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中学
| 天津市南开中学 | |
|---|---|
| Tianjin Nankai High School | |
| 地址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四马路22号 |
| 坐标 | 39°7′50.48″N 117°9′52.16″E / 39.1306889°N 117.1644889°E |
| 原名 |
|
| 类型 | 公办完全中学 |
| 状态 | 运营中 |
| 隶属 |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
| 创办日期 | 1904年10月16日[1]: 3 |
| 创始人 | 严修、张伯苓 |
| 校長 | 刘浩 |
| 党委书记 | 李轶 |
| 理事长 | 孙海麟 |
| 校訓 |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
| 校色 | 青莲紫 |
| 校刊 | 《校风》《敬业》[2] |
| 学校网址 | nkz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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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南开中学,曾名私立敬业中学堂、私立南开学校、天津市第十五中学等,位于中国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四马路22号,是天津市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之一。
天津市南开中学肇始于清末“教育救国”的背景。1904年,严修、张伯苓在私人家馆的基础上成立“民立中学堂”,被视为南开建校的开端。此后,学校先后使用“私立敬业中学堂”“私立南开中学堂”等名称,至1912年定名为私立南开学校。1907年,学校迁至南开洼现址,并正式以“南开”为名。1919年,学校筹设大学部,后发展为南开大学。
1937年7月,校舍毁损于侵华日军轰炸与占领。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被迫停办。留津师生转入天津英租界耀华中学内开设的“特班”,部分师生南迁重庆,在南渝中学(今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继续学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在天津原址复校。1952年,学校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公立中学,曾更名为“天津市第十五中学”,后更为现名。1978年,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批全国重点中学。2023年,天津南开学校教育集团成立。
目前,天津市南开中学为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直属市级重点中学、国家级示范性高中校。校园内东楼、西楼、北楼及瑞廷礼堂等建筑组成的“天津南开学校旧址”,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认定为特殊保护等级的天津历史风貌建筑[3]。
校名沿革
[编辑]1904年10月,学校自严馆、王馆合并后,以“民立中学堂”之名开始招生[4]: 71 。12月底,后取“肃敬受业”之意,定名私立敬业中学堂[5]: 433 。1905年秋,更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6]: 391 。1907年2月13日,学堂迁入新址,因地处南开洼,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6]: 391 。1911年初至1912年4月,学校因经费来源,一度更名公立南开中学堂[6]: 392 。1912年4月,遵照《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更名为私立南开学校[1]: 50 。
1926年6月15日,私立南开学校校董会就校名问题进行了讨论,张伯苓提议:“现本校已有大学、中学、女中三部,各部名称颇不一致,应有规定,以示划一。”经校董范源濂提议:“各部名称对外应分立,如南开大学(Nankai University)、南开中学(Nankai High School)、南开女子中学(Nankai Girls High School),对内仍用南开学校大学部、中学部、女子中学。”获得董事会通过,学校对外称私立南开中学,对内则称南开学校中学部[7][1]: 4 。
1952年,学校由天津市政府接管,仿照苏联学校命名规则,更名为天津市第十五中学,女中部则更名为天津市第七女子中学[1]: 296 。1960年3月25日,恢复天津市南开中学校名[1]: 300 。1966年8月至1968年,学校因文革一度更名为“东方红中学”[1]: 345 。
校史
[编辑]家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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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民族危机感空前,教育救国的思潮兴起。严修、张伯苓等知识分子认识到发展新式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只有通过教育的革新才能改变国家日渐衰败的命运[6][8]。
