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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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与某些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传统中,对象化(德語:Vergegenständlichung),也称客体化,指人类通过劳动/生产等实践活动,把自身的目的、能力与需要“凝结”为具有客观形态的对象或结果(产品、工具、作品、制度等)的过程。对象化一方面表现为对自然材料的改造与使用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在客观世界中的现实存在:人能够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确认并发展自身。[1]对象化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密切相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尤其是私有制、雇佣劳动与商品生产占主导时),对象化可能表现为异化的对象化,即劳动产品及由劳动所建立的客观社会关系反过来支配劳动者。[2](本条目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围绕劳动与生产的“对象化”概念,而非其他理论传统中对同一词汇的延伸用法。)
这种关联在某些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为人熟知。马克思在其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以及后续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使用德语“Vergegenständlichung”及相关表述(例如“gegenständliche Tätigkeit/gegenständliche Arbeit”,可译作“对象性活动/对象性劳动”)来说明劳动如何在对象中实现自身。[1][3]与此同时,《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不断改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描述,也常被用来提供理解现代社会中对象化加速与扭曲的宏观背景。[4]
有时这一术语会与物化(英語:reification)混用,但至少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两个术语原初所指并不相同。对象化强调劳动(或更广义的实践活动)把人的活动与能力固定为客观对象的普遍过程;而“物化/再物化”(reification)通常指在特定社会形式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物的关系”方式呈现并获得支配性的倒置形态,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该问题作了系统化的理论展开。[5][6]
术语、译名与相关范畴
[编辑]“Vergegenständlichung”源自德语“Gegenstand”(对象),在马克思语境中通常指劳动把自身“实现”为对象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出经典表述:劳动的产品是“体现并物化于对象中的劳动”,因而“劳动的实现就是它的对象化”。[1]该段落同时指出:在既定经济条件下,这一“实现”会表现为劳动者的“实现之丧失”,对象化表现为“对象之丧失与受其奴役”,从而把对象化与异化区分开来并关联起来。[1]
在术语层面,对象化常与以下概念相互邻接但不可简单等同:
- 异化(德語:Entfremdung,亦常与德語:Entäußerung等词并行出现):强调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自身类本质及他人之间的“问题性分离”。[1][5]
- 商品拜物教/拜物教(英語:fetishism):强调在商品形式支配下,社会关系以物的属性形式出现,从而遮蔽其社会起源与可变性。[5]
- 物化(英語:reification):通常用于描述社会关系的“东西化”与支配性倒置;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典型化用法与卢卡奇相关。[6]
理论渊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转用
[编辑]在黑格尔传统中,“对象化/外化”经常与精神的自我实现联系在一起,并被理解为意识或精神走向客观性与再回归自身的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方面肯定黑格尔抓住了劳动作为人的自我生成与自我确证的意义,另一方面批评黑格尔把对象化与异化混同,从而倾向于把异化理解为观念运动中的必然环节,而不是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历史问题。[1][7]
在当代研究中,这一差异常被概括为:对马克思而言,对象化本身并非问题性的;问题在于对象化在特定社会形态中以“异化的对象化”方式发生,使劳动者与其对象性结果之间的关系被颠倒并被支配。[7][8]
马克思关于对象化的理论
[编辑]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依赖于自然界。然而,自然界最初對人类十分吝啬,因此人类要在最初的稀缺性環境中面对自然界,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努力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态——通常是通过制造东西——使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能更好地被满足。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和人类都发生了变化。通过人类集体这种对物质环境的塑造,以及人类不断提高的生产力,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看起来不那么 “遥不可及” 了,同时人类也因此开始对象化自己,以具体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本质力量。可以说,这些改变世界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人类逐步的自我实现。[2]
对象化、类存在与“本质力量”的客观存在
[编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对象化与人的类存在(德語:Gattungswesen)联系起来: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在其中证明自己是能够普遍地生产、并以自由方式生产的存在。对象的世界因而既是自然材料被改造的结果,也是人的类生活(species-life)的对象性呈现。[1]
这一思路强调两点:
对象化与劳动过程:人与自然的社会代谢
