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媽祖信仰

長崎興福寺媽祖堂內供奉了三尊不同的媽祖像：位於正面中央的「日本最古老媽祖像」、由中國福建湄洲媽祖本山祖廟捐贈的媽祖像（中間小箱），以及由台灣嘉義新港奉天宮捐贈的媽祖像（右側小箱）。前方左右分辨放了千里眼和順風耳的雕像。

日本的媽祖信仰最早可追溯至明清時期，隨著中國的商賈、僧侶與移民的航海活動而傳入。最初，信仰主要集中在對外交流頻繁的門戶地區，如琉球王國（今沖繩縣）與江戶時代唯一開放貿易的長崎。隨後，伴隨沿海航運（如北前船）與商業貿易的發展，媽祖信仰逐漸沿著海上航線擴散至鹿兒島、茨城縣、香川縣以及本州最北端的青森縣等地，成為東亞海域交流史上重要的文化紐帶。

相較於亞洲其他地區，日本媽祖信仰最顯著的特徵是其高度的在地化與宗教融合。在發展過程中，媽祖頻繁與日本佛教及神道信仰結合，展現出「和魂漢神」的獨特現象，常被賦予「權現」或「明神」等日本神祇身分。此外，媽祖信仰更與日本本土固有的「船靈」信仰產生深度交融，甚至影響了早期日本人對船靈的性別認知。儘管在明治維新的「神佛分離」政策下遭遇嚴重打擊，許多神像被迫隱匿於神社之中，但其信仰命脈仍以各種變體形式在民間暗中傳承。

進入現代後，日本的媽祖信仰迎來了復興與轉型，並展現出強烈的跨國交流活力。透過與臺灣等地的宗教團體建立緊密聯繫，一些地區（如青森大間町）成功重塑了媽祖祭典，並將其轉化為凝聚社區認同與促進地方經濟的關鍵力量。同時，媽祖的職能也從傳統的遠洋航海守護，大幅擴展至庇佑漁業豐收、商業繁盛乃至家庭平安。近年來，如橫濱中華街的媽祖廟建立，以及石垣島結合「整體性旅遊」的媽祖宮建設計畫，彰顯了媽祖信仰在當代日本作為文化地標與跨國友好象徵的新意義。

歷史

早期傳入與擴散

媽祖信仰傳入日本的歷史，可追溯至唐代與宋代。當時赴日的中國僧侶將「中國化的佛教」帶入日本，為日後與佛教緊密結合的媽祖信仰奠定了社會文化基礎。媽祖本名林默，原為北宋福建莆田的民間信仰，隨著其庇佑海運的傳說日益廣泛，歷代中國朝廷屢次給予官方加封。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年），因護佑海疆與漕運有功，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封其為「天妃」；直到清代康熙年間才進一步加封為「天后」。信仰起初集中在琉球王國（今沖繩縣）與長崎等交流密切的地區，其後逐漸擴散至鹿兒島、茨城縣、青森縣等沿海地帶。媽祖文化在長崎的傳播，其宏觀背景處於朝貢體系式微、東亞海域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時代，並以中日民間貿易為主要舞台而展開。

由於媽祖信仰大量傳入琉球與日本的時期，正值明代至清初，「天妃」是當時最普及且具官方權威的封號，因此在日本早期的文獻與廟宇（如琉球的「天妃宮」、大間的「天妃權現」）中，多習慣以「天妃」（テンピ）來稱呼媽祖。

到了明清時期，媽祖信仰便由華商與旅日華人正式引入日本，他們將祭拜媽祖視為確保航海安全的重要精神支柱。16世紀中葉，耶穌會傳教士方濟·沙勿略在搭乘前往日本的中國商船時，便親眼目睹船員們對一尊被其稱為「惡魔」的偶像（即媽祖）進行狂熱的崇拜與獻祭，並透過擲筊來決定航程，這也反映了媽祖信仰在當時航海活動中的核心地位。最早的媽祖信仰遺跡可追溯至15世紀中葉的琉球王國。當時來自福建的航海者與移民（後稱「久米三十六姓」）將媽祖信仰帶至琉球，並在那霸的久米村建立了「上天妃宮」與「下天妃宮」。在九州南部的鹿兒島，亦有明末清初為躲避戰亂的林氏家族，從福建遷居薩摩半島的片浦，並將自家帶來的媽祖像供奉於野間岳，成為當地媽祖信仰的開端。

