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濟安

夏濟安
羅馬拼音	Hsia Tsi-an / T. A. Hsia
出生	1916年 中華民國江蘇省吳縣
逝世	1965年2月23日(1965-02-23)（49歲）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墓地	艾爾塞里托觀日落墓園（Sunset View Cemetery）
筆名	齊文瑜
職業	文學評論家 翻譯家 教授
國籍	中華民國
教育程度	文學士
母校	光華大學英文系
創作時期	1940年代－1965年
體裁	文學評論、散文、日記
主題	中國現代文學、左翼文學、西方文學
文學運動	新批評
代表作	《黑暗的閘門》 《夏濟安日記》
配偶	無（終身未婚）
親屬	夏志清（弟）
受影響於	新批評
施影響於	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葉維廉

夏濟安（1916年—1965年2月23日），原名夏澍元，江蘇省吳縣人，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家、翻譯家與教育家。他早年畢業於光華大學英文系，先後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外語系及香港新亞書院任教。1950年赴台灣後，他在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擔任教授，並於1956年創辦《文學雜誌》。在台大任教期間，他指導並提攜了多位文學新人，包括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1959年他赴美深造，轉而研究中國左翼文學運動與魯迅，著有英文專著《黑暗的閘門》。

生平

早年生活與求學

1916年8月12日，夏濟安出生於江蘇省吳縣。他初中一、二年級就讀於家鄉由美國聖公會創辦的桃塢中學，其後曾轉讀上海立達學園及上海中學。1934年，他從蘇州高中畢業，隨後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他就讀二年期間曾因感染肺病而休學一年。1937年，他與母親及弟弟夏志清遷居上海，並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最終於1940年6月順利畢業。

教職與創辦《文學雜誌》

大學畢業後的同年秋季，夏濟安回到母校光華大學擔任英文系助教與講師，直到1942年冬季離職。1943年11月，他離開上海前往西安王曲，擔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中校語文教官，負責教授英文。1944年夏天卸去軍校職務後，他短暫居住於重慶，並於秋季前往雲南，擔任呈貢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英文講師。1945年秋至翌年五月，他轉任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教員，期間與光華大學老同事錢學熙及詩人卞之琳交情甚篤。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他受聘為國立北京大學外語系講師，期間曾與弟弟夏志清共事一年。1948年底他自北大離職回到上海，並於1949年上海淪陷前夕逃往香港。在港滯留的一年半期間，他除了經商，亦曾短期任教於新創辦的新亞書院，因此結識了錢穆與唐君毅兩位學者。

1950年10月，夏濟安從香港前往台灣，開始在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任教，陸續開設共同英文、小說選讀與翻譯等課程。據學生回憶，夏濟安鄉音頗重，講學不暢，課堂上正式授課並不十分成功。初入臺大時，甚至有學生聯名向系主任英千里表達不滿。但他平易近人、博學風趣，尤其在批改學生英文作文時每每點石成金，令人折服，因此不久便深受學生愛戴。

在台大任教期間，他於1956年9月與吳魯芹、劉守宜等人共同創辦《文學雜誌》並兼任主編，提倡「樸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學風格。

夏濟安極為鼓勵學生的文藝創作，並悉心指導。他經常親自為學生修改稿件，甚至大幅刪修以提升小說技巧。例如作家陳若曦的初試啼聲之作《尹縣長》，便是在夏濟安刪修後才得以發表。對於編輯雜誌的理念，夏濟安曾向友人表示：

我辦《文雜》非為名，更非為利，因此作為編輯的最大安慰是登載一些優秀的稿子。同學投稿，稿子太壞，退稿時雙方不會傷感情。如果稿子還可以，那麼我可以替他動手術修改。我是臺大講師，責任是改同學的文章，因此即使在必要時删去一大半，他也不能懷恨在心。

該雜誌曾刊發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葉維廉等作家的早期作品。白先勇曾回憶，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引導他接觸西洋文學，他的首篇發表小說《金大奶奶》即由夏濟安決定刊登。夏濟安透過《文學雜誌》將台大兼具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的「教育空間」與當時的「文化場域」相結合，形成了台灣「學院派」文學雜誌的傳統。

