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合國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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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合國的批評一直以來都是由意識形態所引起的,但其中更大一部分則是緣由對聯合國無法處理即使是小規模的國際衝突的爭議。批評者認為,現有聯合國的體制和其作為導致《聯合國憲章》根本不能有效執行,另外也有批評者指責聯合國奉行精英主義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種族滅絕政策。

哲學和道德上的批評[编辑]

道德相對主義[编辑]

2004年,以色列前任駐聯合國大使戈爾德英语Dore Gold出版了一本書《巴別塔:聯合國如何推動全球混亂》(Tower of Babble: How the United Nations Has Fueled Global Chaos)。書中批判了聯合國奉行的道德相對主義[1],指責其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種族滅絕和恐怖主義,而沒有積極介入。書中認為在聯合國剛剛成立時,因為成員國都是同盟國的正義陣營,從而在面對以法西斯國家為主的非聯合國會員國時能採取一個鮮明的立場​​反對邪惡,但在那麼多年過去,聯合國會員國的成分早已魚龍混雜,184個會員國中只有75個國家符合自由之家對「自由國家」評選的標準[2]。戈爾德稱,聯合國內的情勢已經逆轉,使得它相對更受獨裁國家的影響。[2]

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日於2011年死去後,聯合國大會決定為其默哀。這導致西方國家的拒絕以至抵制。 捷克聯合國特派團的一名官員說,協助捷克革命與改革的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也在近日過世,他們並未要求聯大為哈維爾默哀。[3][4]

全球影響力的質疑[编辑]

最早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聯合國內就有過關於聯合國的權責及其勢力範圍的爭論。早期對聯合國進行質疑和抵抗的是在美國的約翰·伯奇協會英语John Birch Society,其在1959年主持了「讓我們走出聯合國」的行動。他們認為聯合國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世界政府」。

當時法國戴高樂總統就直言批判聯合國為「木工機械」,不相信聯合國對維護世界和平有所幫助。他稱他寧願直接與其他各國締結防禦條約,也不會接受聯合國的指示。[5]

人口控制和墮胎的爭論[编辑]

聯合國人口基金被指控對一些團體予以資助,以促進和支持政府強制墮胎和強制絕育。有關這些指控的爭論導致了該組織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不穩定,先後有三位美國總統即雷根老布希小布希曾經從聯合國人口基金中抽回資金。

聯合國人口基金曾在1990年代中後期對秘魯提供援助以支持其控制人口的計劃,後來秘魯政府的檔案曝光被發現原定方案竟然是強制絕育。人口基金並沒有被查出直接捲入醜聞,但由於它在之後繼續提供資金,成為外界批評的對象。[6]

行政批評[编辑]

大國代表性[编辑]

有批評指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都是核大國,他們讓安理會成為了一個核武國家專屬的權力俱樂部。不同於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在國際格局中並沒有真正的國際代表性。這使得一些聲音指責聯合國安理會僅關注和解決常任理事國的戰略利益和政治動機,特別是在人道主義干預上:比如,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優先保護石油資源豐富的科威特但在1997年面對貧瘠的盧安達發生大屠殺時卻沒有積極介入導致悲劇發生。[7]

安理會理事國問題[编辑]

在理論上,任何國家都可以被選為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但批評者認為這是遠遠不夠的。相反,他們認​​為,常任理事國的範圍應該擴大以至包括非核大國,這將使得安理會這個機構民主化。[8]還有一些國家建議完全廢除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一設置,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加拿大的前總理保羅·馬丁的方案。[9]

否決權爭議[编辑]

對安理會的另一個批評是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權力(主要指否決權)。依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都擁有一票否決權,可以強行阻止任何安理會可能採取的行動。而其中一個國家的反對,通常不是大多數國家的意向,因此可能導致聯合國對危機和衝突進行回應的效率會被削弱。例如,約翰·J·米爾斯海默曾說:「自1982年以來,美國已經否決了32項安全理事會譴責以色列的決議,其投反對票的次數超過其他全部安理會成員投反對票數量的總和。」[10]在阿拉伯地區許多國家包括以色列進入聯合國後,在阿拉伯國家的多次建議下,聯合國安理會曾多次動議譴責以色列,但都被美國全部否決。批評者認為,以色列在聯合國能受到美國的庇護,但阿拉伯國家特別是巴勒斯坦卻沒有相應的地位。除了美國,俄羅斯也多次否決安理會關於制裁敘利亞的決議。另外在1983年,作為俄羅斯聯邦的前身,蘇聯否決了安理會關於大韓航空007號班機空難對蘇聯進行譴責的決議。

