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雷翁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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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雷翁大屠杀
墨西哥革命的一部分
Maderista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Casino de la Laguna, 15 May 1911.jpg
1911年5月15日,咸水湖赌场外的墨西哥军队
位置 科阿韦拉托雷翁
坐标 25°32′21.66″N 103°26′55.08″W / 25.5393500°N 103.4486333°W / 25.5393500; -103.4486333坐标25°32′21.66″N 103°26′55.08″W / 25.5393500°N 103.4486333°W / 25.5393500; -103.4486333
日期 1911年5月13-15日
目標 华人移民
類型 大屠杀
死亡 393人(见下文“伤亡”)
主謀 墨西哥 马德罗派英语Factions in the Mexican Revolution#Maderistas
參與人數 4500人
動機 种族仇恨英语Ethnic hatred

托雷翁大屠杀,又称托雷翁惨案莱苑惨案,是指1911年5月13日-15日发生于墨西哥科阿韦拉州城市托雷翁(当地华人称“莱苑埠”[1])的一场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托雷翁是墨西哥革命期间,马德罗派英语Factions in the Mexican Revolution#Maderistas夺取的最后一座大城。革命武装在弗朗西斯科·伊·马德罗(1873年-1913年)的领导下,向托雷翁发起了一场进攻。当政府军撤退之时,造反派在清晨入城并在入城后对当地的商业阶级进行了十个小时的洗劫与屠杀。由于当地商业阶级多为华人商户,故有300多名华人居民当场被杀死,大量华人家庭与机构被掠夺与摧毁。

这一事件触发了清朝与墨西哥之间的一场外交危机。清朝方面索要3000万比索作为赔偿。甚至还一度有流言说,中国已经派遣了一艘战舰驶往墨西哥水域。最终中方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对这场大屠杀的调查推断出,这是一场出于种族仇恨的、未受挑衅便发起的行为。

背景[编辑]

华人早在17世纪便开始移民墨西哥,其中一些人定居在了墨西哥城。当墨西哥总统波尔菲里奥·迪亚斯(1876年-1911年在位)试图鼓励外来投资与旅游以提升本国经济之时,移民随之增加。清墨两国在1899年签订了《亲善与贸易条约》;[2][3]随着时间的流逝,华人移居者们开始建立營利的行业,比如批发和零售食品杂货店。在1910年,墨西哥已有13200名华人移民,他们许多人都住在下加利福尼亚奇瓦瓦科阿韦拉锡那罗亚索诺拉尤卡坦[3]

在19世纪的这一时期,托雷翁对于移民们来说,是吸引人的目的地。它位于两条重要铁路(墨西哥中央铁路英语Mexican Central Railway墨西哥国际铁路英语Mexican International Railroad)的交叉点上,并且临近纳萨斯河。这条河流灌溉了周边地区,使之成为适合种棉花的地方。[4]华人可能是在1880年代或1890年代开始抵达托雷翁的。与此同时,其他族群的移民也被首次记载往这个城市而来。[5]大约在1900年,这座城市的14000名居民中有500人是华人。华人群体无疑是这个城市的移民中最大且最显眼的人群。[6]1903年,这里已形成了保皇会在墨西哥最大的支部。[7]

康有为像,1906年或更早

自从康有为流亡海外之后,墨西哥是他涉足的国家之一。他在近期建立了“中国维新会”,即“保皇会”,意图恢复光绪帝的权力。康有为此四处走访世界各地的华人侨居地,以图为维新会筹资。[5][8]他于1906年抵达托雷翁,并花1700比索在当地购买了几个街区的房地产,[8][9]之后又将它们转售给了华人移民,赢利3400比索。[9]这样的投资业务刺激了康有为。他让维新会在托雷翁建立了一家银行,名叫“华墨商业银行”,并开始卖股份与房地产给华人商人。这家银行还建造了这个城市的第一条有轨车辆路线。[8][9]康有为于1907年再次造访托雷翁。[8][9]有建议说,这个城市为华人移民墨西哥与巴西提供了一个案例。康有为也相信,这也许能解决中国珠江三角洲人口过剩的问题。[10]很快,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华人达到了600人。[2][11]

与其他拉美国家以及美国一样,墨西哥也笼罩在针对亚洲阿拉伯移民的排外及种族歧视气氛中。例如,墨西哥东北有的地方立法,禁止墨西哥妇女同华人男子通婚。[12]