1898年,严修开设家馆,聘张伯苓、陶仲明任教[9][10],教授严修的子侄严智崇、严智怡、严智庸、嚴智鍾、严智惺及陶仲明之子陶孟和6人[11]。在教学内容上舍弃经学与八股文,引入近代自然科学,组织学生开展木马跳、跳高等体育训练[1]: 168 。1901年,天津邑绅王奎章在家宅开办王氏家馆,聘请张伯苓教其子侄[8]。于是,张伯苓上午授课于严馆,下午授课于王馆,张伯苓曾称这一时期是“南开之胚胎时期”[12]: 232–249 。
建校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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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5月至8月,严修、张伯苓在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基于“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的判断,二人将严馆、王馆合并,利用严宅偏院成立“民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1]: 3 ,并在《大公报》刊登招生启事[4]: 71 。1904年12月底,私立中学堂易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6]: 391 。
1906年,天津邑绅郑菊如以天津城西南一块15亩的开洼地捐助学校[13]。严修、王锡瑛、徐世昌、卢木斋及严子均等捐助2.6万两银建筑费,修筑校舍。1907年2月13日,新校舍建成,学堂迁入新址,因地处南开洼,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4]。
清朝末年,天津长芦盐商的经营状况不佳,作为盐商的严家对私立南开中学堂的捐款一度中止,王锡瑛、徐世昌捐银也相继终止,南开中学堂难以为继。为延续南开中学办学,严修与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协商,将南开中学堂改为公立,以缓解办学的经济压力。1911年3月,傅增湘饬令将北洋客籍学堂和长芦官立中学堂并入南开中学堂,两学堂经费也一并拨归南开中学堂支用,学生人数增至500人[15][16]。为显示经费来源,学校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同时,特为长芦盐商子弟设优待额50名免纳学费[1]: 50 。
辛亥革命之后,南开应领公款无法兑现,故恢复私立,只得减小办学规模,办学经费靠严修借贷维持或暂时垫付。1912年4月,遵照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南开中学堂更名为私立南开学校,学堂监督改称校长[1][17],自本年起校庆日由农历九月初八改为公历10月17日[1]: 4 。
1913年1月,私立南开学校增设高等班,分文理两班,并增设中学补习班。不久,根据教育部令,高等班裁撤,学生分送北京大学预科和保定优级师范学校[1]: 50 。1914年,直隶工业专门与法政学校两附属中学亦归并南开学校[18]。1916年,添设专门部及高等师范部各一班,以张彭春为主任[1]: 50 。
1916年,张伯苓在校董徐世昌的帮助下,从孟恩遠手中购得毗连学校西南界隙地4万平方米[16]。到1916年,南开学校招收学生人数已扩大到一千余人[19]。1919年4月,南开学校开始在中学部南端兴建大学部校舍[14],初设文、理、商3科,后更名私立南开大学并迁入八里台校址。1922年11月北洋政府颁行壬戌学制,南开学校学制由四年制改为六年制[1]: 272 [20]。1923年9月,女中部借用六德里民房正式开办[1]: 22 。
1927年底,南开中学校方颁布《旷课扣分章程》,触发学生要求自治的学潮运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益世报》《大公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介入讨论[21]。校方先以校务改革安抚激进学生,后又以校长提出辞职的方式促使学生反思。最终,张伯苓辞职获挽留,学潮得以平息[21]。1928年,私立南开中学经河北省教育厅呈教育部立案。 同年8月,小学部成立[1]: 51 。1929年,鲍贵卿控制的仁义地产公司拟出售南开中学操场借用土地,张伯苓以学生“不能没有练身体的运动课地方”为由,请鲍给予支持。于是鲍以半卖半捐的方式,将市价18万元的土地以5万元卖予南开中学[3]。

1930年10月19日,南开中学为范孙楼举行落成典礼[22]。 1934年,南开中学建校30周年之际,逢张伯苓校长60岁寿诞,校友为其举行庆祝典礼,成立奖学基金[23]。
抗战时期
[编辑]1935年,日本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天津时局不稳,喻传鉴受张伯苓委托赴四川等地考察,最终在重庆沙坪坝购地800亩余建立私立南渝中学,取“南开在渝设校”之意[1]。
1937年7月28日,侵华日军攻占天津。7月29至30日,南开学校四部遭日军轰炸,南开学校成为“国内教育文化机关之首遭牺牲者”,大部分校舍被毁,此后学校被迫停课[1]: 53 [6]。1937年8月,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离津前决定学校停办,关健南受命组成南开中学天津留守组,为教职工发放两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在天津英租界浙江中学筹备处成立留守组,为因学校停办而失学的学生发放肄业证书,以便证明学历投考或转学他校[1]: 54 。留守组同时负责保护校产,关注南开各校址情况,联系沦陷区教职员,照顾赴渝职工留津亲属等工作,将南开中学档案、契约等存放至金城银行金库,后由留守组保管[1]: 54 。为了维持生活,留守组在天津英租界9号路经营一间名为兆祥商行的杂货铺[1]: 54 。
同年9月,英租界内的耀华学校组建特别班,录取的1,007名学生多数来自南开中学,特班利用下午3时30分至6时50分和周末时间安排教学[24]。随后,天津局势稍有稳定,但特班学生因耀华学校“设备完全,环境优良,教授热心”而不愿转学,希望在此继续学业[24]。特班后改称耀华学校“华部”,而正班改为“耀部”[25]。1938年,部分师生西迁至重庆,到南渝中学就读[1]: 36 。