該雜誌在名稱與部分編輯理念上，延續了抗戰前朱光潛所編《文學雜誌》的傳統，但在內容上別出心裁，特別倡導「以文學理論誘導創作」及「歡迎翻譯作品」。透過引介西方現代文學理論與作品，夏濟安為當時的青年學生提供了創作借鑑，對1960年代台灣《現代文學》雜誌的創辦及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60年3月，台大外文系學生白先勇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繼承了夏濟安《文學雜誌》的傳統與他對現代文學的教導。該雜誌致力於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潮流、批評和思想，同時也關注本地作家的優秀作品，對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

赴美深造與逝世

1955年春季，夏濟安在台北美國新聞處安排下，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院深造半年，專攻小說習作，隨後於夏季返台。擔心捲入政治紛爭，夏濟安萌生永遠離開台灣的念頭。經台大校長錢思亮推薦，他於1959年3月以英文系「交換教授」名義前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為期半年。同年稍後，他獲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再度赴美，先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擔任客座副教授一年，隨後轉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並出任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客座講員及副語言研究員。他在美國期間撰寫了英文著作《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探討魯迅、瞿秋白、蔣光慈及左聯五烈士等左翼作家的文學與政治選擇。

1965年2月23日，夏濟安因突發腦溢血在美國加州病逝，享年四十九歲。夏志清太太王洞憶述，當時志清接獲夏濟安同事來電，得知濟安在辦公室昏倒，已被緊急送往醫院救治。夏志清隨即從紐約趕赴柏克萊。當他抵達醫院時，濟安已陷入昏迷，未久便與世長辭。其後，志清將兄長安葬於艾爾塞里托的觀日落墓園（Sunset View Cemetery）。

文學事業與貢獻

文學創作與雜誌編務

除了文學評論與翻譯，夏濟安在文學創作與雜誌編務上也展現了深厚的素養與實踐能力。在主編《文學雜誌》期間，他不僅親自撰寫評論，更以身作則進行文學創作。例如在《文學雜誌》四卷六期中，他發表了仿T·S·艾略特〈荒原〉的詩作〈香港——一九五○〉。這首詩作藉由香港的背景，生動摹寫了離散荒涼的現代情境，並且揉合了古文、舊詩裡的句子以及歐化的句法，展現出他將西方現代主義技巧與中國傳統文學資源相結合的嘗試。透過這些創作與編務工作，夏濟安成功地將學院內的教學成果轉化為社會文化出版品，為當時的台灣文壇帶來活力。在擔任編輯期間，夏濟安對後學給予極大的鼓勵與提攜，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發掘了白先勇。當初白先勇懷著忐忑的心情將小說《金大奶奶》交給夏濟安時，夏濟安不僅沒有予以苛責，反而笑著稱讚其文字「很老辣」，並決定予以刊登。

對寫作風格與浪漫主義的觀點

夏濟安在指導學生與編務實踐中，對寫作風格有著明確的要求。他認為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在於濫用浪漫熱情與感傷文字。當學生白先勇提到自己閱讀毛姆與莫泊桑時，夏濟安表示這兩位作家對白先勇會有良好影響，因為他們「用字很冷酷」。這反映了他對精鍊、客觀且具批判性文體的推崇。

夏濟安對浪漫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亦有獨到見解。他在探討中國左翼文學運動時指出，西方浪漫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廣泛傳播並生根發芽，與中國文學本身深厚的「抒情傳統」所提供的土壤密切相關。此外，白先勇觀察到，夏濟安並非完全超脫世俗的冷靜批評者；其內心經歷相當曲折，且具有浪漫主義者的傾向。這種內在的矛盾與個人經驗，可能使他對浪漫主義的局限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夏濟安）覺得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夏先生對於文學作品的欣賞非常理智客觀，而他為人看起來又那樣開朗，我便錯以為他早已超脱，不為世俗所擾了，後來看了「夏濟安日記」，才知道原來他的心路歷程竟是那般崎嶇，他自己會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所以他才能對浪漫主義的弊端有那樣深刻的認識。