1907年,一些墨西哥商人聚在一起组建了一个商会,以保护他们的生意不被外国人破坏。他们没有专门将矛头对准华人,而是写道:

在商务投机中,我们竞争不过外国人。不幸而可悲的事实是,我们国家的商贸衰弱,因而创造了墨西哥人被外国个体与公司取代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他们垄断了我们的商贸并且表现出了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的行为举止。

——《新世界》(El Nuevo Mundo[9]

由于这些华人移民的发达成功以及对食品杂货业的垄断,托雷翁的墨西哥民众与华人的紧张局势加剧,他们对华人的怨恨也在加剧。[13]另一方面,廉价劳动力是波尔菲里奥的经济方案的中心,而华人正代表了廉价劳动力的源头。基于这个事实,华人在墨西哥也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怨恨。因此,反对华人即是一种间接反对波尔菲里奥独裁政府的方式。[7]

在1910年9月16日的独立日演讲与示威活动中,反华情绪显而易见。在接下来的几周中,一些华人机构遭到任意破坏。[13][14]

事件[编辑]

导致大屠杀的事件[编辑]

1911年5月5日(五月五日节),一位革命领袖,[14]泥水匠[15]石匠英语stonemason[14][16]赫苏斯·C·弗洛雷斯(Jesús C. Flores)在附近的杜兰戈州戈麦斯·帕拉西奥城发表了一场公共演说。在演说中,他宣称华人已经垄断了园艺业与食品杂货业,正在使墨西哥妇女失业,并且正在积攒大量金钱打算寄回中国,此外还在“竞争对当地妇女的影响和与她们的交往”。弗洛雷斯在演说的最后,要求将所有有华人血统的人驱离墨西哥。[17]一位见证人回忆起他当时还声称:“那么,因此,有必要……哪怕是出于爱国的职责,也要与他们断绝关系。”[18]

托雷翁的维新会支部听到了弗洛雷斯的演说,并且在5月12日,维新会(“中国维新会”实已在1907年改组为“帝国宪政会”)部长Woo Lam Po(亦是华墨商业银行经理)在华人群体中的领袖们之间传阅了一封用汉语写的信,警示恐有暴力活动发生:

兄弟们,注意!注意!事态严重。许多不义之举已经在革命期间发生了。已收到通知称,在今日10点前,革命党将会聚集其兵力并攻打这座城市。在这场战役中,极有可能会有一伙暴民涌现并洗劫店铺。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建议我们所有人民,当这伙人聚合时,关闭你们的门并藏起你们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要开门做生意或外出看热闹。并且如果你们的店铺有任何一家被闯入了的话,你们不要进行抵抗,并让他们拿走他们想拿的,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也许会有性命危险。此事极为重要。在这场骚乱结束之后,我们将设法安排一场清算。[15][18]

围攻托雷翁[编辑]

1911年5月13日,马德罗派进入托雷翁

5月13日,星期六,早晨,弗朗西斯科·伊·马德罗的弟弟埃米利奥·马德罗英语Emilio Madero率领的墨西哥革命军队攻打了这座城市。[19][20]它的铁路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战略点。必须夺取它才能完全控制周边地区:[21]它也是被造反派列为目标的最后一座大城。[22]马德罗与4500名马德罗派战士英语Factions in the Mexican Revolution#Maderistas包围了这座城市,围住了埃米利亚诺·洛赫罗西班牙语Emiliano Lojero将军及他的670名联邦军战士英语Federales[19][23]他们横行于围绕这座城市的中国菜园,并杀害了112名在那里工作的人。[23][24]华人住房被攻在前面的造反派用作了防御工事,而生活在那些住房里的人们被迫为他们提供食物。[23]战斗持续,直到星期天晚上,联邦军战士的军火开始变得不多。洛赫罗命令撤退。之后他的军队在夜色的掩护下,伴随着猛烈的暴风雨,遗弃了这座城市。撤退的时间是5月15日,星期一,凌晨两点到四点间。[19][22][23][25]这场撤退太过突然,以至于一些士兵在撤离中被丢在了后面。[25]见证人报告称,在造反派进入这座城市之前,就有人发表了仇外的演说,以激怒他们身边的暴民来反抗外国人。[26]赫苏斯·弗洛雷斯当时也在场,并发表了一场演说,称华人为“危险的竞争者”,并在最后说“那么,根除掉他们最好。”[25]

大屠杀[编辑]

