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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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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議報》是保皇會在日本籌辦的第份一機關刊物,先後設有支那人論說、日本及泰西人論說、支那近事、萬國近事、支那哲學、政治小說等欄目。[1]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支那人
假名 しなじん
平文式罗马字 shina jin

支那人,是近現代的一種差別用語,其針對對象為華人[2][3][4],該詞在中國近代思想中,為討論民族性、國民性的重要概念,包括如梁啟超嚴復等對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求改進討論[5][6]晚清知識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國”一詞來稱呼國家及國民未有共識,然而「支那」一词仍相当流行,直到中華民國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才减少[7]

甲午戰爭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為中日關係最惡劣的時期,在這段時期,支那人一詞在日本涵有日本的自我優越感及對中國人的輕蔑態度[8]。1946年二戰後結束後,盟國最高司令部的調查指出「支那」稱謂含有貶意,要求日本政府不得在公文和公開場合使用該詞,同年,日本政府通令日本國內公文書中不可使用支那一詞,有日本學者宣告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9][10]

印尼,由於有許多印尼人印尼華人認為「支那」一詞是貶低異族與種族歧視的象徵,因而採用「中華(Tionghoa)」,當地部分華人團體也積極消除「支那」一詞。蘇哈托政府當政的年代,反華氣氛濃烈,「支那」一詞多被持有反華立場的人所用,後來中印關係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復「中華」的稱謂[11]

今除石原慎太郎(石原因公開使用這些名詞而被專門從事中日研究的約克大學教授傅佛國(Joshua A. Fogel) 點名批評為「麻煩製造者」[12])等日本右翼团体外,日本官方及民間主流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兩詞[13][14][15]。日裔加拿大歷史學家若林正(Bob T. Wakabayashi,或譯若林忠志)指出,戰敗後仍有兩類日本人繼續使用此貶義詞——教育程度低的或者/以及積習難改的老年人[16]

歷史[编辑]

晚清時的中國大陸[编辑]

清帝國時期,知識份子在討論超越傳統族群概念的漢人滿人等以尋求國家界定的國民性及民族性的討論中,支那人一詞為現代意義的中國人[17][18][19]

當時東亞知識份子的討論中的日本与支那人种关系及理論,在中国的「日本化」學習亞洲現代性时期,是极为复杂的中日之间互动历史现象,包括支那革命论大亚细亚主义、等等:如梁啓超以黄种与白种人的異同來鼓吹亞洲黃種人合作的必要性[20];其於日本籌辦的第份一機關刊物《清議報》先後設有支那人論說、日本及泰西人論說、支那近事、萬國近事、支那哲學、政治小說等欄目[1]梁啓超於该报第一册中说明辦報宗旨:「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聊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21][1];1899年《清議報》中梁啟超就以「在支那人未知有國家,安得有國家思想」一言開啟其對日本人尾崎行雄的文章〈論支那的命運〉做譯釋[6]

1899年出版,由明恩溥著的《支那人气质》(涩江保日譯版書名)一書,因談及對国民性的探讨,引發了如鲁迅等對該議題的思辯及有關國民性的文化及制度改造。[22][18][23][24]

晚清知識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國一詞來稱呼國家及國名的討論中,並未取得共識,因此以「支那」一词来指稱中国的现象是相当流行的作法。康同璧曾於二十世紀初自稱「...我是支那第一人。」[25]直到民国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才减少。[7]

日本殖民統治時的台灣[编辑]

至遲於1896年9月臺灣總督桂太郎已於府報開使用「本島人」一詞稱呼臺灣人

根據《马关条约》(日方称《下关条约》或《日清講和條約》)第二條清廷割讓台灣等地予日本帝國。同文第五條,日本同意臺灣住民於該約生效兩年內自擇國籍。1897年5月8日(「住民去就決定日」)前有6456位住民選擇離開臺灣,留下的人則成為大日本帝國的子民。[26]

