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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袁世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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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袁世凱的評價是關於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評價。

1915年讽刺袁世凯和古德诺的漫画

在世评价[编辑]

清末评价[编辑]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处于政治低谷,对于袁世凯奔走于政敌翁同龢门下而始终耿耿于怀,有一次,袁世凯来拜访这位过气的老领导的时候,李鸿章终于再次爆发并痛斥了袁世凯一顿,据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入李鸿章幕府的吴永的记载,李鸿章在袁世凯走后,曾对吴永说:“袁世凯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他为了巴结翁叔平而来这里做说客,嘴巴里说得天花乱坠,想要欺骗我乞假开缺,一边给翁叔平让出一个协办大学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当年老师(曾国藩)教我‘挺经’,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们挺着,看他们有什么招?我刚才当面训斥袁世凯,就是要免得他再来啰嗦,我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没有见过?我难道还会受这种人的捉弄吗?”[1]

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称:“袁氏为人,有术而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

张之洞说:“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

张謇评袁:“刚而无学,专而嗜名。”[2]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以袁世凯对议和再三反复、停战期违约进攻,骂之为“贼”。1911年11月,宋教仁抨击“袁氏号召私党,抉冀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此间早已断绝。联兵北伐,以一中原,筹之已熟。满存则汉去,汉兴则满亡,万无并立之理。”[3][4]1912年1月7日,漳州民军司令刘蔚电称:“民主、君主不能并立,袁贼外主议和,内增兵力,老我士气,离间民心。……如今民国已立,清朝已无召集国会之权。唯有北伐,直捣贼巢。”[5][6]1月10日,谭延闿发表公电,反对议和:“袁贼狡谋。和议万不可恃,无非充彼战备,懈我军心。”[7][6]1月12日,谭再度致电孙、黄等革命党骨干及各埠报馆:“袁贼议和,无非肆其狡猾狼毒之手段,舞弄民军。……况以袁贼阴险,虏性刁顽,必须决胜疆场,乃可以登同胞于共和幸福之中。……顷得江北蒋都督蒸电及安庆孙都督真电,知袁贼节节进兵,是彼已破坏和局。扬州徐总司令宣布袁贼罪状,的是至言。”[8][6]广西的陆荣廷王芝祥也通电表示:“国体已定共和,袁世凯尚欲以会议解决,其狡诈人所共见。无论如何结果,必至于战。”[9][6]贵州都督赵德全电称:“袁贼狡诈异常。政体交国民会议一节,窥其意,必潜派汉奸运动,达君主立宪目的,苟不如意,再开战端。适接湘电,音[言]常已随唐使到沪运动。袁贼诡谋已露,严立范围,免中袁计。”[10][6]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上书孙中山,抨击袁氏:“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之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11][6]1月26日,蔡锷以和谈已无意义,力主整兵开战:“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期战息,懈我军心。”[12][6]1月29日,晋军军务部长温士全通电:“袁贼远交近攻之策,阳与省议和,暗调第三镇全部及第六镇混成协,于十月十八日晚猛攻娘子闗。……清军有意违约,袁贼居心奸险。望早日聫师北伐,除彼妖孽。”[13]1月31日,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电称:“袁贼狡诈,别有企图。初次议和,乘隙败约,破我山西,攻我陕西。……勿堕狡谋,民国幸甚。”[14]2月3日,蜀军都督张培爵夏之时痛言:“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实行远交近攻策,迭次淸兵猛攻秦晋。……袁贼狡和缓兵,以备彼党准备破坏之诡计,逆迹昭彰,万人共睹,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万不可听该贼诡词。……亟应取销和议,联合各省军队陆续分进,直捣虏廷,擒斩袁贼。”[15]就连时任浙江都督的立宪派汤寿潜也深感袁不可靠:“虽即勉转浙军,限内幸勿衅自我开,心实不能无惑。袁某有英雄资望而乐做奸雄,谲诈以为能,信义素非所尚;狡变以为奇,人言向所不恤;中外共知,无待赘述。”[16]

著名记者邵飘萍总结南北议和,称呼:“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17]

民國時期评价[编辑]