1945年10月2日,喻传鉴受张伯苓委托,返回天津筹备天津南开中学复校工作。1945年10月17日,天津南开中学在六里台利用中日学院校舍作为临时校舍复校[1]: 56 。1946年9月1日,南开中学迁回原四马路校址并举行开学典礼[26][27]。学校再次调整领导机构,由丁辅仁代理南开中学校务主任,关健南主持教务,杨坚白主持训导,史学曾主持总务工作。1947年10月,丁辅仁病逝,校务委员会改为正式机构,关健南代理校务主任[6]。
1949年至文革期间
[编辑]1949年1月,解放军接管天津市。1月27日,学校复课。2月4日,校务委员会调整为由各处室主任及教职会、学生会、工友会代表共11人组成,并公推杨坚白为主任,代行校长职务[1]: 44 。12月9日,校董会召开,天津市教育局局长韩幽桐为董事长[1]: 58 。1950年3月9日,南开中学男女中两部统一定名为“南开中学”[1]: 58 。
1951年2月24日,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瑞廷礼堂向全校师生发表讲话。1952年12月23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接管私立天津南开中学,改为公立,男中部更名为天津市第十五中学,杨坚白任校长[1]: 296 ,原女中部更名为天津市第七女子中学(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1]: 58、613 。1954年,南开中学大操场在未经南开中学同意的情况下,被过户给南开区体育局辟建为南开区体育场[1]: 334 。1955年3月3日,杨志行接任校长。同年7月开展肃反运动,处理9人,1957年7月至9月,开展反右派运动。1958年1月,南开中学在天津西郊区小稍口村建立农场,作为学校的学农基地[1]: 298–299 。1960年3月25日,复名天津市南开中学[28]。同年9月,南开中学开始招收女生,男女生合校[1]: 300 。1963年,学校按照市教育局所定新生录取办法,对工农干子女给予照顾[1]: 300 。
文化大革命,南开中学的教学秩序被打乱,蒙受重大损失。1966年8月至1968年,南开中学一度被改称“东方红中学”[1]: 345 。1976年1月10日,南开中学举行悼念周恩来大会[1]: 345 。1968年,南开中学招生停止择优录取,改为就近入学[6]: 235 。1969年,正式复课,次年起,开始安排学生学农、学工、学军[6]: 236 。1977年11月,驻校工宣队撤出南开中学[1]: 345 。
改革开放以后
[编辑]1978年4月,天津南开中学被教育部确定为部属重点中学,8月恢复择优录取新生入学,开始面向全市招生[1]: 309 。1980年6月,为了管理顺畅,天津市南开中学下放至天津市教育局直接管理。1985年8月,对文革受冲击之28人、1958年前历史遗留问题6人予以纠正[1]: 313 。1987年,南开中学开始招生外国籍学生[29]: 55–56 。1989年5月,南开中学成为天津市校长负责制改革试点校,实行两级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建立校内职称评定方法[1]: 623 。1991年,教师管理由学科组制改为年级组、学科组并存制[1]: 623 。
1993年3月,聂璧初市长决定,将南开体育场使用权划归南开中学,同年,初中部开办数学提高班,高中部开办理科实验班[1]: 426 。1994年,大操场正式归还南开中学[1]: 334 。同年,建立民办公助的天津市南英中学[30],建立南开中学石化分校[1]: 357 。1996年,首届理科实验班毕业,该班级在学科竞赛方面21人获省市级奖项,9人获国家级奖项[1]: 698 。同年,学校所在的南开学校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3月,翔宇楼落成[1]: 426 。1998年,学校以“修旧如旧”的方式修缮了范孙楼和瑞廷礼堂[6]。同年7月,南开中学取消初中部[1]: 426 。1999年,南英中学改为民办学校,更名为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16]: 858–859 。

2004年,南开中学东侧环境衰败的三角地经整治后建成为翔宇公园[1]: 706–707 。2010年,南开中学建立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31]。2012年,南开翔宇学校、南开区人防办公室相继从南开中学南院迁出,南院全部归还南开中学使用[6]。 2023年3月,天津市南开中学作为牵头校成立天津市南开学校教育集团[32]。
校园
[编辑]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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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校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主要历史建筑包括伯苓楼、北楼、范孙楼、瑞廷礼堂[33]。
伯苓楼原名“东楼”,是南开中学建校首座建筑,因纪念首任校长张伯苓得名。该楼为二层砖木结构,穹形门廊上方饰有八角形“南”“開”字样浮雕,为最早的南开校徽图案[31]。 1976年,伯苓楼在唐山大地震中严重损毁,翌年10月按原貌重建。1978年至1988年,该楼被辟为“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33]。1999年4月5日更为现名,由校友申泮文撰写楼志。2004年南开中学百年校庆期间,伯苓楼被设为校史馆[31]。2011年曾进行大修[34]。

范孙楼位于北院东南部,为纪念南开创始人严范孙而命名。楼宇由两千余名校友和在校学生捐资兴建,1930年10月落成,设计者为校友阎子亨。建成初期用作科学馆,现为南开中学图书馆及主会客室。2001年该楼翻修,楼名与楼记由校友王增多题写[6][35]。
