事」則成為一種具有誘惑力的慰藉[28]。另一位《衛報》評論員傑森·伯克（英语：Jason Burke）則讚賞本書將「平凡」與「瘋狂」並置所產生的奇特美學效果，認為這種平實的紀錄反而更具震撼力[29]。德國《時代週報》的評論將此事件與同年的阪神大地震並列為震撼日本社會的「雙重創傷」，突顯了本書在時代脈絡下的重要性[30]。

方法論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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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書的社會意義受到肯定，但其非虛構作品的手法也引來一些質疑。專業非虛構作家吉田司（日语：吉田司）稱之為「殿樣小說」（日語：殿様フィクション）。他批評村上如同古代的貴族或藩主，從一個安全、抽離的制高點來觀察平民的苦難，以保持距離的姿態面對受訪者，未能真正深入事件的核心[31][32]。另一位非虛構作家井田真木子（日语：井田真木子）也批評村上對非虛構寫作的理解不足[33]。村上本人亦承認，曾有批評指他「利用」此事件來克服自身的寫作瓶頸[34]。

文化評論家大塚英志則提出更尖銳的批評。他指出，在對因後遺症而失語的受害者淺川幸子（書中化名明石志津子）的描寫中，村上使用了與自己早期小說《螢火蟲》極為相似的感性筆觸來「代言」她的內心世界。大塚認為，這種將非虛構對象進行「小說化（英语：Novelization）」的處理方式，模糊了事實與虛構的界線，是一種「文學的暴力」[35][36]。

學者山口真紀進一步分析，本書存在將受害者敘事「工具化」的傾向。她認為，村上收集這些個人故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向他所認為「缺乏想像力」的社會大眾傳達教訓，藉此批判社會。在這種框架下，受害者的敘事成了村上社會評論的「工具」，其個體經驗的獨特性與尊嚴反而被削弱[37]。此外，罹難者家屬高橋靜惠（高橋シズヱ）在訪談中表示，《地下鐵事件》對她而言是極其痛苦的閱讀經驗，因為書中對丈夫死亡過程的詳細描述，迫使她在尚未準備好時就必須直面殘酷的現實。這種感受與作者希望促進理解的初衷形成了鮮明對比[38][39]。

思想家吉本隆明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批評。他認為，村上在書中對協助受害者的律師中村裕二的訪談，過於傾向一種單純的「正義」敘事，使得整部作品帶有「通俗的正義感」，削弱了其複雜性與深度[35]。

作為口述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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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對，本書在口述史與受害者學領域獲得了良好評價。在1990年代的日本，系統性地記錄犯罪被害者證詞的嘗試尚屬罕見。《地下鐵事件》以其龐大的訪談規模與對個體經驗的尊重，成為受害者學研究的珍貴文本[40]。學者山根由美惠認為，村上透過集結普通人的「地面的視角」，成功地「再構成」了事件的另一種真實，對抗了媒體單一的龐大敘事[41]。

公共領域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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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影響力也擴及公共領域。2006年3月，東京大學文科一類的入學考試便以《地下鐵事件》的序言作為考題，要求考生探討犯罪被害人實名報導的意義。此舉引發了社會對於新聞倫理與被害者權益的廣泛討論[42][43][44][45]。在香港，評論人思兼指出，本書呈現了「惡的日常性」，並探討了在後現代社會中，文學如何應對極權式「敘事」的挑戰，認為村上藉此書進行了一場「文學的政治」實踐[15]。

續篇：《約束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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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約束的場所（日语：約束された場所で）

在《地下鐵事件》出版一年後，村上春樹於1998年發表了續篇《約束的場所（日语：約束された場所で）》。他坦言，完成對受害者的採訪後，他感覺整個畫面仍缺少了另一半，也就是加害者的視角。為了更完整地理解事件，他決定採訪奧姆真理教的信徒及前信徒[18]。

村上透過各種渠道接觸了八位信徒，聽取他們為何加入奧姆、在教團內的生活，以及對沙林事件的看法。村上發現，他們並非外界標籤化的「怪物」，而是和普通人一樣在現實生活中懷抱著苦惱與疑問。他們只是選擇遁入奧姆真理教尋求「治癒」與人生的解答[18]。書末，村上與日本著名心理學家河合隼雄進行了長篇對談，從心理學層面深入探討事件背後的集體無意識與社會病理[46]。

翻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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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英文版由阿爾弗雷德·伯恩鮑姆（英语：Alfred Birnbaum）與菲利普·加布里埃爾（英语：Philip Gabriel）共同翻譯，將日文原版的《地下鐵事件》與續篇《約束的場所》合併為一冊，但內容有所刪減。原始的六十二篇訪談在英文版中縮減為三十五篇[47]，於2000年由Vintage International在美國及The Harvill Press在英國發行[48][49]。中文版則分為繁體與簡體兩種版本，且與英文版不同，均未與續篇合併。繁體中文版以《地下鐵事件》為名，由賴明珠翻譯，時報文化於1998年出版[50]；簡體中文版則以《地下》為名，由林少華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51]。