在九州東部的大分縣（舊佐伯藩），也發現了早期將媽祖作為船玉（船靈）供奉的罕見案例，並證實了「天妃」之名在當時日本的普及與在地化。據大分市伊東家傳的明治六年（1873年）《銅像神躰傳來之記》記載，豐臣秀吉在出兵朝鮮（1592年至1598年；文祿元年至慶長三年）時，將一艘安置了神像的船隻賞賜給佐伯藩祖毛利高政。此後，毛利家在參勤交代的航程中，皆會將該神像請上船以祈求平安。有趣的是，儘管該神像在造型上酷似明代的魚籃觀音，但歷代皆將其作為航海守護神「天妃尊」來祭祀。這尊高約30公分的青銅神像，在造型與手部姿態上酷似明清時期的「魚籃觀音」（竹籃觀音），亦有臺灣學者推測其可能為觀音侍者「龍女」。然而，佐伯藩主毛利家與歷代擔任船長的家臣伊東家，皆將其視為航海守護神「天妃尊」來世代供奉。到了明治維新廢藩置縣時，毛利家移居東京，便將此天妃像下賜給代代擔任船事監督的伊東家，作為家寶傳承至今。文獻中生動地描述了當時日本人對「天妃」之名一知半解，卻依然虔誠信仰的狀態：

君主座乘之時。必奉安本像於舶中。以祈平安為例。當時稱之曰天妃尊（テンピサマ）。人無解名稱之意義者矣。

——匠江釣夫 子晩，《銅像神躰傳來之記》（明治6年），中山紀子、林雅清論文引述版（2022年）

進入江戶時代，儘管日本實行鎖國政策，但長崎作為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媽祖信仰隨中國商船的到來而在此地扎根。當時的中國商船普遍設有媽祖神龕，並配有專職管理香火的船員「香工」。船隻抵達長崎後，船員會將船上供奉的媽祖神像（稱為「船仔媽」或「船菩薩」）迎請至當地華人所建的唐寺中供奉，此儀式稱為「菩薩揚」（菩薩揚げ），是媽祖信仰與佛教早期融合的體現。

媽祖信仰也透過不同途徑傳播至日本其他地區。1682年（天和2年），應水戶藩主德川光國之邀，旅居長崎的明末禪師東皐心越攜帶媽祖像前往水戶。此後，這尊媽祖像分靈至茨城縣的那珂湊及磯原町等地，建立了天妃神社。18世紀末，在水戶藩與青森大間町之間往來的漁民，將媽祖信仰從茨城勸請至家鄉，建立了天妃大權現祠，祈求漁業豐收與航行安全。

江戶時代著名的紀行家菅江真澄在1793年（寬政5年）造訪大間時，於《天妃緣起》中詳細記錄了這段歷史，並生動描述了媽祖在海上拯救越前船與大間船的傳說：

陸奧國糠部郡奧野牧附近的大間之浦，有一座天妃神祠。問其緣由，乃元祿九年時，此浦之長伊藤五左衛門所祀。不知何時，有越前之船、大間之船與另一地之船，三船於大間之浦遭遇大風浪，瀕臨沉沒。越前舵手呼求天妃，陸奧船長亦祈求：「慈悲的天妃神啊，請保佑我的船主財物與眾人平安...」恍若夢境般，雲中現出散發光芒之女神，左右手各牽一船之纜繩，口中復咬一船之繩以圖全救。然天妃之母忽現並呼喚天妃，天妃一應答，口中纜繩滑落，該船遂如反掌般沉沒，眾人皆亡；而越前與大間之船則安然獲救。兩地船員大喜，自此大間便開始祭祀天妃。

——菅江真澄，《天妃緣起》（白井永二論文引述版，1997年）

與船靈信仰的結合

《祠曹雜識》是一部由日本江戸時代中期的國學者、神職人員麻谷老愚所編纂的筆記類叢書，當中的章節《天妃之説》（天妃ノ説）提及媽祖（天妃）的由來為「（北）宋莆田林氏」（宋ノ莆田林氏）。