大屠杀期间,位于托雷翁的马德罗派

造反派在六点钟进入了这座城市,随之而入的还有一个由4000多名男女及儿童组成的暴民群体。他们来自戈麦斯·帕拉西奥城、别斯卡英语Viesca圣佩德罗英语San Pedro, Coahuila莱尔多,以及马塔莫罗斯[19][23]托雷翁的市民也加入了他们,之后他们开始一起洗劫商业区。暴民们从监狱里释放了囚犯,掠夺了店铺,还攻击了街上的人们。他们很快移动到了华人区。骑马的战士将华人从菜园里赶回到了镇子里:他们拖着对方的辫子,并且如果有人倒下了,就射杀或践踏他们。当有人被暴民们弄倒在地之后,无论男女及儿童,都被不加区别地杀死,并且他们的躯体还遭到抢劫与毁坏。[19][24]据报道称:“一个例子中,一个中国佬的头被从他的躯体上切下并从窗户扔到了街上。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士兵抓住一个小男孩的双脚后跟,将他提了起来,并用灯柱将他的脑子撞碎了。在许多例子中,都有中国佬的身体被绳子绑住,并且他们被士兵在马背上拖了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中国佬的双臂和双腿被套在马身上,在街上被拉成了碎片。”[26][27]最后,暴民们到达了华墨商业银行。他们杀死了银行雇员并将他们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的部件,猛力投到了街道上。[28]当时的一份报纸报道说:“被杀害的华人的头颅随着街道滚动,而他们的躯干则被绑在马尾上。”[29]

1911年5月15日下午,位于监狱之外的马德罗派

一些居民曾试图从暴民手中拯救华人。[30]七十名移民被一名裁缝拯救:这些人藏在一座建筑物里,而这位裁缝则站在建筑物的屋顶并向正在寻找这些人的暴民们指了错误的方向。十一人被埃尔米娜·阿尔马拉斯(Hermina Almaráz)拯救。她是一名马德罗派领袖的女儿。当士兵们想要从她家带走这些人时,她告诉这些士兵“那么他们只能越过她的死尸进入房子里”。另外八人被另一名裁缝拯救:他在雨中站在这些人工作的洗衣房前面,并向造反派谎称他们不在里面。[31]

大屠杀开始十小时后,在四点钟左右,马德罗骑马抵达托雷翁,并宣布任何人杀死了一个华人都将被处死。这结束了这场大屠杀。[28]

大屠杀后[编辑]

马德罗派欢庆胜利攻占托雷翁

马德罗将幸存的华人聚集在一座建筑物里,并布置了一群精挑细选的士兵们来保护他们。[30]死去的墨西哥人在城市公墓被埋葬,而被杀戮的华人的躯体则被剥光衣服,在一条壕沟里被集体埋葬[30]

大屠杀的同一天,马德罗召集了一个军事法庭英语Military justice来听取关于杀人的证言。这个法庭最后裁定,马德罗派士兵已“犯下了暴行”,但是那些士兵为他们自己辩护,坚称那些华人已被武装,而这场大屠杀是自卫的行为。[32]

美国领事馆和当地的救济委员会都开始从当地人那里募捐以支持华人。从5月17日到6月1日,J. Lim医生(Dr. J. Lim)和救济委员会募集到了6000美元。他们按一天30元的速率为幸存者们提供了食物与居所。[30]

后续[编辑]

大屠杀后续事件[编辑]

大屠杀之后,大量华人逃离了托雷翁。墨西哥城的一份日报《帝国报》(El Imparcial)报道称,1000多人都在迁移。华人开始抵达瓜达拉哈拉,寻求回到中国的通道。[30]

在这场大屠杀与掠夺之后的若干个月里,从托雷翁被偷走的财产持续出现在圣佩德罗英语San Pedro, Coahuila的黑市上。[33]

伤亡[编辑]

1911年5月15日,杀戮之后,一辆装载着尸体的货车

308名亚洲人在这场大屠杀中被杀:303名华人与5名日本人。[34][35]根据英国驻戈麦斯·帕拉西奥城副领事所言,日本人“由于与华人相似的特征”而被杀害。[24][28]据估计,死者人数差不多占了这些华人人口的一半。[27][34]

死者中有50人是Sam Wah的雇员,他们分别来自他的庄园英语Hacienda与饭店;黄宽焯(Wong Foon-chuck)失去了45名雇员:32人来自他们的庄园,9人来自一家他经营的铁路旅馆,4人来自他的洗衣店;Ma Due失去了他的40名菜园工人中38人。[36]华墨商业银行的25名雇员也被杀害。[29]