影響與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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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轉型與後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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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鐵事件》被普遍視為村上春樹創作生涯的「分水嶺」，標誌著村上從早期作品中個人式的「抽離」，轉向對社會現實的「介入」與「聯繫」[21][52]。村上本人在訪談中多次承認，這段採訪經歷「改變了自己」，那些受訪者的「聲音」至今仍留在他心中，讓他開始將「責任」視為創作的核心[7][53]。

《地下鐵事件》的訪談經驗，促使村上深入反思日本社會與個人內心潛藏的「惡」（或心理學上的「影」）的問題。他認為，個體需要擁抱自身的「惡」，以建立一種「多層次的敘事性」，藉此對抗如奧姆真理教般排斥「惡」、最終導致暴力外化的單一危險敘事[54]。這種思考首次在虛構作品中集中探討，便是以阪神大地震為背景的短篇小說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尤其在同名短篇〈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主角善也從一個將善惡二元對立的宗教，走向一個接納自身黑暗面、與「惡」共存的全新信仰，體現了村上提出的新倫理觀[54]。

學者王靜指出，村上在此展現的心理學觀點，並非走向「自我」與「惡」的完全統合，而是更接近一種「多神教式」的心理學，強調與內在的「惡」或「他者」保持一種持續、有時甚至無法和解的緊張關係[54]。這種「拒絕統合」的敘事策略也體現在他後來的長篇小說中。例如2009年推出的《1Q84》，其故事背景中的神秘宗教團體「先驅」和其中的暴力元素，被廣泛認為直接脫胎於對奧姆真理教的思考[55]。該書結局中主角們並未回到原來的世界，而是進入了第三個世界。而在《刺殺騎士團長》中，他更進一步直面南京大屠殺等歷史議題[21]。其結尾描繪內心「惡」的肖像畫也始終未能完成，保留了其不確定性與未來的可能性，呼應了與「惡」共存的持續狀態[54]。

跨媒體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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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影響力也延伸至劇場領域。早在1999年底至2000年初，香港實驗劇團「樹寧·現在式單位」就在臨時市政局的主辦下，於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了名為《村上春樹的井底異象》的混合媒體劇場。該劇由許樹寧與藝術家黃銳（英语：Huang Rui）聯合導演，以《地下鐵事件》中數名受害者的經歷為靈感，發展成數個片段，並結合了另一則以地鐵為背景的原創故事[56]。

2004年，本書在德國被改編為舞台劇。這齣劇作是柏林市主辦的「In Transit」藝術節的重點企劃之一，在德國柏林一個當時建設中斷、尚未啟用的地鐵國會站的真實月台上演[57]。該劇由日裔德籍導演渡邊和子執導，透過在真實空間中結合朗讀、表演與影像，為歐洲觀眾帶來了強烈的臨場感與震撼[57]。

作者的後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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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麻原彰晃及多名奧姆真理教核心幹部被執行死刑。對此，村上春樹在《每日新聞》投書，表達了他複雜的立場。他重申自己原則上反對死刑，但考慮到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苦痛，他無法公開說出「我反對處決他們」。他感到胸中彷彿有「沉重的負擔」，並警示社會不應利用這次處決來固化死刑制度，否則將是錯誤的[58][16][59]。

村上春樹本人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這部作品對他的特殊意義。在2024年的一場活動中，他表示雖然通常不希望自己的長篇小說被改編，但《地下鐵事件》是唯一的例外。他期望這部作品能被拍成電影，理由是「這本書裡充滿了許多人的聲音」。他認為這本書是「日本人的精神集結」，若能透過電影形式呈現將會很有意義[60][61]。

事件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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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推移，事件的官方統計與受害者的後續狀況有所更新。一名在事件隔天沐浴時溺斃的男性，後來被官方追認為第十三名遇難者[62]。此外，書中以化名「明石達夫」與「明石志津子」兄妹登場的淺川一雄和淺川幸子，其中妹妹淺川幸子在事件中獲救後，因沙林中毒導致大腦和小腦受損，長期處於癱瘓和失明狀態，同時失去語言能力，最終於2020年3月10日因沙林中毒引發的缺氧性腦病變去世，成為第十四位遇難者。記者長戶雅子（日语：長戸雅子）已證實其經歷[63][64]。

此外，當年協助村上進行訪談的研究員之一、本身也是非虛構作家的高橋秀實（日语：髙橋秀実），於2024年11月13日逝世。他的貢獻也是本書得以完成的關鍵一環[65]。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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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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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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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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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上春樹、安西水丸. 『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フォーラム1. 村上朝日堂夢のサーフシティー. 朝日新聞社. 1998. ISBN 978-4022572547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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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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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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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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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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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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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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