行政上,臺灣總督府從1895年(明治28年)起即於各種公文書(如飭令、律令、府令、1896年夏首次發行的《臺灣總督府報》等)開始以「本島住民」、「本島人」、或「臺灣人民」等詞稱呼原居臺灣的各族群,民間亦隨之普遍使用,尤以「本島人」一詞最為通行。在戶政上,以「中或支」為支那人或中國人,有別於「福」(今台灣福佬人)或「广」(今台灣客家人)及「汉」(其他汉人)。[27][28][29]行政上,為管理乙未割台後赴台的清國工人,臺灣總督府於1895年發布《支那人上陸條例》,對其作出規範。1896年發布《清國勞働者取締規則》,1904年再制定《支那勞働者取締規則》。根據上述條例及規則,到赴台勞工需先從其勞動承包人之處領取渡航證明書,在臺灣上岸後從警察局換取上陸許可書,至返回中國時再行交還。[30][31]

1898年,臺灣總督府設置的「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進行關於土地的舊慣調查,並將調查資料均收錄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內。1900年,日本法學者岡松參太郎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編成《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當中記載:「今所謂臺灣土人,皆是來自中國的移住民,依其原住地,大約可分為泉州漳州廣東人三種。其人種之差異,多少由於言語風俗不同。」[32]

日本歷史學家竹越與三郎說,「(臺灣以)支那人種占絕大部分,支那人種又可分為二, 此種分別不是人種學上的區別,而是歷史、社會因素導致的分別,而幾近於人種學的分別。其一是福建漳泉二州,及其附近地區之移住民,通常被稱為福老,或被稱為閩族,約二百四十餘萬人。另一是廣東附近地區的移住民子孫,一般被稱為客家,或被稱為粵族,其數四十餘萬人」[32]

1902年2月25日,第4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席眾議院委員會時說:「統治臺灣的目標是使新領土的人民『浴於皇化,成為真的忠義之民』,但是這裡是有近三百萬支那民族之地,可以說台灣就是台灣,有獨自的特色」,並作出「台灣民族要花至少五十年至百年以後才能將其固有特性化為能負徵兵義務的忠良之民」的結論,以利未來將「本島人」、「支那人」化為日本「皇民」。[33]日本實行皇民化政策的目標在於改造台灣清朝遺民的民族固有特性,對少數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施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

由於台灣經歷過受壓迫的殖民地經驗和地緣政治,一些支持臺灣獨立運動的人士如廖文毅因而主張當時的台灣民族已發展成為與「支那人」不同的民族。[34]

中華民國成立後[编辑]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宣統帝退位,在北洋政府和日本外務省的文件往來中,北洋政府要求使用“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共和國”的名稱,但日本只承諾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華民國,而在日文文本中保留“支那共和國”字樣。[35][36][37]

1914年,孫文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曾共計33次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38]

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人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再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國”的说法,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未果。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爲“支那”。[37][39]

1941年,「東亞問題調查會」編輯、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最新支那要人傳[40][41]、北平支那研究會編的《支那官紳錄》、東京泰山房出版的《現代支那人名辭典》及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的《支那現代人名鑑》[42],介紹當時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汪精衛政權蒙疆自治政府等方面領導人、民主人士和社會知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编辑]

1946年,在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遣代表團進駐東京。應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並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日本政府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並於1946年6月責令日本外務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9] 根據這一指示,日本外務省迅速於昭和21年(1946年)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日語支那ノ呼称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的通告[43],通令全國官民,媒體、教科書、公文、公務員禁止使用「支那」,明定對中華民國統治之下的國民稱呼全面改以中華民國人、中國人、民國人、華人[44]。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