造反者、联邦军人,以及旁观者也被杀害;[33]根据当时的报告,这些人包括25名联邦军战士、34名旁观者(包括12名西班牙人与1名德国人),[37]以及26名马德罗支持者。[38]赫苏斯·弗洛雷斯也在死者之中。[33]他看起来是在企图重拾一挺被政府军丢弃的机枪时被杀害的。[38]

财产损失[编辑]

一项估计将总损失定在1000000美元(约等于2015年的25310714美元)左右。[26]华人财产的损失占849928.69美元(约等于2015年的21512302美元)。[14]被摧毁的企业包括华墨商业银行、中国俱乐部、40家食品杂货店、5家饭店、4家洗衣店、10个菜摊及23个其他食物摊。[28]总共几乎有100个华人家庭与企业被摧毁。[39]被摧毁的还有一些镇子外面的华人所有的菜园。[28]除了商行及商务机构以外,数量未知的居住型建筑物也被抢劫与摧毁。[40]一位名叫乔治·C·卡罗瑟斯(George C. Carothers)的美国领事馆代理人在6月7日的一份报告中描述了这场大屠杀中的摧毁:

接下来,我们去中国洗衣店。有四人被杀害,而这家洗衣店差不多也被毁坏了。炸弹被投到了房顶上,窗与门不是被摧毁就是被偷走,机器碎成了片,一切东西能被货车运走、偷走等的,都被弄走了。“上海港”(Puerto de Shanghai)这座建筑物是接下来造访的。这座建筑物的门和窗都被摧毁了。几个月前迁到了这座建筑物里的中国银行也被毁坏,保险箱被炸开,里面的东西被拿走,家具被摧毁,所有的文件和贵重物品都被偷走。[27]

美国、阿拉伯、德国、西班牙,以及土耳其的机构也被破坏与摧毁,[28]但是与华人相比,美国的财产损失只有22000美元(约等于2015年的556836美元)。[33]

其他被摧毁的房产还包括一家赌场、市法院、[33]监狱、警察局总部、低级法院、信函法院,以及市金库。[23]

回应[编辑]

一个月后,清朝政府雇用美国人莱伯斯·威尔夫利英语Lebbeus R. Wilfley为法定代理人来对这场大屠杀进行调查。威尔夫利在墨西哥城拥有一家法律事务所,并且在之前担任过美国驻菲律宾司法部长以及美国中国法院的法官。在6月份,他派遣他的伙伴亚瑟·巴西特(Arthur Bassett)去实施调查。[32]

同月,清朝政府向墨西哥要求赔偿,要对方为每个在大屠杀期间被杀害的华人赔偿10万比索(1911年的钱),总计超过了3000万比索。[41]中国还要求墨西哥政府进行正式的道歉。[29]

1911年,“海圻号

随后,开始有流言说,大清帝國已经派出了一艘炮舰,载着调查者们驶向墨西哥。一场外交危机随之开始。[29][39][42]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英语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Mexico亨利·莱恩·威尔逊英语Henry Lane Wilson发送了一份电报国务卿菲兰德·蔡·诺克斯,声称中国炮舰“朝鲜号”(Korea)正在驶往墨西哥的途中。大清帝國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外交官容揆寻求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他被告知美国不会赞成此举,但也不会试图阻止它。大清帝國在寻求美国支持失败之后,宣布这一流言是假的。容揆声称“海圻号巡洋舰也许会在在伦敦出席了乔治五世加冕典礼之后,在墨西哥停靠码头,不过後來海圻号只停靠在鄰近的古巴而沒有到墨西哥。[42]

在7月,美国领事乔治·卡罗瑟斯报告称,托雷翁的一些外国人已经收到了告诉他们离开这座城市的信。[43]

马德罗已命令了逮捕与审判那些犯罪杀人的士兵们。到7月9日,35名被怀疑与大屠杀有关联的士兵中,已有20人被逮捕。[44]

亚瑟·巴西特对一些大屠杀的华人与墨西哥人见证人进行了采访,之后在7月13日,对中国驻墨西哥公使张荫棠做了报告。他引用了维新会在5月12日传阅的通知,推断出了马德罗派的宣称是假的(他们宣称华人向他们开火射击)。他还驳回了另一项宣称,即移民们被洛赫罗将军和他的撤退中的联邦军士兵们武装了起来。他对此指出,军队撤离的原因是弹药的缺乏。此外,没有见证人报告了华人有任何形式的抵抗。在他的报告中,他称这一事件是“一场未受挑衅的大屠杀……在‘祸心’和‘种族仇恨’中被构想出”,并在最后说这明显地违反了两国在1899年签订的条约。[45]