媽祖信仰在日本傳播時，與當地固有的船靈（船玉神）信仰產生了密切互動。船靈是寄宿於船中、守護航行安全的精靈，其御神體通常是女性的毛髮、人偶、錢幣等。隨著媽祖信仰沿著「北前船」的航線（越前、越後、出羽、陸奧）傳播，許多廻船業者直接將媽祖視為航海守護神「船玉明神」來篤信。大間町的伊藤五左衛門將天妃勸請至大間時，其碑文便明確記載為「天妃船魂神」。大分市伊東家傳的大正九年（1920年）《天妃尊傳來記》中更直接記載：「也就是說天妃為海上守護神，船人祭祀之，稱為船靈」（即ち天妃は海上守護の神にして。舩人之を祭ると。舩霊と稱す），明確展現了天妃與日本本土船靈信仰的完全劃等號。

近世文獻如《和漢三才圖會》、《祠曹雜識》等便稱媽祖為中國船隻的守護神。學者喜多村信節更指出，媽祖的女性形象傳入後，深刻影響了日本人對船靈的認知，使原先與男性神相關的船靈，逐漸被普遍視為女神。然而，這種融合並非普遍，在江戶時代末期因國粹主義思想抬頭，把外來媽祖視為日本船靈的作法開始受到質疑與排斥。

明治維新與信仰的隱匿

1868年（明治元年），日本政府頒布「神佛分離令」，對包含媽祖在內的外來神祇與神佛習合信仰造成毀滅性打擊。以青森大間町為例，法令發布後，天妃權現祠面臨被強制拆除的命運。為了保護神像，大間町的伊藤家族於1873年（明治6年）將天妃像暗中移至主祀日本本土神祇的大間町稻荷神社內隱藏合祀，原有的天妃祠隨後遭到廢棄。

除了政治打擊，近代化的交通變革也促使媽祖信仰式微。19世紀末，隨著西洋蒸汽船的引入與鐵路（如1891年上野至青森野邊地鐵路）的開通，傳統的廻船（木造帆船）逐漸被淘汰。航運安全大幅提升後，廻船業者對航海守護神的需求銳減。到了昭和中期，大間町的漁民甚至已經遺忘了天妃的存在，天妃祭典僅剩下神社內部極為簡化的儀式，一般町民鮮少參與，媽祖信仰陷入極度衰退的狀態。

日治臺灣

参见：台灣媽祖信仰 § 日治時期

臺灣日治時期初期，儘管包含媽祖廟在內的許多寺廟被挪作官方用途，但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於1896年（明治29年）為維持社會安定，下令保護並恢復廟宇舊貌。1915年西來庵事件後，政府加強對在地宗教的監控，並促成了如1919年（大正8年）《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等全面性的調查。然而，在大正年間，官方為促進地方繁榮，亦曾支持廟會慶典活動。然此相對寬容的態度隨著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而告終，皇民化運動與後續的「寺廟整理運動」造成大量寺廟遭毀壞或移作他用，使媽祖信仰與其他民間信仰一同受到嚴重打擊。

媽祖文化也引起了在臺日本知識分子的興趣。幼年赴臺的日本作家西川滿，對臺灣的媽祖信仰有著深刻情感，並於1934年（昭和9年）至1938年（昭和13年）間發行了以媽祖為主題的文藝雜誌《媽祖》。戰後，他更從臺南南鯤鯓分靈一尊媽祖像回日本供奉。

現代復興與跨國交流

1990年代，日本的媽祖信仰迎來了復興的轉機，其中跨國宗教交流扮演了關鍵角色。1995年前後，日本媽祖會創立者入江修正（曾定修）造訪青森大間町，積極斡旋大間稻荷神社與臺灣媽祖信仰重鎮北港朝天宮的交流。1996年，大間町為紀念天妃遷座300週年，正式與北港朝天宮締結為姊妹神社，並從臺灣分靈了一尊全新的媽祖像，同時引進了包含千里眼、順風耳、神轎與陣頭在內的臺灣傳統「天妃樣行列」（媽祖遶境）儀式。