1940及5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者如廖文毅王育德等主張台灣民族已發展成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34][45],反映1920年代台灣人民族運動的轉化過程中台灣人民因諸多歷史結構因素(包括日本以「台灣人」稱台灣島民以區隔開中國大陸的「支那人」),使得「支那人」一詞成為部分台灣民族主義者用作分析臺灣與中國不同的語彙。[46]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後,部分臺獨人士蔣中正蔣經國等稱為「從中國大陸敗逃來臺灣的支那人」,認為其政權是「能搶就搶,集中台灣人的財富到支那人的手上,徹底破壞台灣人的奉公精神。」[47]

學者王育德於1963年發表在《台灣青年》的文章〈台灣民族論〉即引述《產經新聞》大宅壯一在1960年到臺灣旅行後所撰文章道:「來台灣最感驚奇的是,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本島人所說的『外省人』或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48]

當代[编辑]

現今除石原慎太郎等部份右翼人士外[49],日本民間除了一些既有名詞(如食物名稱),一般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兩詞[13][50]

1998年,大陸四大入口網站之一的「新浪」成立,網址的英文寫法是sina.com,引起在日本的大陸移民和留學生抗議,因為sina是「支那」一詞的日語訓令式羅馬字 ;他們深怕,網站一旦流行,勢必在日本勾起不必要的聯想,加深一些日本人對他們的歧視,因為「支那」一詞在軍國主義上含歧視隱義[15]

2016年10月18日,部分冲绳居民在冲绳县高村附近抗议驻日美军建设直升机停机坪。期间,执勤的日本警察与抗议民众发生言语冲突。抗议民众拍摄的视频显示,有部分日本警察甚至破口大骂“支那人”和“土人”。据冲绳当地媒体《琉球新报》10月20日报道,冲绳县警方承认确有其事。[51]

2017年2月5日,为抗议日本APA酒店在客房内放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约100名在日华人在东京新宿进行了长达约1小时的示威游行。和平游行活动遭到日本右翼分子干扰,当日逾300名警察维持治安,对在游行队伍周围用高音喇叭高喊「支那人」,并试图冲击游行者的右翼分子进行控制。[52][53]

2017年8月15日,《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赴靖国神社,对日本右翼组织「国荣会」总裁大塚久光进行采访时大塚久光将「中国」称呼为「支那」。[54]

國際以及學術領域[编辑]

在國際以及學術(地理學、地質學界)領域,中南半島的法文為「Indochine」,表示位於印度與中國之間並受兩國文化影響的區域。法文「Indochine」音譯中字為印度支那半島(Indochina),屬于法國的殖民地,包括越南寮國柬埔寨

但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支那」演變成侮辱中國的歧視性詞語。在于右任的的倡議下,中文世界改用「中南半島」,意思為「在中國以南的半島」。[55]目前中國、東南亞、歐美等地的華人普遍使用「中南半島」一詞。

歧視事例[编辑]

2008年1025反黑心顧臺灣大遊行中,使用「支那男妾」一詞批評被視為親中的總統馬英九
日本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因為公開使用支那及支那人這些詞而被專門從事中日研究的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傅佛國(Joshua A. Fogel)點名批評為「麻煩製造者」

台灣[编辑]

近年來,隨著網路興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外交、運動比賽上對中華民國身份上的打壓,相當數量的臺灣民族主義者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反感的臺灣人也開始用「支那人」來稱呼大陸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56],或稱在1949年随國民政府播遷来台的外省人及其后代或支持兩岸统一傾向的人為「滯台支」(簡稱「台支」),将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称呼为「支那猪」、「支那狗党」、「支那贱畜」。[57][58]例如2009年就曾發生筆名「范蘭欽」的郭冠英辱台事件,當時主張臺灣獨立的學者李筱峰即在報紙上批評郭冠英為「支那狂犬」。[59]2011年嘉義市政府社會處科員詹子藝在一次中國大陸遊客在阿里山的車禍後也在其噗浪上稱中國大陸客為支那人。[60][38]

香港[编辑]