黑箱操作[编辑]

聯合國安理會被批評經常進行黑箱操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間互相私下會晤達成共識,再在安理會會議上投票通過。曾任聯合國高級僱員的厄斯金·巴頓德斯就指出聯合國安理會內有三種勢力,互相博弈以控制安理會。他認為這種現像簡直就像世襲貴族一樣,批判安理會的成員十分骯髒,讓安理會成為了一個橡皮圖章。[11]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時,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喬冠華就當眾批判美蘇兩國在安理會內達成關於阿以衝突的秘密協定以獲取利益。[12]

民主性質[编辑]

聯合國系統內的民主和制衡效力從一開始就遭受質疑。一些人士否認聯合國存在民主,認為聯合國只偏向某些國家的利益。 世界聯邦主義者運動英语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召集人迪特·海因里希指出,強大的安理會系統本身並不具備完整的三權體系,但是《聯合國憲章》卻賦予了安理會極大的權力,這就使得聯合國內的權力失衡卻得不到制約。[13]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聯合國安理會內五個常任理事國在世界武器出口國中均位列前七。[14]

聯合國系統[编辑]

根據曾任以色列外交部發言人的伊加·帕爾默英语Yigal Palmor說,以色列是聯合國內唯一一個沒有參與任何联合國下屬機構的聯合國成員國,在整個聯合國系統中,它被聯合國的其他會員國阻止了。帕爾默聲稱,由於聯合國的機制不成熟,以色列被系統地排除在許多國際及地區組織外,以色列甚至在聯合國內也遭到刁難。按照地理劃分,以色列本來應該屬於亞洲的地理部分,但由於阿拉伯及穆斯林國家在該地區(如伊朗、伊拉克等)的反對,它被強行排除在外。雖然西方國家和其他一些國家樂意承認它,但這仍十分有限。[15]

效力批評[编辑]

許多人士質疑聯合國特別是在21世紀所能發揮的效力。[16]儘管《聯合國憲章》要求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17]但有時因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阻撓,聯合國無法達成前兩個目標。[18]如果沒有安理會內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同意,聯合國就無法對地區局勢進行介入,而最多只能派駐觀察員進行匯報及建議。而面對不同的情況,安理會各國也會根據自身的利益做出不同的決定。[18]

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發生時,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為了讓美國的甘迺迪總統和蘇聯的赫魯雪夫雙方能夠緩和和談判,從而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成為危機能夠最終落幕的一個關鍵因素。[19]2005年蘭德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在過去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中只有三分之二是成功的,而這比美軍直接介入處理的成功率還要低。[20]此外,在2005年的人類安全報告中認為,在冷戰結束後,由於兩極格局的消亡,儘管戰爭的數量逐漸下降,但是種族滅絕和其他一些侵犯人權的行為卻愈演愈烈。而聯合國及其下屬的維和部隊卻不能及時解決這些問題。[21]

聯合國內的官僚主義也被指為造成聯合國系統臃腫及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1994年,曾任聯合國秘書長特別助理的穆罕默德·薩赫農英语Mohamed Sahnoun出版了《索馬利亞:錯失良機》一書[22]。他在書中分析了造成1992年聯合國介入索馬利亞局勢英语Unified Task Force失敗的原因。他認為,自1988年索馬利亞開始爆發內戰到1991年1月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的政權垮台這段期間,聯合國錯失了至少三次機會來阻止在當地發生的動盪和危機。在聯合國試圖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時,由於這些援助完全由非政府組織主導,他們的能力之低和奉獻精神之高形成鮮明對比。聯合國的官僚作風(如聯合國的特派專員沒有直接和各方領袖聯繫,卻跑到奈洛比組織會議召集他們前來開會)直接導致事態進一步惡化。穆罕默德·薩赫農警告,如果聯合國在以後依然不進行調整和改革,那麼聯合國將繼續無法就以後發生的衝突進行及時和有效的處理和調停。[23]

外交和政治批評[编辑]

無力阻止種族衝突[编辑]