1915年讽刺袁世凯的“国体投票”全票通过的漫画

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冯自由認為,袁氏是一個投機份子,他认为袁世凯在被光緒帝委以大任卻是投靠慈禧太后后黨。冯自由还认为袁世凯支持南方革命,并逼迫清廷皇帝退位是为了当上民國總統。因此冯自由声称袁世凯是選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投機分子。

严复说,袁世凯的才具,只适合担任旧日帝制之下的督抚,“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

梁启超说:“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黄远生评论袁:“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18]

民初中国实业家王錫彤称袁:「……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以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则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其生平于政治外无嗜好,一切饮食,衣服,绝不讲求。未明求衣,夜深方息,日日惟国计民生是谋,以破烂不堪之民国,至三四年间,天下大势得以粗安,工艺商业,逐渐发达,国库渐丰,民生渐遂,有由来矣。特中国习染之污已不可湔,四围空气,异常恶劣,地位愈高者,左右趋承愈众,献媚希荣之术百出不穷,稍一疏懈,辄为牵动[19]。」

袁的外交秘书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称其:「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20]……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20]」,但是“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21]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的外交工作称:「此人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袁世凯总统都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20]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20]……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积贫积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20],他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20]

1913年初,革命党在日本印行《照妖镜中之袁世凯》,书称:“夫袁世凯果何人哉?特一反覆无常之小人耳。其心术则奸险也,其行为则阴狠也。其所抱目的,除个人权利而外,别无希望。况其才不足以济世,其能力不足以拨乱反正,其政治设施不足以震烁乎古今,炫耀乎当世。使袁氏不得正式总统,则吾国之前途,犹有可望;使袁氏而得正式总统,则吾国之灭亡,可立而待。何则?袁世凯一不学无术、奸险阴狠之小人耳,无斡旋危局之才,无洞察大势之识。世人以大奸大恶目之,不亦重视袁氏乎?观其入仕二十年来历史,除卖君、卖友、卖祖国、卖属邦,献媚上官,结欢外人,以固一己之权利而外,一无所短长也。吾故曰:袁世凯,奸险阴狠之小人也。”5月27日,天津国民书社陈中孚、王茀萱、周幼垣、郑保诚四人,因发行此书,被内务部命令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将四人由日租界诱骗至华界逮捕,该书遭查禁。[22]

1913年,白朗发动农民起义,自任中原扶汉军大都督,发布告示:“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23]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4月22日,《民立报》发表《袁世凯论》,评价“袁世凯为人之道德如何?吾人未尝闻其道德之事,亦未尝闻其奖励道德之事。”27日,又刊布《数袁世凯十大罪状布告国民》,指“世凯狼子野心,包藏祸谋,乘资畔援,肆行凶逆。狙击勋良,摧挠栋梁,将以倾覆共和,颠危中夏。此实天讨所当政,国法所不宥也。今数其十罪,与我四百兆昆弟共弃之。”同日,徐谦在《民权报》发表名文《布告国民》,号召国民武装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徐谦避居上海。其间,一些基督徒朋友劝其入教,徐谦答:“若你们有个好上帝,就不该容许袁世凯这种人活在世上。若袁世凯马上死去,我必入教。”恰袁世凯称帝不久即死,徐谦便履诺接受圣公会洗礼。[24]

1913年7月,陈其美发表讨袁宣言:“国贼袁世凯,残害忠良,袒护凶犯,捣乱司法之制,提倡暗杀之风,蔑视国会,干涉宪法,诬陷善类,擅捕议员,私借外债,丧失主权,重人民之负担,启各国之干涉。蒙古叛乱,不加一兵。失地丧权,擅缔协约。授各国以利益均沾之口实,陷中国于瓜分豆剐之危机。滥掷金钱,日用多至一千余万。收买议员,国会遂至一事无成。解散各省联合会之民意机关,擅设不经议会通讨之滥竽宫职。约法扫地,奸宄盈庭。”[25]

1914年5月,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独袁与二三附从之奸,尚可执挺衔璧以保富贵耳。呜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国家生命于袁氏哉!自袁为总统,野有饿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效[郊]祀之典礼未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袁筹划帝制期间,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日经袁世凯批准处决。[26]