[编辑]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劳动过程时,马克思把劳动规定为人与自然共同参与的过程:人“调节、控制”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改变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身,发展自身“沉睡的力量”。[9]在这一意义上,对象化可以被理解为劳动过程的客观结果:目的性活动把材料转化为产品,使人的意图与能力以对象形式获得持续存在。[9]
对象化与价值形式: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
[编辑]在《大纲》中,马克思把“对象化劳动”(objectified labour)作为理解资本关系的关键: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共同实体是“对象化劳动”;与之相对的是“尚在对象化自身的、未对象化的劳动”,即活劳动。[3]这一区分使对象化不仅指向一般劳动产品,也指向资本主义中特定的社会对象化方式:过去劳动以对象形式积累并在资本关系中取得对活劳动的支配力。[3]
对象化在资本主义中的特殊形态:异化对象化与“死劳动”的支配
[编辑]马克思并不把对象化本身等同为异化;相反,他强调对象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呈现为异化的对象化。其核心机制在于:劳动产品与生产资料等对象性结果(包含过去劳动的沉积)作为资本的客观形态,与劳动者相对立并支配劳动者。[1][9]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资本描述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倒置性支配:资本通过把“死劳动”与活劳动结合,使过去劳动的对象性存在不断增殖自身,并在这一运动中把劳动者置于被支配的位置。[9]他在讨论工作日时更以形象化语言指出,资本作为“死劳动”只能通过吸吮活劳动而“活着”。[9]
与异化的区别
[编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似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涉及对象化,而并非所有生产活动都涉及异化。因此发生对象化不等于发生异化。此外,一些显然存在的与生产活动无关的其他形式的异化,与对象化也没有明显的联系。[2]
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可能采取也可能不采取异化的形式。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活动通常被说成是采取异化的形式;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活动通常被预测为采取非异化的形式。从模式上看,我们可以把异化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描述为:被迫的、不涉及自我实现(不发展人类的基本能力)、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不被他人适当地赞赏的;而把非异化的、非问题性的劳动(可设想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描述为:自由选择、涉及自我实现(发展人类的基本能力)、旨在满足他人的需求、并得到他人适当的赞赏的。[10]在这两种社会中,生产活动调解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但只有在前者(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异化。
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也可看出这种区分:劳动“实现”为对象(对象化)是劳动的一般特征,但在一定经济条件下,这一实现会“表现为实现的丧失”,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与对它的受役”,从而成为异化对象化。[1]
对于一个可以说是将对象化等同于异化的观点的例子,考虑一下有时被称为“基督教”的工作观。在这种观点中,工作被视为一种必然的罪恶,一种不愉快的活动,而不幸的是工作也是我们的生存需要。这种观点的名字来源于基督教对异化工作是人类条件的一部分这一说法的接受:至少自人的堕落以来,人类被要求汗流满面进行工作。[11]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人们可以把这种基督教观点描述为错误地把对象化和异化等同起来,把生产活动本身与其不能充分发展的、与人文主义相斥的形式混淆起来。事实上,可以进一步指出,这种混淆反映了人类的异化社会状况,体现了一种标志性的失败,即不理解物质生产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在这个核心领域中,人类可以以自由和创造性的方式表达他们是什么样的生物。[1][7]
此外,根据这些基本观点,将异化和对象化等同起来,就不能理解某些形式的异化可能与生产活动毫无关系。异化本质上只要求所谓主客体的有问题的远离基线的分离,异化所讨论的主客体很可能与人与自然环境的转换关系是不相关的。[5]
简言之,对象化不能被理解为与异化完全相同。与其说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不如说它们只是部分地重叠了。存在一些不涉及异化的对象化形式(例如可设想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与对象化没有明显联系的生产活动之外的异化形式。[2]
与物化、商品拜物教的关系
[编辑]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对象化”“物化”“拜物教”经常在讨论中相互邻接,但指向不同层次的问题。学术综述中常将它们视为“相邻概念”,通过区分这些概念可以更清晰地呈现马克思异化批判的结构。[5]
- 对象化:强调劳动把人的活动固定为对象的普遍过程,本身并非必然“坏”或“失真”。[1]
- 商品拜物教:强调在商品生产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关系以物的属性形式呈现,遮蔽其社会历史来源,使“物”看似天然携带支配性社会力量。[5]
- 物化(reification):通常指上述遮蔽与倒置进一步固化为“物的支配”,使人把社会关系当作自然物的属性来对待;卢卡奇将其发展为诊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但这不等于把对象化本身视作物化。[6]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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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n, Kandiyali. The Importance of Others: Marx, Unalienated Production and Meaningful Work. Ethics. 2020, 130 (4): 555–587.
- ^ 《创世纪》第3章第19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