瑞廷礼堂位于北院中部,1934年由实业家章瑞庭捐资三万银元重建[1]: 33 。其前身礼堂建于1907年,由袁世凯与徐世昌合捐银6000两建成,因袁世凯字慰亭,初名“慰亭堂”。重建后的瑞廷礼堂规模宏大。1934年10月举行落成典礼[6]。1935年,话剧《财狂》曾在此上演,该剧由张彭春改编自莫里哀创作的《悭吝人》,曹禺主演,林徽因担任舞台设计,一时轰动华北文艺界[36]。
北楼位于校园最北端,与伯苓楼同期建成。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期间,北楼遭到严重破坏;战后复校时进行了修缮。1976年唐山地震后重建,1991年再次按原貌修复。2005年8月,北楼被列入天津市特殊保护历史风貌建筑[31]。
西斋,位于北院西南部,始建于1914年10月,为木结构平房,由南向北依序建成四排,每排十间房,为住校学生宿舍。各房独立,外设走廊,院内植有槐柳树木。二排9室和四排2室曾为周恩来学习期间所居住;二排4室为温家宝1959至1960年高三时期的宿舍[1]: 300 。20世纪90年代校园改建时,三排与四排被拆除[31]。
大操场位于南院,是南开建校初期即设的运动场,设有篮球场、足球场、垒球场与冰球场,曾承办第3、5、10届华北运动会。抗战期间,大操场遭日军空袭严重受损并长期荒废。1945年复校后,因财力有限未能修复,1952年改设为天津市第七体育场,1956年划归南开区体委,更名为南开体育场。 1994年,在天津市长聂璧初支持下,风雨操场正式归还南开中学[1]: 334 。
新建教学楼
[编辑]1949年后,天津南开中学先后在校园建设含英楼、传鉴楼、翔宇楼等新建筑,并于1997年拆除瑞廷礼堂南侧的中楼。
含英楼建于1963年,原称新楼,位于北院范孙楼西侧,时称“新楼”。1990年代,向全校师生征集楼名,最终采用语文教师林俊勋建议,定名为含英楼,取自“含英咀华”之语,这是1915年严修为周恩来所在丁二班获国文比赛集体奖颁奖所用词[1]: 608 。
翔宇楼落成于1997年,是位于北院西端的主教学楼,以校友周恩来之字得名,江泽民题写楼名。主楼南北两侧设有平行附楼,整体建筑结构呈“日”字型[31]。
传鉴楼落成于1998年,初名南英楼,为南英中学教学楼[6]。2013年10月15日,为纪念教育家喻传鉴更为现名,中厅设置喻传鉴铜像[37][31]。
纪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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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捐建纪念井,以纪念毕业十周年。原址位于伯苓楼东北角,后不存,2010年于伯苓楼南侧复建。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仅33人,其中有梅贻琦、金邦正、李麟玉、张彭春、喻传鉴、卞俶成等[31]: 88 。
1986年5月4日,周恩来全身铜像在南开中学落成,胡耀邦题词“青年楷模”,影壁镌刻有周恩来1957年5月4日写给母校师生的一封信的全文手迹[38]。1987年5月,1936届校友发起并集资建立的四烈士纪念碑落成[1]: 315 。
1999年3月29日,包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内的1960届校友首倡树立“情系南开”钟碑,以纪念南开中学建校95周年[31]: 97 。
2004年10月,南开中学建校百年之际,由校友捐资兴建的百年南开纪念碑及严修、张伯苓铜像在毗邻南开中学的翔宇公园内落成,捐资者包括温家宝、陈省身等校友[39]。
文化传统
[编辑]南开中学自严氏家塾创办及1904年建校以来,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且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校文化传统,涵盖校训、容止格言、校歌及校庆等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张伯苓的相关的南开校歌、青莲紫校色以及“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等,当时被视为“旧南开”的象征,受到不同程度的淡化处理。学校官方在有关校史的表述中,较少提及张伯苓,多强调严修在创办南开中的作用[40]。
1986年4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政协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南开大学召开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中国大陆首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张伯苓纪念活动[41],给予张伯苓极高的评价[42]。此后,南开中学逐步恢复使用校训、容止格言、校歌等传统文化元素[1]: 330–331 。
校训
[编辑]1934年,张伯苓在纪念南开学校建校三十周年时,概括南开的教育宗旨,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指出其“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并具有“日新月异,自强不息,南开师生特有之精神”。其中“公”意为无私无我,“能”意为实干苦干。“日新月异”取意于《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3]。校训中文标准字体源自1962年4月吴玉如为张伯苓校长夫妇合葬墓碑撰写的碑文拓片,后加以标准化处理[44]。
校训的标准英文翻译为:“Dedication to public interests, acquisition of all-round capability, and aspiration for progress with each day.”