——白先勇〈驀然回首〉

文學批評與思想

夏濟安的文學批評方法深受英美「新批評」影響，強調文本細讀，但同時也將審美判斷延伸至政治思想與歷史語境。在冷戰早期的學術環境中，他的文學思想逐漸展現出「新古典主義」的傾向。他推崇英國詩人T·S·艾略特，並將艾略特筆下的文化菁英概念與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相結合，主張在文學中鎔鑄古典傳統與現代經驗。

赴美後，夏濟安著手研究中國左翼文學與魯迅，曾經對魯迅作品中「黑暗面」的深刻剖析。他巧妙地借用清代小說《說唐演義全傳》中綠林好漢力撐千斤閘門以拯救群雄的傳奇，來詮釋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所寫下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這句名言。在夏濟安看來，這道「黑暗的閘門」不僅代表著中國傳統的舊文化，也源自魯迅自身的不安；魯迅自覺無力抗拒黑暗而選擇犧牲，這種悲劇性的英雄姿態賦予了其作品一種獨特的悲哀與天才的特色。

在具體的文本分析上，夏濟安指出魯迅雖然極力倡導白話文與科學進步，但其內心卻與舊中國的「鬼魂」及死亡有著難以割捨的糾纏。他特別以魯迅散文詩集《野草》以及對「目連戲」中〈無常〉、〈女吊〉等鬼魂的描寫為例，認為魯迅不僅是描寫死之醜惡的老手，更在作品中觸及了無意識的世界與精神錯亂的恐怖夢魘。夏濟安認為，魯迅對死亡與傳統迷信的著迷，展現了他作為一個「病態的天才」的深度，這使得他與胡適那種充滿穩定、安詳與樂觀光輝的純粹「五四」代表人物截然不同。胡適相信科學能「捉妖打鬼」，而魯迅卻深知死亡與黑暗的神秘力量，並以其陰鬱、帶有譏刺卻又混合著仙樂與哀歌的文體，成為了那個充滿矛盾與不安時代的真正代表史家。

翻譯工作

在1950年代的台灣，夏濟安參與了多部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他透過林以亮的介紹，為香港中一出版社和友聯出版社進行翻譯。這些出版社在冷戰時期出版了多部帶有反共色彩的書籍。夏濟安以筆名「齊文瑜」發表了部分翻譯作品。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貼補家用而進行的勞動。

他的翻譯作品包括1952年出版的白倫敦著作《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以及同年集結多位歐洲知識分子文章的《坦白集》。1953年與1955年，他陸續翻譯了馬內斯·史勃伯小說三部曲中的《燃燒的荊棘》（Der verbrannte Dornbusch）與《深淵》（Tiefer als der Abgrund）。這些作品多半帶有濃厚的反共見證色彩，夏濟安在譯序中亦曾表達對民主自由思想植根於人類本性的信念。

個人生活

夏濟安與其弟夏志清關係密切，兩人之間有著極為頻繁且坦誠的書信往來。從1947年夏志清赴美求學，直到1965年夏濟安病逝，兩兄弟在將近二十年的歲月裡通信達六百餘封。這些信件後來整理為《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分卷出版，記錄了他們在大時代動盪下的生活軌跡與思想變化。書信中，兩人不僅探討中西文學、交流學術見解、評論當時的荷里活電影與京劇，更分享彼此心事、政治觀察以及對婚姻與愛情的渴望與挫折。

夏濟安對弟弟的學識深感信任。當他得知志清獲得編寫供美國政府和軍方內部參考的《中國手冊》（China: An Area Manual）的工作時，寫道：

接來信知job（譯：工作）有着落，甚為欣慰。由你來研究中國文學，這是「中國文學史」上值得一記的大事，因為中國文學至今還沒有碰到一個像你這樣的頭腦去研究它……憑你對西洋文學的研究，而且有如此的keen mind（譯：敏銳的頭腦），將在中國文學裏發現許多有趣的東西，中國文學將從此可以整理出一個頭緒來了。我為中國文學的高興更大於為你得job的高興。