巴西特同中方代表欧阳庚和安东尼奥·拉莫斯·佩德鲁埃萨(Antonio Ramos Pedrueza,墨西哥总统弗朗西斯科·莱昂·德拉巴拉英语Francisco León de la Barra的代表)合作,在8月28日向张荫棠递交了第二份报告,再次试图确定这些华人有没有因为亲自抵抗马德罗派部队而激化了这场大屠杀。[45]当地报纸《狄俄革涅斯报》(Diogenes)的编辑声称,洛赫罗已经“授权他否定所有的”说他可能武装了华人的断言。根据进一步的调查,当地店铺的老板们证实了在大屠杀之前,他们没有给华人顾客卖过武器。报告最后说:

说华人进行了抵抗的论点纯粹是捏造的,是革命军的军官们虚构出来的。他们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逃避惩罚,而这一如此可恨的犯罪行为自然本将由他们承担后果。[41]

在获取美国支持失败之后,中国将赔偿金英语Indemnity要求从3000万比索缩减到600万比索。不过,中国仍然继续要求正式道歉,以及对中国公民在墨西哥的安全的保证,和对那些该对大屠杀负责的士兵们的惩罚。[44]

随着1911年的墨西哥独立日的接近,托雷翁的外国人群体变得焦躁不安。他们想起了在前一年同一时间爆发的那些暴力行为。为了防止又一场暴力活动的爆发,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派遣了1000名士兵来到此城。[32]

中国与墨西哥在1912年11月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一份条约。根据条约,墨西哥要为造成的损失付给中国310万比索并致以正式道歉。赔偿的截止日期之后被延迟到了1913年2月15日。[46]不过,在1913年2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遇刺,墨西哥进入了一个经济崩溃英语Economic history of Mexico#Economic woe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的时代。他们提议用债券来支付中国。荷兰大使对此发出了警告,他相信墨西哥将无法得到足够多的外国债权人来凑齐赔款必需的数额。[47]

在整个1912年与1913年,墨西哥参议院讨论了若干种支付赔偿金的方法,包括将赔偿视为白银。不过,债券方案从未被批准,而赔偿也从未支付过。[47]1913年,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遇刺,更使此事不了了之。[12]

进一步的动荡[编辑]

托雷翁大屠杀并非是革命期间仅有的一个反华种族暴力行为的实例。仅在随后的第一年,造反派和其他墨西哥市民就造成了约324名华人的死亡。到了1919年,又有129人在墨西哥城被杀害,以及373人在彼德拉斯内格拉斯英语Piedras Negras, Coahuila被杀害。[26]针对在墨西哥华人的迫害与暴力行为最终在1931年达到高潮,这其中包括剩余的华人从索诺拉被驱逐出境。[48]

时间表[编辑]

  • 17世纪,明朝,华人开始移民墨西哥。
  • 1876年,波尔菲里奥·迪亚斯担任墨西哥总统,在位期间鼓励外来移民。
  • 1880年代-1890年代,华人开始抵达托雷翁。
  •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
  • 1899年,中墨双方签订《亲善与贸易条约》。同年,保皇会成立,“海圻号”也竣工服役。
  • 1906年,康有为首次抵达托雷翁,并创建了“华墨商业银行”,推动了华人在托雷翁的兴旺发达。
  • 1907年,康有为再次抵达托雷翁。同年,墨西哥商人团结一体,一致对外。中墨对立加剧。
  • 1910年9月,独立日之后,一些华人机构遭到任意破坏。
  • 1910年底,墨西哥革命爆发。
  • 1911年5月5日,赫苏斯·弗洛雷斯发表反华公开演讲。
  • 1911年5月12日,暴力活动的警告通知在华人中传阅。
  • 1911年5月13日早晨,马德罗派开始攻打托雷翁,城外华人遭到屠戮。
  • 1911年5月14日夜,政府军弹药将尽。
  • 1911年5月15日凌晨,政府军撤退。
  • 1911年5月15日上午6点,造反派入城,华人遭到大屠杀。
  • 1911年5月15日下午4点,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入城,制止了屠杀。
  • 1911年5月15日后,美领馆与救委会开始救济难民。大量华人逃离托雷翁,设法归国。
  • 1911年5月25日,弗朗西斯科·莱昂·德·拉巴拉担任墨西哥总统。
  • 1911年6月,莱伯斯·威尔夫利受中国政府雇用,开始调查惨案。中方要求超过3000万比索的赔偿。同月,赴英参与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典礼的“海圻号”被怀疑将会来攻打墨西哥。
  • 1911年7月-8月,中方收到两份调查报告,均断定了无辜华人遭到屠杀。同时,中方赔偿要求减至600万比索。
  • 1911年底-1912年初,武昌起义爆发,随后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清朝灭亡。
  • 1912年11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担任墨西哥总统。同月,中墨双方达成协议,将赔偿金定为310万比索。
  • 1913年2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遇刺,墨西哥陷入混乱。墨方从未给中方赔偿。
  • 1913年后,墨西哥与中国各自的革命战争持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墨西哥反华行为持续。