容止格言
[编辑]容止格言,即镜箴,是南开建校初期于学校门厅侧镜上镌刻的箴词,“俾学生出入,知所儆戒”[12][45]。內容如下:
面必净,髮必理,衣必整,钮必结。
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莊。
民国初年,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来校参观问及学生仪态,于是张伯苓校长向其介绍了上述箴词的意涵。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此派员来校摄影[46]。
校歌
[编辑]1917年5月,在东京的部分南开学生举行茶话会欢迎当时赴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张伯苓校长和南开学校的运动员。会上,留日南开学生张蓬仙提议编写一首让每一个南开人都传唱的校歌,得到张伯苓认可。1918年末,张伯苓委托南开中学音乐教师孙润生等遴选校歌,最终校歌由南开中学文牍课主任兼校长秘书魏云庄填词,美籍教师韩慕儒根据美国马里兰州州歌谱曲,1919年春,张伯苓审定该校歌[47]。新生入学时学校便会教授校歌,且每当重大纪念日或活动时,都会播放校歌[48]。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校庆纪念
[编辑]清代时期,南开中学以农历九月初八为校庆纪念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用公历纪年。1912年10月17日适逢壬子年九月初八,南开学校董事会决定,自当年起校庆日由农历九月初八改为公历10月17日[1]: 4 。然而,除南开中学外,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及南开小学的成立日期均不在10月17日。为统一纪念日期,遂确定以10月17日为校庆日[1]: 137 。
在南开学校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张伯苓在致辞中说明了这一安排的缘由,指出大学、男中、女中三部均以该日为纪念日,是因为此日原为男中纪念日,而大学与女中均由此发展而来,故不另设纪念日期[1]: 137 。此后,1936年建立的重庆南渝中学也沿用这一校庆日[1]: 137 。
1909年校庆时,南开新剧《用非所学》首演,此后逐步形成以校庆日公演新剧的惯例[1]: 187 。
学生活动
[编辑]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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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早期提倡新剧,主要目的在于“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体现出以社会改良为导向的实践取向[1]: 198 。南开新剧不仅在南开中学的文化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社会上亦产生了广泛影响,由此兴起的南开新剧运动,被视为中国话剧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实践[49]。
1908年,张伯苓赴美考察教育,认识到戏剧在社会教化与国民教育中的功能。归国后,张伯苓即着手推动新剧活动,自编剧本并组织师生课余排演。1909年,其自编自导的《用非所学》上演,并亲自出演主角。同年起,南开逐步形成以校庆日公演新剧的惯例。1910年至1913年间,先后上演《箴膏起废》《影》《华娥传》《新少年》等剧目[1]: 187 。

1913年入学的周恩来亦积极参与新剧活动,并撰写《吾校新剧观》等文章[50]。1914年11月,南开新剧团正式成立,通常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学校剧团之一[51]。该团在校长支持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组织与分工较为完备。五四运动前,该团排演《箴言起废》《新少年》《一元钱》《一念差》《华娥传》《五更钟》《仇大娘》《新村正》等剧目,在校内外产生一定影响[52]。
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撰文称赞南开新剧团表演[1]: 199–200 。1927年10月17日,原定上演的《国民公敌》因军阀褚玉璞认为有影射之嫌而被下令禁止演出,次年改名《刚愎的医生》后方得以上演[1]: 190 。
1946年9月,天津南开中学复校后,话剧活动的传统也得以恢复[1]: 189 。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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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氏家塾及南开中学办学过程中,张伯苓较早将西式体育教学体系引入学校教育之中。基于“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观念,其强调“培养学生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不可偏废”,并指出国人尤为缺乏体育[1]: 168 。
1898年,张伯苓在严馆任教期间,参照北洋水师学堂的体操课程,组织学生开展木马跳、跳高等体育训练[1]: 168 。南开中学成立后,张伯苓曾聘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美籍干事格林、饶伯森等人到校讲授体育课程[53],引入篮球、足球等近代体育项目及其教学方法,并介绍奥林匹克运动会。1907年新校舍落成后,依托邻近的青年会操场,学校体育活动有所发展。同年,张伯苓率队赴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性校际联合运动会[1]: 169 。
1929年,张伯苓以学生“不能没有练身体的运动课地方”为由,向鲍贵卿以半买半捐的方式购入土地作为大操场[3]。
演讲活动
[编辑]南开中学自建校初期起,便采取多项有别于传统旧式学校的办学举措,其中邀请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演说即为重要一端[6]: 368 。1917年1月,梁启超到校演讲,5月,蔡元培等到校发表题为《思想自由》的演讲,此后亦多次到校发表演说[6]: 81 。7月,陈独秀到校讲演《近代西洋教育》[1]: 16 。1922年,胡适到南开学校讲演《国语文学史》[1]: 20 。1924年12月,张伯苓曾邀孙中山到校讲演,因病改由其秘书黄昌谷参加[6]: 80 。同月,戴季陶在南开中学讲演《文化复兴与文化之统一》[1]: 23 。1931年,时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到校演讲[6]: 80 。
2010年,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学校亦注重传承这一传统,开始常态化举办名人讲座,并根据根据敬一丹的建议定名“南开公能讲坛”[6]: 368 。来校演讲者类型多元,其中政治家及外交官员有温家宝[54]、唐家璇、赵启正、于再清等,科学家方面,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侯建国、白春礼、程津培、欧阳自远、邓中翰、龙以明等两院院士,教育界人士有顾明远、王大中、周其凤、王树国、袁驷等,此外,文化界人士白岩松、敬一丹、徐俐,军事专家金一南,以及经济学家吴敬琏等相继到访[6]: 368–374 。
学生社团