1915年,袁复辟帝制,景梅九发布檄文声讨袁:“本绍、术之余孽,袭莽、操之故智。谋破五族共和之均势,希图万世一统之帝业。讽令二三奴儒,上劝进表;赂遣各省代表,奉请愿书。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残民意。称皇称帝,有舰面目;误国误民,全无心肝。”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讨袁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与唐继尧、李烈钧联名宣布云南独立,檄文称袁:“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27]

1916年1月,康有为发布《讨袁世凯檄》:“国贼袁世凯者,蜂目忍人,豺声乱性,含奸薮慝,蕴毒滔天。”“因武昌之兵起,成总揆之登庸;假立宪之高义,以收军国之全权;借排满之人心,而迫朝廷之禅让。”“始以高位厚禄,笼络革命之英;继即以重兵酷刑,诛锄革命之杰。始以美言多金,诱进步党而排国民党;终则专制横行,散国会而驱逐党人。”“始则累誓保守共和,而铲除专制;继则明布力行专制,而大反共和。始则深恶国会,竟敢废自治而停选举;今则为改帝制,忽而选议员以开大会。”“甚乃自背累誓之共和而称帝矣。于是以一人私篡之奸谋,伪托为举国之民意。民选议员本大公无私,岂知名由官中直指;劝进电文之千篇一律,岂知稿由朝贵拟来。掩耳盗铃,以予知自矜;只手遮天,以愚民为戏。其反覆无良,诈欺弄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久矣。”[28]

民国政要张一麟评价袁世凯:「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非卓卓贤长官哉。」

美国外交官马慕瑞称:「相较於同时代的国民党,袁世凯是一位敏锐,引人注目的外交官。」

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称:「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29]。」

北洋總統府大禮官黃開文称:“袁项城大总统志趣不凡,才猷卓越。……项城注重练兵,北洋新军规模宏大。光绪戊申年间,已编有陆军六镇,军容如火如荼,甲于各省。……项城阅览文牍,批答神速。礼官处派人赍呈公文,往往人尚未归,而公文已经批回。案无留牍,可想而知。洪宪一事,原非出于项城本意,卒以左右文武极力怂恿,成为事实。先是项城注意外国报纸,恒恐发言诋訾。逢迎之辈乃伪印日本《顺天时报》,每日进呈,证明赞成,以坚项城之意。嗣有蔡松坡通电反对洪宪,王聘卿乃以真正《顺天时报》进呈。项城始悟每日所阅《顺天时报》皆为赝鼎,追悔异常。盖宵小但知希荣固宠,以致项城身败名裂,洵为千载之遗恨”。然据袁世凯第三女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的回忆,真的《顺天时报》应为袁静雪上呈给袁世凯,[30]黄开文的回忆似有误。[31]

上海美国法院法官雷宾斯·威尔弗雷英语Lebbeus R. Wilfley在得知袁世凯准备称帝后评价称:“我本人认识袁世凯,对他的从政生涯有过深入研究,他是一个正直、而又毫无疑问具有爱国情怀的人。除此之外,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认为他的能力和他的爱国抱负成正比。既然他选择走这一步,必然是征求了身边顾问和智囊意见后做出的决定。……要应对日本企图接管中国的野心,在保有主权问题上,恢复帝制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造就共和政府绝非一日之功。美国政府的共和模式在中国不是朝夕间就可实现的。袁世凯想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目的是想最大限度地获取可以集聚的力量。……袁世凯和加富尔一样,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更乐于面对当下的现实,应用现有的政策去满足现实的国情, 而不是聚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不切实际的理想中去。如果这种政体的改变能够成功的话,中国就有能力加入协约国,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在现有的战争环境下,增大抵抗日本侵略、获取成功的可能性[32]”。

後世評價[编辑]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黄兴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负责人谢持,将袁世凯称作“极恶之人”,并且认为“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遗患将无已时。”[33]