許多批評人士,甚至包括聯合國的支持者都質疑聯合國大會決議的效力。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很多行為並不和安理會的決議產生衝突,所以產生的影響不是很壞。在聯合國的早期,比較知名的例子是在孟加拉國解放戰爭1971年孟加拉大屠殺英语1971 Bangladesh genocide巴基斯坦軍隊對孟加拉地區的印度教徒犯下的暴行。批評者認為,聯合國在這些問題上的決議完全無效。[24]最後唯有印度軍隊介入才平息事態[25]。另外一個例子是在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由拉特科·姆拉迪奇帶領下的塞族共和國軍隊在波斯尼亞戰爭期間執行對波斯尼亞人的屠殺。聯合國宣佈在當地建立安全區,並派駐400名維和人員在當地保護難民,但聯合國的部隊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阻止大屠殺的進行。在21世紀,最著名的是達爾富爾衝突蘇丹政府主導和縱容軍隊和民兵對土著居民進行種族清洗。到目前為止,已有三十萬平民死於其中,但聯合國對這一嚴重的反人類的侵犯人權行為卻不能做出有效制止。在聯合國大會第68屆會議上,紐西蘭總理約翰·基嚴厲批評聯合國對敘利亞危機處理的無能。兩年之後,敘利亞內戰爆發。[26]

冷戰處理爭議[编辑]

1967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理查·尼克森批評聯合國在處理冷戰的相關問題上是「過時和不足勝任的」[27]。被隆納·雷根總統任命為駐聯合國大使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於1983年在《紐約時報》撰文,稱在安理會進行討論的過程更像是搶劫而不像是在進行辯論和解決問題。[28]

阿以衝突爭議[编辑]

在聯合國大會以及安理會的討論中,以巴衝突抑或阿以衝突經常是會議的主題,佔據了大量的與會者的辯論時間、聯合國的資源,並為此推出了無數的決議。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曾指責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過度集中於對以色列侵犯人權的指控。[29]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亦承認聯合國對以色列抱有偏見。其他一些政論家如戈爾德、艾倫·德肖維茨英语Alan Dershowitz馬克·德雷福斯羅伯特·S·威斯特里奇英语Robert S. Wistrich艾倫·凱斯英语Alan Keyes,以及反誹謗聯盟都認為聯合國對於以色列在和阿拉伯及巴勒斯坦地區發生的衝突中的行為過於關注[30][31][32][33][34][35]。威斯特里奇研究指出:「在過去的四十年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前身為人權委員會)通過的重要決議中的三分之一都是針對以色列的。相比之下,對於中國俄羅斯北韓古巴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甚至是辛巴威的人權問題,理事會(委員會)甚至沒有一個單獨的決議來譴責他們。」[36]

1947年,聯合國大會採納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的提議,通過關於阿以分治的決議[37]。這是聯合國最早的關於阿以問題的決議。政治評論家阿蘭·德肖維茨指出,在第一次中東戰爭後,聯合國對「難民」的定義適用於逃離以色列控制地區的原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38]

2007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多魯·羅穆盧斯·科斯泰亞英语Doru Romulus Costea表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巴以衝突的處理中是「失敗」的。[39]

聯合國推動了以色列和其他幾個鄰國的和平談判,距離最近的一次是2002年的和平路線圖英语Road map for peace。但在1975年通過的極具爭議的聯合國大會第3379號決議英语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379,認定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種族主義種族歧視[30]。當時的以色列代表哈伊姆·赫爾佐格在決議通過後做了發言,在發言的最後,說完了「對於我們猶太民族,它無非是一張紙,我們也確實把它當作一張紙。」他隨即把決議撕碎,隨後退出會場。

對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指控[编辑]

支持巴勒斯坦好戰組織[编辑]

介入斯里蘭卡內戰失敗[编辑]

其他[编辑]

石油換食品計劃[编辑]

維和部隊兒童性虐待醜聞[编辑]

問責制[编辑]

台灣地位爭議[编辑]

自從中華民國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其席位後,這個有2300萬人口的自治島嶼就一直徘徊在世界外交的荒野中,被聯合國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等附屬機構拒之門外,其奧運選手則被迫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賽。多年以來,台灣一直試圖以各種名義加入聯合國,但一直都被中國和聯合國系統本身阻止,中國政府對於台灣入聯議題一貫用“一個中國原则”回應。這使得台灣人民沒有能夠在聯合國代表他們的代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從來沒統治過台灣,導致了外交上的真空。傾向獨立的人士認為台灣被剝奪了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親藍人士一般認為中華民國被剝奪了中國代表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宣稱其沒有資格參與必須是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組織[40]。駐紐約台北經濟與文化辦事處(實質相當於紐約領事館)的台灣聯合國工作小組(United Nations Task Force)的負責人喬安·歐說「聯合國大談正義和人權,但他們卻假裝我們不存在,」「這是可恥、荒謬而幼稚的。」[41]

參考資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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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0 2.1 Gold,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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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编辑]

拓展閱讀[编辑]

  • Carpenter, Ted Gallen, ed. Delusions of Grandeu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Global Intervention.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1997. ISBN 1-882577-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