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內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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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內攘外,全稱為「抗日必先勦匪,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以攘外,剿匪以抗日[1]」是中华民國国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前夕),发布的《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一文提出的政治导向,以保持國家的領土完整與獨立為優先,完成對日抗戰之戰略準備為最終目標[2]

蔣介石有鑑於中華民國當時所處於的環境情況下,於一二八事變停戰後,1932年6月14日所正式發表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國策,以剿共治標,建設治本,實行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與中國共產黨的反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相對立,被中國共產黨形容為「不抵抗政策」。直到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蔣放棄先安內後攘外政策,被迫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

歷史上的例子[编辑]

春秋時期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口號——先「安內」以「尊王」,「尊王」而後才能「攘外」。[3]漢景帝老師晁錯力主削藩——「攘夷必先安內」,引起當時朝廷激烈爭論,大多數人都不同意或認為時機未到,以竇嬰為首的認為當時應一致對外,對付匈奴;晁錯以政治家眼光說服漢景帝,選擇繼續和匈奴和親,將注意力集中到削藩。結果,漢景帝削藩除去內憂,加強中央集權,增強國力,為漢武帝對匈奴動武、解決邊患創造條件。[3]北宋初年,趙普宋太宗的摺子稱「中國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內。」[3]明代于謙《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提到:「臣等看議得,疆兵以足食為本,攘外以安內為先。」[3][4]

背景[编辑]

1930年11月30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外交部長宣誓會上講演,聲稱「攘外必先安內」[5]:296。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對日本武裝侵略退讓,對中國共產黨加緊鎮壓[6]:472。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繼續反共內戰,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先後五次軍事「圍剿」[7]:1587對比著日本武裝設備之先進,國民革命軍认定無單獨對日作戰之條件。加上各國未納中國為盟邦,因此面對日本進逼(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一二八事變等),國民政府祇能一方面由國際聯盟力促各國干預,日本之威脅,另一方面儘其所能延後中國全面對日開戰之時間表,以爭取時間備戰。其表現在於儘量疏導國民情緒,在軍事上儘量做有消极對抗,以和談為主軸,以避免日軍挑釁期間,軍民的傷亡擴大為戰端[8][9]

安內[编辑]

所謂「安內」是指對國內先求團結和穩定,使國家統一,進而討伐意圖分裂者,又稱為「統一方能禦侮」。當時在國民政府對內主要有兩大隱憂: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分離運動,地方勢力的叛變。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分離運動[编辑]

1927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發動南昌暴動。1931年,於11月7日在中华民国江西省瑞金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创建革命根据地一二八事變后,擴大湘贛粵閩「蘇區」,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10]:50。最初首都設在江西瑞金,毛泽东任主席。

地方勢力叛變[编辑]

由於閻錫山馮玉祥桂系等地方軍事領袖,不滿當時國民黨北伐完成後的裁軍政策,明為軍隊國家化政策,但旨在保持蔣軍,削弱地方派系勢力,於1930年4月聯合起來發動中原大戰,挑戰南京政權。此戰爭數月後以蔣中正所領導的中央軍全面勝利而告終。經此戰役,國民政府始有效深入各派系軍閥的根據地,稅收始能中央處理,實施全國幣制統一,發行法幣。

1931年,蔣中正在南京湯山軟禁胡漢民,同時在南京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引起國民黨內其他實力派的不滿。黨內胡派、汪派、桂系、孫科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彷照孫文護法戰爭時的做法,在廣州另立政府。廣州「國民政府」在1931年5月28日成立,以汪兆銘為領袖,不設主席,石友三參加,出任廣州國民政府第5集團軍總司令。同年爆發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謀求合作,最終粵、寧兩派息爭,蔣中正辭去主席和行政院長職務。

1932年6月28日,蔣啟程前往武漢[11]:359。1933年10月,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民革命軍圍剿中國共產黨控制之農村根據地,並以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央蘇區,迫使中国红军向陕北长征。1934年11月27日,蔣、汪精衛聯名發表「感電」(「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宣言」)[11]:368。在和平統一前提下,蔣將孫中山提出中央與地方間均權理論,列舉法制、用人、行政、財政、軍隊五方面內容,作為過渡期間變通辦法。[12]