這次信仰復興意外地與當地的漁業經濟產生了緊密連結。大間町在1996年之前，經歷了長達近30年的黑鮪魚歉收期（1960年代從420噸暴跌至個位數）。然而，就在1996年迎來臺灣媽祖分靈並舉辦遶境後，當年的黑鮪魚漁獲量奇蹟似地從前一年的22噸激增至108噸。當地漁民深信這是「天妃從臺灣將鮪魚帶來了大間」，從此媽祖不僅是航海神，更成為庇佑大間鮪魚豐收的守護神。2024年3月，大間的媽祖神像更首次進行了「里歸」（回娘家）儀式，搭乘飛機返回台灣北港朝天宮謁祖進香，並舉行了「過爐」與換神衣儀式，成為中日台跨國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主要信仰中心與地區特色

沖繩

琉球前往中國的進貢船

沖繩的媽祖信仰與琉球王國的歷史緊密相連。在那霸的久米村，媽祖最初由來自中國的「久米三十六姓」後裔（久米士族）所祭祀。當時媽祖作為官方的航海守護神，與琉球王國最高女祭司「聞得大君」及民間的「姐妹神信仰」共同守護著琉球的海域安全，形成多元並存的局面。

在近世琉球，媽祖信仰不僅是文化現象，更深深嵌入了琉球王國的政治與外交體系中。媽祖信仰的中心「上天妃宮」成為了琉球與中國朝貢、冊封體制的象徵性空間。每當琉球派遣「進貢船」前往中國，或是迎接中國的「冊封船」時，都會舉行隆重的媽祖奉安儀式。進貢船出航前，負責航運的久米村官員與船員會在上天妃宮進行祈願，並將媽祖像請上船隻，這不僅是為了祈求航海平安，更是為了凝聚船員的向心力。同樣地，當中國冊封使抵達琉球時，也會將船上的媽祖像迎請至上天妃宮安置，這反映了當時福建海商與冊封使節在面對充滿未知與危險的海域世界時，對媽祖信仰的共同依賴。

明治維新後，隨著琉球國滅亡與中琉朝貢關係終結，媽祖的官方功能式微，上天妃宮也因失去其在冊封體制下的政治功能而逐漸沒落。其祭祀活動由士族後裔組成的「久米崇聖會」傳承至今，祭品仍保留著琉球王國時期的特色，如泡盛酒以及魚、豬、雞等中式祭品，與日本本土的祭祀習慣有顯著差異。在久米島，媽祖則與當地傳說結合，被島民稱為「菩薩堂」，並視為守護家庭與交通安全的地方神祇，展現了媽祖信仰與在地文化深度融合的樣貌。

石垣島

在沖繩縣的石垣島，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近代臺灣移民的歷史及在地神聖空間的交融息息相關。石垣島西南部的富崎地區自古便是中琉航海的重要節點，當地在1742年建立的富崎觀音堂，即源於島民在中國福州遇難獲救的報恩傳說，見證了東亞海域互助的歷史。1852年發生的「羅伯特·包恩號事件」中，反抗虐待的清國華工漂流至石垣島，當地居民亦將其收容於冨崎，後人更為犧牲者建立了「唐人墓」。

1930年代起，大批臺灣農民移居石垣島名藏地區，推動了鳳梨產業與水牛農耕。這些臺灣移民也將道教的「土地公」信仰帶入當地，作為異鄉開墾與對抗瘧疾的精神支柱。特別的是，臺灣移民在信仰實踐上展現了「入鄉隨俗」的柔軟姿態，他們與當地居民協調，借用琉球傳統的神聖空間「名藏御嶽」來舉行土地公祭（後發展為每年10月1日對外開放的「豬祭」（豚祭り））。這種外來華人信仰與在地御嶽信仰的共存，體現了八重山群島海洋文化中包容與強韌的雙重特性。

鹿兒島縣

野間神社的拜殿

在鹿兒島縣（舊薩摩藩），媽祖信仰與當地的山嶽信仰結合，媽祖被視為地方神祇「野間權現」的化身。位於薩摩半島的野間岳，其名稱「野間」的日語讀音（Noma）與媽祖的別稱「娘媽」（Niang-ma）相近，因此此山也被稱為「娘媽山」。1598年（慶長3年），從福建移居此地的林氏家族，將帶來的媽祖木像安置於山頂的野間神社。久而久之，野間權現與媽祖的形象便在信眾心中合而為一。當地甚至還創造出媽祖本人曾到訪野間岳的傳說，例如媽祖的遺體從福建漂流至此，或媽祖乘著「虛舟」來到此地定居等，這些傳說強化了媽祖與此地的連結，使其成為一個完全在地化的神祇。