[编辑]南开学校早期未设立统一的学生会组织,而是秉持“民主办学”与“学生自治”的理念,鼓励学生自由结社,以培养其独立人格与社会事务处理能力[1]: 116 。在众多学生团体中,影响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有自治励学会、青年会和敬业乐群会等。各团体均定期出版刊物,彼此观摩竞赛,工作成绩颇为可观[1]: 117 。
1905年,自治励学会成立,为南开学校历史上成立最早的学生社团,其宗旨为“研究学科,谋知识之完全”,初由喻传鉴主持[1]: 118 。1912年4月,南开学校开始试办青年会。该会为信奉基督教学生的组织,以研究基督教义为主要任务。除祈祷、研读圣经等日常活动外,还组织道学班讲座及多项服务活动,并参与各类社会服务事务[1]: 119 。1914年,周恩来等人为团结并吸引更多同学共同探求真理、研讨国家大事,发起创立敬业乐群会。该会契合张伯苓“学生不仅应读书,还应培养组织与管理能力”的理念,因而获得其大力支持。敬业乐群会结合青少年特点,定期讨论时事政治及学校事务,并开展游艺、联欢、放映幻灯片及活动电影[1]: 118 。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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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
[编辑]天津南开中学的创始之处即由张伯苓负责任学堂监督,当时张伯苓因加入基督教,违反了清廷关于学堂监督不得入教的规定而请辞,但在校董严修的极力挽留下最终留任,并长期主持校务[1]: 630 。民国后,学堂监督一职改称“校长”,张伯苓被称为南开的创始校长,也是南开中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张伯苓任校长期间,学校具体事务由伉乃如、喻传鉴、华午晴、孟琴襄等人分工负责[55]: 1–15 。伉乃如任校长秘书,主要协助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内部协调及对外联络等工作[55]: 1–15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之间的联系,多通过伉乃如安排进行[55]: 1–15 。喻传鉴长期参与学校管理,主要负责教学事务的统筹与组织,1936年受命组建重庆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校)[55]: 1–15 。华午晴主管学校校产、财务及基建事务,孟琴襄则负责全校总务工作[55]: 1–15 。上述四人因长期承担学校重要管理职责,时被称为“四大金刚”[1]: 140 。
1946年,南开中学在天津复校后,丁辅仁代理南开中学校务主任。1947年10月,丁辅仁病逝,校务委员会改为正式机构,关健南代理校务主任。1949年2月,校务委员会重组,未确定校长人选,杨坚白校务委员会主任,代行校长职务至1955年3月[1]: 44 。其后由杨志行出任校长,任期由1955年3月直到1966年5月[1]。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正常办学秩序中断,校长一职出现空缺。1978年8月恢复办学后,杨志行复任校长,至1984年8月。此后,王淑玲自1984年8月任至1989年5月,纪文郁自1989年5月任至1993年10月,1993年10月至2008年8月由康岫岩担任校长,其间曾与侯自新夫妻二人分别担任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校长,一度传为佳话[56]。2008年8月,杨静武出任校长[1]: 711 。2010年9月,南开中学理事会聘任其继续担任校长职务[6]: 411 。2011年6月起,由南开校友马跃美接任校长[1]: 717 。目前,刘浩担任南开中学校长一职。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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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校成立早期,便设立了董事会为决策机构。根据1923年春季制定的学校章程,南开学校董事会由九人组成,系校内最高决策机构,统筹大学部与中学部事务。董事会负责聘任校长,并依据校长提名审议通过大学部及中学部主任人选;同时承担经费筹措职责,议定年度预算并审核决算,兼负学校章程的制定与修订之权[4]: 26 。1931年2月,南开学校董事会更名南开学校校董会[6]: 400 。范源濂、严智怡、周自齐、颜惠庆先后担任南开学校董事会主席[1]: 61 。
1912年11月,学校聘卢木斋、严修、王劭廉为学校董事[6]: 393 。1920年3月,南开学校延聘范源濂、严智怡、孙子文、李琴湘、蒋梦麟、王濬明、陶孟和、刘芸生、卞俶成为董事会成员[57]。1922年5月,范源濂赴美考察,请辞董事,次年归国后被公推为南开学校董事会主席[6]: 396–397 。1924年3月,刘芸生辞去董事职务,李伯芝、丁文江被推举为新董事[1]: 22 。1927年3月,增选李组绅为董事;1928年,范源濂逝世后,颜惠庆被选举为董事长[1]: 25–26 。1933年,胡适、卞白眉成为南开学校校董;1935年,阎子亨被选为校董[1]: 32–33 。
1949年1月后,随着政权更替,南开中学的董事会也随之多次调整。1949年4月,私立南开中学董事会董事长卞俶成,董事有李琴湘(已故)、阎子亨、袁绍瑜、冯紫墀、李柏坚、严仁颖、杨肖彭、张伯苓[1]: 62 。12月9日,根据政府临时新规,南开中学董事会重组,韩幽桐任董事长,常务董事黄钰生、常务董事阎子亨,以及董事卞俶成、宋棐卿、李烛尘、李柏坚、孟栋丞、胡仲文、梁寒冰、孙冰如、冯紫墀、杨天受、杨肖彭[1]: 62 。天津市文教局局长韩幽桐、文教局教育处处长梁寒冰作为新政府代表进入董事会,张伯苓被免去董事职务[1]: 45 。
1951年8月,由于决策僵局,天津市教育局通知学校限期筹组董事会,并推荐李烛尘、资耀华为董事人选[1]: 62 。同年11月,董事会完成重组,共有18位董事,李烛尘为董事长,阎子亨为副董事长[1]: 46 ,常务董事为杨天受、孙冰如、黄钰生[1]: 62 。1952年12月,学校改为公立,董事会停止运作[6]: 62 。
理事会
[编辑]2010年6月11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批准同意设立天津市南开中学理事会,为南开中学的最高权力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6]: 351 。7月2日,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第一届理事会南开中学校友、天津市前副市长孙海麟担任理事长、校党委书记,程津培、于再清、王静康任副理事长,王大中为荣誉理事长[6]: 348 。
2014年10月,理事会换届,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为孙海麟,副理事长为程津培、于再清、王静康,理事为张元龙、张大宁、陈洪、廖理、王博、马跃美、周鸿飞,饶子和、白岩松、金一南、廖心文、欧阳自远为荣誉理事[6]: 383 。
办学经费
[编辑]天津南开中学早期经费以创办人严修与张伯苓的自筹及社会募捐为主,其来源结构主要包括长芦盐商资本支持、行政拨款以及社会名流资助。
南开中学的经费基础最初来源于严修为代表的长芦盐商群体的私人投入。1898年,严修利用家族资产设立家馆,是为南开办学前身。1904年,严、张邀请王锡瑛参与创办学校,严、王二家各担任常年经费,每月百两白银[6]: 36 。1907年,严修与王锡瑛、徐世昌、卢木斋及严子均等共同捐资2.6万两白银用于校舍建设。1911年,受清末长芦盐业经营波动影响,相关私人捐款一度中断,学校经费随之出现困难。