1936年6月1日,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叛逆組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稱兵入湖南。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西南两机关”联席会议,决定以粤桂两军打出抗日旗号,北上讨蒋。对陈济棠来说,抗日只是他为维护自立打出的反蒋旗号,但新桂系真心倾向抗日。7月6日,被蒋收买的廣東第一軍軍長余漢謀搭乘飛機飛抵南京向蔣中正輸誠,宣布归顺中央,蔣中正则允诺倒陈后以余汉谋主政广东。同日,又有粤军副军长李汉魂、邓龙光、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通电反陈。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军委会则宣布撤销陈济棠的职务,以余汉谋取而代之。7月14日,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通牒,要求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时出兵向广州进攻,陈济棠所部第二军不战而退,准备迎余汉谋以代替陈济棠。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等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應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8月,蔣在廣州對諸將領表示:“中央如果有力而穩固,就是廣東的福利,反之中央如失敗,亦即是廣東失敗,就是整個革命的失敗,廣東與中央的榮辱利害得失,是完全一體的”,“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部不安,怎麽能抗日?國内不統一,不消滅共產黨,可以抗日嗎?”“我之安内,就是爲了準備抗戰”。7月18日,陈济棠在将过渡政务军务安排妥当后,前往香港,淡出政坛。11月23日上午,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7位中國人民救國會的領導人陸續被國民政府逮捕,此為七君子事件

攘外[编辑]

所謂攘外就是指對外以維護國家主權,抵抗任何以「擴張」名義,企圖侵犯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當時在國民政府對外有兩大隱憂:苏联的入侵,日本的入侵。

苏联的入侵[编辑]

1929年,當中華民國名義上統一全中國,準備要收回東北中東路(中國東北鐵路)的路權時,史達林背信棄義,下令8萬蘇聯紅軍,強佔中國東北104個縣市,當時國民政府東北陸軍第十七旅中將旅長韓光第將軍率軍抵抗,於11月19日戰死沙場。

日本的入侵[编辑]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趁東北軍司令官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華北之機,由司令本庄繁親自策劃,在瀋陽附近的柳條湖破壞了一小段南滿鐵路,誣蔑此為中國軍隊所為,當夜向瀋陽江北大營之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標誌著「柳條湖事變」,又稱「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駐防瀋陽的中國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奉張學良「不抵抗」之命嚴禁部下對日作戰,但旅長王鐵漢等仍率部進行了抵抗,因作戰失利,翌日晨全城即告陷落。東北主要軍事負責人張學良引咎降職,後赴歐洲。事變兩個月內,日本軍閥佔領中國東三省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龍江遭到馬占山部等的強烈抵抗之外,並未遭受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民眾自發組織了大量義勇軍抵抗日本軍閥侵略。1932年2月,在日本的扶持下「滿洲國」(日本傀儡政權)建立,其傀儡政府名義上的領導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這政權其實是關東軍擁有。部分中國學者將九一八事變認作抗日戰爭的開始。

蔣中正《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節錄[编辑]

「……中正於此,乃瞭然於粵桂倡亂,石友三叛變,暨赤匪肆虐,以及朝鮮僑胞之慘案[註 1]。四者互為因果。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者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制之。我剿匪將士,風餐露宿,日曛雨浴,黝然面無人色,方冒萬難,決必死,與赤匪爭最後之運命,而軍閥則接濟赤匪械彈,以苟延其殘喘。我同胞正舉國一致,奔走呼號,以抵抗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而軍閥反稱兵作亂,甘為帝國主義者之虎倀。嗟乎!人心已死,國亡無日,不意叛徒喪心病狂,竟至於此。嘗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之語,不禁為我國家與民族抱無窮之憂戚也。舉天下至慘至痛至危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哉?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救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人之愛國,當有同心;鬩牆禦侮,古有明訓。……」[14]

政策争议[编辑]

方振武事件[编辑]

1933年初,日军入侵热河。方振武决心“毁家纾难,抗日救国”。方振武变卖了上海住宅、财产,拿出积蓄,凑足十万元,用作抗战经费,与孟芸生一起,于3月5日举行了著名的“绵山誓师”,成立抗日救国军,出任总指挥,通电全国,准备北上抗日。在一次誓师大会上,方振武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后,咬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八个股红的血字。3月9日,蒋在保定同张学良会面,张提出两案:一,由张率各部负责收复承德,中央负责接济;二,张下野,由中央负责抗日全责。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抗战进入新阶段。