袁世凯晚年复辟帝制,摧残报界,后因帝制失败而亡,国内舆论多有鞭挞。“一般人民心里以为袁氏一死,满天黑云消散,南北可无战事,从此永享和平幸福,皆喜形于色。”[34]香港华人听说袁世凯已死,“欢欣异常,多燃放爆竹”,且有人直言:“吾等得见袁世凯身亡之日即我等再生之期,是以燃爆竹以示欢耳。”[35],《大陆报》则指出:“国民或且以袁氏死于今日,其有益于国家较生前所为者犹大焉”。[36]北京总商会成员拟通电发起全国追悼会,遭到否决。商人普遍认为“袁世凯任职四年,除横征暴敛外,别无恩泽及民”[37]。另有舆论指出,袁世凯“因称帝改元之故”,早已“失其总统资格”,取消帝制后又“不肯决然退位以弥战祸而救生灵”,反对为袁举行国葬,力主国葬“决不当有帝制遗臭夹杂其间”,“致留共和之污点”。[38]更有论者讽刺道,制定袁氏葬礼诸人皆“卑鄙无耻之徒”,所作“禁止民间不得作乐、不得饮酒二十七日”等规定仿效前清“国丧旧例”,既然“照上古旧例,人主亲爱之臣有殉葬者”,主张国葬的人“自可追随项城于地下也”。[39]

《民国日报》连续刊文表态:“第一次革命以妥协终,而满清末造恶政治之流毒仍存在于国内。其继也,爱国的人物排斥渐尽,国家之名誉威信荡然,社会风纪、国民道德扫地,此袁世凯就任总统以来之罪恶也。”二次革命以后,“袁之地位益固,残贼暴历日益加甚,曾几何时,而皇帝之运动起矣。”[40]批判袁世凯目无法律,惯用人治,不脱帝王思想:“袁氏之咎即不守法之咎”,“误认人治可以立国,而务违反法律,以自用其聪明,以致有今日之祸也。”[41]认为袁世凯行政命令皆“以皇帝口吻发出”,“以命令代法律,为袁氏四年来之大罪。乃至弥留之际,而犹以伪令加诸代行职权之人,是真不知法律为何物,而惟以古代帝王之遗诏为轨范也。”[42]指袁世凯为人刚愎自用,“违公意以自恣,拒民口而不顾,劝之而不受,戒之不悔,逐之不去。”[43]声称袁世凯死有余辜:“袁氏不死于民军犂庭扫穴之日,先以一死逃显戮,是则国人之遗憾也。”[44]并刊载汉口革命党人意见:“以袁逆罪恶,宜上断头台,方足以谢国人。今乃病死,太觉便宜。”[45]对于北洋政府将袁世凯以龙袍入殓、全国停课、下半旗致哀等追悼活动,惊呼:“何物败类,敢为倡言追悼!”“国人追念帝祸,当犹未能忘情。然吾料共和底定以后,若辈必又饰词自辩,谓非出其本怀,甚且痛诋袁氏,以附俗彼,固非爱袁逆,爱袁逆之为帝耳。袁死而犹效愚忠,则转失其翻覆无耻之本相矣。”[46]指出:“袁世凯死矣,拥袁者尚存也;袁世凯死矣,所破坏之国民道德未恢复也,袁所扰乱之社会秩序未恢复也,袁所破坏之一切法律未恢复也;袁世凯死矣,党袁以破坏民国之罪人未除也。”[40]“若死一袁氏,而无数袁氏乘机窃政,与我改良政治之意志相反,是袁氏虽死,与未死等耳。”[44]因此,“袁世凯虽死,不过于民军扫除积秽上减少一有力之抵抗,民军讨伐之责,今尚未毕,仍当猛烈进行。”[47]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民国初年宪政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全面腐败》中指出:袁世凯追求的是大权独揽。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这个机构听命于大总统,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典型是张振武案。1912年8月根据黎元洪的密电,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袁世凯吩咐军政执法处把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方维捕杀了。明代“东厂”在这里复活[48]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張宇韶认为,中共為弱化國民黨歷史角色、修正国民党史观,有意美化袁世凯,因为“這個角色投射當下習近平的形象,威權強壓共和,強人取代哲人,中國夢的民族主義更勝天下為公的民主思想。”[49]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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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11195200/http://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31331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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