長崎

長崎是江戶時代以來日本最重要的媽祖信仰中心，其發展與當地華人社群息息相關。在德川幕府推行鎖國政策，但允許特定對象在長崎進行貿易的背景下，中國商船不僅是物資交換的工具，也成為當時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口。當時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華商，以鄉邦為基礎，相繼建立了四座唐寺，統稱為「長崎四福寺」，作為其信仰與聯誼的中心。這些寺廟的建立，與當時幕府嚴禁天主教的「廢耶揚佛」政策密切相關。華商為了證明自身並非天主教徒，以確保貿易順利，同時也為祈求航海平安，遂集資建立佛寺。

這四座寺廟雖名為佛寺，但都建有媽祖堂，實質上是媽祖信仰在日本傳播的主要載體。最早建立的是由江蘇、浙江、江西等地「三江幫」華商於1620年（元和2年）創建的興福寺（俗稱「南京寺」）。其後，由福建漳州、泉州「漳泉幫」華商於1628年（寛永5年）創建了福濟寺（俗稱「漳州寺」），該寺的前身即為祭祀媽祖的庵堂。隔年，來自福建福州的「福州幫」華商於1629年（寛永6年）創建了崇福寺（俗稱「福州寺」），其媽祖堂與大雄寶殿至今仍被列為日本國寶。最晚建立的則是1678年（延宝6年）的聖福寺，與廣東籍華商關係密切，俗稱「廣州寺」。進港的唐船會以宗教奉獻的名義，與這些寺廟進行私下貿易，這種互動不僅維持了寺廟的運作，也強化了媽祖信仰在長崎的影響力。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各寺廟有其對應的鄉幫，但華商們在祭拜神明時並無門戶之見，會到各個寺廟拈香，顯示媽祖是凝聚不同地域華人的共同神明。

長崎興福寺，俗稱「南京寺」

長崎崇福寺的媽祖堂，其建築被指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

長崎唐人屋敷遺址中的天后堂

當時的中國商船普遍在船上供奉媽祖，稱為「船菩薩」。每當船隻抵達長崎，船員們會舉行儀式，將媽祖像迎請至唐寺中供奉，此儀式被日本人稱為「菩薩揚」（菩薩揚げ）；待商船離港時，再將媽祖像迎回船上，稱為「菩薩乘」（菩薩乗せ）。這些祭祀活動不僅是宗教儀式，也成為長崎市民眼中獨特的「唐人風習」。江戶時代的《增補華夷通商考》與《長崎名勝圖繪》等文獻，詳細記載了祭祀行列的樣貌，包括由「香工」（負責焚香者）引導，眾人手持鑼、旗幟與被稱為「直庫」的長柄武器，護送媽祖神轎（老媽之像）與其侍從千里眼、順風耳的隊伍在街上巡遊的盛況。媽祖祭典由三座唐寺輪流主辦，在每年三月、七月、九月的廿三日舉行，祭典期間，港內待命的唐船會掛滿燈籠，形成一片璀璨燈海，此景被稱為「千燈籠」，吸引大批市民觀賞。

這項歷史悠久的儀式，如今在每年冬天的「長崎燈會」期間，由市民團體「長崎網路市民之會」（長崎ネットワーク市民の会）發起名為「媽祖行列」的巡遊重現，成為節慶的一大亮點。行列重現了將媽祖神像從船上迎請至唐寺的「菩薩揚」，以及節慶尾聲時將媽祖送回船上的「菩薩乘」（菩薩乗せ）。遊行隊伍由超過百人組成，身著色彩鮮豔的中國傳統服飾，在響亮的鑼鼓與爆竹聲中，護送媽祖神轎穿梭於市中心。隊伍中還有扮演媽祖護法神「千里眼」與「順風耳」的表演者，傳說他們原是作惡的鬼怪，後被媽祖收服成為護法，他們在隊伍前方跳舞開道，為儀式增添了華麗的戲劇色彩。