纪念[编辑]

事件过后,墨西哥政府一直对此次大屠殺保持沉默,直到2000年才向华人社区支付数笔赔偿。在托雷翁历史档案中,大屠杀也极少被提到。这段历史没有载入墨西哥的教科书,也很少有墨西哥人了解。2015年2月,为提醒人们种族仇恨的危险,墨西哥城记忆与宽容博物馆西班牙语Museo Memoria y Tolerancia (México)举办了一场展览,重提这段历史,纪念被杀害的303名华人。此次展览的展品有托雷翁市档案馆及墨西哥外交部提供的各种材料,包括文档、照片、死难者名单等等。此次展览还试图反思当前墨西哥的移民现象,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中美洲[12][49]

注释[编辑]

  1. ^ 中国·台山政府网. 《历史文化·华侨历史·海外华侨生活》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文)
  2. ^ 2.0 2.1 Schwartz (1998) p. 59.
    施瓦茨 (1998) 第59页.
  3. ^ 3.0 3.1 Jacques (1974) p. 234.
    雅克 (1974) 第234页.
  4. ^ Lai & Chee-Beng (2010) p. 83.
    陆华祖 & 陈志明 (2010) 第83页.
  5. ^ 5.0 5.1 Lai & Chee-Beng (2010) p. 85.
    陆华祖 & 陈志明 (2010) 第85页.
  6. ^ Lai & Chee-Beng (2010) p. 84.
    陆华祖 & 陈志明 (2010) 第84页.
  7. ^ 7.0 7.1 Schwartz (1998) p. 57.
    施瓦茨 (1998) 第57页.
  8. ^ 8.0 8.1 8.2 8.3 Jacques (1974) pp. 234-236.
    雅克 (1974) 第234-236页.
  9. ^ 9.0 9.1 9.2 9.3 9.4 Lai & Chee-Beng (2010) p. 86.
    陆华祖 & 陈志明 (2010) 第86页.
  10. ^ Schwartz (1998) p. 60.
    施瓦茨 (1998) 第57页.
  11. ^ Jacques (1974) p. 236.
    雅克 (1974) 第236.
  12. ^ 12.0 12.1 12.2 墨西哥举办展览 开始正视百年前屠杀303名华人历史,观察者网,2015-05-13
  13. ^ 13.0 13.1 Jacques (1974) pp. 236-237.
    雅克 (1974) 第236-237页.
  14. ^ 14.0 14.1 14.2 14.3 Romero (2010) p. 149.
    罗仁波 (2010) 第149页.
  15. ^ 15.0 15.1 Lai & Chee-Beng (2010) p. 87.
    陆华祖 & 陈志明 (2010) 第87页.
  16. ^ Young (2014) p. 201.
    扬 (2014) 第201页.
  17. ^ Jacques (1974) p. 237.
    雅克 (1974) 第237页.
  18. ^ 18.0 18.1 Romero (2010) p. 150.
    罗仁波 (2010) 第150页.
  19. ^ 19.0 19.1 19.2 19.3 19.4 Jaques (1974)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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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Romero (2010) pp. 150-151.
    罗仁波 (2010) 第150-151页.
  21. ^ Jacques (1974) p. 233.
    雅克 (1974) 第233页.
  22. ^ 22.0 22.1 Lai & Chee-Beng (2010) p. 82.
    陆华祖 & 陈志明 (2010) 第82页.
  23. ^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Romero (2010) p. 151.
    罗仁波 (2010) 第151页.
  24. ^ 24.0 24.1 24.2 Lai & Chee-Beng (2010) p. 88.
    陆华祖 & 陈志明 (2010) 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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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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