二戰期間,日本政府亦在文件中將香港華人列為支那人,例如將帕西華人混血兒羅旭龢列為「英支混血兒」, 將當地華人菁英如金融界和法律界的專業人士列入《香港在住支那人有力者調查表》中[61]

現代隨着中港矛盾升級,人民產生了反中的思想,部分香港人開始以「支那人」稱呼中國大陸人[62]。在2010年代數次的「驅蝗」及「光復行動」[63]中,皆有香港示威者指罵大陸水貨客為「支那人」,亦會怒吼「支那人死返支那」(支那人滾回支那)以表達不滿。[64]

2014年12月,曾任東京都知事的日本極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在被問及中日關係時,對追問的香港鳳凰衛視記者說“支那人应该冷静”[65][66][67]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恒游蕙禎在就職時以英語宣誓期間,「中國」國號部份讀出「Jee-na」(當事人於事後聲稱是發音失誤所致),被批評是將政治訴求上與中央政府的對立轉變成中華民族的撕裂與對立,並且是對中國、香港以及海外所有中國人的冒犯[3][68]。由此觸發的宣誓風波越演越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進行釋法 (其實釋法無影響判決[69][70][71],法官區慶祥主要依賴《宣誓及聲明條例》[72])。在10月18日[73],梁、游二人被政府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在11月15日裁定取消其議員資格。

2017年9月新學年剛開始,香港中文大學等校園之「民主牆」等多處均懸掛及張貼大量寫有「拒絕沉淪,唯有獨立」、「香港獨立」、“HK INDEPENDENCE”等字眼的橫額及海報,也有港人喊出「支那人滾回支那!」[74][75]

琉球[编辑]

因歷史上琉球曾是中國藩屬,即使日本併吞改置沖繩縣,歧視仍根深蒂固,在中日關係緊張下沖繩與日本當局長期對美軍基地意見相左而爆發出來。2016年10月18日,沖繩居民抗議駐日美軍北部訓練場直升機起降坪建設工程,右翼人士到場大罵抗議群眾「支那人滾回去」;從大阪支援的警力將兩方隔開,警員面對抗議居民不滿情緒的話語,竟也反脣相譏「閉嘴、支那人」引起軒然大波,沖繩當地新聞媒體痛批此乃「暴露殖民地心態」、「嘲諷縣民」。[76]

东南亚[编辑]

东南亚华人也被持有反華立場的人士称为“支那人”。[3][77][78]。在東南亞部分地區被日本佔領期間,日本採取了種族分治和挑撥離間的政策,比如利用馬來人擔任警察圍剿抗日華人;引導和鼓勵馬來人用“Orang Cina”(支那人)而不是“Tiongkok”(中國)來指稱華人,刻意製造矛盾和摩擦[4]。但是在马来语里,“Orang Cina”并不是贬义词[79]

而在印尼,由于當地居民和印尼华人认为“支那”一词是贬低异族与种族歧视的象征,因而采用“中华(Tionghoa)”,当地部分华人团体也积极消除“支那”一词。苏哈托政府当政的年代,反华气氛浓烈,“支那”一词多被持有反华立场的人所用,后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复“中华”的称谓[78][11]

具有相似情況的名詞[编辑]

相關條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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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指梁頌恆游蕙禎誓詞侮辱全球華人 城大生申覆核阻兩人再宣誓.蘋果日報.201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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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 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291453-20161018.htm
  74. ^ 中文大學掛起「香港獨立」布條響應民主奮鬥決心民報 (2014年),2017-09-05
  75. ^ 港獨海報遭毀 中文大學前學生會長痛罵中生「滾回支那」自由時報,2017-09-09
  76. ^ 原文:「はいOKOK。おい黙れ、こら、シナ人」,「シナ人帰れ」。相關報導:
  77. ^ 石原慎太郎不爽香港记者提问:请"支那人"冷静些
  78. ^ 78.0 78.1 Leo Suryadinata《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八方文化,2002年,第124-126頁
  79. ^ [1]

資料出處[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