1910年2月起,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官费每月二百两白银,资助私立南开学校[6]: 392 。次年,严修与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商议将南开中学暂改官办[6]: 36 ,北洋客籍学堂与长芦官立中学堂并入南开,划拨客籍学堂每年2,400两及长芦中学堂每年8,000两的经常性经费[1]: 50 。这笔财政资金使南开中学在清末民初的动荡中得以扩大办学规模。辛亥革命后,因经费中断,南开恢复私立。
同时,学校亦得到诸多北洋军阀、北洋政府官僚的私人资助。1905年7月,在天津兴办北洋新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到学校参观,捐5,000两白银建筑费[1]: 8 。1907年5月徐世昌参观学校时,捐1,000两白银[6]: 391 ,用于修建礼堂。1908年初,严修致信徐世昌,请其为南开捐款,徐应允每月捐白银二百两[6]。1929年,鲍贵卿将市价18万元的操场用地以5万元转让予学校[3]。此外,天津本地贤达也热心捐助。1906年,天津邑绅郑菊如捐赠土地作为校址[13]。1934年,北洋纱厂经理章瑞庭及其长子章玉荪、次子章绍廷共同捐款建设瑞廷礼堂[58]。
1952年12月起,南开中学改为公办学校,学校经费主要由政府财政资金承担[1]: 593–595 。目前,天津市南开中学作为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直属学校和预算单位,属于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其办学经费由天津市级财政全额保障,具体预算经由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下达并拨付[59]。
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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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学自创办以来,在师资建设方面逐步形成“外聘与自育并重”的基本格局。除面向社会选聘有志于教育事业者任教外,学校还通过设立师范班、选派青年教师出国深造等方式培养师资,逐渐形成自育教师的传统,校内不少教育骨干由此产生[1]: 140 。
在严馆办学时期,学校即设立师范班,自行培养教师。一方面,作为私立学校,难以依赖国立师范院校的统一分配。另一方面,学校亦希望培养能够认同并贯彻其办学理念、符合自身要求的师资。此举为学校早期教师队伍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喻传鉴即由此成长为南开的教师与管理者,梅贻琦则成为清华大学校长[55]: 1–15 。
在教师选聘方面,喻传鉴长期参与并负责相关工作[55]: 1–15 。学校通常依据年度发展规划测算各学科师资需求,并向全国高等院校相关院系征询推荐人选。语文教师多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联系,理化教师曾向齐鲁大学等校物色,体育教师则向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等单位征询推荐[55]: 1–15 。经推荐来校者,一般需经过一定时期的教学考察,再决定是否正式聘用。经续聘若干年后,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55]: 1–15 。
早期师资规模较小。1907年,南开中学堂共有中国教员9人,包括张伯苓、俞明谦、吴梦兰、魏金题、时子周、严约敏、周金声、张万青、高兴昌,另有美籍教员伊柏林1人[1]: 140 。
随着学校发展,教师来源日趋广泛。1910年代,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马千里曾在南开任教。1920年代,学校聘请了一批在学术界与文化界具有影响的教师任教,其中体育方面有董守义,文史与哲学方面有范文澜、老舍、王昆仑、何其芳、罗常培、熊十力、张中行[60]等,算学教师则有姜立夫等。
1937年,南开中学遭日军轰炸后停办,部分教师转至英租界内的耀华中学任教。1945年学校在天津复校后,其中部分教师返回南开中学继续任教,如杨坚白等[1]: 640 。
1952年12月,南开中学改为公立后,按照相关规定对教职工编制实行严格控制[1]: 515 。1958年起,受政治因素影响,部分教师队伍在学历结构与业务水平方面存在不足。至1959年,教学质量一度出现下滑趋势。1962年11月,杨志行回到南开中学主持工作后,调回部分曾调离的骨干教师,但同时有部分教师调往其他学校或党政机关任职[1]: 517 。文革期间,南开中学部分教师受到批判。1968年4月,部分教师被关押在校内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或分别被疏散至郊区公社、校办工厂劳动[1]: 518 。1970年,部分产业工人调入南开中学任教,教学质量难以保障[1]: 518 。
1978年8月起,南开中学用一年多时间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调出二十余名教学能力不胜任的教师,部分教师转入行政岗位,选任业务能力较强的教师担任学科组长、年级组长或备课组长,调回一批曾在南开中学任教的教师,从外省市调入一批大学毕业多年且具有较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选拔一批学历、能力符合要求的校友回校任教[1]: 520 。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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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南开毕业同学会会章规定,凡曾在南开学校肄业即可成为校友会会员[4]: 461 。1929年,校友会总会简章则将校友范围扩大至南开学校肄业、毕业之学生,退职或现任之董事及教职员[4]: 478–479 ,同时,热心资助者可列为校友会荣誉会员[4]: 478–479 。
校友会
[编辑]1919年12月,校友周恩来主持建立了“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并任办事人,是南开第一位校友工作者[61]。1925年,校长张伯苓提出组织“出校同学会”以联络毕业同学。1929年10月,南开校友总会正式成立[4]。1938年,南开校友总会曾前往重庆,抗战结束后,迁回天津,目前设立于南开大学校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南开中学有组织的校友活动一度趋于弱化[1]: 599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的旅台南开校友会较为活跃,潘仰山任首任理事长[1]: 601 。1986年9月21日,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正式成立,申泮文当选为首届理事长[1]: 599 。目前,该会是南开校友总会成员之一。