方振武得闻国民党中央亲自负责抗战,以为抗日高潮来临,迅速给蒋呈上亲笔函,表示愿率部北上。在信中方振武写道:

主座已抵石庄,无任欣慰。……职稍事安置即行躬谒崇辕面禀,聆训所有抗日大计,无论何时何地惟命恪遵。敢祈曲予矜全,祈予驱策,则鳌负三山,戴恩知重,感激之忱,非特职一人,三军全体无不生死衔结,效命疆场。

同日,方振武给蒋发电,表示已出发北上抗日:

三军全体,义愤填膺,地方民众,激昂悲壮。沿途顺适,知注谨闻。所有抗日大计,一切均以钧旨恪遵。敢祈曲予矜全,俾予驱策为祷。

方振武不知道,蒋在2月份日军进攻热河之前决定“逆来顺受准备忍受一切侮辱”。2月12日官修《事略稿本》记录了蒋公对日本即将入侵热河的反应:

又曰:“总之倭寇攻热当在本月之内。于此半年间,华北局势严重,难保其能不失守。反动者必借口以攻击本身。其攻击焉必至体无完肤。吾惟有逆来顺受准备忍受一切侮辱,卓立自主,勿稍为其摇撼,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必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而后乃与倭寇决战也。”

方振武收到了蒋复电:

军人与党员诸事须服从命令,不可自由行动,况为中委者也。望兄谨慎是荷。

然方振武继续带兵北上,同时不断给蒋和何应钦发电,请求同意其抗日。3月22日,何应钦致电蒋报告方振武来电表明心迹:

弟此次北上,纯为抗日救国之良心所驱使,绝无任何野心及丝毫权利之思想。……因未得总座与先生之复示,未敢贸然北上,……弟部究应经试路线,开抵何处,务祈赐予接见,详加指示。

蒋复电何应钦指示,先稳住方队伍,不可出发:

方叔平恳请率部北上杀敌,可先请其来平面商,所部在晋侯令可也。

3月24日,蒋抵达北平督师。 25日,蒋再度致电何应钦,贯彻北平指示精神,给方振武开出了路线和去处:湖北南部“剿匪”。

叔平部队令接鄂南之防为安。其经费等应事前详细商定,不可到地自筹也。

4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进犯海阳何柱国部展开海阳保卫战。蒋坐船赶赴江西“督剿”。迫于当时全国抗战热情实在太过高昂,4月6日蒋给国军各将领下达手令,提出了“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原令如下:

告各将领。本总司令以新淦失陷,匪势猖獗,特于昨夜驰抵南昌督剿,特为我各将领剀切痛告之: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时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 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使我已死将士留有遗恨。故本总司令此来非仅为党国清匪乱,且为我阵亡将士湔私恨,而尤与我未亡各将士,共雪此革命军未有之奇耻也。 今再举我中路军言之,实以上下骄矜,不知戒惧,故乃以数倍之众,竟受丑类奸计所算,遭此挫折,然实非决战而败也,何自气馁至此。若视昔日过去以少胜众之战功,果为何如耶!试以安心静虑计之,则知今昔匪我之兵力,其果有增减几何耶?兹姑不论其他,仅举中路军而言,未战部队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各师共八师之众,而况其余各部,如十一师等尚能于最短期内,恢复其战斗力,则今日剿匪兵力与去年相较,实有增而无减。奈何竟自馁其气,畏匪如狼,以丧失我革命军人之精神也。 总之,战争之事,全在专—,所谓成于一,而败于二三也。若稍一分心,则覆亡随之。此今日各将领南辕北辙之心理自败之,非赤匪之果胜于我也。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生且无立足之地,尚何有厚颜以谈北上抗日耶!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

此令。蒋中正。四月六日。

4月7日,蒋接到何应钦方振武部仍在北上的电报批示:

方好乱成性,决不可姑息,应设法解决。

8日,蒋致电钱宗泽何竟武,指示不得为方振武部北上提供车辆:

如方振武部要车,切勿准许。倘其扣车,应即立报,并一面通电明其阻碍交通,扰乱后方之罪。

蒋连续召集军政将领谈话,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在10日的谈话中蒋提出“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

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各方务专心全力,必期最短期间,肃清匪共。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需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

然而方振武依然率部徒步绕道北上,最终抵达张家口。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方振武同冯玉祥吉鸿昌一道,举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义旗,率部继续抗日,最终收复察北,光复多伦。然而在日本和国府夹击下,方振武兵败被俘。然而方仍然备受国军将士的崇敬,在商震的暗示下,方被护送出国,流亡香港。全面抗战爆发后,方意欲报效祖国,然无门可入。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方振武把家人(夫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寄住刘熙众家,只身潜赴内地,途中在广东省中山县戴笠指挥的忠义救国军截获暗杀。享年60岁。此后,方振武后人世居香港。

评价[编辑]

中华民國外交官蔣廷黻於1933年〈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文中支持安內攘外政策:「明朝夏允彝:『我之兵力每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夷急又輟剿寇之兵將以防東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夏允彝所說的『寇』就是流寇李自成;而『東夷』則指滿清。現在的局勢與明末何等相像!現在共產黨勢力蔓延之廣幾等於明末的流寇,而有組織,有計劃,有主義則過之。……現在的日本用不著說,論基本勢力之雄厚,野心之大,軍器之精,都遠過於三百年前的滿清。……『先剿匪,後抗日』這是當然的步驟[15]。」

中國共產黨則反對「統一是抗日前提」的觀點。毛澤東指出,這是蔣要繼續進行武力統一中國的計畫,實行專制獨裁。周恩來指出,這是內戰的方針。[16][17]

註释[编辑]

  1. ^ 指萬寶山事件中,朝鮮半島華僑被殺百餘人[13]

參考文獻[编辑]

  1. ^ 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下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1984年6月16日.121頁
  2. ^ 〈蔣中正先生與抗日戰爭〉蔣永敬.黎明書局.1991年
  3. ^ 3.0 3.1 3.2 3.3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 無可厚非. 多維新聞網. 2010-11-10 [2013-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9-14). 
  4. ^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三. 国学导航. [2013-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16). 
  5. ^ 武月星主編 (编). 《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 北京: 中國地圖出版社. 1995. ISBN 978-7-5031-1766-4. 
  6. ^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軍事》編輯委員會 (编). 《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I》.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000-0242-0. 
  7. ^ 辭海編輯委員會 (编).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326-0083-0. 
  8. ^ 黃慧貞. 假抗日真擴張 中共頌揚「百團大戰」的歷史矛盾. 中華民國國防部青年日報社. [2013-12-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14). 
  9. ^ 謝幼田. “九一八”之後的正確國策:攘外先安內. [2013-12-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3-02). 
  10. ^ 蔣中正著,《蘇俄在中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78年4月
  11. ^ 11.0 11.1 羅敏. 〈蔣介石的政治空間戰略觀念研究——以其「安內」政策為中心的探討〉. 呂芳上主編 (编). 《蔣介石的日常生活》. 香港: 天地圖書. 2014. 「救國之道莫要於統一,而實現統一,端在乎和平。吾人當此歷史空前未有之國難,若非舉國一致,精誠團結,避武力為解決內政之工具,消除隔閡,促成全國真正之和平統一,實無以充實國力,樹立安內攘外之根基。」 
  12. ^ 蔣強調「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不僅適用於解決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即人民及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他還明確表示:「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業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見《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汪蔣通電五項建議》,1934年12月3日,刊《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四十八期
  13. ^ 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 宣傳部. 萬寳山事件及朝鮮排華慘案.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 1931年. 
  14. ^ 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 [2013-1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28). 
  15. ^ 黃克武等著,《百年仰望-20位名人心目中的民國人物》,天下遠見出版,2011年3月版,ISBN 978-986-216-721-2,邵玉銘,〈一位中國史學家與外交家之典範-蔣廷黻〉
  16. ^ 薛鈺. 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研究綜述 (PDF). 民國檔案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1995年, (第2期). [永久失效連結]
  17. ^ 刘庭华; 岳思平. 抗日与统一和安内攘外──与贺新城商榷. 《中共黨史研究》. 1994年, (第6期).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