在感情生活方面，夏濟安終身未婚。根據《夏濟安日記》與書信記載，他曾苦苦單戀過多位女性，包括在西南聯大時期愛上的一位長沙籍歷史系新生、女學生李彥（日記中代號為R.E.）、香港的秦小姐、台大的董同學，以及留美時期的交往對象。他對愛情的追求往往伴隨著自卑與浪漫的糾纏，甚至曾向學生感嘆「Beauty invites trouble」（美麗招致麻煩）。儘管弟弟夏志清經常在信中給予他戀愛建議與鼓勵，夏濟安始終未能如願步入婚姻。

夏濟安對金庸的武俠小說亦有涉獵且高度讚賞。金庸曾在《天龍八部》後記中回憶，學者陳世驤曾向他提及夏濟安非常喜歡他的武俠小說。有一次，夏濟安在書店看到一張繪有四個人的聖誕卡，覺得神情相貌極似《天龍八部》中所描寫的「四大惡人」，便特意買下並寫上金庸的名字及讚賞之語，託陳世驤轉交。然而陳世驤隨手放置於雜物中，後來不慎遺失。金庸對此表示，夏濟安曾在文章中幾次對其武俠小說給予溢美之辭，但兩人的緣分太淺，始終未能見上一面，連卡片也未能收到。金庸在閱讀《夏濟安日記》等作品時，常惋惜與這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終究緣慳一面。

評價

夏濟安對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與台灣文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學者李歐梵與王德威均對其英文專著《黑暗的閘門》給予極高評價，認為該書開創性地探討了19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中個人與官方的複雜衝突，深入揭示了文學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關係，以及革命文人在倫理、審美與政治間的兩難抉擇，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政治者不可或缺的經典。

在台灣文學的推動上，夏濟安被視為極具關鍵影響力的推手，尤其在1950年代反共文藝政策主導的「文化沙漠」中，他樹立了嚴肅研究文學的風氣。學者劉紹銘曾高度評價夏濟安的貢獻：

先生對中國文學之影響，當然是來自他所創辦的《文學雜誌》。《文雜》在一九五六年創辦之時，臺灣文化界中，難得有「文學」可言。報紙、雜誌和單行本所出版的小說，套用當時流行術語，不是「灰色」就是「反灰色」和「反紅色」……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種「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氣氛中，一種嚴肅的研究文學的風氣是樹立了。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

為了提拔後進與修改學生的稿件，夏濟安付出了極大的心血，這從他凌亂的書桌與同時代作家兼大學同事葉慶炳的回憶中可見一斑。當時葉曾回憶指出：

夏濟安先生的書案我至今記得，永遠是亂得無一方可供讀寫之地，然而有許許多多當今文壇上赫赫有名的作家，是當年夏先生在那張案前埋頭審稿、修稿時發掘的。

——郭強生、林慧娥整理〈《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誌〉

作家林海音也曾對夏濟安修改稿件的認真態度深表感佩，她提到：

王敬羲曾告訴我：『夏先生為了修改你的稿子，整整用了全上午的時間。』果然〈瓊君〉刊出後，硬是把其中的一個人物取消了，銜接的工作，當然要因而費一番手腳的了。

——林海音〈小說家應有廣大的同情──悼念夏濟安先生〉

作家白先勇亦曾回憶，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是引導他熱愛西洋文學的橋樑，對其寫作生涯影響深遠：

有一天，在臺南一家小書局裡，我發現了兩本封面褪色，灰塵滿佈的雜誌《文學雜誌》第一、二期，買回去一看，頓時如綸音貫耳，我記得看到王鎮國譯華頓夫人的《伊丹傅羅姆》，浪漫兼寫實，美不勝收。……夏濟安先生編的《文學雜誌》實是引導我對西洋文學熱愛的橋樑。我作了一項我生命中異常重大的決定，重考大學，轉攻文學。

——白先勇〈驀然回首〉

此外，白先勇在回憶初次投稿《文學雜誌》時，也生動描繪了夏濟安對提拔新人的肯定：

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

——白先勇〈驀然回首〉

學者梅家玲指出，夏濟安成功地將大學的「教育空間」與社會的「文化場域」相結合，透過嚴謹的學術訓練與西方現代主義理論的引介，不僅扭轉了1950年代台灣封閉的文藝風氣，更為後來《現代文學》的創立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