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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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学培养了多位活跃于海峡两岸政界的校友。1917届校友周恩来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62]。同届校友吳國桢曾历任中华民国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次长、上海市长及台湾省主席[63]。1922届校友屈武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及全国政协副主席,1930届校友唐明照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64],同届校友林枫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为中共中央党校首任校长[65]。
1934届校友卢乐山曾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1938届校友万国权与孙孚凌分别担任过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北京市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1958届校友赵启正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66]。1960届校友温家宝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在任期间及退休后多次回到南开中学走访并发表演讲[67][54]。
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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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学在学术界亦培养出众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校友。1906届校友、社会学家陶孟和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68]。1908届校友梅贻琦曾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国立清华大学校长[69],同届校友金邦正曾任清华学校校长,是教育家和林业学者[70]。
1910届校友杨石先为有机化学专家,曾任中国化学会会长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担任南开大学校长。1912届校友袁复礼是中国地貌学先驱及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71]。1920届校友叶公超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同时是新月派代表人物[72]。
1922届校友江泽涵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73],1924届校友黄家驷是医学家、教育家,被公认为世界胸外科奠基人之一[74]。1925届校友吴大猷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75]: 68 ,1926届校友吴大任为数学家、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并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76]。1927届校友钱思亮亦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及台湾大学校长[77]。
1930届校友张文佑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78]。1931届校友陈新民是冶金工程物理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79]。1935届校友叶笃正为气象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80],同届校友申泮文为无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81]。1937届校友刘东生是环境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纯是中国水文地质学科的奠基人[82]。中国科学院院士、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于1935至1937年就读南开中学[83]。
1953届校友王大中是中国核反应堆工程与核安全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校长。1993届校友王亚愚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曾任物理系主任[1]: 547 [84]。
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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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校友中,1908届张彭春活跃于教育、戏剧及外交界,曾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代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并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85]。1915届黄钰生后担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天津市教育局长、天津图书馆馆长[86]。1917届校友吴玉如以国学和书法见长,是二十世纪学界与艺坛的重要人物[87]。
1920年代至1930年代,南开中学在文艺界的影响尤为突出。1928届校友曹禺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代表性剧作家[88],1920年代就读的金焰则在电影界崭露头角,被誉为1930年代的“电影皇帝”[89]。1931届校友张肖虎后来成为作曲家,并担任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及副院长[90]。
1933届校友中,作家郑念毕业于南开女子中学,以《上海生死劫》受到关注,端木蕻良则以小说创作和红学研究闻名[91]。同一时期,1934届韦君宜曾任《中国青年》总编辑、《人民文学》副主编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著有多部小说[92]。1935届校友穆旦则以其诗歌创作为中国新诗发展作出重要贡献[93]。
1930年代的其他文化界校友还包括红学研究者周汝昌以《红楼梦》研究著称并长期致力于红学考证与阐释[94],剧作家黄宗江从事话剧与影视创作并兼具编剧与评论[95],声乐教育家沈湘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96],记者容鼎昌任文汇报编委并长期从事新闻与编辑工作,作家鹿橋以小说创作见长且作品具有人文关怀与历史意识[97][98]: 51 。
1950届校友资华筠在曾任中央舞蹈研究所所长和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9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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