茨城縣

水戶市祇園寺，寺內供奉著由東皋心越禪師從中國帶來的媽祖像，狀態保存良好，但不再公開。

在茨城縣（舊水戶藩），媽祖信仰展現了與神道教深度融合的「在地化」過程。1682年（天和2年），明末禪師東皋心越將媽祖信仰傳入，並在德川光國的支持下建立了兩座天妃神社。然而，祭祀方式很快地日本化，不僅祭祀日期有所不同，祭品也從中式的三牲改為日式的米、酒、魚等。到了19世紀，水戶藩主德川齊昭推行宗教改革，以「崇拜異朝之神」為由，將天妃神社改為祭祀日本本土海神弟橘媛的神社。此舉引發航運業者與漁民的強烈不滿，他們上書表示自從媽祖像被移走後，海難頻傳、漁獲銳減。最終官方讓步，將媽祖像送回，與弟橘媛合祀。自此，媽祖與弟橘媛在當地民眾心中逐漸混同，人們甚至親切地稱呼弟橘媛為「天妃夫人」（天妃さん），成為「和魂漢神」的典型案例。

青森縣大間町

青森縣大間町的大間町稻荷神社。

以鮪魚漁業聞名的青森縣大間町，其媽祖信仰源於1696年（元禄9年），由當地名主伊藤五左衛門自水戶藩引入。如前述歷史章節所述，大間的媽祖信仰經歷了江戶時代的繁榮、明治時代的廢祠隱匿，直到1996年才透過與臺灣北港朝天宮的交流重新復興。

如今，大間町每年「海之日」舉行的「大漁祈願祭」與「天妃樣行列」（媽祖遶境），已成為當地代表性的文化活動。遶境隊伍融合了日本的神樂、神轎與臺灣的鞭炮、陣頭、舞龍及千里眼順風耳將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跨文化祭典。大間町的居民不僅將媽祖視為帶來黑鮪魚豐收的信仰對象，更將其轉化為凝聚社區認同與促進觀光發展的重要地域文化象徵。

在日常的信仰實踐中，大間的漁民常在船上同時供奉船靈、金毘羅、八代龍王等多位神祇。當地造船匠在為船靈御神體入魂時，會唱誦融合了佛教色彩的祭文：

在此設立了船靈大人的神龕。敬奉從天而降的十一面觀音菩薩與十二船靈。
（船霊様の社（やしろ）をここに設けました。天より下りました十一面観音菩薩様、十二船霊をお供えいたします。）

——大間町造船匠的口傳祭文，緒方宏海論文引述版（2022年）

此外，大間的媽祖信仰不僅是歷史的遺留，更在現代展現出跨國的活力。學者緒方宏海指出，透過與台灣北港朝天宮的持續交流與神像贈與，大間形成了一個「跨國的信仰空間」。這種由外部台灣宗教團體重新引入的媽祖文化，被當地居民與既有的稻荷神、船靈、弁財天等本土信仰靈活地結合在一起，成為現代日本漁民信仰中極具包容性與多元性的特例。

香川縣

在位於瀨戶內海的香川縣，漁民的信仰呈現出高度的實用主義與「拼貼」特徵。歷史上，香川縣東部的引田地區在江戶時代是將海參經由長崎出口至清朝的重要產地，透過這層貿易網絡，媽祖信仰也曾傳入當地，例如當地曾發現一幅將媽祖描繪為「船靈大明神」的掛軸。當地的船匠雖然知道媽祖與船靈之間可能存在關聯，但知識多半模糊、片斷。而漁民在日常實踐中，並未對媽祖有深入的認識，他們更傾向於同時祭祀船靈、金毘羅、惠比壽等多位神祇，以確保航行安全與漁獲豐收。

關於船靈的御神體，早期的調查曾認為香川縣多使用木製人偶、骰子、古錢等，較少如其他地區般使用女性毛髮；但後續的深入調查證實，當地造船匠在製作御神體時，若應漁民要求，亦會放入漁民妻子的毛髮（特別是懷孕時的毛髮，被認為能帶來大豐收）。御神體內通常會放入12枚硬幣（閏年為13枚）、骰子、男女紙人與五穀。在造船匠為船靈進行入魂儀式時，其代代口傳的秘咒中會同時呼請神道教的「猿田彥」與佛教的「十一面觀音」及「十二船靈」，展現了極度複雜的信仰融合。然而，自1970年代纖維強化塑膠漁船普及以來，船靈祭祀逐漸簡化，漁民的信仰呈現出個人化的趨勢，年輕一代的漁民甚至有不再供奉船靈的現象。

橫濱

橫濱中華街的橫濱媽祖廟。

橫濱港於1859年（安政6年）開港後，形成了繁榮的橫濱中華街。最初，媽祖與關聖帝君一同被奉祀於橫濱關帝廟中。隨著華人社群的發展，一座獨立的媽祖廟「橫濱媽祖廟」於2006年在臺南大天后宮的協助下落成。與歷史港口不同，橫濱媽祖廟信眾的祈求內容，已從航海安全轉向更貼近現代生活的家內安全、身體健康、開運除厄與商業繁盛。橫濱媽祖廟不僅是華人社群的信仰中心，也成為了中華街重要的文化地標與觀光景點。

信仰特徵與現況

長崎燈會的燈籠裝飾。慶祝活動裡包含名為「媽祖行列」的巡遊儀式，重現江戶時代唐人將船上媽祖（船仔媽）迎入廟宇供奉的場景。

位於新宿區的東京媽祖廟。

群馬縣高崎市的大應慈天后宮

媽祖信仰在日本的發展，展現了與佛教及神道教深度融合的特徵。它經常與佛教、神道結合，展現出「和魂漢神」的現象，意指中國神祇經過在地化與神道化後，被賦予日本神祇的身份，並在神社中受到供奉。媽祖常被尊稱為「菩薩」，其形象與觀音菩薩的慈悲形象相結合，例如在長崎的唐寺中，媽祖像與佛像並置，體現了「神佛習合」的傳統。此外，媽祖也與日本本土神祇一同被祭祀，例如在茨城與弟橘媛習合，在鹿兒島的野間神社與野間權現合一，成為中日神祇共同守護航海安全的象徵。

媽祖的職能也隨著傳播路徑與在地需求而轉變。最初作為守護遠洋航海的神明傳入琉球與長崎，但在傳播至茨城、青森等漁業地區後，其主要職能轉變為保佑近海漁業的豐收。在現代化的橫濱，媽祖的職能更進一步擴展，成為祈求商業繁盛、家庭平安、身體健康等願望的都會型萬能神。

媽祖信仰的傳承主體也日益多樣化，並呈現出「拼貼式」的信仰實踐。當代日本漁民的信仰實踐，常呈現拼貼式的特質，他們會同時祭祀媽祖、船靈、金毘羅、惠比壽等多位神祇，務實地選擇信仰對象，而非遵循單一嚴謹的體系。傳承者也不僅限於華人後裔，在長崎，日本市民成為推廣媽祖文化的主力；在青森，媽祖信仰的復興則有賴於當地居民與海外臺灣廟宇的跨國合作。進入21世紀，由旅日臺灣人成立的「日本國際媽祖會」更積極在日本各地推廣媽祖文化，並成功在東京與石垣島建立媽祖廟，展現媽祖信仰作為跨國文化交流橋梁的新時代意義。當代日本媽祖信仰也出現了直接引入臺灣民間信仰元素的現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為「乩童」文化的出現。群馬縣高崎市的大應慈天后宮住持宮下東，被視為是日本唯一的媽祖乩童。他於2002年創立大應慈天后宮，並在成為乩童後，開始為信眾進行祭解、治病等服務。

2020年起，由「石垣島媽祖宮發展協會」主導，於石垣市富崎地區的唐人墓及觀音堂歷史公園附近，動工興建傳統閩南式建築的「石垣島媽祖宮」。此一建廟運動最初源於當地臺灣移民社群在探討如何將傳統「爐主」輪值制的土地公祭祀轉型為恆久性設施時的討論。然而，在籌備過程中，社群內部亦曾出現過「是否應將媽祖與土地公同祀」，以及「當地媽祖信眾實為少數，是否應獨立祭祀土地公」等不同意見的激辯。這反映了傳統村落共同體在面對社會經濟變遷、世代交替與國際化時，傳統祭祀如何傳承與重構的普遍挑戰。另一方面，學者石塚英樹指出，石垣島媽祖宮的建立不僅是宗教設施的落成，更為當地的「整體性旅遊」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潛力。石垣島自古以來便具有開放的海洋文化與救助海難漂流民的歷史傳統（如1742年建立的富崎觀音堂，即源於中琉民間互助的報恩傳說）。

參見

• 台灣媽祖信仰

外部連結

• 横濱媽祖廟官方網站
• 東京媽祖廟官方網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